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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原名冯承植,字君培。
“冯至”是他1923年春在上海的《创造季刊》第三卷第一期上发表组诗“归乡”时所取的笔名。
生于一破落的盐商家庭。
父亲是个读书人,性情温和、善良淡泊。
冯至童年时代曾听父亲讲解《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的个别篇章。
尽管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在慈爱的母亲抚慰下,冯至的童年并不都是灰暗的。
母爱给了他不少欢乐。
父爱和母爱给予冯至的影响,加上家道中落所造成的忧郁,构成了冯至性格的基本要素：这就是：淡泊、认真、矜持、忧郁，渴求温情,敏于感受。
小学毕业后冯至进入北京四中学习。
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影响很大的两位老师。
潘云超老师使他接触到一些新的思想,并丰富了他的文学知识。
施天侔老师则让为他讲解西方文学流派和《庄子》。
但他在中学里读的都是古文和一部分辞赋,很少接触诗词。
读了《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登载的早期的新诗以后,冯至对新诗发生了兴趣,自己也写起诗来。
然而他很快被创作上难以进步的苦恼和不得要领的焦灼所纠缠。
这时他读到了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的通信集《三叶集》。
《三叶集》使他第一次明确“知道了什么是诗”。
冯至后来欣赏浪漫主义的诗人歌德、海涅,写诗主张从生活中的个人感受出发,重视真情实感,强调自然流畅,反对无病呻吟和过分雕琢,就与《三叶集》有莫大关系。
如果说《三叶集》在理论上使他明白了什么是诗,《女神》则在现实上为他提供了现实的榜样。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以后,冯至迎来了他创作上的第一个丰收期。
这一时期作品收在《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两部诗集中。
1927年4月，冯至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
《昨日之歌》抒发了诗人的苦闷、忧郁,而又以对平淡生活、平凡事物的诗情阐发的形式表现出来,曲折地传达出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思考和批判。
黑暗的现实使苦闷的诗人忍不住发出了“不能容忍了”的强烈呼喊。
然而诗人并不仅仅沉湎于个人的哀乐和命运,他热切地关注着苦难的现实人生。
他不甘于现实的羁绊,对光明彼岸的渴望使诗人表达了否定黑暗现实的热切向往。
诗人冯至简介及作品冯至（1905—1993），诗人，翻译家。
原名冯承植，河北涿县人。
1921年考入北大预科，1923年转本科德文系，曾参加浅草社。
1925年与友人创立沉钟社，创作了大量诗文。
1927年毕业后曾在哈尔滨第一中学及北京孔德学校任教，曾与冯文炳合编文学刊物《骆驼草》，1930年赴德留学，1939年任西南联大教授。
抗战后任教于北大西语系。
1964年9月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曾任作协副主席。
著作有诗集《昨日之歌》与《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及学术论著等。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冯至全集》12卷。
第一卷昨日之歌卷上绿衣人问满天星光一颗明珠不以容忍了夜深了幕雨楼上新的故乡歌女狂风中残余的酒怀追忆初夏杂句别友窗外瞽者的暗示宴席上残年你——秋千架上春的歌琴声在海水浴场沙中海滨墓旁雨夜孤云我是一条小河如果你怀友人Y.H.遥遥……北游及其他十四行集集外第二卷诗歌《西郊集》、《十年诗抄》、《冯至诗文选集》（诗歌部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诗歌部分）、《立斜阳集》（诗歌部分）、《文坛边缘随笔》（诗歌部分）、部分集外诗歌第三卷散文、小说、故事、报告文学《山水》、《东欧杂记》、集外文章、《伍子胥》、历史故事与儿童故事、《张明山和反围盘》第四卷随笔、散文、杂论《冯至选集》第二卷（文章部分）、《立斜阳集》（文章部分）第五卷随笔、散文、杂论《文坛边缘随笔》（文章部分）、集外文章第六卷学术著作《杜甫传》、《诗与遗产》第七卷学术著作《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德国文学简史》（到1848年）第八卷学术著作《论歌德》、《冯至美术论著自选集》、集外文章第九卷译诗《海涅诗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集外译诗第十卷外译诗（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第十一卷译文《审美教育书简》、《哈尔次山游记》、《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歌德年谱》、《远方的歌声》、集外译文第十二卷书信及年谱书信、自传、遗嘱、年谱等作品汇总。
《山水》后记原文翻译赏析1942年的秋天，从过去写的散文中抽出10篇性质相近的，集在一起，按照年月的先后编成一个集子，在封面上题了“山水”两个字，随后又信手写了一篇跋语：“十几年来，走过许多地方，自己留下的纪念却是疏疏落落的几篇散文。
或无心，或有意，在一些地方停留下来，停留的时间不管是长到几年或是短到几点钟，可是我一离开它们，它们便一粒种子似的种在我的身内了：有的仿佛发了芽，有的则长久地沉埋着，静默无形，使人觉得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最难忘怀的，譬如某某古寺里的一棵千年的玫瑰，某某僻静的乡村礼拜堂里的一幅名画，某某海滨的一次散步，某某水上的一次夜航……这些地方虽然不在这小册子里出现，但它们和我在这里所写的几个地方一样，都交织在记忆里，成为我灵魂里的山川。
