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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宪法与宪政体制宪法和宪政体制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它们在维护国家法治、保障公民权益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本文将对它们进行比较，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作用。
一、宪法的含义和作用宪法是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性。
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国家机构及其职权、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是国家和政权的组织和运行的基本规范。
宪法的主要作用包括：1. 法律保障：宪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为其他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合法性和依据。
2. 权力约束：宪法规定了政府机构及其职权的范围和限制，以保障公民权利，避免滥用权力。
3. 社会稳定：宪法确立了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团结。
二、宪政体制的定义和特点宪政体制是以宪法为基础，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权力分立来实现国家治理的一种政治体制。
宪政体制的主要特点有：1. 宪法至上：宪政体制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政府及其机构的一切行为必须遵从宪法规定。
2. 三权分立：宪政体制通过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分立开来，实现相互制约和权力平衡。
3. 民主制度：宪政体制注重民主原则，通过选举、制衡和参与等手段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三、宪法与宪政体制的关系宪法是宪政体制的基础和前提。
宪政体制通过宪法的规定和保障，实现政府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宪法决定了宪政体制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安排，而宪政体制则对宪法的实施和落实进行监督和保障。
在具体实践中，宪法和宪政体制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宪法通过宪政体制的运行得以实施，宪政体制则通过宪法的规范和约束来保障政治体制的健康发展。
二者的关系可以用“宪法为本、宪政为要”来概括。
四、宪政体制的发展与挑战宪政体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不断发展和演变。
在现代社会中，宪政体制的发展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1. 效力问题：一些国家的宪法存在法律效力不足、执行不力等问题，影响了宪法的实施和权威性。
2. 权力过分集中：一些国家的宪政体制中，行政权和立法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权力过于集中和滥用。
1787年制宪会议——独立到宪政之路2011.07.19美国1787年的《宪法》帮助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现代民主。
（国家档案和文件管理局）（本文由A.E.迪克·霍华德撰写，摘自美国国务院出版物《历史学家谈美国》[Historians on America]）。
1787年制宪会议作者：A.E.迪克·霍华德1776年5月15日，在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召开的大会以弗吉尼亚实际政府的名义，指示在费城（Philadelphia）参加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殖民地代表提出一项决议，宣布“合众殖民地（the United Colonies）均为自由和独立之邦”。
在不久之后的7月4日,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通过了脱离英国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从而使这些前殖民地踏上了创建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不归路。
但是，建立美利坚合众国并不是一蹴而就。
11年后，另外一批代表跋涉来到费城，为这个新国家起草宪法，而这部宪法至今仍在界定着这个国家的法律与特征。
从独立到宪政的道路是民主政府历史上最伟大的历程之一。
这是一条从实验与失误中走出来的道路，但它最终孕育出一部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宪法。
即使在与英国决裂之前，美洲殖民地已经在开始孕育自身未来的宪政文化。
殖民地议会的下院是当时英语国家中最民主的机构，与母国的对话使美国人对宪法问题有了更鲜明的认识。
在革命爆发前的10年里，税收纠纷、无陪审团的审判以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导致许多小册子、传单和决议大量涌现，实际构成了反对英国政策的宪法论证基础。
美国民主的奠基人懂得，宣布独立意味着需要有自治的理性基础。
在威廉斯堡大会提出独立主张的同一天，代表们就开始筹划权利宣言和弗吉尼亚州宪法。
弗吉尼亚州1776年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很快被其他州效仿，甚至影响到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
第二讲宪法与宪政一、宪政的概念宪政（constitutionlism）也称“立宪政体”、“立宪主义”，它是宪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
从英文词源上看，宪政（constitutionlism）与宪法（constitution or constitutional law）有不解之缘，《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即将宪法、宪政作为同一词目诠释而并未将其明确区分。
