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转型中国的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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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先生作品特点(评论家朱大可用)在当代文坛上,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是历来备受关注的人物。
关于电影,文学,文化心理乃至音乐、美剧,很多思想现场,都可以听到他与众不同的文化批评声音。
2023年,朱大可出版了他花费20年磨一剑的文化历史著作《华夏上古神系》。
与多数学院派学者多钻研其中一点不同,一向言语犀利、不走寻常路的朱大可,运用神话学、人类学、历史学、符号学和语音学等多种西方学术工具,也包括本土的文字学等多种学科工具,对中国上古文化的起源,尤其是神话的起源和流变,得出了一些比较新颖的结论,引发热爱见识的读者认同和支持。
时隔4年后,2023年8月,朱大可又推出对经典神话传说进行重新演绎的虚构作品系列“古事记”。
在这个系列中,朱大可突破自己研究者、阐释者的身份,进入了虚构小说的创作领域,引发了文学界的关注。
将20多年研究古神话学术成果转化为故事朱大可在“古事记”系列中,朱大可用3部作品《字造》《神镜》《麒麟》,对古代神话进行了全新的故事演绎。
《字造》《神镜》《麒麟》分别对应的是关于仓颉造字、李阿护镜、郑和下西洋的经典故事。
朱大可用小说给这3个传说披覆上了一层神幻诡丽的色彩:汉字的发明中深藏着人心的秘密,如何用字符去弥补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一场关于人类命运的字符战争揭开了序幕;李阿的神镜拥有盗梦空间的效力,神镜的持有者可以自由穿越镜面,并掌握空间转换的宇宙秘密;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麒麟,见证了大明王朝深宫中的恩怨……在对这些故事的全新释读中,时空感在人性的真实还原中悄悄隐退,迷幻感随之产生,这应该说是朱大可小说创作最迷人的质感。
朱大可的神幻小说,可算是他关于文学、考古、历史等多领域的知识,共同浇灌出来的思想花朵。
这使得他的小说是建立在知识的平稳建构上,这是朱大可神幻小说完全不同于流行的穿越故事之根本所在。
读过朱大可批评文字的读者都知道,朱大可文字瑰丽变幻、富有穿透力。
他的语言被批评家成为“朱语”,是一枚镶满了宝钻的洛可可箭矢,华美又精准。
乌托邦的终结作者:魏真来源:《记者观察》2010年第21期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哲学博士。
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当时先锋文化的重要代言人。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
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媒体策划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执著,使其在中国文化界产生广泛影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批评家之一。
2006年入选《凤凰生活》杂志推荐的“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
代表性著作:《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等。
乌托邦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信仰危机记者观察:朱老师你好,你近来关于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和信任危机的相关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触动了社会的神经,有人称之为“中国最犀利的反思”。
想请你先谈一下,中国的信仰危机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朱大可:准确地说,信仰危机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
当时,“文革”的烈焰焚毁了它的敌人,也意外地制造了大批怀疑主义者。
1980年,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之后,借助三洋牌卡式录音机,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爱情歌曲开始在整个大陆流传。
坚硬的革命信仰和斗争话语,第一次遭到软化,浸泡在人性的香艳眼泪之中。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美学博弈。
“爱语”像火焰一样蚕食着“恨语”。
而后,邓丽君柔肠百转地征服了大陆。
一个与此密切呼应的事件,是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它发表在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上,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声音。
作者过去对人生充满美好幻想,其家人都是共产党员,本人也深信共产主义,但“文革”改变了一切。
作者警醒地发现,“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作者据此得出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我们的文化产品缺少“核心价值”——专访文化批评学者朱
大可
许莹
【期刊名称】《时代人物》
【年(卷),期】2011(000)005
【摘要】近年来专注文化批评的学者朱大可屡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成为媒体聚焦的对象,其"惊人之语"往往呈现出众人所料之外的逆向思维。
