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民族观——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例Microsoft Word 文档 (3)

哲学概论期末论文浅谈先秦儒家思想(2)浅谈先秦儒家思想篇二摘要：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肇端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孔孟荀在此基础上继承与发展。

它以礼治为精神，以君主专制为前提，以实现君主德行为保障，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髓。

虽然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道具，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但“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治国思想对当前的转型性国家，还是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先秦儒家民本专制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始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孔孟荀在此基础上继承与发展。

虽然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道具，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但对当今社会的发展还是很有借鉴意义。

一、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

尽管学者迄今对“民”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

“民本”思想肇端于殷周之际。

在商代，人们“尚神”、“尊神”，对天神的崇拜几乎支配着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统治者荒淫无道而丝毫想不到人民的怨恨。

代殷而起的周，汲取了夏商残暴百姓而亡国的教训，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思想。

到了春秋时期，面对社会的剧烈变动，不少进步思想家进一步看到了民的地位和作用，郑国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弥。

”孔子继承了周公及春秋诸贤的遗产，并把它们加以完善化系统化。

他的“仁学”的主要内容就是“爱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爱民思想。

在政治活动中强调实行“德治”，施行“仁政”。

同时要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使民众知“仁”懂“礼”。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形成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思想。

二、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内涵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涵义主要体现在重民、爱民、惠民这三个方面。

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历史北方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拥有着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

这些文化和历史不仅反映了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1. 蒙古族文化蒙古族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

蒙古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丰富，如马头琴、踏歌、长调唱等。

蒙古族的传统服装也是其文化的重要特征，如袍、褐等。

2. 满族文化满族是中国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文化包含了音乐、舞蹈、戏剧、织锦等多个方面。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梨园戏”，是满族的传统戏曲形式。

此外，满族民间乐器如芦笙、三弦和管笛等也是十分受欢迎的。

3. 藏族文化藏族传统文化十分丰富，内容涵盖宗教、历史、文学、美术等多个方面。

其中最能代表藏族文化的是唐卡画和佛教文化。

此外，藏族的服饰也十分具有特色，如贡嘎藏袍、噶丹赞普服等。

二、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1. 辽金元时期的三大民族政权在北方历史上的辽金元时期，辽、金、元三大民族政权相继在华北地区建立，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造就了璀璨的成就。

据史料记载，辽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辽代实行的“排华政策”导致了较大的民族矛盾。

金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北方政权。

元代则废除了世袭制度和科举制度，引进了蒙古的部落制度，也使得元代的政治制度具有了强烈的异族特色。

2. 清代族群融合在清朝建立后，为了稳定边疆不断壮大国势，清朝采取了民族融合的政策，即旨在将汉族和少数民族均纳入清朝官方体系中，促进各民族的融和。

在此期间，清朝逐渐强化中央集权，同时也付出了很多代价，例如战争和内讧等。

三、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不断地消失和丧失。

因此，对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37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朱　大　渭 内容提要:儒家“用夏变夷”和“协和万邦”,乃是指导我国古代民族融合的进步思想。

十六国北朝各族统治者自觉地实践儒家的民族理论,从而表现出在当时民族融合复杂形势下的众多趋同性。

10多个少数民族一千多万人口融入汉族后,对我国中古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深巨,因而隋唐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

关键词:用夏变夷　汉化胡化　趋同性　关中本位　三教圆融一、关于儒家民族观我国自先秦到明清,周边及北方南下的少数民族与华夏和汉族的同化与融合,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颇为深巨。

因而古代先哲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其中尤以儒家为显著。

关于儒家民族思想,不少史家多强调其“夷夏之防”、“尊王攘夷”之说。

其实,这是儒家针对华夷矛盾尖锐时,夷狄侵扰中夏的现实提出的。

我们应当对儒家民族思想体系作全面的理解,尤其是要揭示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以利于借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康有为在《论语·八佾》注中阐述孔子的夷夏观时曾说:“故夷狄而有德,则中国也;中国而无德,则夷狄也。

