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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述评摘要：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和文化高压政策的阻滞，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文化之林。
16世纪末后西方将近代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使中西文化得到一次全面的交流，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生命力，使中国觉醒并随时代的变革和民族意识日渐增长，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伴随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关键词：明清时期西学东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述评一、绪言什么是西学？西学是指西方产生并且传播到东方的学说，也被称为新学，也泛指西方近代文化总称。
西学这一概念是历史的产物，明朝万历年间，我国就将欧美等国家传入中国的科学文化统称为西学。
二、西学东渐的主要内容（一）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中国自古是个农业大国，历代统治阶层对天文学都极为重视，曾多次进行改革历法，但仍不尽完善。
直到16世纪下半叶，传教士利玛窦曾准确地预测到月食与日食的出现时间，在中国上层社会引起很大的轰动。
他撰写《乾坤体仪》和《浑盖通宪图说》等，艾儒略于《天问略》介绍了伽利略借助望远镜而得出的最新天文成果。
明末由徐光启修成《崇祯历书》突破了传统历法的弊端，为中国天文历法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数学：中国历代注重历法而历法的推算离不开数学。
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所著的《几何原本》是一部具有严密演绎体的数学著作。
徐光启曾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书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成”，它取代了中国数学的经典《九章算术》标志着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数学革命性变化。
明末的《割圆人线表》及《大测》《同文算指》等数学著作的传入，奠定我国算术的基础。
清朝康熙时期，将明末清初的数学传入汇编成《数理精蕴》是一部总结性的数学巨著，也代表当时我国数学的最高水平。
地理学：在明末以前，坚信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直到1589年，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向中国人介绍了前所未有的地理知识。
测量经纬度、世界分为五大洲的概念、五带划分等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原来除中国以外的世界感到震惊，并产生一种生存危机感。
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介绍世界五大洲各国的风土风俗、气候名胜、经济政治，打破了中国“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狭隘的世界观和愚昧的思想。
评价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现象
（原创版）
目录
一、明朝末年西学东渐的背景和特点
二、西学东渐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
三、总结评价
正文
一、明朝末年西学东渐的背景和特点
明朝末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日益密切。
这一时期，西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而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
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大量引入了科学技术。
在这一阶段，西学东渐主要以传教士为引导，以中国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为主力。
二、西学东渐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
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对中国士大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例如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从而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另一方面，虽然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思想，但在思想上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较小。
大多数士大夫在接触西学后，仍然坚守儒家思想，对西方宗教和哲学观念抱有保留态度。
三、总结评价
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总体来说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它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后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埋下了伏笔。
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西学东渐在思想上的影响较小，中国士大夫阶层对西方宗教和哲学观念的接受程度有限。
第1页共1页。
评价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现象引言明朝末年，中国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而在这个时期，西学东渐现象逐渐兴起。
西学东渐指的是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等向东方传播的现象。
这一现象在明朝末年出现，并在清朝初年得到进一步发展。
本文将对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进行评价，从不同角度分析其影响和意义。
西学东渐的背景1.社会动荡：明代晚期，社会经济发展停滞，民生困苦，社会动荡不安。
2.内忧外患：农民起义、官员腐败以及对外侵略等问题使得国家陷入危机。
3.文化交流：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增多，带来了大量西方文化和知识。
西学东渐的影响1.科技进步：西方科技知识的引进促进了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
例如，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等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
2.思想启蒙：西方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科学、民主和人权等观念的传播。
3.文化交流：西方文化的传入丰富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4.经济发展：西学东渐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繁荣，促进了贸易往来和商业发展。
西学东渐对明朝末年社会的意义1.启蒙思想：西学东渐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和知识，推动了中国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近代社会转变。
2.科技进步：西方科技知识对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后来的现代化奠定基础。
3.文化传承：西学东渐使得中西文化相互交流并融合，为后来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源泉。
4.经济繁荣：西学东渐带来了商业发展和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繁荣。
西学东渐在明末时期的限制与挑战1.保守势力的阻碍：明朝末年，保守势力对西学东渐持有排斥态度，限制了其发展。