但朱大可本人说,这并非他有意为之,"我不是专门要去逆向思维,而是我有探索事物真相的敏感",他称这种敏感与星座有关,他身上具有水瓶座"叛逆、颠覆"的典型性格。
【总页数】3页(P38-40)
【作者】许莹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122
【相关文献】
1.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干部不可缺少的基本功--专访中共庐阳区委书记吴劲 [J], 吴明华;丁春霞
2.知识者的批判与阐释——1990年代大陆学者散文文化批评母题的精神分析 [J], 陈舒劼
3.如何利用公共文化产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罗湖区09剧场《军哥剧
说》为例 [J], 李传宜
4.特别策划·青年核心价值观引导策略研究:中国青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变迁研究——基于青年精神文化产品的分析视角 [J], 涂敏霞
5.实现“中国梦”不能缺少“文化梦”——专访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李明华 [J], 周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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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名人名言名人名言分享重塑中国文化精神,必须厘清中国文化起源,而文化起源的追溯,则必须从上古神话开始。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民族愤青,他们总是会产生虚妄的强大感,却又随时可能泡沫般幻灭。
一大堆泡沫都浮在水面上,而有价值的,沉重的东西,它就沉在河底,你看不见它,甚至被淤泥所埋没,只有岁月让河槽干涸了,考古学家把他们发现出来。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命运。
复古就是对现实的不满,任何的对于过去的回忆都是出于对当下的现实生活的不满。
“正确的”知识和观点,从来就不是学习、争论和自行分析的结果,而是至上而下强行灌输的产物。
这种思想专制传统,令中国人习惯于统一的思想和声音,无法接纳多元化的意见格局,也从未学会容忍不同观点,更不懂得如何展开以尊重对方为前提的理性争论。
政府不可能被民众骂倒,但它却会被自己的丑行所拌倒。
不要埋怨公知和百姓,也不要争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而是要学会自我反省和检讨,并不断矫治正在腐化的官僚政治。
没有公正的行政体系和正义的文官风格,就不会有良善守法的民众。
如果弄不清这个因果逻辑,就不会有清廉的政治文明,也不会有“中国梦”的兑现时刻。
若公众批评不能推进工作的改进,便只能令管理者的诚信/公共形象危机更加深重,这才是真正危险的“负能量”,它正在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障碍。
民众不是傻瓜,他们只能被暂时愚弄,却不能被永久蒙蔽。
所谓“断开网线”才能改变命运的说法,只能暴露出对网络民智的恐惧和敌意。
在互联网和民粹主义的时代,公知的地位受损是合乎逻辑的。
其原因是:第一,公知和伪公知彼此混杂,令人雌雄难辨;第二,即便是真公知,也很容易在利益诱惑下蜕变,丧失独立立场,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第三,在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思潮中,公知的群体往往会成为被批评和鄙夷的对象;第四,公知是寻常人,而并非圣贤,公知也会犯错,有时甚至犯低级错误,这种错误在互联网上被放大之后,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一切都在变坏”的时代,面对生存环境的“总体性危机”,公知和民众都失去了耐心,为存在的焦虑所困,但它不应当成为一种文化常态。
朱大可谈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听后感这是我在网上搜的一个视频讲座,因为对这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选择了这个题目。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朱大可老师,他是著名的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是当时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其范围包括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和大众文化等。
这个学术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我们要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
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
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独立的反思开始。
中国文化现在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问题。
前年开始很多学者都在提文化复兴的问题,出发点很好,但我没有那么乐观,我用的词是“复苏”。
复苏而已,复兴之路太远,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获得文化复兴的基本条件,比如,大批文艺复兴式的天才、自由原创的环境、内在超越的精神信念、民间商人对艺术家的支撑,如此等等。
但是局部的复苏却是有可能的。
我今天想讨论的话题是,今天的中国文化到底走到了什么地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如何来完成文化复苏的使命?文化在文明构造中的意义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尺度是产值,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现GDP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软实力,也就是文化的代名词。