从历史渊源看，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即交替运用宪法、宪政、政体等词语。
西方学者对宪政的一些基本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第一，宪法是由一组用于制定规则的自足的或自觉的规范构成，是“法之法”；第二，宪政首先是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决定的一系列特殊道德观点，如尊重人的尊严，承认人生而平等、自由并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第三，任何有意义的宪政必须考虑到“合法性”（国家权力、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和“同意”（人民对政府及其行为的承认和赞同）这两个要素。
还有学者认为宪政是一种制度安排和较好的政治条件，诸如公民基本权利宣言，普遍、平等、秘密的选举制，分权与制衡，代议民主制，多党制，两院制，联邦制，司法独立等。
1我国学者对宪政的认识分歧较多，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大相径庭的界定，但不外乎偏于民主的界定或不同于民主的认识。
（一）偏于民主的宪政界定毛泽东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就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我国很多学者认为宪法与民主政治有关显然深受毛泽东论说的启迪。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说法构成宪政的实质含义，“再加上形式要件的话，那么宪政应是实施宪法的民主政治”。
2还有的学者认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或者说宪法政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以便巩固和发展这种民主事实，宪政就是由宪法确认和规范的民主制度及其实施。
宪法、宪政与民主的关系一、宪法的学理界定（一）宪法词义的演变近现代意义的宪法，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后演变为英文constitution，其本来意义为组织、结构等。
在西方，最早使用“Constitutio”一词的是古罗马的西塞罗。
他在《国家论》（De Re Publica ）一书中，用以表示平民的权力是构成罗马人统治之源泉的国家状态。
在中世纪，“Constitutio”是用以限制教会和王权的国王制定法，如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克拉伦登法（constitution of Clarendon）。
在1610年，怀特洛克（whitelocke）在平民院的演说中，明确指出：未经议会同意的课税，违反了王国统治的本来架构，意指违反了constitution（基本法）。
英国是最早使用近现代意义宪法的国家。
从中世纪以后，英国建立了代议制度，确立了国王未得到议会之同意不得征税和立法的原则，英国人把这种确认代议制度和限制王权的法律称之为本国特有的“Constitution”。
在近代社会，实定法意义之宪法的标志性成果是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和美国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按照萨托利教授的观点，近代意义的宪法包含两个基本要素：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基本权利。
宪法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就有之，如《尚书》中的“监于先王成宪”，《史记》中的“怀王使屈平造为宪令”，《唐书》中的“永垂宪则，贻范后昆”，《唐熙字典》把“宪”解释为“悬法示人日宪”。
这里的“宪、宪令、宪制”，指的都是典章制度或普通法规，不是近现代意义的宪法。
又如日本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等。
这里的宪法是指尊贵的法和重要的法，但不是指近现代意义的宪法。
在亚洲，最早使用近现代意义宪法的国家当属日本。
在1873年，日本学者林正明翻译了“合众国宪法”、“英国宪法”等。
于是，宪法在日本广为流传，并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中国使用近现代意义的宪法一词，始于19世纪中叶。
从宪法到宪政——司法审查制度比较研究一、引言可以不夸张地说， 20 世纪是司法审查的世纪。
〔1 〕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目前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宪法(或基本法)文本中，已有160多个文本规定了某种形式的司法性质的宪法审查制度，而除了美国( 1803 年) 、印度尼西亚( 2003 年) 、阿富汗( 2004年) 、伊拉克(2005年)等极少数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司法审查制度都是在20世纪建立的。
如果说司法审查是宪法规定获得落实的制度保障，〔2 〕那么从宪法到宪政的根本转变确实构成了20世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并且有理由相信这个趋势将持续到21世纪。
这篇文章通过比较世界各国的宪法文本以及某些国家的制度运作，探讨了司法审查在世界范围的现状、模式和发展趋势，重点是司法审查制度在新兴宪政国家的发展。
近年来，我们比较多地关注了诸如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宪政制度。
这是十分正常乃至必要的，因为如本文以下所示，这些国家的宪政制度确实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宪法设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范本。
同时，这些国家的宪政运行通过判例制度完好地记录在案，加上本国学者的梳理、总结和提炼，很容易为我们这些“外来人”所掌握。
然而，这些国家毕竟只是少数或许不那么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且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差异，未必对中国的宪政建设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要了解司法审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全貌，我们必须放开眼光，将研究视线转移到发达国家以外的宪政转型国家。