我爱惜它们，无异于爱惜自己的生命。
“至于这小册子里所写的，都不是世人所谓的名胜。
地壳构成时，因为偶然的遇合，产生出不寻常的现象，如某处的山洞，某处的石林，只能使我们一新眼界，却不能使我们惊讶造物的神奇。
真实的造化之工却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边含有无限的永恒的美。
所谓探奇访胜，不过是人的一种好奇心，正如菜蔬之外还想尝一尝山珍海味;可是给我们生命的滋养最多的并不是那些石林山洞，而是碧绿的原野。
自然本身不晓得夸张，人又何必把夸张传染给自然呢。
我爱树下水滨明心见性的思想者，却不爱访奇探胜的奇士。
因为自然里无所谓奇，无所谓胜，纵使有些异乎寻常的现象，但在永恒的美中并不能显出什么特殊的意义。
“对于山水，我们还给它们本来的面目吧。
我们不应该把些人事掺杂在自然里面：宋、元以来的山水画家就很理解这种态度。
在人事里，我们尽可以怀念过去;在自然里，我们却愿意万古长新。
最使人不能忍耐的是杭州的西湖，人们既不顾虑到适宜不适宜，也不顾虑这有限的一湖湖水能有多少容量，把些历史的糟粕尽其可能地堆在湖的周围，一片完美的湖山变得支离破裂，成为一堆东拼西凑的杂景。
冯至冯至：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中国二十世纪的各类风云人物大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纷纷诞生，故在这两个世纪之交频频让我们纪念。
在这个风云榜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诗人兼学者冯至的位置。
作为诗人，他学生时代出版的抒情诗集《昨日之歌》与《北游及其他》就瞩目于诗坛，甚至被誉为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尔后又以糅合中西某些诗歌风格的特点写成的《十四行集》、集《山水》以及解放后写的诗集《西郊集》、《十年诗抄》、《立斜阳集》、散文集《东欧杂记》等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屡屡博得文坛好评。
晚年合乎逻辑地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为学者，他曾先后出版专著《杜甫传》、《论歌德》、《德国文学史》和论文集《诗与遗产》等，并译有多量的歌德、席勒、海涅、里尔克、布莱希特等大诗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起分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学部委员之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冯至先生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
他既有的扎实功底，又有西学的深厚造诣。
他不但能用母语写出优美的诗歌、散文，而且具有古文的过硬基础，故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也相当谙熟，尤对杜甫的研究卓有成就，以至拥有权威性的发言权。
在德国留学的五年里，他不仅攻读了德国文学，而且也攻读了德国哲学。
所以他关注的德国作家多是哲学味道较浓的诗人，除歌德、席勒、海涅外，他也关注带有“现代”特征的诗人：诺瓦利斯（这是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荷尔德林、里尔克等。
他翻译的上述古典名家的诗歌、散文和美学论著在我国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翻译的里尔克《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九封信》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位世界级的现代诗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冯至先生在两个领域里的显著成就，他获得“双肩挑”的雅称。
毫不意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宣部在组织大学文科教材编写的时候，冯至以《中国文学史》与《欧洲文学史》总负责人的资格参与并领导这两部著作的编写工作。
文 艺 评 论文|戴 嘉从哪里来，是谁，往哪里去——论冯至诗歌的哲学之思摘要：冯至的诗歌是中国诗坛20年代的高峰，其诗歌风格一枝独秀，流露着浓浓的哲思，其后期作品受存在主义影响后更是值得反复品读。
本文将从三个阶段剖析冯至的人生历程及其创作路程，即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将往哪里去。
诗人运用高超的叙事能力将深沉的哲学思考完美融入他的抒情诗中，使其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冯至；诗歌；哲思；存在主义Abstract：Feng Zhi’s poems are the zenith of Chinese poetry circle of the 1920s, the style of which is really unique.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his production rode from three spheres: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o we are and where would we go. The poet’s splendid narrative capacity allows him to merge his speculations into his lyrics, which makes his poems have an enteral artistic charming.Key words：Feng Zhi; poems; speculation; existentialism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资产阶级文明逐渐衰败，依托于宗教的人类逐渐失去依靠，存在主义应运而生化解了人们的异化感。
