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司法实践中“法理情”与“情理法”的博弈

法治思维中的情理和法理作者丨谢晖文章来源丨爱思想“法不容情”已然是我国公民谈及法和情之关系时的基本思维定势，但这种情法二分、情法对立的思维定势，不但割裂了法律赖以生成的社会基础，而且必然因此导致法律的逻辑因为背离生活的逻辑而被束之高阁。

日常生活将以其执拗的秉性对待并撕裂法律的边界，而法律只能徒具外壳，它虽然可能被镂之金石、公之于众，但不可能嵌入民魂、矗立民心。

特别在“移植”法律、“创制”法律成为当代精英立法的基本理念下，情法的此种二元分化，对于法律至上、以法为教的法治思维始终是一种阻遏因素。

本文拟重新定位法治思维体系中情法两者的逻辑关系，坚守情法一元的理想法治观，并籍此寻求法治思维的另一面向。

一、立法：情理的逻辑化表达虽然人类的交往秩序并不是自立法开始，但人类的理性秩序必须借助立法对情理的逻辑处理得以完成。

这里的立法，既指在现代权力分工体系中的立法，也指历史上为人类理性交往给出规范筹划的一切理性行为。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传说时代伏羲和女娲二位始祖各执规、矩，教民知礼义廉耻的举措，实为一种立法;历史上“结绳记事”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也给人们的交往行为以定规矩、以范行止;而一切以抽象的符号、文字来表达自然万物、社会万象的举措，又何尝不是为人类立法?但无论何种立法，归根结底是对自然或社会事实进行逻辑化处理的活动。

这表明，一切立法皆须以事实奠基，否则，立法就成为闭门造车，也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其能否作用于对自然事物或社会交往的调整，就不难想见。

立法的基本目的是让人们在纷乱杂然的自然万物和社会万象中找到规律性或规定性的线索，从而使人类行为在当下，有所方向，在未来，有所预期。

一言以蔽之，它是要在万事万物中寻求“事物的法的规定性”的过程。

而“事物的法的规定性”，在自然界，可以称之为客观规律;在社会界，所谓客观规律经常表现为人类的精神现象。

进言之，精神现象不过是人们情感世界的一种表述方式。

立法的对象，虽然不得不涉及自然万物及其规定性，但立法对自然万物及其规定性的关注，仍然取决于人类精神世界对自然万物的需要和依赖。

工作心得：司法过程中如何处理情理法关系（最新）中国人的传统法观念是一个复合的、多元的观念体系；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天理”“国法”和“人情”的三位一体。

那么，中国传统法律在三者之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在一些学者看来，在法之上还有天理、人情。

而这些规范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和封闭的。

如果以“天”为“彼岸”，“人”为“此岸”，则“天理”架通了彼岸，“人情”架通了此岸，“国法”居中连接两桥，于是乎“天人合一”也就实现了，即实现了“天理”“国法”“人情”的“三位一体”。

这就是古代中国的法理学。

同时，情、理、法三概念的前后顺序排列也断非偶然，而是反映着人们对其轻重关系的一定认识。

在中国人看来，“合情”是最重要的，“合理”次之，“合法”更次。

此即所谓“人情大于王法”。

由此，“法律”与“情理”，“援法断罪”和“执法原情”，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在古代中国法律实践中被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上是范忠信、郑定、詹学农三位学者所著《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一书中的创见性观点。

在中国人看来，所谓的天理，就是天下公认的大道理，天经地义，类似于西方人所说的“自然法”。

“天经地义”的内容便是礼，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由此逻辑而推演出的一切道理、儒学，儒学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之所以能够存世弥久，便是因其以思想的方式演绎出“天理”的具体要求，是顺应天理、高于律理的存在。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欲、恶七者非学而能”；何谓法？“法，非从天下，非从地生，发于人间，合于人心而已”。

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一书中对这种法律意识内部关系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天理体现为国法，从而赋予国法以不可抗拒的神秘性。