事实上，和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和中国更接近，因而其宪政经验往往更具有借鉴性和说服力。
当我们看到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的法院有声有色地实施着司法审查，而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并不比中国高，“经济发展水平低”之类的论点或许不应该再成为拒绝司法审查的理由。
当然，对这些国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们不仅数量多、变化快、语言差异大，而且由于不少国家的宪政发展过程中夹杂着政治斗争等各类非法律因素，很难给予其纯粹的法理概括，但是这些困难并不能否定研究的必要性，更何况研究难度已因为网络等现代交流技术的发展而大大降低了。
宪法与宪政名词解释宪政宪政也成立宪政体或立宪主义，它是宪法学上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
宪政的基本内涵就是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确认确认下来，用用法治的精神发展和完善这种民主事实，以此保障公民权利。
宪法的三个基本要素：民主、法治、人权。
其中，民主和法治是都服务与共同的价值——保护人权。
法治法治意味着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
它包含一个国家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和法律制度有静态到动态的运行过程。
法治在的功能上表现为对专制权力的绝对否定和对民主政治的完善和保护。
价值取向上意味着对正义的追求和对人人平等自由权利的保护。
人权人权是指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应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自由平等权利的总称。
人权具有三种形态，即，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
应有人权构成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和源泉；公民基本权利是应有人权所衍生的法定人权；实有人权是指公民在社会实际享有的权力。
宪法的正当性宪法的正当性是指宪法内在的应然价值取向，即宪法规范体现公认的宪法观念和宪法精神，即平等、自由权利精神，充分表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一、宪法的基本内涵：宪政与民主政治、法治、人权1、宪法与民主政治宪政与近代民主政治紧密相连，它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基础和内容。
宪法是对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的确认，是民主事实的法律化。
没有近代人民争取民主事实，就不会有宪法更不会有宪政。
民主政治建立后需要通过宪法的实践也就是宪政的实践来维护、发展和完善，是指更符合公民的意识和一般文化精神。
尽管宪政是民主政治，是民主政治的理想形态，但不能说宪政等同于民主政治，有民主政治也不等于实现了宪政。
民主政治理想形态的获得还需要法治的支持。
2、宪政与法治法治强调国家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依宪法和法律指示的轨道运行，强调任何越出轨道滥用权力的行为同宪法相抵触，与宪政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
宪法解释与宪政实践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文书，不仅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和组织形式，也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然而，宪法的实施和运行需要有权威的解释，以确保其在实践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这就引出了宪法解释与宪政实践的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构建了一个健康的法治国家。
宪法解释是对宪法的理解和解读，在面对实际问题时，宪法的条款常常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解释和补充。
宪法解释的形式可以是宪法法院或其他相关机构的判决、解释，也可以是有关权威机关的文件、规定等。
宪法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更加精确地解释法律条文的含义和影响，使宪法在实际运用中更加清晰和具体。
宪政实践则是指宪法在国家实际运行中的应用和实施。
在一个宪政国家中，政府的行为和决策都要与宪法保持一致，并接受宪法的制约和监督。
宪政实践依赖于宪法的解释和具体的法律体系，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机制来实现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管理。
宪政实践旨在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
宪法解释与宪政实践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赖。
宪法解释为宪政实践提供了明确和具体的法律依据。
宪法的条文常常具有广泛的解释余地，通过权威的解释，可以使宪法的规定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而宪政实践则为宪法解释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场景和案例，通过实际运用和实践验证，可以发现宪法条文的不足和缺陷，为进一步的解释提供了依据和经验。
在宪法解释和宪政实践中，司法机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司法机关是宪法解释和宪政实践的最后裁决者，它负责解释宪法的含义和作用，并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判决。
