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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人性理论对比分析一、西方人性假设（一）“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的观点最早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他认为经济现象是具有利己主义的人们的活动所产生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之有利于他人，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
泰勒制是其典型的代表，这个经济理论对应的管理方法就是用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管理人，从而达到预期的目标。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和西方，这种人性假设下对应出现的管理政策确实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对应的是中国政治上的稳定，西方经济利润的增加。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也更加凸显，这种人性假设的实质是把人看作一种单纯的动物，无视和抹杀了人的社会性。
在这种人性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管理措施，不可能真正、持久地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以及激发人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
（二）“社会人”假设社会人是梅奥总结了霍桑实验，提出了“社会人”的人性假设。
“社会人”的观点认为，工人不是机械被动的动物，对工人劳动积极性产生影响的也绝不是只有经济报酬，工人还有一系列社会的、心理的需求，比如对尊重的需求等。
这种“社会人”假设的观点类似于孟子“性善论”中的观点，将人性向好的一面去看，不再片面地将人性看作追求利益者，而是把人的社会需要看作人类行为的动机，“社会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在劳动中与其他人交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同，这就给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自我实现人”假设由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马斯洛提出。
他认为：“人拥有五个层次的需要，即生理的、安全的、爱与归属的、尊重的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每当一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另一种需要便会取而代之。
”其目标就是自我实现，竭尽所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利用自己的天资和能力，使自己变得完美。
该理论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人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立体的个体，个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西方哲学思想中的人本主义思想，重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
他强调发挥人的潜能与价值，由此也推动了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摘要:中国与西方人性论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最能够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中人性论分野得就是整体与谐论与二元对立论得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以及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相信“人皆可成尧舜”,认为人得灵与肉就是与谐统一得,人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从而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得泛道德主义与等级主义、专制人治、清官情结、明君情结。
西方认为人本身具有两极对立性,人自身具有灵与肉、理性与感性、天使得一面与野兽得一面,两者常常冲突,人并不必然趋善,人性有其局限性、脆弱性、需要外在得她律性,从而直接导致西方文化得自然主义,并成为西方平等、民主、法治思想得基础。
关键词:人性论整体与谐二元对立法国1８世纪著名得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曾指出得,“适合于人得道德学应当建立在人性上,它应当告诉人什么就是人,什么就是人给自己提出得目得,以及达到这个目得得方法、而对您得目得,这就就是全部道德学得撮要。
"因此,人性问题对于伦理学得特殊意义就在于人性理论就是任何道德学说得理论前提。
一、中国人性论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得理论主要表现在人性善恶上,其观点繁纷复杂,张岱年先生把我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善恶得理论划分为六种:“( １)性善论—-—孟子,后来得宋明理学以及王夫之、颜元、戴震都主性善论。
(2)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后来王安石亦主性无善恶、( 3)性恶论-——荀子、( 4)性有善有恶论———世硕、后来董仲舒、扬雄亦主此说。
(５)性三品论-—-王充、韩愈。
(6)性二元论—-—张载讲天地与气质之性,程颢、程颐讲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朱熹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朱门弟子讲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把这些观点归纳一下,实际上最具代表性得就是孟子得性善论、荀子得性恶论与告子得性无善无不善论、后来关于人性善恶得思想都就是对这三种观点得发挥或综合。
孟子发展了孔子得人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性乃人之异于禽兽者,因此人性体现在人得社会道德本性上,而不就是自然本能上。
中西方伦理思想的比较——以人性善恶为例摘要：由于各种因素，中西方对于人性善恶的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的看法。
由此，导致了中国普遍采用德治，而西方普遍实行法治。
就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法治明显优于德治，但也要德治的辅助，即依法治与依德治国要有机统一起来。
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关键词：中国西方伦理思想人性善恶德治法治前言西方文化以人性本恶为理论依据，对人作自私好得的“经济人”设定，所以形成了一系列严整的外在控制手段，这种控制以权威、强制、督促乃至惩罚为手段。
与此相关，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从人性本善出发，对人作“道德人”的设定，并由此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启迪良知为主要实施手段的社会控制之道。
在儒家看来，这种社会管理之道不仅治标而且治本，因而是社会管理与控制的根本之道。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中国传统的性善说构成了汉代以来历代统治者“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这个思路与西方传统的性恶论背景下的“法治”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一、人性善恶学说我国的“德治”与西方的“法治”形成的根本是中西方伦理思想中，关于于人性善恶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的结果。
