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族文化研究

欧洲传统游记中的嘉绒藏区社会作者：维姆•范•斯本根来源：《民族学刊》2013年第05期[摘要]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游历于藏区东缘嘉绒地区的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动植物学家和驻华领事官员络绎不绝于途，并且留下了不少考察观光型文字资料，较少为学界所知。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比较阅读，可以使我们获得不少相关区域的有价值的资料，加深我们对汉藏边缘嘉绒藏区经济、政治、风俗、语言、宗教与族群认同的了解。

当然，在使用这些游记资料时，还需做比较阅读，避免单个游记在知识上的局限。

[关键词]嘉绒藏区；欧洲传统游记；区域社会；维姆·范·斯本根（Wim Van Spengen）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5-0001-12作者简介：维姆·范·斯本根（Wim Van Spengen），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地理系教授，主要从事藏区旅行地理和经典文献的研究；尼玛扎西（杨公卫），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2012-2013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四川成都610041；彭文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UBC-IAR）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重庆400030尽管利用传统欧洲游记研究西藏在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问题[1]，但我认为作为原始资料的旅游和考察报告的作用并没有充分体现。

一般认为游记文献能够帮助我们再现历史上西藏的历史地理，尤其是可以再现那些极少为人所知的、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生活的人们的情况[2]。

事实上是，旅行者的经历是提供给我们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唯一资料来源。

我们有着大量的用西方语言记录的关于西藏的游记，但是它们报道的内容和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关于西藏中部地区和一些边境区域的游记，这些游记在书架上蒙受尘灰、无人问津。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对描述西藏东部嘉绒地区的传统欧洲游记进行回顾，重点讨论其突出的优点，发现它们对于理解西藏历史地理的重要价值②。

布道疑难问题这些年，我在不少场合讲过“布道”问题。

一个多月前，我在与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们聚会时说：“我已是75岁的古稀之人了，身体还未发现大的毛病，能到一些地方走走，讲讲x的历史和理论，就是‘布道’——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之道。

”为什么要用“布道”这个词呢？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十年前，我走长征路，在四川宝兴那个地方（前些时发生地震的重灾区），到中央红军当年过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的山脚下看到了一座教堂。

据说，这座教堂是法国人建的，过去那里有传教士，熊猫就是法国传教士在140多年前发现的。

那是一个很偏远的穷乡僻壤，交通极不发达，又是藏族同胞聚居之地。

这些传教士跑到那里去传教，没有执着的信仰、信念，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很难长期坚守在那里的。

这里姑且不论他们是否怀有某种政治目的，但他们能在那里生活下来，传播他们的信仰，这本身就是一种“布道”精神。

二是：这些年，我不断听说在我国有不少农村，教堂发展很快，信教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一些x员也信教，有什么困难，一些村民不找x支部而去教堂。

我问过一些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得到的回答都说：人家能帮助解决某些问题。

我也问过一些新入教的老百姓：为什么要信教？他们回答说：能得到关怀，大家互相帮助，心神比较平静。

这对我是个极大震撼。

做思想政治工作本是我们共产x的优势。

我们x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善于做群众工作，使老百姓打心底里拥护共产x，跟着共产x闹革命，无私奉献，勇于牺牲，从而有了新中国。

现在，怎么丢掉了这个传家宝，反而成了传教士争取群众的手段？真没想到一些地方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说明一些地方x组织、一些x员干部忘了本，忘了以人民为本这个共产x安身立命的基石。

换一个角度说，我们的某些基层组织太缺乏传教士那种“布道”精神了。

三是：我还经常听说，我们有些高校所开的思想政治课，学生根本不爱听。

这里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条恐怕与有些老师在讲授这些课时缺乏那种“布道”精神，缺乏职业操守，不认真备课，或者讲的比较死板有关。

相k'y^C a t h o l i c Cl 本Catholic Church In China雪山下的十字架徐这个边远蛮荒之地有太多的不可思议！翻越德姆拉山到丙中洛的行程,常使人心里充 满恐惧。