存在主义的思想源于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的学说，由海德格尔创立，经萨特将其发扬光大，并于20世纪初成为人本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是荒诞和偶然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先认识到生命的荒诞，再由此做出选择，通过选择重新塑造自我。
冯至先生作品一览表
冯至先生作品一览表
作品出版时间出版社备注
《昨日之歌》1927 北新诗集
《北游及其他》1929 沉钟社新诗、译诗合集
《十四行集》1942 桂林明日社诗集
《山水》1947 重庆国民出版社散文集
《伍子胥》1946 文生中篇历史小说
《歌德论述》1948 正中论文集
《东欧杂记1950》新华书店
《杜甫传1952》1980 人文
《张明山与反围盘》1954 工人报告文学
《冯至诗文选集》1955 人文
《西郊集》1958 作家诗集
《十年诗抄》1959 人文诗集
《诗与遗产》1963 论文集
《冯至诗选》1980 四川人民
《冯至选集》(1--2卷）1985 四川文艺
《论歌德》(1--2卷) 1986 上海文艺论文集
《冯至学术精华录》1988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论文、论著摘编
《杜甫诗选》1956 作家与浦江清、吴天石合编《德国文学简史》1958 人文（上下卷）主编
《哈尔次山旅行记》1928 北新翻译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1938 商务翻译
《远方的歌声》1953 人文翻译
《海涅诗选》1956 人文翻译
《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1958 人文翻译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78 人文翻译
《还涅抒情诗选》1984 江苏人民翻译
《审美教育书简》1985 北大翻译《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翻译《布莱特选集》1959 人文翻译。
“工作而等待”：论四十年代冯至的思想转折——冯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一)【内容提要】1940年代的冯至在写作内容、生活方式和思想取向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整个40年代，冯至的思想、创作与里尔克、歌德和杜甫密切相关。
经由他们，冯至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生命的孤独感、虚幻感，他的目光从抽象的学理探索转向了现实生活，开始思考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关系。
当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还在为陌生的新时代的到来而不安时，冯至却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时代之间迅速地找到平衡点，几乎无所滞涩地迎接着这个群体时代的到来。
20世纪40年代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是十分艰难的十年。
在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构成的这十年间，中华民族经历了痛苦的离乱生活和复杂的情感转折，最终迎来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对于冯至来说，这十年也是他一生最为复杂、最为关键的十年。
在40年代最初的三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十四行集》、小说《伍子胥》、散文集《山水》，登上了文学创作的高峰，从1943年开始，他的文学创作几乎停止，转而开始专注于充满时代气息的杂文写作。
在写作杂文的同时，他走出个人内心的沉思开始介入社会生活，他做演讲、参加文学社团活动，参与民主活动，可以说，这时的冯至在写作内容、生活方式和思想取向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
1946年7月，冯至返回北平。
从1946到1949年三年间，冯至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取向更加复杂。
一方面，冯至一反惯常的低调作风，与一批自由主义作家保持了比较密切的来往。
尽管此时的北平无论是社会氛围还是生活条件与30年代都大相径庭，但是文人交游的本性并没有变化。
那时冯至与朱光潜、沈从文等十几位北大教师同住在中老胡同33号院，闲暇时常常一同逛逛门庭冷落的书肆和依然美丽如画的西山，交流文学观点，谈谈时局现状。
任教于南开大学的卞之琳则时常来往于平津之间，在北平时经常借宿于冯至家中。
废名长子冯思纯在回忆复员后他们的北平生活时说：“北大教师朋友间经常互相拜访，我家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尤其是晚饭后。