2.文化冲突：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差异，文化冲突导致西学东渐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3.技术条件限制：明朝时期科技水平相对滞后，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来吸收和应用西方科技知识。
结论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摘要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直接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世界地理知识、域外文明知识以及诸多西洋器物，对于中国知识界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也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变化，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百家争鸣可以与之媲美。
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经过西学的洗礼，对于世界、政治、教育、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的改变。
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则被以西方的标准重新估定其价值，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这一历史过程被称为“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使得近代中国逐渐从单一文化逐渐向多元文化迈进，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关键词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思想观念文化影响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西方文明的流入，中国传统文化也在接受着挑战和考验。
西学和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差异，诸如纲常名教、专制独裁、男尊女卑、夷夏之辨、重农抑商、“天不变、道也不变”等一些旧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或否定，并逐渐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重商、进步等一些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
西学东渐的几次比较大的历史时期可以概括为洋务运动时期、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
因此也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进程。
“西学东渐”首先是以鸦片战争拉开帷幕的。
清政府末期一部分有先见之明的士大夫为了救亡图存，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
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仅仅表现为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办各类工厂，加紧军事建设，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但随着这些西方式物质文明的传入，西方文明的思想观念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渐染也悄然开始。
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新的危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主张通过在中国实现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来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使得一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接受了新思想，卷入到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旋涡中，人们追求的社会目标有了明显的变化。
“昙花一现”——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四百多年前，明末清初之际，欧洲耶稣会士的足迹开始踏入中国的土地。
这些来自遥远欧洲传教士们，顶着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给传统教会带来的巨大压力，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带着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来到了这个令他们好奇憧憬的、神秘而文明的古老东方国度。
他们持着十字架传教，却没有像他们的同伴在东南亚国家一般在另一只手中握上宝剑。
他们以另一种和平的方式，开始了一场的文明之间的空前对话。
之所以称之为“空前”，是因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虽然可以追溯久远，但在16世纪中叶之前，这种交流始终处于较低的层次之上。
它基本停留在人们能够感知的物质层面之上，即使是宗教文化层面的传播——如唐时的景教与元时也里可温教的流传，也一直处于“倏兴亡乎，戛然而止的偶然的不连贯的状态”[1]，最后也终随着朝代的沿革变迁而烟消云散无处寻觅。
而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则是对过去历史的继承与发展，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就地域的活动范围，来华传教士的人数极其科学文化素养，还是交流所达到的深度而言，都达到了前所未及的水平。
可以说，在这些传教士的引领之下，西方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以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2]。
这一场文明对话的结果如何，历来史学界众说纷纭。
就我认为，这一次的西学东渐，层次深，范围广，规模宏大却影响甚微。
这场文明对话，仅仅盛于明末清初之际几十年，而在清王朝之后漫长的历史中，却几乎杳无音迹。
因它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过于夸大它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都有失偏颇。
它确实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起到了一定作用，为明清之际陈腐的社会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但是，却没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革。
这些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也终究没能帮助中国人走出中世纪。
它的声音，也直到晚清的枪声炮雨里，才被重新唱响。
西学东渐实质上是一场文化传播，这场传播是以传教士为引导的，以中国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为主力的。
由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最初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
试论明末西学东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从明末基督教教士谈起【提要】从万历中叶一直到崇祯自杀、满清入关为止明末的思想界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光怪陆离，生机勃勃，在此期间除去政治上的朝代鼎革，学术和思想文化上也经历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西学东渐的热潮。
扮演中外交流使者的角色由阿拉伯人变成了传教士——披着儒服的神父，他们在明季这个大舞台上启动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闸门，而彼时的中国士大夫也呈现出截然不同于晚清的精神状态，他们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拜传教士为师，加入基督教。
那么在当时，基督教教士是如何传教，对中国有何影响，现在我们如何评价他们的历史表现，本文将一一为大家解答。
