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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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211230基金项目:绵阳师范学院校级项目;编号:MB2005022。
作者简介:柳润香(1981~ ),女,文学硕士,绵阳师范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2008年7月第27卷 第7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 ianyang Nor mal University Jul .,2008Vol .27 No .7毕飞宇小说视角分析柳润香(绵阳师范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摘 要:叙事视角涉及谁在看,看到何人何事何物,看者与被看者是怎样的态度,读者处于何种召唤视野等问题。
叙事视角直接关系到文本信息的传达,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它是西方叙事学近年来研究最为普遍的维度之一。
本文通过对毕飞宇小说视角的具体分析,来进一步探讨这种叙事视角的美学意义。
关键词:毕飞宇;小说;视角;意义中图分类号:I 20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 (2008)07-0081-04 故事在小说中的地位虽然一再受到质疑(如有人认为应该打破小说与散文、诗歌的文体界限),甚至是创作实践中的规约和反叛(如意识流小说),但其仍以一如《一千零一夜》中征服了死神的巨大魅力魅惑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爱不释手。
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故事所散发出的独特吸引力不仅仅源自于故事本身,也在于讲故事的人:会讲故事的人可能会把平淡无味的故事讲得流光溢彩,不会讲故事的人也可能会把生动有趣的故事讲得空洞乏味;同一个故事由不同的人来讲述,意味情趣难免大相径庭;即使同一个人讲同样的故事,由于叙事视角的差别,也定会大异其趣。
英国作家路柏克在《小说的技巧》中指出:“小说技巧上错综复杂的问题,全在于受视点的支配,即作者同故事之间的关系问题。
”[1](p180)与绘画中的透视法原理相似,“视角作为叙述者或人物观察故事的角度,其处理关涉作品的语言的表达、情节的组织、意蕴的揭示乃至整个作品的成败”[2](p164)。
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摘要:毕飞宇小说通过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以及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和“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
毕飞宇对叙事方式的多方位尝试并没有导向意义的虚无主义,而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本质。
关键词:毕飞宇;叙事方式;叙述视角;叙事结构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
从1991年发表中篇处女作《孤岛》,到2001年频频获奖的《玉米》,再到2005年的长篇新作《平原》,毕飞宇的小说创作走过了十多个年头。
作为一个对小说创新非常敏感的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始终洋溢着极为灵动的曼妙气质。
无论是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还是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无论是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还是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呈现出卡尔维诺所推崇备至的那种“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也体现了毕飞字作为一个南方作家特有的艺术特性。
一、毕飞宇小说的叙事方式毕飞宇的创作一直保持着高度自觉的灵性意识。
他不像一般的作家那样常常被某些宏大的历史命题或深邃的理性思考所遮蔽,使叙事陷入某种正面强攻式的紧张状态。
而是相当轻松地摆脱“意义”对叙事的过度缠绕,通过一些轻缓曼丽的智性话语,在“以轻击重”的逻辑思维中,迅速传达作品内在的审美意旨。
这一点,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娴熟。
在《孤岛》、《楚水》、《叙事》等早期作品中,我们会发现,毕飞宇对“意义”还充满了信心,甚至会不时地出现“意义”在叙事中裸奔的情形。
但是,随着《哺乳期的女人》、《马家父子》等作品的问世,他开始自觉地致力于某种不露痕迹的精雕细刻,执迷于举重若轻的审美境界。
他带着南方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机敏,以一种优雅从容的叙事方式,将很多凝重而尖锐的人性主题伪装起来,用一种轻逸的文本拥裹着深远的思索,使话语形式与审美内蕴之间保持着强劲的内在张力。
毕飞宇小说中的无意义叙事,可能是他从先锋文学那里继承过来并加以创造的一种叙事方式。
我们已经说过,对于毕飞宇而言,虽然在先锋时期受着先锋的影响,但他绝不甘于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后来者。
不愿作为一个文化上的后来者,决定了他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文化“弑父者”的角色———他必定是在继承的同时改造,在改造的时候创新。
事实上,在一段时间里,有人将前期的毕飞宇划为先锋作家。
在有关场合,毕飞宇也称自己受先锋小说影响较大。
“我不回避我的写作是从先锋小说起步的,我写小说起步晚,最早从先锋作家们的身上学到了叙事、小说修辞,我感谢他们,他们使我有了一个高起点。
当然了,他们也是从翻译小说学来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对中国的小说有根本性的意义。