谈话内容主要是就学术问题进行讨论，交流意见，当然还会涉及对时局的看法。
”冯至与杨振声、沈从文、俞平伯、朱光潜、林庚、卞之琳、常风、袁可嘉等都是家中常客②。
1948年七八月间，杨振声、冯至、沈从文、朱光潜等还同去颐和园“霁清轩”消夏，他们一起在山中“魏晋”，享受着最后的悠闲生活③。
各种文学聚会之外，冯至与沈从文、朱光潜等自由主义作家一起积极创办各种文学刊物，宣传自由主义的文学主张、提倡独立的文学创作。
1946年12月，冯至与杨振声、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编辑出版了杂志《现代文录》。
该杂志以杨振声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创新精神”作为编辑方针，编辑目标则直接指向了“创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艺”④，较高的文学品位使它很快便成为“北方文化复员与文学运动展开的第一面旗帜”⑤。
不久，冯至又参与了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和《文艺》的编辑，并留下了详细地有关稿费计算和寄送的纪录。
1947年6月以“采取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树立一个健康底纯正底文学风气”为原则的《文学杂志》复刊，冯至与夫人姚可共同担任了杂志的编辑委员。
可以说，冯至积极投入到当时北平最为重要的文学圈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自由主义的文学理想添砖加瓦。
一向处在文坛漩涡边缘的冯至此时也偶尔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喊出自己的主张。
例如，40年代后期，随着文学一元化进程的推进，从阶级斗争出发的政治批判逐渐压倒了从文学创作出发的文学批评，政治定性成为文学批评的“排头兵”。
冯至发表了《批评与论战》，用纯学理讨论的方式强调批评与论战的严格区别，客观上却对批评家对写作的横加侵犯，给予了积极的驳斥。
到了1948年的2月，冯至因为被其宣称的民主自由原则的吸引而参加了后来备受批判、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另一方面，在解放战争后期，北平围城前后，冯至几乎是毫无抵触地接受了共产党政权，并且非常顺利地融入到了新的社会秩序中去。
1949年2月，在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入城式上，冯至站在了欢迎队伍的“前列”；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冯至担任了北平代表团副团长，在《写于文代会开会前》一文中，冯至几乎是欢欣鼓舞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新时代的渴望。
从此，冯至开始活跃于当代文坛，成为50—60年代重要的文化活动家之一。
两相对比之下，我们不由得对冯至的巨大转变充满好奇。
造成这种转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政治力量下的生存压力还是真诚的理解和接受?是单纯的政治热情还是经过了冷静的深思熟虑?同时这种转变对于冯至有何意义?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从三个伟大的文人谈起。
一从里尔克、歌德到杜甫在整个40年代，冯至的思想、创作与三位伟大的文人有关。
其一是里尔克，其二是歌德，其三是杜甫。
就接受美学而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阅读者总是出于自己的某种需要去接受某个作品或某位作家，以及同一阅读对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象，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加以理解和整合。
反之，我们也可以根据阅读者对作品、作家，以及同一阅读对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象的选择，来推断阅读者自身的精神世界和生命追求。
对于40年代的冯至来说，在里尔克身上他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在寂寞中艰难前行。
从歌德那里他领悟到了“向外又向内的生活”，在杜甫的诗歌中他感受到了一个关注时代、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的伟大。
而这些选择和接受帮助冯至克服了由于战争所带来的生命的孤独感、虚幻感、脆弱感，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关于个人与群体、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的困惑，同时也为他未来将要面对的选择和决断铺好了路。
从20年代以来，冯至一直是里尔克的崇拜者。
在纪念里尔克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冯至称里尔克是他在“最寂寞、最彷徨”的时候的伴侣，在为文和为人两方面都给他以极大的启示。
里尔克那种克制情绪，“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涣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的艺术风格给了冯至极大的启发；而里尔克“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在“永恒的寂寞”中体验人生的生活方式，也让冯至赞赏不已⑥。
