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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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于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意义1. 引言1.1 费孝通及其著作简介费孝通,生于1910年,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民俗学家。
他曾在北平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理解。
费孝通的代表作品之一就是《乡土中国》,这部著作是对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入探讨,展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乡村生活的独特见解。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通过对中国乡村生活的观察和分析,揭示了乡村社会固有的特点和规律。
他认为,乡村社会是一个由亲情、乡情和信仰构成的社会网络,这种传统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农村中至今仍然保留着。
费孝通指出,要想有效地治理乡村社会,就不能简单地套用城市社会的治理模式,而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乡村社会的特点,为乡村社会提供相应的治理机制和政策支持。
通过《乡土中国》,费孝通深刻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独特魅力和价值,为我们理解和治理新时代乡村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1.2 《乡土中国》的重要性费孝通的著作《乡土中国》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经典之作,在乡村社会治理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深入剖析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和规律,呈现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和社会生活现象。
《乡土中国》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乡村社会治理领域,《乡土中国》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途径和方法,帮助我们揭示乡土社会的独特特点和内在机理。
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可以更好地指导和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
《乡土中国》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为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
在当前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新形势下,我们可以从《乡土中国》中汲取智慧,探索符合实际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和路径。
《乡土中国》作为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品,在乡村社会治理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更在于对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费孝通的城乡社会学核心内容
费孝通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的城乡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城乡关系的本质:费孝通认为城乡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
他强调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认为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部分。
2. 农村工业化:费孝通主张通过农村工业化来实现农村的发展。
他认为农村工业化可以为农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同时,农村工业化也可以缓解城市的人口压力和环境问题。
3. 小城镇发展:费孝通提出了小城镇发展的理论,认为小城镇在城乡之间起到了连接和过渡的作用。
他主张通过发展小城镇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4. 文化自觉:费孝通强调文化在城乡发展中的重要性。
他认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城乡发展应该尊重和保护当地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5. 社区研究方法:费孝通注重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的方法。
他通过深入实地调查,了解农村和城市社区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经济状况,为城乡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总的来说,费孝通的城乡社会学研究强调城乡关系的整体性、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发展、文化自觉和社区研究方法。
这些观点和理论对中国的城乡发展和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费孝通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摘要】费孝通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提出了“中国式经济”概念,对中国传统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并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
他还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费孝通的学术影响和贡献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深远影响。
他的研究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为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费孝通的学术贡献对于当代中国经济仍具有重要价值,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键词】费孝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学术贡献、中国式经济、传统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路径、农村经济、学术影响、理论探讨、重要意义、深远影响。
1. 引言1.1 费孝通的生平简介费孝通(1910-2005),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被誉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的泰斗。
费孝通生于福建福州,早年曾留学美国,并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费孝通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费孝通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开拓者之一,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经济史、传统经济结构、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
他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中国式经济”这一独特概念,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产生了深远影响。
费孝通一生致力于跨学科研究,从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
他的学术成果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具有重要价值。
费孝通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学风严谨的态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学者。
1.2 费孝通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意义费孝通是中国现代经济学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费孝通致力于探讨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路径,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中的特点,并提出了“中国式经济”这一概念,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乡土中国”及其终结_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再认识——兼谈整体社会形态视野下的新型城镇化费孝通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提出了乡村社会的特点:稳定;自给自足;等级制度和互助关系等。