执法以顺民情，又使国法增添了伦理色彩，使得国法在政权的保证下推行之外，还获得了神权、族权和社会舆论的支撑，因而更具有强制力，这正是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统一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我国古代，判断一个案子是否公正，首先要看它是不是符合情、理、道德，而不是考虑是否严格遵照法律条文。

第1篇在司法案件中，情理与法律法规的交融与冲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情理，即人们心中的道德情感和伦理观念，而法律法规则是国家制定的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

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相互影响，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司法案件中情理与法律法规的交融与冲突。

一、情理在司法案件中的作用1. 情理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会考虑到当事人的情感和伦理观念。

这种考虑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例如，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法官会考虑到夫妻双方的婚姻状况、子女抚养问题等，以尽量减少当事人的痛苦。

2. 情理有助于调解纠纷在司法案件中，调解是一种重要的解决方式。

情理的运用有助于调解纠纷，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和解。

在调解过程中，法官会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情感和伦理观念，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共识。

3. 情理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司法案件的处理关系到社会稳定。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情理，以维护社会稳定。

例如，在处理刑事案件时，法官会考虑被告人的悔罪表现、家庭情况等因素，以尽量减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二、法律法规在司法案件中的作用1. 法律法规是司法案件处理的基本依据法律法规是司法案件处理的基本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依法审理案件。

这有助于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

2. 法律法规有助于规范司法行为法律法规对司法行为具有规范作用。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司法人员必须遵守法律法规，确保司法行为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3. 法律法规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在司法案件中，法官会充分考虑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案件处理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三、情理与法律法规的交融与冲突1. 交融（1）法律法规体现了情理精神我国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充分考虑了人民群众的道德情感和伦理观念。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体现了对家庭伦理的尊重。

司法实践中“情、理、法”的应用新论[摘要]“情”、“理”、“法”的有机统一直接影响着司法活动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完善的法，情和理应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应是情和理的升华。

“情”、“理”、“法”之间不是孰先孰后、孰主孰次、孰轻孰重的关系，讲情理只是一种司法态度、一种司法技术，目的在于对法律的弥补。

司法活动应坚持入于情、适于法、出于理，“情”要做到懂情、知情和重情，“法”要做到明法、敬法和善法，“理”要做到析理、评理和在理，只有如此才能定分止争、案结事了人和。

[关键词]司法；情理法；应用“情”、“理”、“法”的有机统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着执法办案和处理纠纷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法律的滞后性、原则性，“情”、“理”、“法”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

正如国务院王岐山副总理在山东代表团第五组小组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会场所说：“这么多年一直在思考情理法这三个字。

有时候讲情讲理未必合法。

实际上，中国要从情理法三者上不断探索他们的关系。

”①一、“情、理、法”的含义探索“情”、“理”、“法”的关系，首先须明确“情”、“理”、“法”的含义。

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情”字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三种含义。

一是指社会公认的情感和“人之常情”，包括人性（人的本能）和民情；二是指状况，表现为具体的情节；三是指私意，即情面或者可理解为人情化社会的人情。

“理”，即常说的道理，具体是各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以及人们对其所形成的整体看法，是事物的规律、是非得失的标准和根据，包括天理、公理和常理。

“法”则是指体现统治阶段的意志，国家制定和颁布的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

二、“情、理、法”的关系明确了“情”、“理”、“法”的含义，还须进一步弄清“情”、“理”、“法”间的关系。

霍布斯曾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从来不是逻辑。

”，所以“一种圆满的完善的法应当具有人情味，内含一种情理”，②做到“情和理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情和理的升华”，③实现情理法的辩证统一。

情理法与法理情⼈类为了⽣存与需求，在改造⾃然的过程中，会发⽣很多对⽴的⽭盾及以及⽭盾和情感之间的联系，要解决好⼈类社会这些⽭盾和情感的关系，就会引发情、理、法间的纠缠。

