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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定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定。
首先，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的执行存在着巨大的成本和困难。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全球气候变化协定需要数万亿美元的资金才能实现，而这个数额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例如，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表示，如果要全面执行协定，将会对其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废除协定可以避免这种巨大的经济负担。
其次，全球气候变化协定存在着不公平性。
根据协定的规定，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然而，这种差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来减少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却可以继续增加排放。
因此，废除协定可以消除这种不公平性，让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享有平等的权利。
最后，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的效果并不明显。
尽管协定已经实施多年，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没有显著减少。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表明协定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因此，废除协定可以让各国重新思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寻找更有效的途径来减少排放。
综上所述，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它可以避免巨大的经济负担，消除不公平性，并让各国重新寻找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反方观点，不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定。
首先，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地球环境和人类生存。
正如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废除协定将意味着放弃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约束和解决，这将给地球环境和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其次，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的不公平性并不意味着应该废除。
相反，应该通过协商和合作，促使各国共同承担减排责任，实现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平解决。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
”废除协定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而不是解决问题。
最后，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的效果并不明显并不意味着应该废除。
是否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定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定。
首先，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的实施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
根据协定，发达国家需要减少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则没有这样的要求。
这导致了发达国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继续增加排放。
这种不公平的安排不仅难以得到发达国家的支持，也难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广泛认可。
其次，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的执行效果并不明显。
尽管协定签署已经多年，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没有减少，反而还在不断增加。
这表明目前的协定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废除协定并重新制定更加有效的措施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此外，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的成本过高。
根据一些研究，实施协定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而且效果并不明显。
这些资金可以用于更加紧急和迫切的问题，比如贫困和疾病等。
因此，废除协定可以节省资金，用于解决其他更加紧迫的问题。
反方观点，不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定。
首先，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来解决。
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定将导致各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受损，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力量。
这将使得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其次，废除协定并不意味着问题会得到解决，相反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给地球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比如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海平面上升等。
如果没有全球范围的协调和行动，这些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最后，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定将导致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和分裂。
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来解决的问题，废除协定将会使得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难以形成共识和行动。
这将对国际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造成严重的影响。
总的来说，尽管全球气候变化协定存在一些问题，但废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选择。
相反，应该通过改进协定，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正如前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曾经说过，“我们是第一个承认，我们也是最后一个承认，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是否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定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定。
首先，全球气候变化协定是一个不公平的协议。
根据协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采取行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是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这种不公平的安排使得发达国家在减排方面承担了更多的压力，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继续增加排放。
这种不平等的安排不仅不公平，而且也不利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
其次，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的执行效果并不明显。
虽然协定提出了一些减排目标和措施，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国家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些目标。
例如，美国曾经退出《巴黎协定》，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排放。
因此，即使有这样的协定存在，也并不能保证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
最后，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定可以促进国家之间更有效的合作。
协定的存在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因为不满意协定内容而选择退出，这种情况下，国际合作将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废除协定，各国可以重新协商，并达成更具有约束力和公平性的协议，从而更好地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反方观点，不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定。
首先，全球气候变化协定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该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全球范围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共识和努力。