”他在《论语·子罕》注中又说:“其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蛮之别。

故《春秋》之义,晋伐鲜虞则夷之,楚人入陈则中国之,不以地别,但以德别,若经圣化,则野蛮进而文明矣。

”康氏对孔子夷夏关系说的诠释,深得其底蕴。

《春秋公羊传》把古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各个阶段的夷夏关系也不同。

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①这是说,夷夏处于平等地位,其地域可以相互转化。

故国学大师章太炎指出:“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①《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解诂》。

先秦儒家常把历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以立论其礼乐兴衰,德政兴废,以及夷夏关系等见解。

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

”①其实,孔子民族思想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早期儒家的民族思想武跃（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呼和浩特010010）摘要:早期儒家的民族思想的基本内容，从总体上讲，它是由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民族思想构成的一个整体，它体现了儒家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

关键词:儒家、民族思想、夷夏之辨儒家民族思想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儒家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

儒家学派自诞生以后，早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便根据当时的民族情势，相继发表了许多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的见解和主张。

这些见解和主张不仅体现出早期儒家民族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而且还体现出儒家民族观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初步奠定了儒家民族观的理论基调和今后的发展趋向。

一、孔子的民族思想华夏夷狄之辨是孔子民族思想的出发点。

孔子的家乡鲁国是“周礼”的创始人周公的封地。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鲁国有“周礼尽在鲁矣”的美名。

孔子受邹鲁文化的影响，极重宗法血缘关系，大力提倡孝道，因此对民族之间的传承和差异是很重视的。

他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⑤既使华夏诸国牌动乱状态也要比夷狄之国强。

孔子的民族观念中明显地具有重夏轻夷的倾向。

秦汉时统一的封建帝国建成，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民族思想对汉族人民民族观念的形成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历史上每当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民族主义便成了团结国内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旗帜。

孔子“重夏轻夷”的观念也融入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中，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大汉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的宣传、提倡，“夷狄如禽兽”的思想在汉族人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是封建地主阶级民族政策的基调。

从秦始皇“开百越”、汉武帝抗匈奴、隋炀帝征高丽，直到清王朝灭亡前镇压苗族、回族人民起义，汉人打少数民族从来被视为天经地义，侵占少数民族居住的土地被视为开疆拓土、造福子孙。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及其当代影响作者：李涛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7年第3期李涛（喀什大学，新疆喀什844006）摘要：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主要是指孔子、孟子、荀子的民本思想，“重民”、“仁政”的思想对于当时社会具有进步意义，作为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民本思想，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带来的影响。

本文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内容进行分析，挖掘其中的合理内核，揭示其在当今背景下的局限性，这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内容；影响doi:10.16083/ki.1671—1580.2017.03.044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3—0147—03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

［1］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并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健全、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在维护当时国家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虽与当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所差别，但其有一定的合理内核，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一、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历史的发展造就了民本思想的形成，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但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春秋时期，成熟在战国时期。

正处于社会形态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在前人基础上，在寻求治国之道上发现人民在国家兴衰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于是以民本思想立于百家之上，从而影响着后世历朝历代，民本思想是贯穿先秦儒家思想的一条主线，其杰出代表人物当属孔子、孟子和荀子，他们奠定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根基。

先秦民本思想自古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贯穿华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从春秋到现代都有它的身影。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重民”、“仁政”两个方面。

（一）“重民”，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君与民的关系，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最基本的问题，而孔子、孟子、荀子主要从经济的视角去阐述，即二者互相制约，民对君的根本制约，君对民的最终依赖。

历史上北方的少数民族- 源起一、序1．中原与四夷中国古代史，一直以中原（大约是黄河流域的河东地区）为中心，是所谓华夏民族、炎黄子孙的历史。

对于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自周就有“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说法，合称“四夷”。

东夷主要指古代山东地区人民，是先秦时期对黄河流域下游居民的总称。

西戎是西周对其边界西方的部落的统称，商代称为羌或氐羌。

南蛮则是对南部（早起指江南，后期指岭南）部落的称呼。

北狄是对居于漠南北方人群称呼。

我们熟悉的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元明清，均以中原是正统，而周边的少数民族，一直被认为是蛮夷，即非我族类，虽然事实上三皇五帝也发端于“古夷人”（但与突厥、东胡、通古斯等不同源），古夷人走出部落文明定居中原进入农业文明后，才逐渐形成了中原人（汉之后称汉人）。