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般都是重情理轻法治，造成社会⼈与⼈的不公平。

⽽在法治健全的时代所采⽤的就是重法治轻理情，因为，处理任何法律纠纷在法律判决前，情理法是不能互融的，因为讲情、讲理都有勃于法律。

会妨碍司法的公正。

但判决后法理情⼜是互融的，因为法律的公正判决于理、于情都能讲得通。

所以也体现了司法的公正。

下⾯我们追朔情理法渊源以及情理法与法理情的辩证关系。

为⼈类社会发展，处理好⼈与⼈之间的关系提⼀点合理化建议。

（1）情理法产⽣的根源这⾥所讲的情理法指的是当我们遇到问题和⽭盾时所采取的出理⽅式，在中国⾃古以来所沿⽤的就是先情后理，最后解决不了才诉诸于法院，中国⽼百姓把打官司告状看成是⼀件很丢⼈的事。

再加之传统的“衙门⼝朝南开，有理⽆钱别进来”。

所以，中国⼈不愿意打官司。

原因在哪⾥呢？这要从中国的远古的社会说起。

a、源于儒家思想。

中国⾃古⾄今治国所采⽤的都是儒家思想，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达到“修⾝、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讲的修⾝就是要学习好儒家的思想，然后⽤“仁、义、礼、智、信”和“三纲、五常”来管好⾃⼰的家庭。

只有把家庭治理好了，才能去治国平天下。

回过头来我们来分析⼀下，儒家的思想核⼼是“仁”，所谓仁就爱，爱就要讲情。

管理家庭⽤仁、爱来管理；然后再⽤管理家的办法去管理国家，那么治理国家应以仁爱为主，⽤仁爱去感化⼈，⽤仁爱去教育⼈，把⼈民当成⾃⼰的⼉⼥来看待，所以称⼈民为⼦民。

在儒家的思想中还有⼀个字是最被推崇的，就是“孝”字，孔⼦⽈：“⾏⼰有六本焉，然后为君⼦也．⽴⾝有义矣，⽽孝为本；”“⽗在，观其志；⽗没，观其⾏；三年⽆改於⽗之道，可谓孝矣 ”。

“孝”是最⼤的法律，是⾄⾼⽆上的。

b、源于封建统治。

在古代封建社会，天下国家都归皇帝所有，⼤⾂成为附庸，把⼈民当成⾃⼰的⼉⼥来看待，称⼈民为⼦民。

如何协调情理与法的冲突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人们经常会认为情理与法是不相融的，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经常看到情理与法冲突的现象。

但是，情理与法实际上是可以协调的。

情理与法的协调融合，是社会秩序最完美、最高的一种理想境界，我们应该通过种种努力趋近情理与法的协调融合，实现情理与法的协调融合。

1.加强和完善立法，力求实现良法之治这是从立法的角度来说的。

就是说，从立法上，要制定出良好的法律，即符合我国情理的良法。

恶法、劣法是实现不了情理与法的协调融合的。

不论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创制法律，还是吸收、移植、借鉴国外法律，都要注意结合我国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等，力求立法合乎情理，特别是那些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比如民事领域，应该更多地把人伦、亲情、公共道德准则考虑进去，从而为实现良法之治奠定制度基础。

2.加强和完善法的适用，合情入理地公正执法这里的公正执法，包括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

从行政执法角度讲，虽然要强调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行政的合法性是行政执法的主要标准，但是，也应该适当地强调行政的合理性。

如果不考虑执法中最基本的情理，不注意行政执法的合理性，行政管理相对人就会对行政执法行为产生抵触情绪而影响执法的效果，而且会使政府的权威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严重的影响。

同样，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也应该充分考虑法律和情理的冲突，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出发，尽力做到法与情理的统一、情理与法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做出让当事人心服口服的公正合理的判决或裁定。

3.弘扬彰显现代法治精神的先进文化，让每一个公民肩负起基本的社会道德义务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遵守法律是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义务。

法治的维护和信守，需要以人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基础，需要以大情大爱、天理公理作支撑。