【关键字】明末传教士思想文化历史溯源基督教中国化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曾经四次传入中国，分别是公元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景教东来，第二次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次来华的以沙勿略为代表的耶稣会，以及鸦片战争后的来华传教士，除去最后一次来华传教被视作中国遭受西方“文化侵略”而饱受诟病之外，其他三次都曾经在历史上赢得过相当光彩的名声。
唐代的景教会士阿罗本在太宗时曾经享受过房玄龄亲自率领仪仗迎接并且享受“翻经书殿，问道禁苑”的礼遇，元朝时也里可温获得统治者肯定有“钦赐薪俸”和免役免税的特权，明朝时耶稣会，道明会，方济各会，清朝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都成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鲜明的载体。
其中明清时期的基督教传入尤其为大家所关注，其原因就是彼时的基督教会士真正实现了在贵族、社会上层公开传教，并且实现了一种全社会性的西学东渐的思潮。
而这其中，明末利玛窦等人的贡献不可小觑，而本文着重谈到的也是明末的西学东渐思潮。
新时期的开始新航路开辟以后，基督教内部出现了分裂，新教出现，强烈冲击了天主教的统治地位，为了和新教竞争，天主教开始向“新大陆”派遣教士，传播福音。
沙勿略在1551年12月抵达广东上川岛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时期——沙勿略时期，沙氏曾经在日本传教，并且通过在日本获得的经验“走上层路线”“文化研习和适应”等形成沙勿略方针，尽管当年12月沙氏本人被台湾土著杀死，但其路线方针被后来人发扬光大。
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响【摘要】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这一历史过程被称为“西学东渐”。
本文主要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三个历史时期中国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化阐述了西学东渐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西学东渐，思想观念，革新，影响西学东渐主要是指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近代文化的东传。
近代以来，已成为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名词。
所谓西学即西方文化，在16~19世纪的特定时代包括来自西方的基督教、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尤其西方的社会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迥异，是典型的西学。
这里主要以对中国的影响为例。
新航路的开辟缩短了东西方的距离，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历史地相遇了。
17世纪欧洲基本完成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又成功地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完成了自身近代化，开始向东方大规模扩张，西学东渐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近代西学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总体上是一种全新的较高势能的文化。
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其中，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一直为后世学者所关注。
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至少有三次大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
一、洋务运动时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
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
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主要表现为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办各类工厂，加紧军事建设。
洋务派“自强”“求富”的口号也反映出在西学东渐初级阶段国人对于科技、工业、军事等物质方面的渴求与重视。
但，随着这些西方式物质文明的传入，西方文明的思想观念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渐染也悄然开始。
对于先进技术和近代工厂的渴求对于人才的培养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了与工业企业和新式海军等事业的需要相适应，洋务运动期间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
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
响
明末清初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西学东渐进入中国的时期。
西学东渐指的是以西方科学和文化为主导，在中国传播、发展和引领传统文化发展的思想流派。
在这一时期，西学东渐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
首先，西学东渐在中国的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的民主理念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思想，出现了强调公民权利及民主制度的思想。
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政治体制，如宪法制度、选举制度等，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其次，西学东渐在中国的社会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方文化的引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得到改善，更多的人开始重视教育和科技进步，有助于提高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
再者，西学东渐在中国的经济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形式引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经济的
发展。
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在中国被广泛应用，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和效率。
最后，西学东渐在中国的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文化的引入使中国文化开始融合西方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
此外，西方文学、艺术、体育、哲学等方面的影响也使中国文化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总之，西学东渐给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晚清西学东渐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意义摘要：一、引言二、晚清时期中国法治的困境三、西学东渐的背景及其对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影响四、西学东渐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具体贡献1.法律观念的更新2.法律制度的改革3.法律人才培养五、西学东渐对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局限性六、总结正文：【引言】自19世纪末，西方文化在我国大规模传播，这一时期被称为“西学东渐”。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也逐渐传入我国，对我国的法治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西学东渐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晚清时期中国法治的困境】晚清时期，我国法治处于混乱状态。