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宪法解释和宪政实践的重要保障，只有在司法独立的基础上，宪法的权威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国家的法治建设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宪法解释与宪政实践的良好运行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政府机构、公民组织、学术界、媒体等都应该对宪法的解释和实践进行监督和评价，为宪法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智力和理论支持。
只有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宪法对社会的引导作用，确保法治的有效实施。
从宪法到宪政
所谓“宪政”，是指一种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
当今绝大多数现代国家都有一部被称为“宪法”的文件，但到目前真正实行宪政的国家为数很少，而其中又有少数宪政国家（如英国）并没有成文宪法。
这表明成文宪法只是一个国家宪政历程的起点，而远不是终点。
它并不是宪政的充分条件，有时甚至不是必要条件。
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就和法律与法治的关系一样：认真对待法律，使之真正成为约束公民行为的规则，社会就实现了法治；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正作为“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宪政。
在这个意义上，宪政是法治的最高形式。
和法治一样，宪政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或更广泛地说，司法性质的国家机构。
正因如此，司法机构对于国家宪政的实现责无旁贷。
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以至其论证不需要任何高深的理论。
设想在普通的法律领域内，如果一个国家只是规定了民法，而没有设立专门处理民法争议的法院，或者只是规定了刑法，而没有设立从事刑事诉讼的法院，这些写在纸上的有关法律规定能获得有效实施吗？显然不能。
如果没有解释民法条款的中立权威机构，当事人必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解释”法律，那样冲突的利益将导致种种不同的解释，民法也就不成为“法”了；如果没有中立的法院审理刑事诉讼，那么官员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怒惩罚犯罪嫌疑人，那样刑法也就如同不存在。
既然如此，为什么认为宪法可以没有法院就能自动实施呢？
这里关系到一个对待宪法的态度问题。
在1803年的著名案例马伯里诉麦迪逊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判决国会制定的一项法案“违宪”。
在达到这个在当时看来相当惊人的结论过程中，首席大法官马歇尔论证了3点理由，其中第一点是最根本的，这就是宪法首先是“法”，和普通法律一样具有实际效力。
第二点几乎“不证自明”-宪法并不是普通的法，而是“更高的法”，在效力等级上超越了普通的法律，并控制着所有其他法律规范的意义。
既然宪法是“法”，它就有可能和其他的法律规范包括议会的立法发生冲突。
在法治国家，法律的解释以及法律冲突的解决主要是法院的任务。
因此，马歇尔大法官自然推论到最有争议的第三点：法院可以解释宪法-就和它有权解释法律一样，且如果认为普通法律抵触了宪法，它必须服从并适用宪法而不是法律，就和它必须适用法律而非和法律发生冲突的行政法规一样。
笔者并非是建议中国也要模仿马伯里案所形成的司法审查制度。
事实上，不少西方宪政国家也没有照搬。
对于普通法国家，由普通法院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大陆法国家采取的是按照法律门类所建立的专门审查制度，且不少国家相信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不符合现代民主原则，因而美国的司法审查模式对它们而言并不合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马伯里案提出了一个超越国界的永恒命题：要实施宪法、实行宪政，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司法审查制度，以某种方式授权司法性质的专门机构审查法律的合宪性。
这一点为目前所有的宪政国家所应验。
这个机构应该是司法性质的-如果它不是普通法院的话。
它应该独立于议会行使职能，就如同行政法院应该独立于行政一样；没有独立性和中立性，行政审判机构就不能公正解决行政争议，宪法审查机构也同样不能公正解决宪法争议。
由议会或从属于议会的某个委员会来行使宪法审查是不可行的。
除了独立性以外，更重要的是，既然宪法被作为“法”，宪法审查工作主要涉及具体的宪法条款和法律规定的解释。
因此，宪法审查的性质是司法，是一种在本质上不可与立法相混淆的职能。
宪法审查的司法性决定了宪法审查机构的司法性。
这个机构通过解释并适用宪法，使宪法获得了“司法化”-也就是宪法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获得权威的司法解释之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司法化”是从宪法走向宪政的必经之路；没有“司法化”，宪法就只能停留在纯粹的理论层面上，就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法”，国家也就不可能实现宪政。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宪法与宪政是一回事。
只有宪法首先成为真正的“法”，国家才进入了宪政状态。
世界宪政的第一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标志着宪政在近代世界的诞生，尽管直到今天对这个案例本身的合法性还存在着争议。
它对于中国同样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20XX年8月，中国已经产生了自己的“第一案”，和其他“第一案”一样，它带着许多问题和质疑，却仍不失为一次勇敢、可贵的探索。
但只有一个孤独的案例是不够的，它必须被以后的司法实践不断检验、肯定或修正，直到我们最终从制度上解决它所提出的问题。
根据笔者的理解，这就是中国司法的使命-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其不应忽视的需要认真对待的一部分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