而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阅读方式开始。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强调GDP的弊端,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例证就是文化沙漠——新加坡。
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杆,但是跟台湾相比,它就是一个文化沙漠。
这些年来,新加坡自称是“儒家国家”,其实新加坡长期排斥华语,社会中上层人才都由英语学校提供,而从华语学校毕业的那些人,也就是“华校生”,他们只能是最底层的、地位卑微的蓝领。
2020年北京高考作文押题:青年的担当作文导写(附:审题详解及范文展示)【原题回放】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50分。
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
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
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孙中山以上是孙中山先生的话。
请以“青年的担当”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合理,条理清晰。
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700字。
【审题】对于材料作文而言,一切感悟和联想都要求基于材料,材料是作文的由头和触发点。
当然这既可以着眼于材料的整体含义和中心含义,也可以着眼于材料的局部含义,但无论怎样的感悟和联想都必须是材料的必有之义和应有之义。
这段材料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它包含了三个要素,即担当使命,奋力拼搏,坚信未来。
根据这些要素,这个题目可有如下立意角度:①担当、责任、信念等,考生可以提出敢于担当、担起责任,树立信念等观点加以论述……②坚持、执著,考生可以就在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过程中遭遇困境、挫折、困难时要坚持不懈、执著追求等观点加以论述;③奋力拼搏,猛力向前,考生可以就在实现自己理想和目标的过程中要全力以赴、奋力拼搏、猛力向前的观点加以论述;④自信成功、相信未来,考生可以围绕自信成功、相信未来展开论述;⑤进步潮流,善长恶消天理,考生可以提出做人做事要与时俱进,适应潮流、顺应天理等观点加以论述。
由此可见,这道题目极力保证了考生“人人有话说”,但是写好自己的考场作文的关键在于考生能否在文章中阐发出自己的理解与感悟,并且结合现实生活和自身体验恰当表达自己的某种见解。
青年的担当切·格瓦拉说过:“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面对”和“忠于”完全是两个层次,最大的理想主义者也因是最大的现实主义者,因他知道任何理想都应在现实中完成,都要接受现实的考验。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身尚存,则改革发展之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则终有成功之日。
朱大可:从“乌托邦”到“谜托邦”作者:尘羽来源:《上海采风月刊》2017年第02期此次的采访约在早上10点、浦东的一处餐厅。
9点40分,当我还挤在地铁上,即将到达约定的采访地点时,朱大可已经到了,找了一处相对安静的地方,并微信发来一张早餐点单的照片,问我要吃点、喝点什么,他先帮我点好。
第一次碰到心思如此细腻的采访对象,不禁有些惊讶和感动。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被视为中国文化批评界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由于他犀利激越的话语方式,评论时“一剑封喉”的辛辣招数,很多读者认为朱大可应该是高高瘦瘦的,目光如刀锋般锐利。
但事实上,他中等身材、微胖、圆脸、淡眉、待人和善,这些我都了解,只是当近距离接触时,他的心细如发还是出乎我的意料,毕竟这只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不过,熟悉朱大可的朋友都知道他身上并存着两种气质:犀利与细腻。
摘下“文化恐龙”“酷评家”等外在的标签,朱大可还有许多并不为大众熟知的一面。
譬如,他那双握笔杆的手还会弹钢琴;他不仅从事文化评论,还对城市文化、建筑、器物、历史传奇等各领域进行了研究,包括花了20多年时间探究中国神话。
2014年朱大可出版著作《华夏上古神系》的同时,还组建工作室推动一项“谜托邦”写作计划。
最近他刚完成一部神话类的长篇小说,预计今年上半年出版……朱大可曾自我评价道:“我是左右互搏的高手。
渴望温存与爱,并滋养出一种敏感、挑剔和神经质的风格,但是我们的骨血里有阴险的痕迹。
我许多文章的矛头所指,正是我自己的另外一面。
”常年来,大部分人只是看到朱大可用理性前卫的思想、诗性华丽的语言构建的语言“乌托邦”,感受着文字间的凶猛、凌厉,只是熟知他作为“文化批评家”的身份;因此此次访谈,我更想走近的是少为人知的朱大可以及他正在构建的充满魔幻色彩的“谜托邦”。
文化研究上更重要的视点是人类视点20多年前,朱大可忽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世界各地主要上古神祗名字开头的发音都很一致。
文化价值及其民族样态朱大可(作者单位为同济大学文化与批评研究所)文化评估尺度的博弈关系文化评估是对国家文化现状的科学判断,它必须有限地接近变化真相,而不是背离这种真相。
但在这评判之中,必须动用政治、宗教、伦理、市场等各种尺度。
但这些尺度总是构成互相抵制和角逐的态势。
每一种力量企图对文化做出决定性的审判。
绝对公正的评估标准是不存在的。
总有一种势力会成为左右整个评估方向的支配性力量。
而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政治权力,就会误导文化评估,遮蔽文化现状的真实图景。