”与《祖宗》相比,《充满瓷器的时代》可能更像一篇先锋小说(《充满瓷器的时代》曾被收录进《夜晚的语言———当代先锋小说精品》)。
诡吊的人物关系、诡秘的小说情节、黑色的小说背景、尖锐锋利而又绚烂的语言面貌,使这篇小说完美地呈现出一种先锋小说的特点。
正是从这一篇小说开始,毕飞宇小说叙事中的另一个特点浮出水面,那就是无意义叙事。
关于无意义叙事,很多论者在论及先锋小说的时候,并没有谈到这一点。
这也许是笔者臆想出来的一个评论语词或者概念,但我们认为,它恰到好处地概括了一种小说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恰到好处地彰显了小说的一种美学品质———小说叙事的作用,有时候是以“无用之用”显示出来的。
无意义叙事,更多的意义便在于它的“无用之用”的美学韵味。
它的存在是使小说更像小说,或者是使小说显示出一种美学风格的重要元素。
无意义叙事,是指叙事作品不以意义表达为主旨,或者在叙事角度上追求一种唯美的无意义的表达———以一种纯粹的唯美主义的品质结构小说、吸引读者。
无意义叙事,也许是最接近小说叙事品质的一种叙事手段或方式。
不以意义表达为主旨,可以理解为叙事没有中心思想方面的诉求,这是就叙事主体而言的;也可以是在一个主题的框架之中,叙事却逸出了主题的边界,在另一个主题域里信马由缰。
[作者简介]吴淑燕,女,浙江省平阳县人,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粒米上刻华章简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风格吴淑燕(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浙江 金华 321004)[摘 要] 毕飞宇的小说不仅在文本外部给读者一种紧张的撕扯感,在文本内部,他的叙述的节制策略和语言的张扬运用也形成了结构的张力。
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一粒米上刻华章∀的叙事风格已经成为毕氏的特色。
[关键词] 毕飞宇; 叙事; 张力; 节制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07)07-0080-03毕飞宇以中短篇小说在文坛立足扬名,!精致∀是毕飞宇小说公认的特色。
读者阅读毕飞宇的小说,由始至终都感到一种情绪上的紧张。
这种紧张不仅仅由于故事情节的节节推进而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的节制叙述和张扬语言的叙事策略产生的。
小说文本在叙述上十分节制,作者在故事情节上所花的笔墨并不很多,总是点到即止。
故事以小视点切入展开叙述,以!对位∀式的线索推进情节发展。
但精雕细刻的描写和多种修辞方法的运用又使作者在具体的细节描写上所花费的笔墨如一匹匹的锦缎,热闹繁华。
这种写法不但实现了小说这一独特艺术文体的基本规定性,即细节的真实性、具体性、世俗性等形而下的特征,而且这种叙述的简单化与细节的繁复化的矛盾直接促成文本结构的张力。
笔者就从故事叙述和语言运用两个方面对毕飞宇这种节制处见繁华的叙事风格进行论述。
一篇幅短小精悍,读者却能读出他的大气势、大气魄来,促成这种巨大的张力效果的是:作家以小视点切入将叙述轻灵化,以对位叙事将情节简单化,甚至可以说是单纯化;而在这轻灵和简单背后,却繁殖出无限的意义生成可能性,蕴含着关于生命、成长、语言、文化、民族、国家、历史、世界的深沉哲学思考。
(一)小视点切入很多评论家都已经注意到毕飞宇短篇小说的!精致∀。
他能够在短小的篇幅内包含更丰富的内容。
他往往从一个极小的点切入,勾连起一串的叙述链,在这些旁逸斜出的枝干上作者仅仅是点到即止,这就形成一种叙事上的!留白∀,留给作者的想象空间极大,且其包含的意义急剧地繁殖膨胀。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odern chineseM2007.12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毕飞宇在创作中低下头来,睁开眼睛,“开始正视自己的经验,写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①,创作了许多城市题材的小说。
在小说中,他淡化个人对历史的形而上的思考,凸显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在对城市中人们生存困境的客观描摹与冷静逼视中,寄托着作者对存在的深度追问。
一、无家可归的孤独当前,描述和玩味孤独似乎渐渐成为一种时尚,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孤独已经成为一种显示深度的手段,但在毕飞宇笔下,孤独不仅是伴随人物成长与生活的生存感受,而且还寄托着作者对人类生存的思考与追问。
小说中,孤独似乎成为人们永远挥之不去的心理体验。
在城市,高速发展的现代化都市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但人与人的疏离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孤独是现代都市人共同的情感体验。
《生活边缘》中的汪老板有过三次婚姻,结果还是孤身一人;《生活在天上》中,蚕婆婆的大儿子离婚后,孤身一人生活着,甚至连看孩子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哥俩好》中的殷图南、《马家父子》中的老马也是如此,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孑然独处中忍受无边的孤独。
而《生活边缘》中的小苏与夏末为了追逐梦想,留在了城市,但城市体现出的浓郁的都市气质“却使每一位靠近它的人倍感孤寂”。
他们身处都市之中,但又无处可去,成为现代都市中四处游荡的孤魂。
在毕飞宇笔下,这种孤独不仅仅是指远离亲朋、孑然独处的生活孤独,更主要的是指精神上无家可归的孤独。
这种孤独不是因为与他人分离的孤独,而是个人在追求无限欲望的满足中,因为失去或拒绝了道德源泉支持的“生存的孤立”②。
《哥俩好》中,教师殷图南在离婚、辞职之后,毅然来到城市,经过五年的拼搏,终于发了财,成为城市中有钱有地位的成功男人。
但在表面风光无限的背后,他在城市中总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他害怕黄昏,害怕一个人呆在家里,甚至害怕见到自己的影子,因为灯光下的影子让“他的孤独感更加的具体”。