虽然协定可能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废除它并非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相反，我们应该通过修改和完善协定来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完全放弃它。
其次，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的存在至少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虽然一些国家可能没有严格遥行协定中的减排目标，但是协定的存在至少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方向。
这种共同的目标对于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减排行动至关重要。
最后，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的废除可能会导致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加剧。
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协议来约束各国的排放行为，那么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可能会继续增加，从而加剧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因此，废除协定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名人名句及经典案例：“地球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借来的。
国际关系中的气候变化谈判与合作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与谈判来解决。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际社会已经多次尝试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
本文将探讨气候变化谈判与合作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讨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所涉及的各方角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合作方式和发展趋势。
一、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性气候变化谈判是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因为它需要各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随着气候变化的不断加剧，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对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因此各国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以应对这一挑战。
通过谈判，各国可以就气候变化的挑战和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制定共同的行动计划，并确保这些行动得到有效执行。
二、气候变化谈判的各方角色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各国的角色和作用不同。
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是谈判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更多的经验和资源。
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需要在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做出选择。
此外，各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是谈判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各国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
首先，如何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是最大的难题之一。
由于各国的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环境状况存在差异，因此在制定协议时需要考虑各国的利益和关切。
其次，如何确保协议的有效执行也是一大挑战。
由于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在执行协议时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
此外，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增加了谈判的难度。
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多个领域的复杂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能源、经济、环境、社会和政治等方面。
因此，在谈判中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制定出全面、综合的解决方案。
四、合作方式和发展趋势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从气候变化谈判看全球治理机制的挑战与机遇-高中作文800字标题：从气候变化谈判看全球治理机制的挑战与机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而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就是一场全球性的合作与博弈。
这背后所反映的，正是全球治理机制的挑战与机遇。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然而，全球治理机制在此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
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冲突。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需求和经济压力，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做出对全球气候有利但可能损害本国利益的决定。
这就导致了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各方立场各异，难以达成共识。
此外，全球治理机制的不完善也是一大挑战。
目前，虽然有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公约等国际协议，但在执行层面还存在很多困难。
例如，如何确保各国遵守减排承诺，如何分配减排责任等问题，都需要全球治理机制提供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然而，尽管挑战重重，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机遇。
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机制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善。
例如，巴黎协定的签署就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各国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并愿意为此采取行动。
同时，我们也看到，新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模式为全球治理机制带来了新的机遇。
例如，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可能；绿色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这些都为全球治理机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段。
总的来说，从气候变化谈判看全球治理机制，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过程。
我们需要正视挑战，积极寻找解决方案，同时也不能忽视机遇，要充分利用新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是否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首先，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
根据协议，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和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继续增加排放。
这种不平等对待是不合理的，因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所有国家都应该承担责任。
其次，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对于经济发展有限制作用。
许多发达国家认为，减排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不愿意履行协议中的减排承诺。
这导致协议执行效果不佳，甚至有国家退出协议。
废除协议可以让各国更自主地制定减排政策，更好地平衡经济发展和环保之间的关系。
此外，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执行成本巨大。
各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减排和发展清洁能源，这对于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废除协议可以减轻这些国家的压力，让它们更好地发展经济。
反方观点，不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首先，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是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机制，废除协议将导致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受挫，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的影响。
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是我们共同应对挑战的最重要工具。
”。
其次，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存在可以促使各国加大减排力度，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