这其实就是权力优先的法则。
也就是说,权力及其利益目标,对文化评估的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
任何评估都是针对公众的宣传手法,它必须遵守政治游戏规则,也即符合权力主体的需要。
为了避免这个弊端,文化评估的主体必须由那些相对独立的机构进行,这就是所谓“第三方评估”。
在西方,这通常是由私人咨询机构或大学研究机构担纲,无论如何,它必须是权力以外的独立主体。
而基于国家威权的集中性,民间智库无法发育生长,第三方评估,只能是权力主体的自言自语而已。
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在于,基于转型时期的文化特点,文化评估尺度具有强烈的暖昧性,它是前现代(启蒙时代)和后现代(解构时代)的混合,呈现为严重的价值分裂态势。
例如,后现代拒绝一切威权、中心和深度,而前现代则试图维系普世价值体系,也就是指望建构一个被全世界共同遵循的价值中心。
这种文化逻辑的自相矛盾,正是中期社会主义的活力所在,但它却令文化评估陷入了困境。
这几乎是个无法逾越的逻辑障碍,除非文化评估使用双重标准,在不同的层级和区域,使用不同的价值标准。
但这只能导致整个评估体系的紊乱和崩溃。
为了维系公正性和普适性,通常只能采用“就低法则”,也就是迁就在时间上更早和结构上更初始的价值尺度,以此作为文化评估的最低纲领。
文化价值的三大类型我们置身于一个被预先设定的社会共同体中,并且必须服从它的价值规则。
这种价值规则是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架构,呈垂直分布的状态,可以大体分为基础价值、中间价值和终极价值三个阶面,它们自下而上地组成稳定的金字塔格局,矗立在人类永恒忙碌的平台上。
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后果,就是引发了现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
它一方面确认文化在国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式的清洁手段,就能一举扫除文化弊端,为政治制度转型奠定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针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思维”更加甚嚣尘上,从1950年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秦帝国以来近2000年的文字变革。
我们已经被告知,这场汉字革命,仅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种序曲而已。
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
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
”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
毛以最简洁的语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划案。
在不懂“科学”的“科学院长”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汉字成了文化献祭的第一头羔羊。
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严厉的审判和肢解。
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
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如“鑼”、“纜”、“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在1956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
朱大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我呢,就在那混账的悬崖边。
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
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是塞林格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经典段落。
如今,在上海边缘地带莘庄购房而居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则将自己定位为“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那天,在自家书房里接受采访的朱大可不无自嘲:“我注定要成为一个孤独的守望者。
”住在22层高楼上的他,甚至生发这样的幻觉——自己就像是坐在加缪那座著名的山上,日复一日地守望着那些推着巨石上山的文化工匠们。
于是,就有了最近新出的《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这本书收录了朱大可1999~2004年间撰写的大部分文化批评文章,内容涉及文学、书评、大众文化、时政等领域。
这是朱大可关乎文化研究的转型之作。
1994年,处于声名鼎盛时期的朱大可,辞去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职,前往澳大利亚。
到澳洲后,他几乎停止了书写。
他说:“我像一株卷曲的孤树,被澳洲大陆的风沙所吞没。
”2001年,朱大可回国定居,但他心灵上回归“故里”,却是在1999年。
那一年,他的文学批评集《聒噪的时代》出版,这被文化圈内普遍视为朱大可“复出”文坛的标志事件。
重返中国文坛不久,朱大可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文学“离婚”。
“我跟文学离婚已无可挽回。
”——两年前,朱大可的这个声音,几乎传遍了文化圈。
在最新的《守望者的文化月历》中,一些人看到,如今的朱大可,视野已经从文学领域,转向更为宽泛的文化批评领域。
虽然,关注文学的一些言论还是被放在该书第一辑,但从数量上看,不过是“舞蹈的盲肠”,可有可无或聊胜于无。