虽然有无数美得让人窒息的景色，却是一 条无比险恶的路。

经过几座正在下雨飞雪的山脉，几次攀上海拔4500多米的山垭口，经过无数U字形 的急转弯，沿着令人头晕目眩的悬崖边缘前行。

我 永远难忘几辆货车和小车翻滚悬崖下无法挽救的 场景。

不用多久那些车要么被泥石覆盖，要么从中 长出野草来。

这是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方，高山峡谷中生活 着一群少数民族中的少数人,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形 象、风俗、习惯、语言、历史几乎一片空白，甚至将他 们视为野蛮落后的族群。

可是，当我一头懵懵懂懂 闯进去时，却发现一个令我无比惊讶，无限感慨的 世界。

一、秋那桶秋那桶，怒江大峡谷北端一个贫瘠的小村，一幢幢木构灰色石片覆盖的房舍从半山渐次向山下 铺成。

矮小的房屋没有任何装饰，门外没有院落与 围墙，一切都显得古朴原始。

发源于唐古拉山的怒 江，在山脚下拐了一个弯，又奔腾着流向远方。

远处 一边是碧罗雪山，一边是卡瓦格博雪山。

村里以怒族为主，其次是傈僳族和少许藏族。

正是玉米成熟的季节，但却没有丰收的景象。

可耕 种的土地非常有限，而且坡度大，每一块地都比较 小，而且极不规则，千奇百怪的形状。

加上土地瘠薄 和气候寒冷，纤细瘦小的玉米在风中摇晃。

这景象 不难想象村民原来的生存状态，据说以前许多男人 是靠外出给人当马脚子(马帮驮运）,爬山涉水，风杉餐露宿,以生命为赌注换得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

这里是由从云南丙中洛经察瓦龙入藏必经之 地，也是最近的线路，但由于沿途地质活动频繁，人 烟稀少，野兽出没,历史上马帮多是从德钦入藏。

怒 江大峡谷沿线因远离历代朝廷的驿站官道，所以只 有蜿蜒在山间河谷中的羊肠小道，秋那桶,就是滇 北与西藏交界线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

“桶”是怒族语，意思是“和平、平安'怒族是一个弱小的民族，至今人口也只有4万左右。

2015年第10期一、西方涉藏的偏见1、对西藏文化的偏见西方人对西藏文化的态度有两种偏见，一种是极端妖魔化西藏，另一种是极端神秘化西藏。

妖魔西藏论者认为西藏不过是受神灵和鬼怪骚扰的不毛之地，并非一块圣地。

从17世纪开始，很多西方传教士、探险者和武装侵略者进入西藏进行猎奇、游说和侵略。

他们希望以基督教作为普世文明取代藏传佛教，希望猎奇雪域文明为西方解开西藏神奇面纱，他们希望西藏成为白人至上的殖民地，他们在描述西藏文化时，充满了贬损和嘲讽。

他们把西藏人描述为愚昧、下贱、肮脏和淫荡的，他们认为西藏人非常讨厌，藏人受的教育越多，就越让人讨厌，唯有基督教能拯救可耻的异民族。

①如1895年英国学者瓦德尔在《西藏佛教或喇嘛教》一书中贬低西藏，称藏族在佛教传入以前是食人肉的野蛮人。

②荣赫鹏在《印度与西藏》一书中，认为藏人是狡诈的、不道德的、过分依赖宗教的、肮脏的和懒惰的，藏人需要得到英国人的文明指导。

在《西藏的神秘与巫师》一书中，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儿认为西藏的僧兵像黑鬼。

③神话西藏论出现在20世纪，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文明的反思，西藏成为西方人怀旧和思乡的对象，西藏被日益神秘化和乌托邦化。

如1933年一部以西藏文化为背景的乌托邦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一书，认为在强国互相吞并、毁于战争后，香格里拉将幸存下来，而那个时候基督教伦理将最终实现。