因而，社会公德的培养与维护，以及健康向上的先进文化的弘扬，是社会以法而治的基础，是人类文明进步、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法律与情理辩证关系论证法律与情理辩证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不易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微妙的，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进行论证和分析，以充分理解这个问题。

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一系列的观点和探讨。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法律和情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法律是一种由国家制定并强制执行的规则和规定，以确保社会秩序和公正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

而情理则更多地涉及人类情感和心理方面的问题，包括道德、公正、同情等。

因此，法律和情理之间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两者都在探索和维护人类社会的正义和公正性。

然而，由于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种种限制和缺陷，有时候会导致法律出现不公正的情况。

这时候，情理就会发挥作用，使得这些不公正的法律变得更为公正。

例如，在一些国家中，某些族群或社会阶层受到歧视和排斥，而这种歧视行为可能得到一些法律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情理就需要插手，以代表那些没有得到法律保护的人们的利益，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平等权益。

在反过来看待这个问题时，情理和法律之间的矛盾也是很普遍的现象。

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适用于某些法律规则的情况下，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可能会显得不够公正。

例如，有些国家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死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人类情感的存在，许多人们依然会认为这种方法是不人道和残酷的。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情理就会发生矛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争议和不满。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法律和情理之间是存在着辩证关系的。

这种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文化和人性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尽管有时候似乎有些矛盾和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必须要承认，法律和情理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互相支撑、互相平衡着人类社会的权利和正义。

最后，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情理与法律在民众参与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确保了公民的权利和平等地参与法律制定过程，从而提高了法律的公正性。

而一些法律体系也允许司法权和政治价值分离式的司法独立，从而使得法律的执行可以更为公正和中立。

法理与情理的冲突解决作者：刘天华来源：《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31期摘要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在近些年来的许多案件中得以体现。

媒体与舆论的介入使得矛盾加剧，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司法机关在法理与情理之间进退两难。

真正解决法理与情理的冲突问题，不可忽视实际。

本文认为应在“法不外乎人情”的基础上，通过对真实案例的分析，找到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从立法、判决理由、司法机关以及法制教育的方面加以重视，以平衡法理与情理。

关键词法理情理冲突原因解决作者简介：刘天华，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7.11.003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进步，公众对信息的接收速度不断加快，许多案件迅速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传播并引起热议。

在做出价值判断时，公众往往更偏向于根据“情理”，而法律更多依据的是“法理”。

这就造成了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冲突，以至于我国公民多以“法不容情”来概括情与法的关系。

在法理与情理的冲突日益加剧的现实中，如何正确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是本文主要思考的问题。

一、情理及其与法理的关系（一）情理的内涵我们对“情理”并不陌生，甚至其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中令我们印象深刻。

主人公秋菊想向踢伤和侮辱自己丈夫的村长讨要一个“说法”，想找到一个给她说“理”的地方。

秋菊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讨到了“说法”。

然而这个“说法”，这个“理”是“法理”，而非她想讨要的长久以来一直信奉的“情理”。

法理是法律的理论依据，相较于法理而言，情理在我国具有多重内涵。

其一，情理是常理，是人之常情，是大众情感的集中体现。

在瞬间判断之时，人往往不是理性的，而是根据感性来做出第一判断，这种感性来源于人性。

因此“情理”重“情”远胜于重“理”，正如孩子遇到危险时，母亲瞬间做出的保护行为。

其二，情理是风俗。

风俗是人们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区域内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

并且其历经数代，对其社会成员具有一定的行为制约作用，影响人们的判断与选择。

论现代法治中“法”与“情”的冲突与与整合摘要：研究现代法治中“法”与“情”的冲突与整合问题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深刻的意义。

本文首先对法律视角中的“情”的概念进行概括；其次分析了造成“法”与“情”冲突的主要两个原因是传统法律文化理念因素与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和法律环境因素；最后提出在现代法治过程中吸收利用“情法两尽”思想来完善现代法治，以使“法”与“情”达到利益平衡。