在这本书里,能够与文学批评扯得上一点儿关系的,只有《甜蜜的行旅》(即批评“文化口红”的那篇名作)一篇。
由此,有人认为,另外两辑文化评论,才是《守》一书的压轴之卷。
在这里,朱大可的目光所向涉及电影、音乐、建筑、疾病、性别乃至春节文化等领域。
课程设计说明书前言建筑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居住及进行其他生产活动的场所,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影响,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其设计的建筑应符合人类社会对建筑的需求。
现在,我们开始了大学之路的第一次房屋建筑的课程设计,我们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可以做好。
(一)屋面设计说明考虑到构造简单、节省造价、施工方便等因素,采用平屋面;但做时要考虑到防水、保温隔热、及排水功能的相应设计;根据当地的实际气候条件和屋面的面积等因素,为了雨水管不妨碍室内空间的美观和空间使用,采用女儿墙外排水的方案;在有组织排水时应将屋面划分若干个排水区,分别将雨水引向雨水管,做到排水简捷、雨水口负荷载均匀,排水顺畅、避免屋面积水引起渗漏。
根据规范的要求,为了避免水流的路线过长,由于雨水的冲刷力使防水层损坏,应合理的确定屋面排水坡面的数目。
一般情况下,建筑平屋面的宽度小于12米时,采用但坡面排水;其宽度大于12米时,采用双坡面排水;教学楼的宽度为19.4米,因此应该选择双坡面排水;还有平屋面的排水坡度应小于5%,,一般取为2%~3%,因此设计屋面的排水坡度时可以取排水坡度均为3%。
此外由于屋面上的女儿墙,楼梯间等与屋面的交接处是最容易漏水的地方,必须将屋面防水层延伸到这些垂直面上,形成泛水;根据当地的夏季最高气温,冬季的最低气温等,因此必须做好保温和隔热的措施;在屋顶上做好保温层和隔热层也是非常的重要。
屋面的防水由多层材料叠合而成,其基本构造层次由结构层、找坡层、找平层、结合层、防水层、保护层组成。
结构层采用预制的现浇混凝土屋面板,保证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找坡层采用钢丝网水泥或钢筋混凝土薄壁构件,;找平层采用20~30mm厚的1:3水泥砂浆、细石混凝土和沥青砂浆;结合层用沥青中加入汽油或煤油等溶剂稀释而成,喷涂时不用加热,在常温下进行;防水层用油毡卷材,刷一道热沥青粘贴一层油毡,沥青胶刷满在油毡的上下,它既是粘接层,又起到防水的作用,两者结合形成整体的防水屋面;为了油毡防水屋面具有足够的抗渗能力和合适的耐久年限,一般屋面多采用石油沥青纸胎油毡,对抗裂缝性和耐久型要求较高的屋面可选用再生胶油毡或沥青玻璃布油毡;最后是设置保护层,由于上人屋面的保护层具有保护和防水层的兼并行走面层的双重作用,因此可以采用水泥砂浆或沥青砂浆铺贴缸砖、大阶砖、混凝土板等;做泛水构造时,将屋面的卷材防水层继续铺之垂直屋面上,形成泛水构造其上在加一层附加卷材,泛水高度不得小于250mm;屋面与垂直面交接处应将卷材下的砂浆找平层抹成直径不小于150mm的圆弧或形成45度斜面,上刷卷材粘接剂,使卷材铺贴牢固,以免卷材架空或折断;最好要做好泛水上口的卷材收头固定,防止卷材在垂直面上下滑动;一般做法是:在垂直墙中凿出通长凹槽,将卷材的收头压入槽内,用防水压条钉压后在用密封材料嵌填封严,外抹水泥砂浆保护。
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
祖籍福建武平。
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
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朱大可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凤凰生活》杂志曾推出“影响世界未来五十华人榜”,朱大可以“中国文化守望者”入选,与李敖、王小慧、程抱一等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第二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成都举行期间,福建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著名批评家朱大可、张闳的随笔集《眼与耳的盛宴》和《钟摆,或卡夫卡》。
两部著作均只有六万多字篇幅,在杂志型开本的著作大肆泛滥的年代,回归最为传统的小三二开本,以小书承载大思想,以薄页麇集深刻文字,显示出一种“举重若轻”的包装尝试。
在签售之余,朱大可和张闭还出席了一场名为“汉语危机与文化守望”的文化批评对谈。
对谈在新浪网上予以卖况直播。
两住批评家一如既往地对流行文化和“口红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
面对网络小说摇身一变而成为畅销书的现状,朱大可犀利评价道:“互联网写作一天大约码字三万多,一定是制造垃圾!”张闳也表示,最畅销的就是最垃圾的,说它们是一次性快餐都客气了,就是一些印了字的劣质草纸!出版商盲目迎和大众品味。
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注定要失败。
多次来成都参加学术交流的朱大可。
还没有去过大邑刘氏庄园和安仁镇的博物馆。
“对谈”次日一早,我开车带两位批评家去往大邑。
蒙蒙细雨下的川西平原满目苍翠,让人感觉到蜀国特有的气韵。
刘氏庄园连为一体,规模庞大,建筑上体现了典型的川西风格,也糅合了一些西洋文化的内涵。
由于两位也在从事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
故时刘氏庄园的格局十分关注。
认真察看,反复拍照。
在后花园里,张闳对西式花台、巴洛克的门柱以及混杂其中的壁画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由此推断出刘文彩“不中不西”的模糊趣味。
2005中国的文化牌局
朱大可
【期刊名称】《经济管理文摘》
【年(卷),期】2006(000)004
【摘要】@@ 1、三驾马车的话语牌局rn2005年,中国大众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叫喊."沉默的大多数"终于结束"沉默",转而成为中国最大声的群体.这个文化事变,修改了中国话语权力的老式牌局.