他认为这种社会结构能够维持社会的和谐与平衡。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乡村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许多传统的特点已经消失。
新农村的崛起、农村城镇化的推进,不仅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结构,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
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农村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正在被打破,城市在农村的边缘区域涌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农民的职业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这一新农村背景下,人们对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提出了新的质疑。
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地区接受了更多的城市元素,包括城市的建筑、文化和价值观念等。
另一方面,新农村的发展也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在被瓦解的同时,也给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机遇。
在乡村社会的变迁中,不仅需要重视乡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关注新农村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的要求。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乡村社会确实有重要意义,但同时需要在整体社会形态的视野下进行再认识。
在整体社会形态的视野下,我们需要认识到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城市与农村的区隔正在逐渐消失,城市中的风气和观念逐渐渗透到农村地区,农村地区也在不断融入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划分为两个独立的领域,而应该把它们看作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乡村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乡土文化,也需要借鉴现代城市化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
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下,农村地区应该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近三十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概况作者:张琳袁丽霞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03期摘要:1988年8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Tanner演讲”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论述,这一理论成果全面概括和总结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在学术界影响甚远。
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成果颇多,研究角度也呈现多元化特点。
文章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就学术界近三十年来对这一理论的研究进行梳理,力求探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的更大空间。
关键词: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综述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3-0025-051988年8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Tanner演讲”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1997年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1]一文中,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行了系统阐释。
近三十年来,各界专家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讨,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笔者围绕近三十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不同学科研究的各自特点,以期达到促进和推动该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的目的。
一、关于“中华民族”概念问题的探讨针对“中华民族”概念问题的探讨,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意识的民族实体,同时也是不同层次的对立统一的民族复合体。
但他并未解释清楚民族实体和民族复合体之间的矛盾性,由此引发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新一轮争论与探讨。
众多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形成的一个统一体,是各个民族的总称。
谷苞先生早在《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2]一文中指出,组成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称谓,但这些民族又同时拥有“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性称谓。
费孝通班中等名次标题:费孝通班中等名次费孝通(1910年-1997年)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文化学者,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和“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奠基人”。
费孝通班,以他的名字命名,是中国大学中的一种特殊的评级方式,用以评价学生在社会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表现。
在费孝通班中取得中等名次,意味着学生在学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反映了对费孝通思想的理解与应用。
本文将从费孝通的学术贡献、费孝通班的背景及特点以及中等名次的含义等方面展开详细的阐述,以全面呈现费孝通班中等名次的相关内容。
第一部分:费孝通的学术贡献费孝通是20世纪中国社会学领域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社会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都有深刻的研究和贡献。
费孝通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理论,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他对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变迁的机制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部分:费孝通班的背景及特点费孝通班是以费孝通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特殊的评级方式,主要用于对学生在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表现进行评价。
这一评级方式的设立旨在弘扬费孝通的学术精神,鼓励学生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费孝通班中,学生将接触到费孝通的学术著作,学习他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要在实际问题中运用费孝通的思想进行分析和解决。
费孝通班的特点在于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学生不仅仅是被要求理解费孝通的学术观点,更需要在实际问题中灵活运用这些理论,提出独立见解。
此外,费孝通班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意识,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的社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三部分:中等名次的含义在费孝通班中取得中等名次,代表着学生在相关学科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种评价并非简单的分数排名,更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综合评价。
中等名次的学生通常在理论学习和实际运用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水平,对费孝通的学术思想有较好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在费孝通费老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其学术研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
