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篇《六国论》比较陈友冰战国后期，山东的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合纵，对抗函谷关西的秦国，当时无论是内在力量还是外表声势，六国都大大超过偏于西隅的秦国，但其结局恰恰是六国纵散约败，一个个被秦国蚕食鲸吞。
公元前221年，嬴政终于横扫六合，登上始皇帝的宝座。
这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一直引起历代学者的深思，纷纷探究其中的原因，力图对此作出正确的解释，以为史鉴。
北宋苏氏父子和元代李桢的《六国论》，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三篇。
由于他们立场、观点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六国破灭这一历史事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结论虽然不同，但又都能言之成理，史论虽不全面却又都持之有故，而且选材典型、论证周密，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因此，比较一下他们在确立论点、选择材料、组织论证时的不同方法，分析一下他们之间差异产生的原因，对我们今天从不同角度思考这一历史现象，乃至论说文的教学与写作，是有帮助的。
一苏洵的《六国论》认为：六国败亡的原因在于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全文就围绕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来选择材料、进行论证。
文章一开头就紧扣题目，一语破的：“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胜，弊在赂秦。
”这里采用不相容的选言判断：“非兵不利、战不胜”，目的在于要把“弊在赂秦”这个中心论点突显出来。
然后，作者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赂秦之害：一是从赂秦者来说，“赂秦而力亏”，这是破灭之道；另一是从不赂秦者来说，“盖失强援，不能独完”，结果“不赂者以赂者丧”。
全文就是围绕这两个方面来组织材料、进行论证的。
首先，作者从敌我双方的利弊来分析论证“赂秦而力亏”。
从秦国方面来看，它扩大领土、增强力量的渠道，不是靠战争而是靠受赂，从受赂中所获得的好处超过战胜而得的百倍；从赂方来看，他们想通过割地赂秦的方法来苟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等到力量消耗殆尽，再想抗秦，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只有束手待毙，所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
在分析赂者破亡之因后，作者再分析不赂者为什么也会破灭的原因。
因为从史实来看，当时割地赂秦的只有韩、魏等少数国家，要想使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个论点得以成立，这个问题是回避不掉的。
作者是个善于论事的文章大家，为了除去人们心中的疑问，他对当时未割地赂秦的齐、燕、赵三国逐一分析、论证，毫无吞吐含糊之态、避重就轻之意。
他把不赂秦的国家分为三类：一是齐国，它虽不赂秦却附秦，“与嬴而不助五国也”，这样自挖墙角的结果，是唇亡齿寒，“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于是“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
在手法上，他采取设疑的方法：“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这就把人们对此的疑问毫不回避地点出来，然后通过条分缕析得出使人信服的结论，以设疑起而释疑终，正显出这位文章大家手笔的不凡。
二是燕国，作者首先赞扬它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指出该国虽小却后亡，这正是用兵之效。
这是对他赂秦却以武力抗秦的肯定！但它后来却采取行刺这种企图侥幸取胜的方式，放弃了武备、用兵这个坚实的国策，就必然导致祸患。
三是赵国，它的败亡也是由于“用武而不终”，听信谗言，杀掉了抗秦的良将李牧。
在对不赂者破亡之因作了上述三方面分析后，作者再从两点加以总结：一是从现实出发，称赞“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仍义不赂秦，坚持用兵，“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这就从正面重申了“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个论点；二是从假设出发：假使韩、魏、楚三国不赂秦，齐不附秦，燕君不用荆卿，赵国李牧仍在，那么究竟谁灭掉谁，还不一定呢！这是从反面再次重申“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个中心论点。
从结构上看，文章至此，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也完备了，但作者为了增强说服力，又增加了一层主观感慨的抒发，认为六国如能招贤纳士，并力西向，那么秦人就会愁的连饭都吃不下，而他们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反为秦人积威之所劫，采取割地赂秦的方法，结果日削月割，以趋于亡。
作者用“呜呼”和“悲夫”这些叹词来表达他对赂秦之弊的深沉感慨，又用“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这个感叹句式进一步的重复和强调，使“弊在赂秦”这个中心论点得到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挥。
从内容上看，这段是以上论据的重复和扩大；从效果上看，也使文章变得更加感人和富有说服力。
最后一段是从六国谈到当前北宋的对外政策，慨叹北宋以天下之大，而延续六国赂秦之故伎，所以连六国还不如，这是对本文论点的引申，也是本文创作主旨之所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弊在赂秦”，而且开篇就予以确定，以下几段则围绕赂秦的两个弊端，选择典型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述，最后再引申到当今统治者要引以为戒，点破本文的创作意图。
二苏辙的《六国论》虽然同是探讨六国破亡之因，但得出的结论和论证的方式都不同于他的父亲。
他认为六国的破亡之因在于他们不明白天下之势，不能全力保住韩、魏，失去这个屏障和缓冲地带，因而导致灭亡。
其论证方法也不同于苏洵：它不是围绕中心论点分别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证，而是探取演绎的方法，逐层推进、步步深入。