【总页数】2页(P44-45)
【作者】朱大可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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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共享的文化用品盛会--2005年中国(上海)国际文化用品博览会展望 [J], 孔钢
2.花文化与石文化的美妙结合--2005中国国际(成都)花卉博览会散记 [J], 曾广福
3.行动的纲领时代的要求--颁布《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发展规划纲要》暨2005年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年会侧记 [J], 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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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5中国的文化牌局 [J], 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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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大众文化发展下身体与灵魂的解放2008年09月22日 15:53凤凰网专稿大众文化的发展轨迹怎样?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如何?权利、名誉、自由、解放,我们追求着什么?丢弃了什么?怎样守卫精神的家园?如何寻找迷失的心灵?主持人:当下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文化的演变。
近年来超女,快男,水煮三国,大话西游等名词一次次地成为大众文化的热点,多元文化的汇聚令人兴奋不已,但是同时迷惑与不安也时常伴随而来。
我们在文化,在精神之路上的探索似乎问题不断。
那么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释,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又该去追寻什么?所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先生。
被称作“文化恐龙”的朱大可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此外还应该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文化学者、随笔作家以及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他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
1994年,已经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的朱大可辞去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职,远赴澳洲。
2001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宣布“与文学离婚”,以此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学现状的忧虑和将眼光放到更广一层的文化领域的决心。
朱大可在百般表达着他对当代文学的厌倦的同时,文字中却又难掩他心中对文学的爱与痛。
作为“文化守望者”,朱大可试图对中国文化做出“正确性”判断,以个人之力抵抗溃退文化大潮。
朱大可是否接受“文化恐龙”的称号?主持人:叫文化恐龙,我不知道这个称号是什么时候给您的,以及是出于什么考虑给您一个文化恐龙这样一个绰号?朱:这个绰号是我的一个朋友,后来在1994年自杀的那个华东师大的一个文学评论家,叫胡河清,他在一篇文章里把我形容成文化恐龙,就是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主持人:那么你对这个称谓,你接受还是觉得是一种调侃,还是觉得也还有点意思呢?朱:我觉得别人爱说怎么说都没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绰号来界定它。
当然文化恐龙可能说明了我性格当中的某些东西。
微博与文化批评微博引入中国,已逾两年。
它似乎非常符合您“精神型器物”的描述:日用功能之外,表达出更多的欲望。
作为舶来品,其社交网络的性质淡了许多,却对公平正义的追索表现出空前的欲望。
您如何看待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中国的改变?微博出现,恰遇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两个事件的相交,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削弱其社交功能,把它变议论时政的公共平台。
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的情况下,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第二,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它是民间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第三,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通道。
尽管受到了严格管理,但在威权主义的思维空间内,它的存活,将是本世纪的文化奇迹。
您曾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论述了“佯傻”这一中国式的犬儒主义:对不公正与非正义,以装聋作哑为职责。
微博引发的“广场效应”已超越了之前的论坛,众生的面貌也因此成功地从“痴傻”转型为“亢奋”,逢重大事件必引发道德围剿。
您对当下滥觞于微博的道德“狂欢”作何感想?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
旧帝国的集体娱乐方式,就是在广场和街市上审判和处死罪人,由此制造戏剧性的狂欢,但它必须为此找到一个政治或道德的理由。
鲁迅小说《药》所描写的,就是这种典型的集体审判场景。
在当下的微博世界里,狂欢仍然是个重要的传统,并且经常以话语暴力的方式呈现。
但另一方面,微博公民关于正义、公平和真相的理性诉求,也在顽强地表达出来,成为改善时弊的重要因素。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却很容易遭人混淆。
7·23动车事故发生前十天,您在微博中写道“更‘壮观’的事故,恐怕还在倒计时之中”。
一语成谶的背后,作为文化批评学者,对于公共事务、政治生态,应抱持怎样的批评态度?(有关微博的三个问题也请重点谈,专访标题很可能从最后一个问题得出)公共生活是构成文化生态的基本背景,这是文化研究无法绕开时政的主要原因。
黔西北州欣宜市实验学校二零二一学年度郎溪中学2021-2021学年第一学期高二年级期中考试语文试题总分:150分考试时间是是:150分钟第一卷阅读题(70分)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阐述类文本阅读〔此题一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中国文化在文化拯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区。
第一是生吞活剥,比方当下流行的汉服运动。
穿上那些被简单复制的汉服,就像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演员。
当年的裁缝们引进了满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改造,测量人体的18个尺寸,从而打造出窈窕淑女的身体曲线,而这才是有价值的传承方式。
其次是文化造伪。