在不同的自然、历史、文化条件下，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两种伦理思想为基础分别在我国和西方文化中受到普遍的认同，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德治”与西方的“法治”的发展。
（一）我国性善论的起源性善论。
所谓的人性本善, 是指每个人在本质上都具有向善的可能, 而不是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善。
其以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为代表人物, 主张人性本善。
认为人性本善, 人所以变坏是由于受到外界物欲的诱惑, 乱了本性。
人出生后, 如果能保持善性并加以发扬, 就会成为善人至于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主张用礼义教化来弘扬人的善性。
这使得管理者要重视养, 使自身素养得到了提高, 从而在管理工作中表现出以善为本的“仁政”, 从而以自身的“善端”来带动被管理者“乐其乐”、“忧其忧”,上下相互协同共同实现管理目标。
中国跟西方人性观的异同——指导老师：高春华摘要：人性，已经是人类讨论的永恒的话题。
虽然依旧各执己见，但综合古今中外各家所长，透过他们的论述，我们放佛可以窥见人性的一些端倪——中西方的人性学说大致相同，但他们的主流却是不同的。
关键词：人性、东西方、善、恶、人性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英国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说过：“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有多远，他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
”因此，作为一个人，思考人性这个问题，是与生俱来，与身同在的问题。
我们只有了解了人性，才能对以后生活方方面面问题，有更深入的分析与了解。
中国关于人性的理论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信无善无恶论、信有善有恶论、三品论。
中国古代、现代，关于人性的主流依然是性善论。
1、性善论。
孔子在《论语·阳货》里曾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他对人性的基本设定是人的本性普遍切近，习养造成了千差万别。
虽没有明确的指出人性本善，但从其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性本善的方面还是占很大一部分。
孟子却直言不讳的提出了人性本善论，在他认为，人性中，天生充满了仁、义、智、礼等。
以至于儒家的启蒙教育经典《三字经》的开编就讲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的人性本善论的观点。
2、性恶论。
儒家的第三个代表荀子曾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认为，人天性本恶，是后天的培养才使恶变善。
但是，善只能附着在本性之上，而不能取代本性。
他的本恶论，对后世的法家影响很大。
3、无善无恶论。
战国时期的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
人性和水一样，“水无分于东西”，性也“无分于善不善”。
从告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信奉的人性并没有本善与本恶，就犹如水无分于东西一样，全看后天的引导。
后天的环境影响在人性的善恶论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有善有恶论。
西汉的扬雄是汉代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法言》中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恶混”的人性论思想。
On Differences of Humanity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Significance 作者： 王芳[1,2]
作者机构： [1]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江苏泰州225300;[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2488
出版物刊名：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页码： 54-58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3期
主题词： 东方;西方;人性论;差异;现实意义
摘要：人性论作为伦理学的基石,在中西方的伦理思想史上有不同的阐释路径。
比较中西方人性论的不同,分析其中二者的差异,对推进以徳治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首先,中西方伦理思想家分别从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出发讨论人性。
其次,在人性完善的道德指向上,中国以社会为本位,注重集体主义指导下个体的道德修养,而西方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本位下社会制度的建构。
贯穿于中西方思想发展历程的人性论对中西方的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比较中西方“人性恶”理论产生背景的差异——以荀子（战国时期）与霍布斯（十七世纪的英国）为例发表时间：2018-07-30T11:23:52.387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8月下作者：刘璐莹[导读] “人性”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关心的话题，古代先贤学者们大多对此有自己的判断。
其中荀子作为中国坚持“性恶论”的代表，几千年来饱受赞扬或者非议。
（陕西省委党校，710000）摘要：“人性”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关心的话题，古代先贤学者们大多对此有自己的判断。
其中荀子作为中国坚持“性恶论”的代表，几千年来饱受赞扬或者非议。
这一点上西方学者霍布斯与中国的荀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二者也存在着些许不同。
任何一种思想都根植于产生它的学者生活的社会背景中，研究荀子和霍布斯人性论的产生背景的同与异可以帮助我们发掘他们关于人性的假说异同的原因，并且教会我们如何利用社会历史背景研究政治思想。
关键词：人性恶；霍布斯；荀子；产生背景一、荀子和他的时代（一）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 1、各国诸侯混战荀子是中国战国时期的优秀思想家，战国时期是历史上变化最快的时期之一。
在短短的几百年之间，它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古代社会。
这个时代有一个鲜明标志，频繁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各个国家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各个诸侯国为了提升自己的国力以便于吞并其他国家，展开各种变法、变革。
其中最为出名商鞅变法，使秦国快速崛起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国家。
2、诸子百家争鸣战国时期，由于传统的学术机构和社会体制逐渐土崩瓦解，为当时的思想文化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因此在当时的中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门派，被后世称为“诸子百家”。
各个统治者为了谋求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强大，会听取各个学派的思想，或者聚集一大批各个门派的学者让他们互相辩论，然后从中找的一种自己想要的学说付诸实施。
当时，最为著名的学派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和阴阳家。