然其研究一直没有脱离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在费先生的笔下,微视研究和巨视研究一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管是和先生一起随行调查还是品读先生的论文和著作,费老先生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在两者间应用得游刃有余,并不时地产生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人类学,对于人类学者而言,能自如地把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得以本土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费老先生很早由派克的城市社会学方法启蒙,后来师从于马林诺斯基,在学习的过程中,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费老先生非常出色地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特色。
他对于本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直成为非西方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典。
费先生对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结合的研究,是其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中心环节,它强调一种时空的结构。
而对于社会人类学而言,在研究一个社区文化结构时,一直强调高层文化的规性向基层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的结构转化历程及具体的表现方式。
也就是非常重视基层社会的结构特色,进一步说明小传统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结合的纽带、方式及其功能。
费孝通人类学的田野作业一生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广西金秀瑶山,第二次是在江村,第三次是在禄村,这也可以说是费孝通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三部曲,由此形成三部著作:《花瑶蓝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
正因为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有如此深邃的研究,使得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把握,能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人类学思想。
费孝通先生从横的方面来谈社会结合的实态,又从纵的方面来分析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特别是与现代化的关系。
一、研究的容:(一)家庭与人际关系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每个成员的性质和作用也是不同的,个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费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个体是社会关系中类别的基础。
费孝通老师的《生育制度》
费孝通老师的《生育制度》是一本探讨中国生育政策和家庭制度的著作。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生育政策和家庭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将个人的生育自由和国家的利益相对立,导致了社会矛盾和家庭冲突的增加。
费孝通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生育制度理论,即将生育权交还给个人,让个人自由决定生育与否,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来调节生育行为,保障孩子的权益和家庭的稳定。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从计划生育转向鼓励生育,通过优惠政策和社会保障机制来调节生育行为。
此外,他还分析了中国家庭制度的演变和变革,提出了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是协调共生的,而非对立的。
费孝通的《生育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生育政策和家庭制度的视角,对于解决当前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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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孝通费老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其学术研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
然其研究一直没有脱离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在费先生的笔下,微视研究和巨视研究一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管是和先生一起随行调查还是品读先生的论文和著作,费老先生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在两者间应用得游刃有余,并不时地产生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人类学,对于人类学者而言,能自如地把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得以本土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费老先生很早由派克的城市社会学方法启蒙,后来师从于马林诺斯基,在学习的过程中,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费老先生非常出色地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特色。
他对于本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直成为非西方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典。
费先生对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结合的研究,是其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中心环节,它强调一种时空的结构。
而对于社会人类学而言,在研究一个社区文化结构时,一直强调高层文化的规性向基层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的结构转化历程及具体的表现方式。
也就是非常重视基层社会的结构特色,进一步说明小传统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结合的纽带、方式及其功能。
费孝通人类学的田野作业一生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广西金秀瑶山,第二次是在江村,第三次是在禄村,这也可以说是费孝通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三部曲,由此形成三部著作:《花瑶蓝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
正因为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有如此深邃的研究,使得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把握,能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人类学思想。
费孝通先生从横的方面来谈社会结合的实态,又从纵的方面来分析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特别是与现代化的关系。
一、研究的容:(一)家庭与人际关系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每个成员的性质和作用也是不同的,个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费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个体是社会关系中类别的基础。
费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对于血缘结合的基础———家族的研究,一直是他研究的重要基础。
费先生最早的论文是与婚姻和家庭问题有关的。
费孝通后来不管从事文献研究,还是变为重视实地调查,都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至为重要的基本单位———家庭及社会结构变化同家庭结构变化的关系(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 -04:52~53)。
费先生把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社群称作“小家族”。
在中国社会,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多层性。
探索家的多层性结构集中体现在阶序关系和差序格局中。
所谓阶序关系是强调家的纵式结构,围绕着同一父系血缘集团部的结构特征予以展开,而差序格局则强调家的横式结构,侧重于家的网络关系。
按照家的上与下存在着的结构特征把家族分为如下几个层次:1.礼教的家、2.由家扩大成为宗族、3.家的基层———家庭4.跨越血缘的家──户费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来确定疏与近。
他通过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细致观察,指出了人际关系中存在的差序格局。
他说,差序格局就如同将一颗石子投入水中后所形成的圆心扩散圈。
离中心越远,圈就变的越薄。