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
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也无法复原传统的工艺,结果势必弄出一堆低劣的赝品。
还有就是民族节日,借元宵节推销汤圆,借端午节推销粽子,借中秋节推销月饼,这不都是商人进展文化造伪的例证吗?道德过度也是一个需要反的问题。
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却又道德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针对个人道德的HY搜索事件。
HY搜索是一柄双刃剑,在社会正义方面,比方说对贪官的追踪方面,它扮演过非常正面的角色。
有些贪官被摘掉乌纱帽,就是缘于网民的HY搜索,它是民间政治监视的有效手段。
但是对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围剿,我认为还是过度了。
搜索权利的边界终究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尽快加以界定的。
篡义阐释往往也是灾难性的。
我们今天阐释古代文献时,一定要注意原典的初始语义,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发挥,但不能严重脱离原义。
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儒学现代化的价值瓶颈,今天很多人要继承儒家传统,却从这句话里发现它是愚昧落后的东西。
为了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必须对这句话开刀,加以全新阐释。
于是就有人说,这句话说明孔夫子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因为“小人〞可以解释为儿童,“难养〞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好地伺候着他们,这不是非常符合现代价值观吗?但是“小人〞在孔子的语典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有时是指底层百姓,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对,指那些道德卑下的人。
朱大可:转型中国的文化选择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
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
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雷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一张照片显示,他全身穿的是皮夹克,脚上穿着皮鞋,全套的皮装。
雷锋纪念馆陈列着雷锋生前戴的手表,他的手表是瑞士名表劳力士。
可是雷锋为什么把手表和皮夹克都收藏起来而舍不得扔掉,却拿着袜子在那里补,是谁让他做的呢?我们在转型的中国要做什么样的文化选择?一方面是国家和民族的选择、社会的选择、群体的选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个人的选择。
我们的文化欠缺主体性100多年来,中国人的民族自救充满着波澜起伏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华夏文明的自救实际上经历了三种类型的选择:一是香港模式。
当时的英国港督认为在香港必须坚持中国的儒家文化,而不是接纳新文化,所以他就从中国内地招募了晚清的汉人,在香港成立了一系列的大学,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来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香港跟传统文化的关系上是最为密切的,它一方面接纳了英国人的理念,但同时还保存了非常完整的儒家文化的传统。
二是台湾模式。
蒋介石到达台湾之后,他实际上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因为他的妻子宋美龄的家族是基督徒,基督教文化对晚年的蒋介石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另外他还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
三是大陆模式,大陆模式是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模式,就是颠覆传统文化,同时接轨斯大林的威权体制。
这是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三种选择,都是截然不同的,每一种选择都有它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哲学。
我们再来看一下20世纪的文化颠覆。
当然我们现在一般是把“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体的,实际上两者有很大差别。
“五四”运动针对的是西方列强,而新文化运动针对的是本土的旧的专制体制,它们针对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
新文化运动是科学叙事。
它打着科学的旗号,彻底颠覆儒家文明,当时由吴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胡适积极响应。
然后在当时新文化的旗手,包括陈独秀、鲁迅那里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1955年,政府在白话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汉语进行了变革,对汉字进行简化。
简化固然有利于当时扫除文盲的活动,使得当时的书写和识字变得更容易,这是有功绩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断裂,那就是年轻人基本上看不懂繁体字。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以来,各种力量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旧建筑,各城市存在的明清建筑被大量拆毁。
同时摧毁了“软件”,那就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点传统道德,包括整个器物文明(建筑与工艺)都被摧毁,在整个新建筑浪潮中,城市变新了、生长了,变得更漂亮,但是城市的文脉被切断了,每个城市之间的差异性消失了,中国出现了千城一面的尴尬局面。
我们的文化是没有主体性的“革命身体”。
革命电影里的革命身体,这个就不多讲了,主要讲讲被遮蔽的双重身体,那就是雷锋,我们知道雷锋生前有很多照片,虽然他是一个无名英雄,他从来不留名,可是很奇怪的是每次他不想留名的时候,总有摄影记者在现场,把他那些美好的行动拍下来,他补袜子的照片有十几张。
后来,《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个事实,雷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一张照片显示,他全身穿的是皮夹克,脚上穿着皮鞋,全套的皮装。
雷锋纪念馆陈列着雷锋生前戴的手表,他的手表是瑞士名表劳力士。
可是雷锋为什么把手表和皮夹克都收藏起来而舍不得扔掉,却拿着袜子在那里补,是谁让他做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雷锋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他有最基本的人性,也就是有物欲,有过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所以他会把钱积攒下来买昂贵的服装和手表,但是在那个年代就必须穿制服,他的战友说你不能再穿这个,再穿下去,你的先进就没有了。
于是他只能收起来,拿起袜子,开始了补袜子的过程。