长期的封建统治导致法律体系陈旧、法律观念滞后，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同时，国内政治动荡、战乱频仍，使得法治建设严重滞后。
在这个困境中，西学东渐为我国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西学东渐的背景及其对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影响】西学东渐的背景是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使得西方国家的法治制度和文化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和研究西方的法律制度，进而推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西学东渐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具体贡献】西学东渐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法律观念的更新：西方的法律观念传入我国，使得我国的法律观念得到更新和完善。
例如，西方的自然法观念、人权观念等，为我国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2.法律制度的改革：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我国开始了法律制度的改革。
例如，清末的法制改革，参照了西方的法律体系，制定了一系列近代化的法律规范。
3.法律人才培养：西学东渐促使我国开始重视法律人才的培养。
许多知识分子赴欧美留学，学习西方的法律知识，回国后成为推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西学东渐对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局限性】尽管西学东渐对我国法治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西方的法律制度并非完全适用于我国，盲目照搬会导致“水土不服”。
“昙花一现”——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四百多年前，明末清初之际，欧洲耶稣会士的足迹开始踏入中国的土地。
这些来自遥远欧洲传教士们，顶着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给传统教会带来的巨大压力，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带着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来到了这个令他们好奇憧憬的、神秘而文明的古老东方国度。
他们持着十字架传教，却没有像他们的同伴在东南亚国家一般在另一只手中握上宝剑。
他们以另一种和平的方式，开始了一场的文明之间的空前对话。
之所以称之为“空前”，是因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虽然可以追溯久远，但在16世纪中叶之前，这种交流始终处于较低的层次之上。
它基本停留在人们能够感知的物质层面之上，即使是宗教文化层面的传播——如唐时的景教与元时也里可温教的流传，也一直处于“倏兴亡乎，戛然而止的偶然的不连贯的状态”[1]，最后也终随着朝代的沿革变迁而烟消云散无处寻觅。
而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则是对过去历史的继承与发展，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就地域的活动范围，来华传教士的人数极其科学文化素养，还是交流所达到的深度而言，都达到了前所未及的水平。
可以说，在这些传教士的引领之下，西方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以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2]。
这一场文明对话的结果如何，历来史学界众说纷纭。
就我认为，这一次的西学东渐，层次深，范围广，规模宏大却影响甚微。
这场文明对话，仅仅盛于明末清初之际几十年，而在清王朝之后漫长的历史中，却几乎杳无音迹。
因它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过于夸大它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都有失偏颇。
它确实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起到了一定作用，为明清之际陈腐的社会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但是，却没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革。
这些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也终究没能帮助中国人走出中世纪。
它的声音，也直到晚清的枪声炮雨里，才被重新唱响。
西学东渐实质上是一场文化传播，这场传播是以传教士为引导的，以中国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为主力的。
由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最初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
在最初登陆中国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与僧侣一样的宗教工作者而披上了袈裟。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僧侣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怎么高，至少不如他们在欧洲的时候一般德高望重受人敬重。
而中国人，已经在“天朝上国”的繁荣强大之下受用了几千年，对一切的外来文明都似乎不屑一顾。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3]，而当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走向空前的强化，正统儒家文化需要对中国社会保持一种极为严格的思想控制。
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儒家文化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觉不容许任何其他宗教在此完整体系上打开哪怕是一个缺口——这一点从明朝末年对民间宗教的严格控制就可看出。
如英[1] 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试与会通》，商务印书馆。
2007[2]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2卷:七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 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国学者赫德逊在其著作《欧洲与中国》中所言，“传教士一直是有敌人的，——超级正统的儒家仇恨一切异端，特别是外国的异端”[4]。
就此，如何在儒家文化严丝合缝的体系中突入中国而进行传教事业，成了传教士们必须首要问题。
此时，利玛窦以一种“学术传教”的方式，获取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认可，而被后世奉为圭臬。
为了让中国人适应天主教，经过一番曲折摸索，利玛窦努力使自己融入中国社会，他学会中文，取号为“西泰”，以结交儒士。
通过多番努力，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官僚士绅的活动圈子。
利玛窦们在传教的同时极大地迎合了儒家文化的需要，他们根据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维习惯和接受能力，有选择的突出或者省略了某些内容，即使在宣传基督教的某些信条时，也多使用儒家的术语和思想来进行诠释。
为了引起儒家知识分子的兴趣，他以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为诱饵，宣传西学，以广博的知识和全新的见解让他们眼界大开，从而取得其好感和尊敬，然后进行传教。
利玛窦编制以中国居世界中央的“万国舆图”献上，让中国的士大夫自尊心满足的同时又使他们第一次认识了世界的五大洲，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
利玛窦还向他们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先后着有《圜容较义》、《天主实义》、《乾坤体义》等书，首次向中国传入了西方宇宙体系。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将西方公理化体系的典范——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