这其中虽有孑然独处的孤独,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而带来的孤独。
李新亮毕飞宇的现实主义及其叙事策略对毕飞宇小说创作的总体概述,学术界多以《青衣》为节点,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
毕飞宇的前后期创作在小说主题与语言修辞方面存在着鲜明的创作转向,批评界多有阐释,已成定论。
毕飞宇自身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创作初期“不关注生活,不关注现实,不关注人生……我沉迷于自己的玄思与想象之中。
那时候我感兴趣的是形而上、历史、终极,总之,那时候我是‘闭着眼睛’写作的”。
a经过前期创作经验的积累,毕飞宇适时调整了创作的技巧与方法,一头扎进了现实社会的汪洋大海中。
关注现实生活、展现世俗人情、体悟世道人心成为了他小说创作的主题与原则。
实践证明,这一创作转向无疑是正确的,真正为其带来了巨大声誉与影响力的正是创作转向之后的小说。
这是一次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我只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我唯一的野心和愿望只不过是想看一看‘现实主义’在我的身上会是什么样子。
”“我想强调的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典型’的那种,而是最朴素,‘是这样’的那种。
”b当然,毕飞宇并不是简单地回归现实主义,他在从“历史哲学”转身投入现实社会的同时,并没有毅然决然地与过往断裂与告别,而是将前期的创作经验与技巧潜移默化地融入到新的创作探索之中,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
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探究毕飞宇的现实主义及其具体的叙事策略。
好在毕飞宇不仅勤于写作实践,也善于批评实践与理论总结,他的很多访谈、创作谈,较为清晰地阐释了这一问题。
一无论是从文学审美类型来看,还是从历史哲学范畴来看,都没有完全不变的现实主义,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总有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出现。
面对充满勃勃生机的社会现实,敏锐的作家是不会墨守陈规地机械复制以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总会适时调整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如何理解、把握与表现现实成为作家不可回避的理论探索与写作实践。
说到底,现实社会孕育与催生着作家去创造一种新的现实主义。
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从细节处把握小说的逻辑韩松刚(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小霞》这一篇相对而言读起来更容易些。
我认为《小霞》这部作品的优点有两个:一是写得比较真实和真诚,它在情感上的表达是难能可贵的。
不管是来自作者自身的经验还是来自他者的经验,至少作者是基于真实情感出发的。
二是作品的设计有作者自己的思考和想法。
这部作品叫《小霞》,虽然小霞也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但作品更多地表现了另一个主体“我”,小霞是作为“我”的一个映照存在的。
小说的最后小霞消失了,也是通过对“我”的情感描写来反映的。
作者写到了两个家庭的不完整性,“我”的父母离异,小霞的母亲去世。
所以这两个人物的形象也对应着一种家庭的不完整,形成——毕飞宇工作室第37期小说沙龙讨论纪实(下)毕飞宇工作室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南京市作家协会《青春》杂志社本期主办本文为毕飞宇工作室第37期小说沙龙讨论纪实的下半部分。
本期活动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朱婧主持,张娟、韩松刚、叶子、貟淑红、邹世奇、窦立茹等作家、评论家以及学生代表围绕短篇小说《小霞》,从小说主题、故事结构、叙述逻辑、语言等多个维度进行解读与点评。
编者按Y O U T H了一种非常内在的映照关系。
但这部作品毕竟是一个讨论稿,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提升的地方。
我这里谈三点。
一是这个故事显得过于平淡传统,很多的表达或者说价值观的呈现,会让我觉得过于陈旧。
整个故事在我的阅读当中没有给我带来一种深入的思考,仅仅是呈现了一种现实的状态。
虽然这些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觉得可能并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能给这篇小说带来一种艺术、思想和表达上的整体效果。
二是小说的某些细节缺少考究,比如第一段。
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不管是从为整部作品提供的信息、思想或情感基调来说,还是从能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感觉来说,第一段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段的第三句话中,“没人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视角,但“我”在咖啡店又是一个主体性特别强的视角,所以一句话里呈现了两个视角,前后就是矛盾的。
小说透露的叙事理论和文学史意义毕飞宇自1991年《孤岛》的发表走向文坛,在早期写作中,带有明显的“先锋实验”色彩,虽然在文学史中毕飞宇被冠以“新生代”作家,可他的前期写作如《那个男孩是我》、《五月九日或十日》、《充满瓷器的时代》等小说则显示了和1980年代的先锋写作者们遥远的呼应,而长篇小说《上海往事》的历史叙事和《那个夏天、那个秋天》的青春叙事则被淹没在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海洋中。