正如美国总统拜登所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因为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通过投资清洁能源来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增长。
”。
最后，废除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将导致国际社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合作平台，无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Patricia Espinosa所说，“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成果，废除协议将是对这一努力的背弃。
”。
综上所述，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存在是有必要的，废除协议将对国际社会合作和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造成严重影响。
我们应该继续支持并加强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国际关系中的气候变化谈判策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日益严重，国际关系中的气候变化谈判变得越来越重要。
气候变化谈判不仅涉及到各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还涉及到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因此，制定合理的谈判策略对于各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国际关系中的气候变化谈判策略。
一、了解对手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了解对手是至关重要的。
这包括了解对手的立场、利益、目标和优先事项。
通过收集和分析这些信息，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手的意图和行为，从而制定相应的策略。
此外，了解对手还可以帮助各国在谈判中保持冷静和理智，避免因情绪激动而做出冲动的决策。
二、建立联盟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建立强大的联盟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并争取更大的影响力。
建立联盟的关键是要找到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并建立互信和合作关系。
此外，各国还应该寻求与其他国家在技术、资金和人力等方面的合作，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三、寻求共识气候变化谈判通常涉及到众多国家和利益相关者，因此寻求共识是至关重要的。
在谈判中，各国应该寻求妥协和合作，以达成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这需要各国展示灵活性和妥协意愿，并寻求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此外，各国还应该寻求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共同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的进展。
四、关注利益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各国关注的利益点不同。
因此，各国应该关注自己的核心利益，并寻求与其他国家达成共识。
这需要各国在谈判中保持灵活性和妥协意愿，并寻求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此外，各国还应该关注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可持续发展等，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五、制定灵活的谈判策略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灵活的谈判策略是至关重要的。
这需要各国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利益需求调整自己的立场和策略。
灵活的谈判策略应该包括制定多个备选方案和策略，以便应对不同的情势和挑战。
此外，各国还应该避免过于激进或保守的立场，以免失去其他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是否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协议的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协议。
首先，废除全球气候协议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公平的限制。
根据协议，发达国家需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却没有相应的要求。
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限制，影响了他们的发展进程。
因此，废除全球气候协议可以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其次，全球气候协议的执行成本过高。
根据一些研究，执行全球气候协议需要巨额资金，这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沉重负担。
而且，一些国家可能会选择不执行协议，导致协议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因此，废除全球气候协议可以减轻国家的财政压力，让他们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其他重要领域。
最后，全球气候协议并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有效方式。
一些科学家认为，协议制定的减排目标并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相反，一些新技术和创新可能会更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因此，废除全球气候协议可以让国家有更多的自主权，去寻找更有效的减排方式。
反方观点，不应该废除全球气候协议。
首先，全球气候协议是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框架。
通过协议，各国可以共同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地球环境。
废除协议将削弱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基础，对全球环境保护造成严重影响。
其次，全球气候协议的执行成本虽然高昂，但是相比于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巨大损失，这些成本是值得的。
气候变化已经导致了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生态系统受损等问题，如果不采取行动，这些问题将会愈发严重，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最后，废除全球气候协议将会破坏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共识。
虽然协议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但是应该通过改进和完善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完全废除。
正如前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曾说过的，“我们是第一个承认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的一代人，也是最后一个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代人。
”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全球气候协议，共同努力，为未来的地球环境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尽管全球气候协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废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
是否应该废除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辩论辩题正方观点：从正方的角度来看，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应该被废除。
首先，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往往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公平的负担。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往往在减排方面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为了减排而牺牲自身的经济发展。
例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减排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却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因此，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
其次，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往往限制了国家的发展空间。
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能源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往往限制了这些国家使用传统能源，导致了能源供应的不足，进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因此，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利的。
最后，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往往导致了国际合作的困难。
由于各国的利益差异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往往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导致了国际合作的困难。