关键词：“法”与“情”；传统法律文化；情法两尽一、“情”的概念与特征（一）社会视角下的“情”民情一般认为是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的作用下所作用的结果，并且民情随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受制于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受到相关文化的影响。

托克维尔强调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即是民情。

（二）法律视角下的“情”本文中的民情可以归属于对人情解答的一种，俞荣根先生曾说过：人情稍复杂一点，有的时候说是“私情”，这个时候说的“人情大于王法”就是贬义的；但在天理、国法、人情这一序列关系中的“人情”更突出的是“民情”，这种情况下的“法顺人情”又是褒义的。

[1]（三）“情”的特征1、民情具有渗透社会生活的广泛性我们都常说民情也是人们道德观的体现，道德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形态，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社会关系中，而正是这些社会关系的维系需要建立在一定固有格局之上，任何人都不能随意的进入或者退出，这就使得社会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性，换一种说法就是道德的公共性，使得民情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私人的控制，带有大众性，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广泛性。

2、民情具有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的一面，同样也有其与历史相联系、固定的一面，民情亦是如此。

首先，表现在各个时代的民情都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这是在长期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各个阶层都认同和维护的准则。

其次，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不同的阶之间的民情，都是有一些可以继承的内容。

3、民情具有独立性在大社会的背景下，民情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对于社会关系的处理，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催生立法、司法、执法的进一步发展。

法治专栏
为全面实现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在统计工作中，重庆统计人用好“法理情”，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切实树立执法检查威信，让依法治统思想深入人心，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情”，古人有说：“上在一些群众的心中，还存在一些偏见，认为统计局就是“做”数据的。

比如在今年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中，我有时会碰到一些调查对象在接受调查时表示：“这些报表指标你们自己随便填就是了。

”他们没有把如实填报统计数据作为自身义务来看待，认为自己不是大公司，数据就无关紧要了。

这正是我们的统计法治还未宣传到位的表现，部分群
从“情理法”到“法理情” 让依法治统深入人心
肖心雨。

论当代中国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和平衡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代中国的法理与情理出现了冲突和平衡的状态。

为了促进中国的发展，一方面要高度尊重法律，以及实践公正，让法律成为社会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对某些情境可能要以情理之分维护社会公正，同时也要确保社会正义取得正当的平衡。

一方面，在当代中国，法律一方面是政府的行动的准则，一方面也是社会公平的保障。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拒不服从国家机关司法查询、检查等行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实际上，在情理上，当在特定的状况下，以情理之分和表示抗议，也许不应该被应用上述法律，而是采取更适当的一种处理。

另一方面，在中国，也应该平衡法律与情理之间。

在某些情境下，应当把情理纳为司法和政治工作的考量，采取更合理的方案。

比如，在交通事故的某些特殊情形，司法可以采取情理指导，针对深层次的价值观以及道德标准进行审查。

此外，司法也可以在部分被赋予行使审判活动的企业方面，考虑社会风气、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等特殊情况。

总之，当代中国的法理和情理在思想层面上可能会出现冲突，但作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方式，应该尊重法律，平衡法律与情理，法治保障社会公正，情理则是社会公正的有力保障。

只有在法律的遵循的前提下，加上客观的情理规范，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
和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准确判断案件，维护社会公平。

只有平衡法律与情理，才能有效地改善违反宪法的现象，促进社会的发展。

法理情相融合的司法理念与裁判方法
1. 法理情相融合，就像是一道美味佳肴中盐、糖、醋的完美搭配呀！比如在一个抚养权争夺案件中，不能仅仅依据法律条文来判决，还得考虑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实际情况呀，这才是真正的公正啊！那可不是死板地套用条文能做到的哦。

2. 司法理念和裁判方法如果能做到法理情融合，那简直就是开启了公平的宝藏大门呀！想想看嘛，一个老人遗产分配的案子，要是只看法律不顾亲情，那怎么行呢，会伤了大家的心呀！这样才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司法的温度嘛。