历史上中原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一直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发展相伴的，不管是相斗还是相融，尤其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纠缠最甚，从秦汉抗击匈奴、到西晋五胡乱华、到鲜卑建立北朝、到隋唐（都有鲜卑血统）抗击突厥、到北宋与辽对峙、到南宋联金灭辽、到元灭宋金西夏、到明抗击瓦剌、到后金灭明建清。

虽然中原文化的正统地位从未动摇，中原经济的发展也一直遥遥领先，但经济力不等同于战斗力，相反一直垂涎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此消彼长，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辽、金占中原半壁，元、满一统中原。

严格说，元、清时期中原都是被外族统治的，只不过满族统治者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做得比较好，所以在把元和清都作为中原正统王朝看待上，对清的认同感要明显高于元。

2．中国人的来历关于中国人（包括中原人和少数民族）的来历，应该也是源自十万年前走出非洲的智人（世界人种同源说）。

在贴吧看到一种说法，即从中亚分三路向东迁徙而来。

一部分经向东到黄河流域，形成汉藏部落；一部分向东南印度恒河流域、又移向东南亚、接着进入中国南部、渡过长江黄河一直到达渤海，沿途形成百越部落。

民族歧视对胡人汉化之影响——以十六国时期为中心1(2007-11-26 16:37:41)转载▼春秋时代，北方游牧民族频繁侵扰中夏，以至于迁入华夏领地.以儒家为主的知识分子，为了保护华夏文化不受杂染，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华夷之防”，一是“用夏变夷”.当胡人未入侵之前，华夏族要用军事手段抵御他们；而如果胡人已经侵入华夏，则当努力教化，使其接受汉文化.[1]自东汉以降，《春秋》公羊一派流行，华夏正统意识再次强化.但那时中国并没有真的亡国，士人们的心态还算平和.到了西晋末年，所谓“五胡乱华”赶走了汉人的政权，在北方建立起胡人的政权，乃春秋之后第一次.在胡人统治下，汉族士大夫的心态不再平和，充耳不绝的是谩骂之声.这些谩骂看似简单，其实是汉人歧视胡人的特殊表现形式.听起来难以被胡人接受，实际上对胡人是极大的心理压力，起了催化胡人汉化的作用，与儒家的“用夏变夷”传统暗合.本文即尝试探讨此历史现象，以就教于专家学者.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由于心理影响的作用，歧视和偏见会迫使被歧视者向歧视者认同：偏见所造成的最大悲剧是，被歧视一方往往最终接受成见，产生妄自菲薄，失望，以及自卑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去掉他们自认为是自身形象中的消极因素，被歧视者也许会向歧视者认同.[2]关于这个结论，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克夫妇在四十年代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们给一个黑人学前班的孩子两个布娃娃，一个是黑娃娃，一个是白娃娃，然后请孩子们指出哪个娃娃象自己.结果，选择白娃娃大人数大大多于选择黑娃娃的.同一次实验则在三到十岁的黑孩子中进行.问他们的问题是，你觉得哪个娃娃好？三分之二的黑孩子回答，白娃娃好，所以更喜欢白娃娃.[3]我们知道，四十年代的美国，正是种族歧视十分盛行的时代.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黑人，甚至觉得白人比黑人好正好说明黑孩子在歧视的环境中产生了极深的自卑心理.尽管人们也许还没有调查清楚其中的详细原因，歧视和偏见会引起种族认同感的降低，进而被同化，却是个客观的事实.回头看中国历史，汉族对胡人的歧视在胡人汉化的过程中，也起过很大的作用.汉人歧视胡人由来已久.“古者帝王乃生奇类，淳维，伯禹之苗裔，岂异类哉？反首衣皮，餐羶饮冲（查），而震惊中域，其来自远.天未悔祸，种落弥繁.其风俗险诐，性灵驰突，前史载之，亦已详备.”[4]这是唐人写的文字，却总结了之前千百年汉人对胡人的总体态度.所谓“反首衣皮，餐羶饮冲”“风俗险诐，性灵驰突”，无不表现汉人居高临下，不把胡人当作人格平等群体的歧视心态.古代的汉人得益于农业的稳定性，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游牧民族则时聚时散，逐水草而居，缺乏积累.相较之下，游牧民族的文明显得很低下，很简陋.所以，汉族人一直骄傲自己的文化，而拒胡人于千里之外.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即是坚持“华夷之防”，所以“尊王攘夷”成为当时的口号.“华夷之防”在西晋以前都算成功.唐人总结了古往今来的防法：轩帝患其干纪，所以徂征；武王窜以荒服，同乎禽兽.（中略）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此言能教训卒伍，整齐车甲，边场既伏，境内以安.然则燕筑造阳之郊，秦堑临洮之险，登天山，绝地脉，苞玄菟，款黄河，所以防夷狄之乱中华，其备豫如此.[5]孔子一句“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激励了很多代人抗击外来侵略.进入秦汉时期，汉人多次打败北方胡人，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建立过赫赫武功.