如果说1930年代的冯至在里尔克那里得到的是“如何成为‘寂寞的个人'而获得对真实存在的理解”⑦，那么，进入40年代，在民族存亡的战乱中，冯至对里尔克有了新的认识。
里尔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前战后的一段时期的“沉默”，在1930年代被冯至一笔带过，此时却成为冯至关注的重点。
冯至指出，里尔克“十年的沉默”并不是放弃：“他看着世界一切都改变了形象，他在难以担受的寂寞里，深深感到在这喧嚣的时代一切的理想都敛了踪迹，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他锐利的目光无时放松时风的转变，他只向他的友人们倾吐他的关怀。
”⑧冯至认为，表面看来，里尔克“已在紊乱的时代前退却”，但是“他当时对于人类所有的关怀并不下于指挥三军统帅在战场上所用的心机”。
他说，尽管外部世界“任何一件不合理的事”都使里尔克感到“深切的痛苦”，但是他满怀着“从事于真实地改变和革新的意志”，在等待着，在准备着，要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分担”自己的责任。
冯至总结道：里尔克这“十年的沉默”是一种“隐伏”，其目标则是“暗自准备将来的伟大工作”。
在一战结束后，经过长久的探索和彷徨，里尔克的十年的痛苦和沉默得到了升华，以《杜伊诺哀歌》和《十四行致莪尔菲斯》成就了一代新风。
里尔克这种“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的精神深深地吸引了冯至，他由此而推进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相信“中国这么大，人口这样多，其中只要能有一千个真实努力工作的人，中国就会有办法”。
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不顾时代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把他们看作是一片“混沌”中的澄清剂，在混沌过去之后，“他们心血的结晶就会化为人间的福利。
”“人需要什么，就会感到什么是亲切的。
里尔克的世界使我感到亲切，正因为苦难的中国需要那种精神。
”此时的里尔克，无论是在个体的生活抉择，还是在个体意志与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的取舍方面，在在提示着冯至：一个人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在真伪混淆的社会里可以怎样的生活，怎样“忍受着现实为将来工作”，在保有自我的同时又不放弃自己的责任。
歌德可以说是冯至一生的朋友。
从40年代初翻译俾得曼的《歌德年谱》，冯至开始了对歌德的研究。
他称赞歌德的《浮士德》和《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是两部“生活教科书”⑨。
在歌德的作品里，他“领悟到一些生活的智慧”，寻找到了调节外部人生和个人内在思想的依据⑩。
如果说，里尔克是以一个纯粹文人式的自我倾述使冯至体悟到了如何在人生近乎宿命般的“寂寞的深处寻得一条出路”11，那么歌德则是以哲人的睿智在抽象的哲思层面引导着冯至如何完善个人人格，“如何审视人生”12。
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冯至在1940年代所接受的歌德，与他在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歌德并不相同13。
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年代，“经常感到有抛弃旧我迎来新吾的迫切需求”的冯至14，抛弃了自己在二三十年代所接受的“维特式的歌德”，转而对步入中年以后的变得更为保守的歌德充满兴趣。
1940年代的冯至，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歌德的思想：“蜕变论”、“反否定的精神”、“向内又向外的生活”15。
这三重思想在创作中、生活态度上、在生活方式上都对冯至有着极大的影响。
他后来回忆说：歌德作品中的人物“体现一个共同的思想：人在努力时总不免要走些迷途，但只要他永远自强不息，最后总会从迷途中‘得救'，换句话说，人要不断的克服和超越自我。
在抗日战争艰难的岁月里，他们给了我不少克服苦难、纠正错误的勇气”16。
“蜕变论”与“反否定的精神”重点在于人格的塑造与主体意识的丰富和发展。
它强调人的一生应当是在不断超越自我和自我否定中发展和变化，从冲突中求和谐，从片断达到完整，经过无数迷途，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在冯至1940年代初期的三部作品中，《伍子胥》中的“蜕变”、“决断”、《山水》中的“承担”、“忍耐”和《十四行集》中的“承受”、“变”等命题都显示出了“蜕变论”与“反否定的精神”思想的影响。
如果说“蜕变论”与“反否定的精神”主要关涉个体的内在生存状态，“向内又向外的”生活则强调了个体与外部世界变化间的互动关系。
“向内又向外的”生活要求人们既要走出个人的内在空间，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从外界汲取营养，积累经验；同时又能与外界事物“断念”，返回个人的内心世界，并将外在的经验化为内在的智慧。
1943年前后，冯至到达了文学生涯的最高峰，这个高峰是他“沉思”生活的结晶，同时也是他一个生命段落的结束。
在此之后，冯至迎来了一种新的生活，在这一个生命段落中，“向内又向外的生活”法则对冯至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歌德也因此而被冯至描绘出一种“入世”的生活姿态。
冯至曾这样概括他对歌德的生活经历的理解：“歌德在他的一生中努力向外发展，担任行政工作，观察自然万物，与同时代人有广泛的交往，但也经常感到有断念于外界事物、返回内心世界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