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文化选择中出现四大误区21世纪消费文化逻辑,这是来自西方的文化逻辑,它有三个基本来源,第一是资讯资本主义,又叫“符号资本主义”,它有自己的消费逻辑,也就是利用身体的狂欢来谋求利润空间。
第二个是默多克的媒体策略———苹果化和都市报化。
第三是女性主义及其性解放。
这是西方消费主义逻辑的三个来源。
所谓大众趣味,或者消费主义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东西?首先是“一个中心”,就是身体母体的中国解放:翻身的日子。
身体这个母体是大众趣味最重要的中心,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次中心。
但是要知道,“翻身”这个词却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只是略有翻身,真正的翻身是在1992年之后。
改革开放的翻身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当时邓丽君出来,她用很嗲的歌唱方式撩拨中国人已经被封冻的那根神经,当时的官方打压得非常厉害。
但是它受到了一个器物的强烈支持,就是三洋牌的收录两用机,邓丽君的歌曲被不停翻录,虽然音质越来越差,但是迅速流传。
她之后的崔健、王小波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推进过程。
还有“三个基本点”,即:情色+暴力+名人隐私。
肉欲的泛滥变得不可阻挡。
塑造身体的偶像变成了媒体的核心策略,几年前新浪曾经做过一个偶像的调查,由大众投票选偶像,结果是鲁迅地位下降,而那些身体的偶像,像张国荣等明星却成为最重要的偶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精神偶像向身体偶像变异。
我们下面来看以下几种类型的身体:第一是意识形态化的身体。
举一个例子,当年连战率领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大陆的时候,他去参观后宰门小学,小学生们排演了一套节目叫《连爷爷你回来了》,当时连战和他的太太都笑得前仰后合。
像这样的小孩子,恰恰是我们的培养方向,我们现在是身在其中不知其味。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肉体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话题。
第二是肉欲的身体,它主要是把那些性主题作为文艺的核心主题,从卫慧的《上海宝贝》开始,经过木子美等人一系列的推进,身体市场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
第三是被偷窥的身体。
肉欲的身体如果不被偷窥,它是没有意义的。
谁被偷窥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色戒》到“艳照门”,尤其是艳照门。
第四是变异的身体。
当年《超级女声》这个节目推出来的时候大家非常诧异。
后来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男生投票投给了第四名的何洁,那个女孩子长得比较讨男人喜欢,而女孩子喜欢李宇春和周笔畅,为什么呢?女生后来吐露心声,大部分女生结交朋友时,她们找的通常不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讨男人喜欢的女人,她们结交的通常是这样中性化的女生,这样她们才有安全感。
这是我们调查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准确的结果,但是可以部分地解释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另一种身体就是娘娘腔的身体,典型代表是小沈阳。
一个正常的社会,男性跟女性的判别是非常鲜明的,当然现在是全球性的变异,只是在中国发生得最严重而已。
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产物,而且也是环境污染的产物。
第五是审丑的身体。
在这个时代,电视、大众媒体不断推出那种丑角,供我们娱乐。
第六是被镇压的身体。
一方面身体在解放之中,解放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全世界第一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身体又是被镇压的,这就是我们双重逻辑的结果。
2002年延安爆发的黄碟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除了身体,还有没有其他的文化选择?当然有。
不过,我们在进行文化选择过程中出现了四大误区:首先是文化造伪。
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弘扬传统文化是必要的,但是必须甄别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
浙江搞二十四孝评选,你们看看二十四孝图就知道变态到什么程度,基本都是在号召回到过去的奴才人格。
道德过度,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互联网上出现大量匿名的道德明星和网络哄客,几年前有一个铜须事件,这是道德过度的问题。
道德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法律和道德的界限是什么?最后一点是胡乱开发。
多因素导致主体性丧失由于以上的这些现象,我们观察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的信仰危机到上世纪90年代的信念危机,一直到21世纪的信任危机,中国人的精神在不断地退化。
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一场道德文化信念的综合性的危机。
在这个危机中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我要说一说,第一就是权力崇拜,因为我们缺乏基本的信念,我们能崇拜什么呢?首先就崇拜权力,而权力美学的三大要素是什么呢?在于高度崇拜、广度崇拜和红色崇拜。
第二是流氓主义和厚黑学横行中国。
第三,知识分子沦为权贵的帮闲。
学术腐败成为学术荣耀,汪晖的“抄袭门”事件,由于新左派力挺,学术界发生了分裂。
第四,金钱至上和超级拜物教笼罩着整个中国。
我们的文学,也以作家富豪榜来排。
拜物教支配了国人的灵魂,奢侈品成了炫耀身份的道具。
第五,人格和教养的缺失。
第六,本土文化原创力的丧失。
中国文化危机的根源在于主体空洞化。
我们面对着严重的主体性的危机。
所谓主体性危机呈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个人主体性的丧失,我们失去了自我,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们有国家主体,有民族主体,却没有个人主体。
第二,公民的主体性丧失,热衷于自我,有了自我,但是却缺乏对权利和责任的坚守。
第三就是批判性主体的丧失,热衷于讴歌,热衷于谋取私利,而丧失了基本的批判精神。
而导致主体性丧失有几个主要原因:拜物教的冲击;应试教育体制的弊端,这个教育体制只能培养奴才,不能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契约型宗教的无效性。
我们探求精神选择有几种道路供大家参考:在反思的过程中盘点和吸纳本土传统文化的精华。
我强调的是反思,要有批判,要有对糟粕的剔除。
必须汇入人类共同的审美体系,这样才有一个评判的基本标准。
学习台湾、香港的有益的文化经验。
积极参与道德关怀和审美运动。
尤其是审美运动是非常重要的,经常听音乐会,参与各种审美活动,包括看话剧,这些对于心灵的打造,以及审美的判断、独立人格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好处。
还有就是重建宗教信仰以及保持内心的灵修。
最后,我们应该坚守内心的梦想。
其实每个人在我们童年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个梦想随着生活反复的打磨,可能渐渐离我们远去,我建议我的学生回忆那个梦想,把它找回来,并且坚守它。
梦想是一条伟大而秘密的底线,它将支撑你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