3. 法理情相融合，不就像是给司法注入了灵魂一样嘛！好比一起邻里纠纷，光讲法哪够呀，还得用情理去化解矛盾，才能让大家日后还能好好相处呀，这才是司法应该追求的效果嘛！
4. 当法理情真正融合了，那就是司法的春天到来啦！就好像一个少年犯罪的案子，不能单单判刑了事呀，得去了解他背后的故事，用情感去引导他，用道理去让他明白对错呀，这才是挽救他嘛！
5. 法理情相融合的司法理念和裁判方法，那可是解决难题的金钥匙呀！像有个合同纠纷，只看法条太生硬啦，加入情和理，才能找到最合适的解决办法呀，让双方都能心服口服啊！
6. 把法理情融合起来，这才是司法的高明之处呀！比如一个劳动纠纷案件，不考虑劳动者的实际困难只依法办事，那多冷酷呀，这样的司法可不让人信服呀，只有法理情都有了才完美嘛！
7. 法理情融合真是太重要啦！打个比方说，一场交通事故赔偿，如果只是按法律规定赔，而不考虑受害者家属的悲痛，那能行嘛？要做到真正的公平，必须得法理情一起上呀！
8. 法理情相融合，是司法该有的模样呀！就拿一个知识产权的案子来说，只讲法律不讲情理，怎么能保护好创作者的积极性呢，只有法理情融合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呀！总之，法理情的融合才能让司法充满活力和公正，才能真正为人们带来福祉！。

情理法与法理情的讲解咱中国人啊，一直都很讲究情理法。

啥是情理法呢？简单来说，就是人情、道理和法律。

这三者啊，就像咱生活里的三驾马车，拉着咱往前走呢！你看啊，人情这东西，那可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咱中国人重感情，亲戚朋友之间互相帮忙，那都是常理。

比如说，家里有点啥事儿，亲戚朋友都来搭把手，这就是人情味儿。

要是有人不讲人情，那可就会被人说冷血啦！这人情啊，就像冬日里的那一团火，暖乎乎的。

再说说道理。

道理就是咱做事儿得有个准则，得明辨是非。

不能胡来，得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

就好比走路得走正道，不能走歪门邪道。

这道理要是不讲，那社会不就乱套啦？大家都随心所欲地做事儿，那还得了！最后说说法律。

法律那可是铁打的规矩，谁也不能违反。

它就像一把利剑，高悬在那儿，谁敢触碰，那就等着受惩罚吧。

法律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咱老百姓的权益。

没有法律，那社会不就成了一盘散沙啦？可是啊，有时候这情理法也会有点纠结。

比如说，有个亲戚犯了法，咱是讲人情呢，还是讲法律呢？这可就难办啦！要是讲人情，那法律的威严何在？要是讲法律，那亲戚的感情又咋办呢？这就像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但咱也不能因为这个就糊涂啦！情理法，虽然都重要，但也得有个主次。

法律肯定是第一位的，这没得说。

要是都不讲法律，那社会还不乱了套啦？道理呢，也得讲，做事得有个谱儿。

人情嘛，可以讲，但不能超越法律和道理。

你想想看，要是都讲人情，那法律不就成了摆设啦？那坏人不就更嚣张啦？那咱老百姓还能有安稳日子过吗？所以啊，咱得拎得清，不能因为一时的人情就忘了法律和道理。

咱中国人啊，最讲究的就是个平衡。

情理法之间，也得找到那个平衡点。

不能一味地讲人情，也不能一味地讲法律。

得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这就好比骑自行车，得掌握好平衡，才能骑得稳，骑得快。

比如说，有些小事儿，咱可以讲讲人情，大家互相理解一下，也就过去了。

但要是大事儿，涉及到法律和原则问题，那可就不能含糊啦！该咋办就咋办，不能因为人情就打折扣。

情理法论文：从情理法到法理情摘要在中国，情、理、法三者的关系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本文通过对古代社会和当代社会中遇到情理法三者冲突时的解决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通过提出一系列方法进一步协调情理法三者的关系、解决三者的冲突，促成法律的生活化、大众化，纠正法律条文的刻板性、教条性，使法律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关键词情理法冲突协调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千年大国，中国传统法律的主导地位即“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情、理、法三者的关系一直被人们所争论。