④然而小说建构的香格里拉，其主角康韦是英国人，最高喇嘛劳尔特是来自卢森堡的传教士，大多数香格里拉的官员也不是藏族人，而是欧洲人。

藏族人在香格里拉，在白人精英看来，只是一些苦力。

⑤可见在美化香格里拉的背后，是在美化白人和基督教文明。

2、对西藏历史的偏见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会分别从各自角度叙述历史，建构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根据自己的历史理解提取历史记忆。

西方人对西藏历史的偏见主要体现在对西藏主权归属问题史实的描述和理解上。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西方学界、新闻界和民众往往从负面描述这段历史，如法国作家写道：“神奇的西藏，受难的西藏，世纪末雪域遭遇的现实。

哲学史学研究《革达革旦西藏旅行记》中的西藏形象8论李祈越(西藏民族大学，陕西咸阳712000)摘要：在《/O西藏游记》中，作者从多个方面记录了他眼中的西藏形象，包括西藏的生态环境、藏族人、西藏的社会风俗、宗教、城市建筑等。

通过对这些西藏形象的梳理，发现作者对西藏的认知是多元的，有着客观的态度,但更多的是站在西方文化优越论的立场上，将西藏塑造成符合他们政治、经济利益的他者形象。

《/0西藏游记》构建的西藏形象深刻地影响了此后西方世界对西藏的认知，在古伯察之后西方人所著的旅藏游记中大多带有这种东方主义的印记。

从资料上着眼，该游记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O西藏游记》西藏形象古伯察19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开始寻求更广阔的殖民地。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率先打入中国西藏地区，从此进入西藏的西方人逐渐增多，多是些军队的人员，还有传教士、探险家、勘探人员等。

一些传教士写出了旅藏游记，这些游记在西方公开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与反响，强烈刺激了当时西方社会对西藏的追逐，更多的西方人来到西藏。

在19世纪的西方人旅藏游记中，古伯的《駆靶西藏旅行记》在当时西方国有大的响，一些人在这本游记的西藏探险。

古伯在这本游记中对西藏形象的建构对后来很多西方人所写的旅藏游记有着接接的响。

游记中的西藏形象，更地了19世纪西方人中的西藏形象。

一、作者及游记内容介绍古伯察(Evariste Regis Hue1813—1860)，法国入华遣会会士，国开，1839中国，了大中国，、古、、、等地，一半，于1846年初到达西藏。

古伯察是第一位进入西藏的法国人，了西藏的地。

《西藏旅记》记了古伯一古出进入西藏，到后藏大逐，打这一段的旅。

古伯一的：沙漠到西，到古。

们在甘肃的藏区接到了藏族百姓与喇嘛，在与入交流中逐识到拉萨在整个西域的重大意义与诱惑力，最终难以抗这种吸引，古伯察与秦神父决定放弃1蒙古部落的北上计划，将最终目标定为世界屋脊的西藏。

二、《，-西藏旅行记》中的西藏形象1.西藏的生态环境、青海湖人文与自然地理风貌是一体的，一个民族的性格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其自然生态风貌的响。

陈寅恪学案三“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学案（三）“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先生治学，正符合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的，“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1]。

在自道治学范围时，他说，“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

[2]实际上，寅恪先生为学的精博均远远超过钱牧斋。

先生之学，有独特的体系，涉及文史哲三领域，若沿用近人区分，则可概括为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明清史、敦煌学、突厥学、藏学、宗教学、中古文学、佛经翻译文学等。

先生治学，有其内在理路及发展规律，演变轨迹，历历可寻。

其间大的转变有二，即从西北史地到中国中古文史哲之学的转移及从中古到明清的易代[3]。

后者以始撰《再生缘》为界限，以《柳如是别传》为代表，较为明显。

前者的转变始于何时，意义如何，尚需深论。

寅恪先生自少年起，“廿载行踪遍五洲”，[4]力学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朝鲜文、佉卢文、印地文、伊朗文、希伯来文等近二十种中亚西域及东方民族文字。