3、政治行政变革在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因为频繁的战争和政治经济来往，使得各个诸侯国开始寻求效率的方法。
浅谈中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人性假设摘要：中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安排，基于各自对人性的不同假设，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建立在其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一直将人性善作为基本框架，通过对比中西方政治制度中不同的人性假设，深入了解中西政治制度的不同之处才能为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政治制度；人性假设；性善论；性恶论一、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人性假设（一）理论基础性恶论的传统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在西方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始终是性恶论。
受基督教“原罪说”的影响，在古罗马时期，罗马帝国的教父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奥斯古丁就曾提出“原罪性恶论”认为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所以造成人的本性都是堕落的，人是有原罪的，人性是邪恶的，只有通过教会，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名，其目的在于维护教会的权威。
与此同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的私欲，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也支持性恶论。
一直到中世纪末的宗教改革，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法文尔又改造了奥斯古丁的“原罪性恶论”，否定了教会的权威，但依旧坚持“原罪人性恶论”，他们认为，原罪是由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带来的，人人都有原罪，堕落和邪恶渗透到所有人的灵魂的每一部分，即“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原罪之中，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原罪的污染。
因为婴儿是带着他们的罪一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他们就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而不是由于别人的罪而应该受到惩罚。
虽然他们没有做出他们的罪的结果，但在他们自身之中有着罪的种子；他们的全部本性就好像是一粒罪的种子”。
在马基雅弗利在其代表作《君主论》里也说道，“一般说来，人类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的，是变化多端、弄虚作假、怯懦软弱、生性贪婪的”。
霍布斯也认为人是相互为战的，人与人之间是像狼一样的状态。
在近代，这种“原罪人性恶论”依旧是社会文化主流，阿克顿认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摘要：中国和西方人性论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最能够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中人性论分野的是整体和谐论与二元对立论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以及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相信“人皆可成尧舜”,认为人的灵与肉是和谐统一的，人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从而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和等级主义、专制人治、清官情结、明君情结。
西方认为人本身具有两极对立性,人自身具有灵与肉、理性与感性、天使的一面与野兽的一面,两者常常冲突,人并不必然趋善,人性有其局限性、脆弱性、需要外在的他律性,从而直接导致西方文化的自然主义，并成为西方平等、民主、法治思想的基础。
关键词：人性论整体和谐二元对立法国1８世纪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曾指出的，“适合于人的道德学应当建立在人性上,它应当告诉人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
而对你的目的,这就是全部道德学的撮要。
”因此,人性问题对于伦理学的特殊意义就在于人性理论是任何道德学说的理论前提。
一、中国人性论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人性善恶上,其观点繁纷复杂，张岱年先生把我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善恶的理论划分为六种：“(1)性善论———孟子,后来的宋明理学以及王夫之、颜元、戴震都主性善论。
（2)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后来王安石亦主性无善恶。
( 3)性恶论———荀子。
( ４)性有善有恶论———世硕。
后来董仲舒、扬雄亦主此说。
（5）性三品论———王充、韩愈。
（6)性二元论———张载讲天地与气质之性，程颢、程颐讲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朱熹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朱门弟子讲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
”把这些观点归纳一下，实际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和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
后来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都是对这三种观点的发挥或综合。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人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性乃人之异于禽兽者，因此人性体现在人的社会道德本性上，而不是自然本能上。
孟子并非完全忽视人的本能欲望，只是他认为这不是人的本质。
孟子认为告子的看法会混淆人、犬、牛等各种动物的区别，他从人与动物区别的角度来论述性。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
”(《孟子·离娄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孟子并不认为人生来就是正人君子,只是认为人性内天生含有善的因素，如果不受环境的阻碍,加上自身加强学习、修身养性,人之善就会从内部自然发展出来。
孟子一方面认为“人皆可成尧舜”;但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成不了尧舜的。
他认为人都先天存有“仁义礼智”四种善良本性的因素，但是一般人并不能保持并光大这些人性之光，仍然等于禽兽，只有少数圣人君子能保持并光大这些人性之光。
因此孟子在政治上寄希望于君贤臣忠民顺，以正君为本。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离娄下》)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人以某种希望和尊严,也造就了为数较少的明君清官,但却为人治、专制等级制提供了合理化的基础。
荀子是中国性恶论的代表,其性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能导致人求私存利，而个人追求私利物欲是社会纷争和动乱的根源。
因此,他认为，人性只能逆(即改造）而不能顺,只能化不能因。
因此,社会才有必要建立起严密的礼法制度来改造约束人性之恶。
他认为人虽然有求利求乐之恶端,但同时人还有智能,因此任何人通过学习礼法和道德修养都可以成为圣人。