同理,在中国传统农村里,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圈心,以差序方式来建构同其他人的关系(费孝通,1985 -06:21~28)。
费孝通先生60多年来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始终强调传统的重要性。
正如后来主持授予费孝通教授以“马林诺斯基奖”的美国应用人类学会会长辛格尔顿在仪式上所言(辛格尔顿,1984),把马林诺斯基奖授予费先生,是因为他通过应用人类学和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就是如何把社区中的经济关系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研究,这种研究模式对美洲、拉美国家和中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费孝通先生在“晋商的理财文化”一文中又进一步强调文化传统的重要性。
“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理论思想。
具体条件成熟时经济发展出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文化里产生它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作为支柱”(费孝通,1995-05)。
对传统的关注,是费先生社会人类学思想的重要基础。
他认为,“传统是社会累积的经验,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
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的秩序依靠传统来维系。
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
”(费孝通,1985 -06:53)他的研究不断地在认识传统的基础上,而得以发展、升华的。
在1991年秋天费先生去武陵山区做调查。
在火车上费先生对他的学生说,我一辈子在写两篇文章,一是农民,一是少数民族。
关于农民的文章从村庄到城镇、区域最后到全国,提出了一些发展模式;另一篇文章,扩展到边区的发展。
在这一整体思想中,费先生的研究驰骋东南西北,纵贯上下五千年。
(二)文化传统与城乡发展模式费先生关于中国城乡发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
从《江村经济》到《三村》都贯穿着他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思路。
特别是已注意到乡村工业和城乡关系的重要性。
他在江村调查时虽已明白这个情况,并已看到城乡联系的重要性”(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 -04:1)。
进入80年代后,在对城乡发展的研究中,他始终没有离开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体现。
正如他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从乡土社会发展到工业化后的现代社会,这条道路上传统文化会起什么作用,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平心静气地加一分析和评估”(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04:8)。
立足于文化传统的模式论:在费先生提出的诸多模式中,往往是从地区经济和传统中寻求特点,在此基础上来研究其动态的特征。
1983年底,费孝通教授领导的小城镇调查组,到考察。
他的《小城镇再探索》一文是这次考察的总结。
在文章中费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模式”一词和“南地区模式”(南模式)这一发展模式。
他认为“在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系统。
所谓区域经济系统,是指一种在特定的地域围才具有意义的经济模式。
”费先生一直强调,在经济发展的路子背后的地区特色和地区传统,即文化特色。
依此费先生对“南模式”“模式”“珠江模式”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这些模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一种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是一个地区文化中的文化特质按一定的部关系构成的协调一致的体系。
费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文化模式的视角来看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扩大了文化模式的理论畴。
(三)边区开发与文化传统费孝通先生的另一方面就是关于少数民族的研究。
在边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始终强调因地制宜,注意民族特点。
从1984年开始,费先生的研究工作重点从沿海转到边区又到地,从东南移到西北,从农村小城镇转到民族地区。
他始终强调“西部和东部的差距包含着民族的差距。
西部的发展战略要考虑民族因素”(费孝通语)。
中国社会的民族特征,从历史上开始就在不同民族的交错地带,建立经济和文化的联系。
久而久之,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区域。
人们在这个区域中,你来我往,互惠互利,形成一多元文化共生的格局。
因此费先生提出了依托于历史文化区域推进经济协作的发展思路。
如费先生提出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两南兴藏”、“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就是基于地区文化传统而提出的。
费先生通过对回族的考察提出“发挥回族人善于经商的优势,搞活区域经济。
费先生在这里进一步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发展主要靠善于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在条件,提高自身的社会生产力和发挥自己的精神文化”(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 -04:33)。
80年代中期,费先生对的甘南和肃南进行了考察,提出发展“两南”,将“两南”看作是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各民族联系的两架桥梁,把现代化科技知识送入藏族地区。
三、理论与态度:人类学的精神源于人类学的传统。
按费孝通先生的话就是本着实事的态度,深入实地做研究的客观精神,以及学问为民、志在富民的人文精神。
费先生在调查中能身体力行的深入地去进行跨越东西南北的社会调查,使得其思想的火花不时地增添新的容。
费先生的“三态”论就是对中国社会洞察的一个重要贡献。
费先生在不同的场合,分别提到人文生态、自然生态、心态的问题。
(一)失衡的生态实现持续和平等的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而生态问题是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他在早期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已得到同样的观念,他在书中叙述了人们怎样在农业社会里把人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生于斯,死与斯。
费先生在进入80年代后,特别是1984年后,其研究重点转到边区民族地区,挑选作为开发问题的入门口。
在这里他注意到农牧矛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费孝通认识到“边区开发必须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道路”。
在对的考察中,费先生清楚地认识到该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
此外对西部甘南等地研究,费先生也注意到农牧结合的生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自然生态的平衡问题只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费孝通,1987 -03:81)。
这一系统的另一部分则可称为“人文生态”的平衡问题。
(二)人文生态中的文化传统费孝通认为“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
人文生态失调是指这种配合体系中出了问题,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以至原有生产结构不能维持人口的正常生活和繁殖。
在整个西北边区,人文生态失调和自然生态失调同样值得注意”(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04:22)。
对于包钢这一大型企业的研究就是这样,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职工上下左右之间的亲属和伪亲属关系。
费先生在对包钢人文生态的分析,其概念是利用差序格局。
事实上,差序格局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特质与社会结合的概念,它揭示了人类组织的一个重要原理。
这一概念包括亲属和非亲属关系。
在包钢部职工之间的亲属称谓主要也是一种伪亲属关系。
以此文化传统的资源,用来扩大和加强与亲友之间的亲密联系。
这种伪亲属关系的建立虽然有助于加强彼此间道德与情感联系,同时对个人而言也有一定的功利性质。
但是这种关系扩展到像包钢这样的国营大型企业,无疑影响企业的良性运行和活力。
费先生认为作为人文生态的第二个恶性循环表现在地区之间。
由于东西差距的拉大,引起了边区的智力外流,如水土流失那样出现了人才流失的问题。
由于企业办社会,使其在扩散功能上也出现了人文生态的失衡。
因其扩散是一种近亲繁殖的企业扩散的方式。
费先生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形象地从中国家的性质和结构特点来分析企业部的结构。
在对包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费先生如何用文化传统的特质分析人文生态失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