汉人的民族自豪感达至顶峰.到东汉时期，更是产生了一套理论，这便是当时流行的《春秋》公羊学理论.然而，东汉时期的胡汉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请求保塞，得到东汉朝廷允许.国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住.匈奴败散之后，蒙古草原被鲜卑人占领.但是，鲜卑人也只维持了几十年的统一，便四分五裂.草原上的纷争局面使很多部落失去安全感，纷纷逃入长城以内.这些部落不仅有匈奴和鲜卑，还有别的民族，诸如丁零，羯族，等等.到西晋时期，胡人已经遍布北方各地，关中地区尤其众多.当时人江统在其著名的《徙戎论》中惊呼，“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6]胡族大量内迁，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处于强盛时期，但另一方面，汉人势必面临新的难题：该如何保持“华夷之防”？而似乎当时的胜利除了助长汉人的民族自豪感，进而产生文化自豪感，甚至身份的高贵感以外，并没有认真考虑“用夏变夷”的传统责任，更不懂得如何从正面去“教化”胡人.因此，在对待因败散而内迁的胡人之际，自然搬出了歧视和欺压的手段.在胡人民族意识尚浅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些歧视性的手段造成了他们巨大的心理压力，不但自卑，而且积极认同汉族文化.东汉三国时期汉族的歧视和欺压且不论，在西晋时期，内迁胡人成为汉人奴隶的例子就不止一个.譬如，西晋文人阮孚，乃其父阮咸之婢所生.因为此婢是胡人，阮孚出生后，其姑取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胡人遥集于上楹”的典故，为他取字为“遥集”.[7]晋代名将祖狄也有一奴，名叫王安，是羯族人.虽然由于个人的修养，祖狄善待此奴，并放他回北.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王安应该是身份低下，没地位，不自由的.[8]后赵开国君主石勒的经历便是明证：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中略）会建武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殴辱.（中略）既而卖与茌平（山东今县）人师欢为奴.[9]石姓人来自西域的石国的羯人，是标准的胡人.[10]以后来冉闵反赵进入长安，汉族人见高鼻深目者皆杀的情况看，石勒该是白种人.换句话说，他与汉人不仅民族不同，连种族也相异.他进入中国境内以后，沦为奴隶，没有迁徙的自由.逃难到外地后，外地官员可以捉拿他，卖掉他.在旅途中，他和同伴还被上了枷锁，而且是“两胡一枷“.其被奴役之程度，较之汉人奴隶，要深得多.除了这些私人的养奴例子之外，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也经常派发胡族部落兵役.比如匈奴人就是如此，所以他们造反的时候，曾大声疾呼“晋为无道，奴隶役我！”[11]从这个意义上讲，胡人部落也是集体的国家奴隶.说明内迁的胡人在汉人为主体的社会中，一直处于最低贱的阶层.如果说东汉以前汉人眼里的“夷狄”只是那些离自己很远的族群，胡人内迁以后，“夷狄”就成了自己的邻居，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表现得更加触目惊心.汉族文人的文字和语言中充满了对胡人的歧视色彩，时时可闻驱逐之声，比身体的虐待还严酷.晋御史中丞傅玄曾上书，曰：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12]江统也撰《徙戎论》，建议摒除胡人，曰：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语言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略）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圣贤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中略）故匈奴求守边塞，而侯应陈其不可；单于屈膝未央，望之议以不臣.（中略）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中略）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蔽，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中略）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13]从这两条史料可见，在汉晋时期，汉族士人对内迁胡人之“不轨王道”忧心忡忡，必欲摒除之而后快.虽然他们所说胡人的“不轨”行为的确伤害到晋朝百姓，但从他们的文字不难体会出蔑视和仇恨之意.普通的汉族百姓与胡人更是由于语言不同，风俗不同，常常发生冲突.《后汉书 . 西羌传》记载：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14]这段话所述乃东汉的情形，到了西晋情况只会更糟.汉人士人和百姓的这些想法和行为固然是胡汉文化冲突所致，也未尝不是汉族厌恶和歧视胡人之心理作祟.在胡人一面，面对汉族从上而下的歧视和欺压，则是“穷恚无聊”，“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再加之他们对汉族社会的种种规矩法度不能适应，反抗的干柴早已备下，只欠火种.