例如，2015年的巴黎协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各国在减排目标和资金支持方面存在着分歧，导致了协议的签署困难。
因此，从公平性、发展空间和国际合作的角度来看，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应该被废除。
反方观点：从反方的角度来看，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不应该被废除。
首先，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来解决。
根据科学研究，气候变化对全球各国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包括极端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崩溃等。
因此，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其次，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有利的。
虽然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能源来支撑经济的发展，但是通过转型到清洁能源，不仅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可以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的动力。
例如，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
是否应该取消全球气候变化协议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取消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首先，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性。
根据协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了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继续增加排放。
这种不公平性违背了公平和正义原则，因此取消协议是必要的。
其次，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执行效果并不明显。
尽管各国都签署了协议并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实际上很多国家都没有能够切实履行承诺。
例如，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宣布退出巴黎协议，这表明协议的执行并不牢靠。
因此，取消协议可以避免虚假的承诺和无效的减排行动。
最后，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对于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必要的限制。
一些发达国家认为，协议的执行将导致经济成本的增加，影响国家的发展进程。
取消协议可以让各国更加自主地制定适合自身国情的减排政策，避免不必要的经济压力。
反方观点，不应该取消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首先，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
取消协议将导致各国之间的合作机制受到破坏，无法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正如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和努力。
”。
其次，全球气候变化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取消协议将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的恶化。
例如，全球变暖导致了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取消协议将意味着放弃了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这将对人类社会的未来造成严重的影响。
最后，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存在至少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框架。
尽管协议的执行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至少它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减排目标，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减排行动。
取消协议将意味着放弃了这一共同的目标，将导致国际社会的合作机制受到破坏，无法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综上所述，尽管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存在一些问题，但取消协议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
相反，应该通过改进协议的执行机制和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第１６卷第４期上海财经大学学报Ｖｏｌ．１６Ｎｏ．４２０１４年８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ｕｇ．２０１４破解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困局———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吕 江（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当前，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步履维艰，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其制度安排的匮乏。
因此，为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亟须拓展必要的制度创新。
而契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前沿成果，无疑有助于揭开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本质，并在一定意义上为未来气候变化制度安排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旨趣。
对此，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应强化对程序性事项的考量，在碳排放的制度设计中密切关注产权安排；同时，在有效防范制度设计对中国套牢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多地拓展中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剩余控制权。
关键词：不完全契约；气候变化谈判；德班平台；剩余控制权 中图分类号：ＤＦ４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１５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９５－０９ 对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均进行了相应的智识阐释。
有的是从历史的维度，对气候变化谈判历程进行史实性分析。
①有的则是从政治视角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新情况、新变化给予新的理论解读。
②而更多的讨论则集中体现在对气候变化谈判中不同国家立场的剖析上。
③无疑，这些理论研究加深和丰富了当前对气候变化谈判问题的认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践并非如人们所愿，一个致力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始终无法有效构建起来。
对此，我们认为，缺乏有效的制度创新乃是其难以构建的症结所在，而制度创新无疑又端赖于理论上的升华。
因此，只有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与理论前沿的关联性研究，才有助于破解这一气候困局。
近年来，在契约经济学中，美国经济学家哈特等人提出了契约之不完备性及其产权治理模式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契约理论的当代研究。
毫无疑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与契约理论具有某种相当紧密的关联性。
特别是当前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亦表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本身就是一个不完全契约的缔结过程，其谈判旨趣就在于制定一份全球碳排放的产权治理模式。
而这一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１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美新能源立法的制度性设计及中国的路径选择研究”（１１ＣＦＸ０６９）；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德班平台下应对气候变化单轨制安排的法律问题研究”（ＣＬＳ（２０１３）Ｄ２２５）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吕 江（１９７６－），男，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山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① 高小升：《国际政治多极格局下的气候谈判———以德班平台启动以来国际气候谈判的进展与走向为例》，载《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５２－６０页。
② 参见于宏源：《试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新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９－１４页。
③ 参见冯存万：《法国气候外交政策与实践评析》，载《国际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５７－６２页。
刘大炜、许珩：《日本气候变化政策的过程论分析》，载《日本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１－８页。
谢来辉：《气候怀疑论、民主与美国气候政策的阻滞》，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１３２－１４０页。