自古以来，学者们对于国家制定的法律之评价有“尽了天理人情之极”、“通乎人情法理之变”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人以情理来评价以前或本朝的法律，是中国人情理法观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古代的观点中，情理与法之间，依然以情理为核心，法是情理无力到达的地方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规则，在情理与法冲突的情况下，让步的几乎都是法律：一、情理司法中国古人的情理法观念在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人提出以情断狱问题：《论语子章》记载了孟孙氏时期，曾子的一个学生向曾子请教如何处理案件，曾子告诫他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这是我国最早在司法领域讲情的言论。

当然，此处情主要指的是案情。

由于统治者的政策失去民心，老百姓迷失方向已经很久了，审理案件即使察明了真相，也不要太高兴，而要用一种怜悯之心来审理案件。

以情恕的司法倾向，为我国古代官吏所坚持，而且后世作为一种原则而坚持。

中国古代不是一个完全法制社会，往往以情来决断罪的大小和有无问题，情被理解为法律的合理性依据。

唐律已经开始以理来评价法律，情理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老百姓对法律有深刻的理解，因为他们不需要专门的学习，只要依据情理，就可以对掌握法律的基本精神。

汉成帝时，一位大臣朱勃，以前没有从事过司法工作，突然升任廷尉，属员对其能力怀疑。

他让属官拿出宿狱由他审理。

属员为了试验他的能力，搬出成案，抽去其中处理意见，请朱勃决断，竟然十有八九与以前判决相吻合。

题目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途径姓名林琳所在学院法学院专业班级 2012法律硕士（非法学）2班学号 31204117法律与情理的冲突，应该是当今中国社会中人们需要共同面对的困惑。

找出两者冲突的表现形式、产生的原因并加以解决，不仅对司法实践，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都能起到重要作用。

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法官时常会对法律和道德之间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此时，法官应如何取舍?是直接适用法规作出裁决，还是以适用该规定会导致对公平正义的否定为由背离该规定呢？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旦发生纠纷，在双方调解未达成一致之时往往会寻求诉讼途径来解决，而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后，民众最关心的就是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否符合生活中的某种“情理”和“正义观”。

在群众心中，他们希望法官对案件的判决在情理上说的过去，符合他们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

当法律与情理相统一时，人们会很自觉地接受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指导，并积极地履行法律上要求的义务。

相反，如果法官只一味追求合法的目的，不去关心是否合情合理，就会受到来自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还有可能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矛盾。

司法不能拒绝裁判，一直以来，法官都处于法理与情理相冲突的尴尬之中。

许多法官都有这样的经历与体会：有些判决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自己却感觉不尽合理。

在法理与情理的对战中，如何冲出重围，在二者之间找一个交叉点成为困扰法官判案的一个重要难题。

为了实现法律的社会效应，也为了更快、更好地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法官在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时候，要发现、阐明并应用蕴含在法律之中的“理”，绝对不能离开情理去做出裁判。

首先，法官要尊重法律，对法律负责。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正义的化身与代表。

作为法官，必须尊重法律，信仰法律，对法律有足够的敬畏，极力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诉讼的三角结构要求法官要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不受干扰，居中、独立进行裁判，做到法律上的公正。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不能因为当事人的过激行为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使法官受到追究。

情理法，法理情标签：社会智慧法理分类：梦言梦语 2006-10-27 17:27在国人心中，事物评判标准的排列顺序应该是这样的，一情二理三则才是法律；而西方人和我们则大有些截然相反的意味，法理情才是他们认可的一个顺序。