西晋末年，匈奴刘氏率先振臂一呼：“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中略）.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15]内迁胡人纷纷响应，很快推翻了西晋政权.胡人在长安建立了第一个自己的政权——汉，后来改名“赵”，史称“前赵”，以区别于后来建国的另一个以赵为王朝名的胡人政权.胡人在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消除汉人的歧视和敌对态度.相反，胡人在华夏土地上建立政权，对于固执“华夷之防”的汉族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其震惊，恐慌，羞辱，沮丧，悲痛，仇恨，等等复杂的心情，可以想见.汉人在军事上的溃败，使华夷之间的政治地位迅速改变，“华夷之防”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条件下，汉人自然而然拿起了心理武器.心理武器有两种，一是居高临下的鄙视，另则是采用激烈言辞，抨击所谓野蛮行为.这两种方式，无论是留在中原的汉人，还是逃到河西，江南，东北的汉人当中，都可见到.投奔了胡人，不便咒骂的汉人，应该都采用了不合作的方式表示胡人的鄙视：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中略）光熙中，调补尚书郎.属永嘉之乱，还乡里.（中略）乃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无恒，乃依崔毖，随毖入辽东.毖之与三国谋伐廆也，瞻固谏以为不可，毖不从.及毖奔败，瞻随众降于廆.廆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数临侯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余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係，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馀，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如何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乃辞疾笃，廆深不平之.瞻又与宋该有隙，该阴劝廆除之.瞻闻其言，弥不自安，遂以忧死.[16]高瞻出身士族.当时之士族乃是诗礼传家，华夏文化之精华所在.他们连出身寒族的汉人都歧视，遑论胡人？在胡人成为华夏土地之新主人之际，他们的悲愤较诸普通汉人更深一层.尽管军事上抵抗不了胡人，他们在心理上却不会欣欣然与胡人为伍.高瞻作了慕容鲜卑的俘虏，实属无可奈何.但是，他却用声称有病的方式表达了不合作的态度，无疑是蔑视胡人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慕容鲜卑国土之外，也能听到蔑视之声.公元347年冬，东晋御史俞归出使前凉，封张重华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假节事，曾与张重华有一段对话，就明白的说出了这种歧视：是时御史俞归至凉州，重华方谋为凉王，不肯受诏，使亲信人沈猛谓归曰：“我家主公奕世忠于晋室，而不如鲜卑矣.台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主大将军，何以加劝有功忠义之臣乎！明台今宜移河右，共劝州主为凉王.（中略）”归对曰：“王者之制，异姓不得称王；九州之内，重爵不得过公.汉高一时王异姓，寻皆诛灭，盖权时之宜，非旧礼也.（中略）至于戎狄，不从此例.春秋时吴楚称王，而诸侯不以为非者，盖蛮夷畜之也.假令齐鲁称王，诸侯岂不伐之！故圣上以贵公忠贤，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鲜卑北狄，岂足比哉！（中略）”猛具宣归言，重华遂止.[17]尽管俞归的一番劝说旨在安抚张重华，却把慕容鲜卑比作历史上的蛮夷，贬低和不屑，宣于言表.非常奇特的现象是，民族歧视在胡人的文化意识尚未觉醒的时候，并不是把胡族人推开，反而是使他们与汉族文化越靠越近.汉人的歧视，首先使胡不敢直面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一如那些在心理调查中的美国黑人孩子.具体表现就是禁止人们提到自己的族别“胡”字.当后赵君主石勒即位之后，“讳胡尤峻”，“号胡为‘国人’，有人谈及“胡”字便是杀身之祸.[18]这让人不禁想起清朝对建州女真历史讳莫如深的相似事例.这些行为看似胡人之自强自卫，实则反映了他们深深的自卑心理.据历史记载，一次一个胡人喝醉酒，乱闯宫禁，石勒震怒，责问为何无人阻止.守宫门的汉官冯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石）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19]冯翥慌惧中忘了回避“胡”字，该当罪责，可是族人不够文明实在让石勒自卑，无可奈何地赦免冯翥.这样的自卑心理通过胡族统治者在汉族士大夫面前所表现的羞惭可以看得更清楚：（石）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尝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20]樊坦当着石勒骂羯人，不啻太岁头上动土，该是杀身之祸，可是，石勒却对他宽宏大量，固然说明石勒尊重汉族士大夫，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其族人的野蛮行为心知肚明，无法否认.