从遗存笔记本看，他对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巴利文等致力尤勤[5]。

1923年，他自道习藏文心声[6]：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然此非我所注意也。

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7])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

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

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

中国所译，又颇难解。

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

习藏文的目的在唐史、吐蕃史[8]及佛经翻译。

而习其他诸文字，亦有历史、佛教二目的在焉，这一点可与他著文相证，也可从他回国后所开课程得到例证。

1926年，在清华国学院普通演讲题目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指导学科范围为五类，即1．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

Category 5 – Missionaries in China书名：《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作者：伍昆明出版社和出版年月：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页数：671页字数：500千字印数：3000册作者简介：伍昆明，广东连县人，1943年生，196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同年考取中国科学院柳坠祺教授的藏族史专业研究生。

多年来，作者参与撰写两部重点项目著作，发表了一些藏学研究论文，翻译了一些英、法文的文章与资料以及汉译英的资料，并已出版两部译著：《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宗教和文化》（英文，与李坚尚合译）、《现代西藏的诞生》（英文，与王宝玉合译）。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书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填补了这方面的的空白，使读者了解了西方传教士在西藏的活动情况。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伴随西欧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扩张，有10多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嘉布遣小兄弟会）的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我国西藏阿里、日喀则和拉萨等地进行传教活动。

这是西方与西藏地方直接接触的开始。

研究西方与西藏地方关系早期阶段的历史，即这一百多年间传教士在西藏地方断续活动的历史，对于了解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我国西藏的觊觎和扩张意图，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矛盾和冲突，藏族人民反洋教的斗争，18世纪上半叶西藏发生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等问题，均有裨益。

然而，在国内，对于这一时期传教士在西藏上述三个地区活动的历史，由于资料綦缺而少有人详加研究。

在国外，深入研究者亦为数极少，且多属各自修会的会士，他们有些人在某些方面作了些有益的研究和资料编纂工作。

如G.M.托斯卡诺的《西藏最早的天主教传教会》和L.伯戴克编纂的七巨册文献汇编《赴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文献》等。

但也有人站在自己修会的立场上，对传教士采取完全歌功颂德的态度，充斥溢美之词；有的甚至严重违背历史事实，错误地将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

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中有关蒙古音乐之描述宫宏宇THE DESCRIPTION ABOUT MONGOLIAN MUSIC IN EVARISTE REGIS H U C'S TR A V E LS INT A R T A R Y,THIBET,A N D CHINA摘要：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是“五口通商”后最早进入我国蒙古、西藏地区的西方人之一。

其著述《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对当时清朝热河、蒙古诸旗、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西康地区的宗教信仰、历史文化、民风习俗、自然状况等记述在海外影响甚广。

以古伯察1850年首版的《鞑靼西藏旅行记》为聚焦点，检索古伯察对蒙古地区诸旗仪式及世俗音乐活动的描述。

这些描述虽然不是民族音乐学意义上的有关蒙古音乐活动的专门研究，但却提供了一个从世界看近代蒙古及其音乐文化的视角，不仅可弥补中文蒙古音乐研究史料之不足，亦可为学界了解域外对蒙古音乐文化的认知过程开启一扇新的视窗。

关键词：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蒙古族音乐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8)03-0003-06DOI:10.15929/ki.l004-2172.2018.03.001中国的蒙古地区，自元代时起就开始不断有西人涉足，来此传教、探险、调研的各类人员络绎不绝，留下了大量的考察报告、游记、研究著述等文献资料。

这些早期进人蒙古地区的西人或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或通过道听途说留下了大量有关蒙古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宗教礼仪、风土人情的通信、日记、考察报告及研究论著，西方社会也由此对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风土文化有了最初的了解。

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Evariste R6gis Huc, 1813—1860)及其1839年人华的上司约瑟夫•秦噶哔 (Joseph Gabet, 1808—1853)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最早进人蒙古地区的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