康晓：《国际气候秩序建构与中国的气候外交》，载《国际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３１－３６页。
９６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４期过程中，不完全契约理论提出的套牢问题以及对剩余控制权的言说，都无疑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践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吻合。
为此，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纳入对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理论的解读中，势必带来一种更为有力的理论指导。
而在此基础上，中国可考虑在未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首先，应加强对气候变化谈判程序性事项的控制，逐步提高自身谈判的议价能力；其次，应在碳排放产权安排的谈判中尽可能地凸显中国立场，为碳减排提供适宜的中国绩效；再次，应将未来的制度安排放在新能源及其技术研发上，达到有效规避气候变化的套牢问题；最后，旨在构建起一种“碳纠缠”的模式，以期实现对气候变化剩余权的制度控制。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亟待理论创新 毋庸讳言，当前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十九次会议（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华沙会议）的决议，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Ａｄ Ｈｏ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ＡＤＰ，以下简称德班平台）将从２０１４年第一次会议开始，进一步细化谈判草案的要素。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德班平台在其２０１４年的工作报告中就已明确指出，其２０１４年的工作目标将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二十次会议（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利马会议）上出台２０１５年协议的谈判文本草案。
无疑，这将意味着规定全球２０２０年后温室气体减排的“２０１５年协议”的谈判，将从各国立场汇集和材料的准备阶段进入案文谈判的实质阶段。
毫无疑问，自２００９年联合国重启气候变化谈判以来，全球气候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
一方面，后京都温室气体减排（２０１３年－２０２０年）的制度安排并不顺利。
首当其冲的是作为既是排放大国又是发达国家的美国，并未被纳入强制减排行列中；而更有甚者，规定强制减排的《京都议定书》也出现了裂痕，首先是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日本、俄罗斯和新西兰都明确拒绝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减排承诺。
①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不同的气候声音，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发展迅猛，温室气体排放逐年扩大，国际社会尤其是那些受气候变暖影响较大的小岛屿国家，要求发展中排放大国进行强制减排的呼声也愈演愈烈。
② 当然，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受到上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制订一份全球性温室气体减排的初衷并未由此减弱。
这是因为，首先，作为气候变化领域的积极倡导者，欧盟意欲强化其领导核心的立场始终未动摇。
特别是在目前谈判进展不顺利之际，它不惜采取单边主义的举措，迫使其他国家回到谈判桌前。
③其次，对于气候变化谈判的消极者美国而言，由于国内页岩气革命的成功，其温室气体排放大为减少，未来重新回归并领导国际气候舞台的政治欲望也在不断增强。
最后，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谋求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间合作，以及通过机制安排，实现国内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亦变得越来越紧迫。
因此，制订一份具有全球性质的气候变化协议仍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
然而，未来的气候变化协议充满诸多变数，且仅就中国而言，尤为担心的是，它是否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新的桎梏。
这表现在：第一，中国的经济转型仍需要一定的排放空间。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和改善民生仍是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较快的经济增长，势必使温室气体排放呈上升趋势。
因此，不合理的减排安排会影响到中国经①②③裴广江、苑基荣：《德班气候大会艰难通过决议》，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２日第３版。
Ｊｏｎ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Ｊｏｈ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ｎ，２０１０，ｐ．１６，ｐｐ．９５－９６．Ｌａｖａｎｙａ Ｒａｊａｍａｎｉ，“ＥＵ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２３，Ｎｏ．２，ｐｐ．４６９－４９４．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破解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困局９７济的平稳发展。
第二，能源结构调整需要一个稳妥的过渡期。
尽管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２０１３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的报告，截至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仅２０１２年的投资就增长了２２％；①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自然禀赋是以煤为主，这决定了能源结构由“高碳”向“低碳”的调整，将是一个依次渐进的过程。
然而，２０１５年协议一旦将中国纳入不合理的强制减排中，不仅会影响能源结构调整的顺利完成，而且更会危及中国的国家能源安全。
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是，２０１５年协议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制定将产生直接影响。
不言而喻，２０１５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同时又是“十三五”（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０年）的规划年。
鉴于２０１５年协议和“十三五”规划都是在２０１５年年底出台，因此二者之间难以协调。
倘若前者对于减排目标的规定高于后者，为履行条约义务，中国将不得不在“十三五”期间作出重大调整，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潜在影响。
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２０１５年协议”犹如一柄双刃剑，它在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因此，加强对“２０１５年协议”文本草案的研究，尽可能规避因制度设计不合理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无疑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今，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学术研究已远远超出自然科学范畴，政治、经济、社会等学科均已涉猎于此。
就经济学而言，早在２００６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就曾发表《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一文，运用经济学分析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危害。
②然而，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将气候变化谈判作为一次缔约来认识，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其他领域都鲜有著述。
因此，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前沿成果不完全契约理论运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不仅能认识到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问题，而且也能为中国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决策带来新的理论和制度思考，从而有力地维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利益。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诠释 所谓不完全契约理论（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是指基于缔约双方难以完全预见履约期内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且当重要事件发生争议时，第三方亦无法强制执行的事实，而进行的理论分析和治理机制的设计。
因其主要理论贡献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哈特（Ｏｌｉｖｅｒ Ｈａｒｔ）与另外两位学者格罗斯曼（Ｓａｎｆｏｒｄ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莫尔（Ｊｏｈｎ Ｍｏｏｒｅ）分别合作完成的两篇经济学论文，对此学界又将其称为格罗斯曼—哈特—莫尔模型或ＧＨＭ模型。
对于这种“无法预见并难以强制执行的事实”，格罗斯曼和哈特在其文章中阐述到，由于生产配置对于“世界的状态”的依赖关系在事前是难以预测并描述清楚的，且某些事前投资可能因为它们过于复杂以至于难以描述，或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一方的努力决策（对于第三方，譬如法院）是无法证实的，从而难以写入合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