最关键是，他觉得那些行为可耻，没有理由去反驳汉人的责骂.慕容廆劝降高瞻的一番话，虽然温良，却是同样心态的不同表现形式.以慕容廆之精明，不难体会出高瞻的歧视与对抗心态，故有“但问志略如何，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之问.其用心之良苦，亦足可怜.当初，他拜见东夷校尉何龛时，曾刻意换装，也足见其敏感：帝嘉之，拜为鲜卑都督.廆致敬于东夷府，巾衣诣门，抗士大夫之礼.何龛严兵引见，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问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礼，宾复何为哉！”龛闻而惭之，弥加敬惮.[21]虽然何龛对他的态度改变了，那只是被他的个人魅力所震慑，而对鲜卑人整体还是蔑视的.面对这么强大的舆论压力，胡人领袖自卑之极，在回护自己族人缺点的同时，也注意约束自己.前引石勒因汉人士人樊坦被胡抢掠，而“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就是一种姿态.慕容廆及其后人则努力提倡汉化，用汉人的法规和人伦道德约束自己，并模仿汉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十六国时期汉化最深的族群.这些实际的效果，不能不说有汉人歧视带来的心理压力所起的作用.进入华夏地区的胡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最后被汉民族所同化，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其间的原因是否象以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高级文化对低级文化的感召所起的作用，则尚待研究.但根据本文的考察，民族歧视对胡族汉化的催化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与感召的堂皇相距甚远.在后来的历史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相似的情况，但本文难以一一叙述.汉人的言与行是否合乎现代文明的标准、对胡人是否公平，均可进一步商榷，却的确不辱儒家“用夏变夷”的传统使命.[1]关于这一点，缪钺《略谈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一文有论述，请参考.文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0页.也请参考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36-65页.[2]“ One of the most tragic consequence of prejudice is that the targets of discrimination may eventually come to accept the stereotypes, resulting in lowered self-esteem, feeling of hopelessness, and even self-rejection. In some instances, as a defense against the negative features they perceive as part of their own identity, oppressed individuals may come to identify with those who oppress them.” Ronald R. Smith, Irwin G. Sarason and Barbara Sarason, Psychology: TheFrontier Behavior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2), 563.[3]同上.[4]《晋书》卷一0一《刘元海载记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43页.[5]《晋书》卷一0一《刘元海载记序》，第2643页.[6]《晋书》卷五六《江统传》：“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第1533页.[7]同上，卷四九《阮籍传》附《阮孚传》，第1364页.[8]同上，卷一00《祖约传》：“初，狄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第2627页.[9]同上，卷一0四《石勒载记》，第2708页.[10]参见谭其骧《羯考》，原载《东南日报》，1947年1月9日《历史与传记》副刊，后收入其文集《长水集》中.[11]《晋书》卷一0一《刘元海载记》，第2648页.[12]《晋书》卷四七《本传》，第1322页.[13]《晋书》卷五六《江统传》，第1529-1532页.[14]《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78页.[15]《晋书》卷一0一《刘元海载记》，第2648页.[16]《晋书》卷一0八《募容廆载记》附《高瞻传》，第2812-2813页.[17]《晋书》卷八六《张轨传》附《张重华传》，第2244-2245页.[18]《晋书》卷一0五《石勒载记》下，第2735和2737页.[19]同上，2737页.[20]同上，第2741页.[21]同上，第2804页.。