文章一开头，苏辙就提出一个很奇怪的历史现象：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奋向西攻秦，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六国亦相继灭亡。
作者以此引起读者的注意，和他一道来思索这个问题。
苏辙的结论是：六国破灭，是由于他们“虑患之疏，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
至于这个天下之势是什么，为什么不知天下之势就会破亡？作者并不急于马上告诉我们，而且也没有直接作答。
他首先着眼于六国与秦的军事态势，分析韩、魏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让我们知道齐、楚、燕、赵的失策之处，在于他们不了解这个天下之势。
这样层层推进、步步演绎，使我们对六国破灭是由于“不知天下之势”这个中心论点一步步明确起来。
首先，作者从韩、魏的地理位置来阐明他们在诸侯攻伐中的重要位置：魏国东有淮颍，与宋、齐为邻；南有鸿沟，与楚为邻；北有酸枣，与赵为邻；西有函谷，与秦为邻。
韩国西当秦的函谷要冲，更是秦吞并六国的第一个障碍。
苏辙认为，从这个军事态势来看，无论是秦还是六国要争天下，都要在韩、魏郊野发生冲突。
对秦来说，韩、魏是他的心腹之疾；对山东诸国来说，韩、魏却是他们的翼蔽和屏障，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故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以上是从地理位置来分析天下之势，接着，作者又从历史事实、秦与六国的国策来分析齐、楚、燕、赵等国不审天下之势，“虑患之疏，见利之浅”，从而导致六国破灭。
苏辙从秦、山东诸国和韩、魏这三个方面逐一加以剖析：首先分析秦国：秦如不先吞并韩、魏，而去贸然进攻山东诸国，就会造成“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这样一个两面夹击之势，这是“危道也”；而秦之所以敢于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也正是由于韩、魏已依附了秦国。
这样一反一正，就把韩、魏在秦吞并六国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明白地摆到读者的面前。
在列举史实时也是如此：秦孝公用商鞅之策，先击败魏，逼魏从安邑迁都大梁，这样秦就可以凭藉黄河、函谷天险，出兵进击山东诸国，从孝公到始皇都执行这个既定国策。
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与这个正确的方略是有一定关系的。
至于范睢说昭王收韩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韩国山地多、平原少、物产贫乏、人口稀疏，在七国中最为贫弱，易于击破。
更重要的是，它扼守函谷大门，秦要东攻齐、魏，北击燕、赵，都必须先吞并韩。
所以范睢认为“秦之有韩如木之有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
苏辙在此段引用范睢、商鞅先收韩、魏的言论，就在于说明商鞅等人明“天下之势”，他们采取先收韩、魏的方略是正确的，所以能吞并六国。
与此相反，山东诸国却不明白韩、魏是他们的屏障，轻易地让秦人得以出入其间。
作者反问一句：“此岂知天下之势耶？”最后再分析韩、魏。
作者强调他们是强秦窥觎对象，又加上本身弱小，被吞并是在所难免的。
韩、魏一旦被吞并，秦人就可以此为跳板去进攻山东诸国，使天下遍受其害。
在这里，作者表面上为韩、魏开脱，实际上是在强调韩、魏被吞并的严重后果，这样就愈能显示出韩、魏的重要，愈能让人们感到燕、赵诸国不助韩、魏，不明天下之势的愚蠢和不可原谅。
文章至此，是著重分析韩、魏在军事位置上的重要，告诉人们六国破灭主要在于他们不明白这个天下之势。
那么，怎样做才算是明白天下之势呢？作者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齐、楚、燕、赵诸国厚韩、魏而摒秦。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作者仍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对秦国来说，它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诸国；对齐、楚、燕赵来说，它可以得以自完于其间；对韩、魏来说，有四国之佐就可以有强大后盾，放心地与秦国抗衡。
总之，六国之间如能“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那么就可以应对万变，不至于为秦所亡。
这样，作者就从正面阐明了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之道，实际上也就是要明天下之势。
正面阐述之后，作者再从反面指出六国没有采取上述做法，而是为着尺寸之利背盟败约，自相屠灭，这正是六国的可悲之处，再次点明六国破亡的主要原因是“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所以从本文的结构上看，它是围绕上述的中心论点，采取一正一反的手法，从秦、齐楚燕、韩魏这三个方面逐层演绎、步步深入下去的。
因此，无论是论点、论据还是论证方法都不同于乃父的《六国论》。
三元代李桢的《六国论》也是一篇探讨六国败亡原因的专论，但他认为二苏之说都是厚六国而薄秦的偏颇之论。
他认为六国和秦一样，都是暴虐无异。
六国之亡，就亡在他们力量弱小而又欲为秦所为。
而要想免于灭亡，只有行仁义。
在论证方法上，他也不同于二苏：不是开门见山提出论点，围绕论点选择材料进行论证，而是先破后立，首先排除对六国败亡原因的偏颇之论，然后再阐明自己的看法，直到文章结尾时，才点明论点。
文章一开头，李桢先简要地提出二苏的论点。
二苏的论点对不对，他先不置可否；本人的论点是什么，也只字未提，而是笔锋一转，去驳世人对秦的偏颇看法。
作者采用设问的方法：“夫秦后世之所以恶秦者，岂非以其暴耶？”然后针锋相对地指出：“以余观之，彼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未可专以罪秦也。
”为了证明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作者从六国本性、六国谋士、秦国谋士言行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证。
李桢认为六国本性与秦国无异，也是“溺于攻伐，习于虞诈，弱肉而强食”如果他们得逞，未必不是又增加一个暴秦。
作者又以六国的主要谋士苏秦的言行加以证明：苏秦掛六国相印，力倡合纵，好像誓与六国共存亡，合纵之法也似乎真可抑秦，其实并非如此。
作者指出：苏秦为人朝秦暮楚，惟利是图，他起初投秦，因为他知道秦必将统一天下，只是秦不用他，他才转而去倡合纵、说六国的。
况且，他也并非不知道纵约之不可保，只不过靠其来沽名钓誉、谋取财富罢了。
这样就会使人觉得六国合纵之不可靠，苏秦为人之不可信。
接着，作者又以秦国谋士张仪的言行来证明：张仪认为父母手足之间尚要争钱财、耍手段，更何况六国之间呢？再说国家兴亡又远非钱财之类小事可比，又加上秦国的威胁利诱，纵散约败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