当然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或者说论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或许正式由于这种标准的差异的存在，此时的东方人和西方人有着很大不同的性格走向，东方人略显圆滑，处事讲究变通；而西方人则稍显呆板和木纳，所谓从情理上的变通更是难得一见的，按章办事才是他们可以接受的。

今天倒不是像去评论这两者之间的好坏，因为在我心中答案是早已存在的，因为情的存在才体现了我们人的高贵，否则我们尚及不了一般的动物，而所谓智慧，窃以为智慧对于无情来讲知识一种杀伤力惊人的武器，用一句并不恰当的话来打个比方：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当然我的这种观念也不排除私心作怂，毕竟二十年来我只呆在了中国，一个重视爱国教育和思想控制的国度。

但是不得不承认，情理法的顺序的存在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目前可见的一些混乱和不堪（由于情法才是矛盾的主角，而理只是两者的过渡，以下内容将会淡化理的存在。

）原因很简单，一个以情为先模式下的社会的一良好运行的关键其实应该是自律二字，情对于不能自律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屁。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情和法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恐怕就是情无定性；合法的就是合法的，只要不是太特殊的案例绝不会说不合法的行为同时又有着很大的合法性。

但情不一样，人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诸多矛盾纠结的产物，而情比法更好的体现了这些矛盾的存在，古时有所谓忠孝不能两全，一个人为了君王而不顾及家中高堂是合了忠而违了孝，而一个人只顾及家中高堂却忘了殿上君王那就是合了孝却违了忠；我们不能直接说谁对谁错了在如此两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从这个角度看怎么怎么杨……所以说在情面前人人有可同情指出。

固然情亦分大小，仍旧说忠孝二情，一般来讲忠总是位居孝之前，但这是已约定俗成的了，对于更多的情，究竟何为大情，何为小情？这恐怕又得扯上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窃以为如何去把握一个度是唯一能让上帝也失眠的问题…………其实我上面这么多废话估计只有一个意思，情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很难有尺的作用，用情来评定事物具有很大的技术操作难度。

法律与情理辩证关系论证【范文大全】法律和情理相比,情理必须服从于、低于法律!因为,法律才是我们的底线! 下面是本站为大家带来的法律与情理辩证关系论证，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法律与情理辩证关系论证新近发生的袁厉害案,引发了群众的激烈争论。

本案中收养条件不足,政府职能缺失,多部门执法不利等原因造成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从中明显反映出我国收养法律制度的不健全,袁厉害合情合理而不合法的收养行为,更折射出中国社会中法律与情理之间的冲突。

情法之间的关系自古就有一种让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情法矛盾构成了中国法治进程必须面对的一对基本矛盾,两者的关系一直是法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无论是“法大于情”导致的道德困境,还是“情大于法”蕴含的实践难题,都是法治进程中必须面对,也必须加以解决的现实处境。

如何在立法活动,执法过程和司法实践中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达到法律与情理的融合,对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类似袁厉害这样的情法冲突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意义重大。

本文首先介绍了法律与情理的涵义,两者的辩证关系等基础理论知识;然后呈现出法律与情理冲突的表现方面,分析法律与情理产生冲突的原因,以袁厉害案贯穿始终,并结合目前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案例,最终提出从立法、执法、司法上解决法律与情理冲突的建议。

围绕此脉络,全文共分为三章,拟采用法律逻辑分析法、图表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的研究方法进行论证,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法律与情理的涵义及两者的辩证关系。

本章主要研究有关法律与情理的基础理论问题。

首先引出法律与情理各自的涵义,然后将法律与情理的辩证关系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情理是法律的基础;第二,法律是情理的升华;第三,情理弥补法律的价值亏空;第四,法律与情理之间存在冲突。

第二章,法律与情理冲突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本章首先将法律与情理在立法过程、执法活动、司法实践三方面的冲突表现列出来,再通过对一些案例的分析得出现实社会中存在“合法不合理”及“合理不合法”的现象,然后分析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包括法律与情理的属性不同,情理的不确定性和法律的确定性,两者不同的人性观、思维方式及问题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并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案例加以阐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