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我国很早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随着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频繁接触,共同性因素逐渐增多, 各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加强, 建立了血肉相连、唇齿相依、水乳交融、不可分离的民族关系, 共同构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 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这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分分合合, 纷争不断, 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

”那么传统民族观尤其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民族观的本质特征, 并长期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所要借鉴的指导思想和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民族观, 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历史发展的“主线”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们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有什么启示, 都是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笔者尝试从儒家民族观入手, 力求通过探寻儒家民族观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主流之间的内在联系, 挖掘儒家民族观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 以期为当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先秦时期, 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族情势, 在中国早期夷夏观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夷夏问题的基本看法和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 即一方面强调“夷夏之辨”, 严“夷夏之防”, 讲“尊王攘夷”; 另一方面又主张“以夏变夷”,“礼”分华夷, 向往“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局面。

儒家民族观看似对立但实质统一,它既受中国早期夷夏观的影响, 又与儒家政治观念和伦理思想分不开。

在先秦文献中, 诸如“戎狄豺狼, 不可厌也; 诸夏亲昵, 不可弃也”;“狄, 封豕豺狼也, 不可厌也”;“戎狄无亲而贪”、“戎, 禽兽也”;“蛮夷猾夏, 周祸也”、“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等提法, 无不流露出早期夷夏观表现出的强烈的“夷夏之辨”倾向。

论儒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本文所述的国学观点乃作者求索途中颇有感触之思，思想浅显，语言简易，鉴于客观条件所限，只能立足于现实生活，而难以纵深。

当今世界，Confucius一词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概念，对于每个我问过的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没有一个不知道confucius及他所代表的confucianism。

（以下是一位年轻的美国留学生给我的一份答复，很有特点，故不忍删改一字）我觉得所谓的孔子理论在反映到当时人类的本性的同时，还会包括一些基本礼仪（我相信世界上大部分民族都会尽量保持相对的礼仪）。

如果我们懂得实践其中最适合我们的社会的原则，就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尤其巩固家庭的长久关系，还会提高有权有钱的人和家人同样更重视基本为人原则。

但是这一切就是由家庭培养出来的才有最佳的结果，之所以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核心。

这是一份来自一位普通的美国年轻人的答复，他并非是一位“中国通”，或东方文化的爱好者，回答的有些模糊。

不过，我曾与一位英国年轻人做过类似的交流，他的意思明确得多——他认为孔子的思想和他所提倡的礼仪毫无疑问都是有道理的，至少在他的那个时代举足轻重，颇有建树，但孔子的思想毕竟也是属于世界哲学范畴中的一个派别，这就免不了遭受一些古代哲学无法脱离的命运，即在传承过程中因时代变化，政治因素，继承人的主观影响等原因造成的扭曲，衰弱和落后。

交流过程中，我其实并不指望外国人能多么了解孔子与孔学，但我明确的感受到他们都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尽量作出对孔学的公允的评价，其一，他们认可孔子本人的为人；其二，他们承认孔学存在的积极意义。

即便如此，我也相当欣慰。

想我国人，几年前对孔子还普遍的用以“尊称”“孔老二”（现在这个叫法依然是脍炙人口的），可叹不争的事实是很多中国人对孔子的认识还达不到外国人那个层面。

当然了，时代也在发展，在改变和进步——中国兴起了“国学热”。

孔子热起来了，于丹火了，国学书籍畅销了……与国学有关的喧吵声不绝于耳，我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够看到隐于现象之后的本质，故免不得想要发问：人们，你们真的从内心深处接受我国传统之学了吗，真的秉持真心对待国学了吗？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