“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仁义为禹,明矣。
”（《荀子·性恶》)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尺度在于是否有“礼”，“礼”标志着“人之所以为人者。
”二、西方人性论在西方，从最古老的古希腊罗马神话,一直到最新的各种“人性科学”,思想家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始终都在不停地变换角度,力求推陈出新，各种不同的人性论一直贯穿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之中。
在西方思想家的人性探究过程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理论派别：自然主义、德性主义、快乐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历史主义、自由主义、意志主义、生物主义等人性论。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面对奇妙复杂的人性问题,把如何解释人性和如何安排人生放在了理论思考的首位。
古希腊的哲人们几乎都从理性的角度来规定人的本性,其中亚里士多德最具代表性。
古希腊人认为理性是属于神的,只有神才是全知全能至善的。
人本身并没有理性,只因沾了神的灵气而具有理性,但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人只能不断追求理性、趋于理性。
人作为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体是不纯粹的,人的灵魂中既有渴望神性和智慧的理性因素,又有趋于尘世的幸福的欲望或非理性因素。
亚里士多德吸收了这些思想,认为人的本性在于人具有优于一般动物的理性,人的本性是能够根据理性原则而过上理性生活,即一方面人能在法律规范下被动地理性地生活;另一方面,人能自觉主动追求理性的德性生活。
但亚里士多德同时又认识到人性中含有动物性,人的理性与其动物性存在着矛盾,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而且人总是要受到感情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性中固有的兽性等天赋弱点,肉体凡胎的人很少能够超脱,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即使是最贤良的人也是如此。
人的德性的产生和实现取决于社会制度、法律环境与实践,取决于后天对人的塑造和风俗习惯的熏陶。
伊壁鸠鲁认为善就是幸福,而所谓幸福亦即快乐,人的自然属性就是人的本性。
因而人生来就趋乐避苦、趋利避害,或者自保、自利、自爱，这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还是人生存发展的动力所在。
因而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使这种个体的自然驱动力与他人和社会利益协调一致。
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者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保自爱、趋利避害的,这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权利。
人在未进入人类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下”,主要由自然本性来支配行为,导致“人对人是狼”,但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
霍布斯还认为,“自然的战争状态”是不能持久的,人类要自下而上发展必须要进入人类社会,因而必然需要和平，从而必然需要由契约来维持人类共同体。
18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卢梭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自然人性观。
他认为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己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身所应有的关怀。
卢梭同样认为人的这些天赋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合理的。
但与霍布斯不同的是，卢梭认为,在原始状态下,大家没有固定的关系,都为保存自己而生活,不可能成为敌人,而且只有在这种状况下,人才能有最淳朴的、平等的道德风尚。
三、中西方人性论总体性差异中西方人性论的传承与发展在渊源和理论进路方面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人类在“轴心期”所形成的人性论的演化和发展。
通过上述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人性论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在这些差异中，最能够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中人性论分野的是整体和谐论与二元对立论的差异。
中国文化倾向于把人以及人性看成一个整体，无论是性善论、性恶论,还是性无善无不善论莫不如此。
关于这一点,中国当代著名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说，“依吾人之见,以观中国先哲之人性论之原始,其基本观点,首非将人或人性,视为一所对之客观事物，来论述其普遍性、特殊性或可能性等,而主要就是人之面对天地万物,并面对其内部所体验之人生理想，而自反省此人性之何所是,以及天地万物之性之何所是。
”把人以及人性融入整个宇宙中去,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突出人性中的某一方面,相信“人皆可成尧舜”，非常乐观自信地认为人的灵与肉是和谐统一的,人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
由于把人视为统一和谐的整体,所以表现出对人性的或者是过分乐观或者是过分的悲观两种截然不同态度，以及过分的理想主义与过分的现实主义,但最终都殊途同归地走向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道路，并造成等级两极地看待人:好人—坏人,圣人—凡人,君子—小人等。
这是中国的等级主义、专制人治、清官情结、明君情结的重要的文化心理渊源。
西方却认为人本身具有两极对立性,倾向于区分人自身的灵与肉、理性与感性、天使的一面与野兽的一面,并认为两者常常冲突，人并不必然趋善,人性有局限性、脆弱性、需要外在的他律性。
从而造成人性论带有很浓的悲观主义、现实主义和平等主义色彩。
西方从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到近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现代的非理性主义基本都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
由于上述差异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和西方文化的自然主义。
中国对人的看法明显打着道德评价烙印。
中国文化传统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人的自然欲望,但基本上都有轻视、贬抑个人存私求利和把私利与公利相对立的倾向,基本上都是重义轻利、羞于言利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这就使得中国的人性论明显打上义务本位的烙印,这与西方的权利本位的人性论恰好相对立。
西方思想家很少讨论人性善恶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更多是强调抽象的人性论,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趋利避害、自保自爱。
人都是自私的，个人利益是合理的，自利是可促进公利的。
总之,中西方人性论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论，自身都存在着优势及缺陷。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当今世界,正确地认识两种人性论的差异,有利于正确对待文化冲突和坚持存异求同、多元并存、中西互补与融合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