对于此书，梁启超曾称赞：“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的著作”。
这些学术方面的影响使得明末清初掀起了一阵西学的浪潮，吸引了很多儒家知识分子的注意，甚至得到了封建帝王的青睐，这使得利玛窦得到了诸多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尊敬。
然而，我始终想，此时的利玛窦，是不是有些舍本逐末了呢，要知道他万里迢迢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而不是来兜售他所了解的科学知识，这毕竟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然而，当利玛窦脱下僧袍换上儒生的服饰开始，“便注定了他不再可能用‘合法’的宗教家身份从事传教活动，而只能把‘学术’当做手段，进行曲线传教”[1]。
此时的他已被中国人当成一名融会中西的饱学之士对待，而作为传教士的身份在逐渐淡化。
他为了活动便利的改变形象，却最终作茧自缚，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相背离，终如朱维铮先生所言，这是“把实用的需要看得高于一切，从而以非理性的态度选择手段的必然归宿”[2]。
利玛窦“有心栽花”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而其“无心插柳”而进行的学术传播活动却一直为后世津津乐道。
诚然，如果说利玛窦等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学，对于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没有一点影响，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有一些人士，也对西学充满了热情与好奇，并极力推动着其传播进程。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几人。
面对西学的冲击，中国开明的知识分子才真正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明，并不是这世间唯一先进优越的，这些耶稣会士“货真价实的代表了欧洲的智慧，迫使他们的东道主承认在自己的文明之外，还存在有一种假如不相等，但也是可以钦佩的文明”[3] 。
西学在中国之所以能被接受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其适应了明末清初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或者说，是迎合了知识分子们再造儒家文化的意愿——如果把这[1][2]朱维铮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英]G.P.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些知识分子作为该次文化传播的主要“受众”的话，传者显然迎合了受众的需求。
众所周知，明末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思想文化方面有着随之更新的迫切需要。
明末社会经济危机严重，政治黑暗腐败，党争林立，这种黑暗的现状又与文化更新的需求格格不入。
夏咸淳对此有着极为精彩的描写：“一方面，人的自我意识突破封建名教和禁欲主义的长期禁锢而逐渐觉醒，人性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社会已经透露出微微菲薄的春意。
另一方面，人心流于佚荡，生活失之放纵，社会道德下降，许多丑恶的东西冒了出来。
光明与黑暗，春天与严冬，新生的与腐朽的，美的与丑的，同时并存，互相混杂，形成了晚明时代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观”[3]。
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传统的儒家文化已经发生了信仰危机，士大夫们就在这危机中苦苦的挣扎。
李约瑟曾经说过，“儒家思想一直是‘成功者’或希望成功的人的哲学”[4]。
在政治清明的时代，这些士大夫都是儒家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仰者，怀着“忠君报国”的理想，登堂入仕。
而在明末这一黑暗混乱的时代，儒生们备受打压而无用武之地，便会感到极度的痛苦与迷茫。
他们所一直崇仰的儒家文化，太过重于伦理而缺乏人文关怀，不能在他们无助的时候给予精神上的安慰与鼓励。
对于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以来的理学某种程度上的动摇与否定，使得明末“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泛起。
西学的传入恰逢其时，这些足够“裨益当世”的学说，迎合了当时知识分子所需要的“经世致用”的普世价值。
再者，明末清初正处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大总结时期，中国传统科技实用性强与理论性缺乏的特点都已暴露。
西方科学理论体系的传入，也弥补了中国传统科学理论思维不足和封闭性的弱点。
由此可知为何西学能够迅速的深入人心和发展。
传教士以西学为诱饵，迎合儒家文化的需求，其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
而知识分子们只是利用这种实用性强的学术，在黑暗的社会中为国家为，为自身寻求一种解脱——这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如果使他们倾心西学的时代背景不再存在，更高层次的追求也就变得没有意义。
对于传教士们来说，西学东渐只是传播天主教的一种附属产品，他们是“传者”，掌握着西学传播的主动权，因而，传什么，怎么传，选择都在他们手中。
由于自身传教士身份的局限，他们所代表的世界观，只是中世纪天主教会陈腐的经院哲学，他们在传播西学时，也对于思想启蒙方面的内容，如当时风靡整个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讳莫如深。
他们的主要功绩在于介绍欧洲自然科学，但即使如此，他们所主要传播的内容，依然多限于欧洲的古典科技。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自然科学成就，那些代表着新时代的崭新学说，或者箴口不言，或者加以歪曲。
如利玛窦在介绍天文学知识时，依然渗入了基督教的地狱说。
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因为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世界观的进步，其作用也大打折扣。
他们带来的思想尽管能够给当时的知识界带来震撼，却缺乏振聋发聩的启蒙性。
而且，传教士们在传教之时，把学术作为一种笼络人心的工具，在传播时也加以保留。
譬如《几何原本》十五卷，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六卷，徐光启极想全部译完，利玛窦却一再推脱。
传教士们将学术作为可居的奇货，又怎么愿意将真本领和盘托出，失去自己的垄断地位？从受众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并不想对儒家文化进行什么实质上[3]夏咸淳著：《晚明士风与文学》[4][英]李约瑟著，何兆武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变革——尽管他已经腐旧不堪，他们却还是其坚定的信仰者。
乱世中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的对西学的倾慕，及至清朝开国，盛世一起，便即荡然无存。
大多数人，依然秉持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读书做官，并未有多少人潜心下来研究西来的学术。
对于读书人的这种心理，利玛窦便有着极为客观透彻的认识：“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指通过科举做官），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
结果是几乎没有人愿意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者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1]。
即使是真正愿意研究西学并极力主张西学的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之辈，他们人数极少，其力主提倡的西学也必然是“曲高和寡”，以他们自身的力量，也难以引起什么巨大的反响。
试想，如王夫之这般渊博的哲人，对西方学术的价值认识也只停留在“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则剽袭中国之余蓄，而无通理只可守也”[2]的水平，又则能对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更高的要求呢？明末清初的这一场西学东渐，双方对于西学的传播，都缺乏一种客观而公正的态度，都没有静下心来，以一种学术启蒙的心态来对待，最终仅仅是昙花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