但自2000年的转型之作《青衣》始,毕飞宇的写作开始呈现出独特的文学世界与叙事风格,此后的“王家庄”系列小说,从中篇小说《玉米》、《玉秀》、《玉秧》到长篇小说《平原》,更是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当代文坛重要小说家的位置。
本文试图探讨的正是毕飞宇的这一系列写作所构建的文学世界、呈现出的叙事伦理,及其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
一、“启蒙”叙事之外的复调民间史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乡土书写从新文学的开端时期就成为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一翼。
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作家以现代知识者的“启蒙”姿态回望乡土,发现了乡土的“蒙昧”与“麻木”,寄予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懑与焦虑。
以30年代的沈从文为典型“,离乡者”通过对乡土的“田园牧歌”想象,寄寓了对当下中国的“深忧隐痛”和对未来中国的期许与热望。
而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的“赵树理”方向,则呈现出乡村叙事与“左翼”意识形态的高度契合,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乡土文学的政治化书写的先河。
这构成了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三个重要脉络,这三个脉络上的乡土文学书写在知识谱系上分别与“启蒙”“、审美”“、革命”的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知识谱系上,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式的乡土书写,在被不同的知识资源和精神姿态重新建构。
在这样的知识脉络上来考量毕飞宇的《玉米》、《平原》等乡土小说,就会发现毕飞宇的乡土书写的独特之处。
在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小说中,乡村既不是承担被“启蒙”的蒙昧与混沌之地、不是美丽的田园牧歌,也不是“革命”主题下新旧势力的冲突或“明朗的天”的“解放”叙事。
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作者:胡玉洁来源:《中州学刊》2009年第02期摘要:毕飞宇小说通过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以及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和“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
毕飞宇对叙事方式的多方位尝试并没有导向意义的虚无主义,而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本质。
关键词:毕飞宇;叙事方式;叙述视角;叙事结构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0215-03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
从1991年发表中篇处女作《孤岛》,到2001年频频获奖的《玉米》,再到2005年的长篇新作《平原》,毕飞宇的小说创作走过了十多个年头。
作为一个对小说创新非常敏感的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始终洋溢着极为灵动的曼妙气质。
无论是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还是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无论是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还是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呈现出卡尔维诺所推崇备至的那种“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也体现了毕飞字作为一个南方作家特有的艺术特性。
一、毕飞宇小说的叙事方式毕飞宇的创作一直保持着高度自觉的灵性意识。
他不像一般的作家那样常常被某些宏大的历史命题或深邃的理性思考所遮蔽,使叙事陷入某种正面强攻式的紧张状态。
而是相当轻松地摆脱“意义”对叙事的过度缠绕,通过一些轻缓曼丽的智性话语,在“以轻击重”的逻辑思维中,迅速传达作品内在的审美意旨。
这一点,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娴熟。
在《孤岛》、《楚水》、《叙事》等早期作品中,我们会发现,毕飞宇对“意义”还充满了信心,甚至会不时地出现“意义”在叙事中裸奔的情形。
但是,随着《哺乳期的女人》、《马家父子》等作品的问世,他开始自觉地致力于某种不露痕迹的精雕细刻,执迷于举重若轻的审美境界。
他带着南方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机敏,以一种优雅从容的叙事方式,将很多凝重而尖锐的人性主题伪装起来,用一种轻逸的文本拥裹着深远的思索,使话语形式与审美内蕴之间保持着强劲的内在张力。
例如,《怀念妹妹小青》看似在着力于叙述妹妹小青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但是主人公那充满悲剧性的几个重大人生转折,却明确地凸现出历史深处的残酷、悲壮和劫难。
而这种历史的不幸正是毕飞宇的审美目的,天真而不谙世事的少女妹妹只不过是作家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一个生命符号。
《哺乳期的女人》叙述了一个男孩与一个少妇之间的性意识。
这是一种潜在的原生状态,说不清道不明,所以作家自始至终都不点破这种朦胧境界,而是以一种心灵叙事的方式,缓缓地打开男孩的内心,又以少妇特有的温情,缓缓地收拢一切。
《男人还剩下什么》似乎在讲叙一个有关婚姻解体的故事。
但是婚姻解体之后,前妻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复仇欲望,它直指人性深处,呈现出某种非理性的可怕的癫狂状态。
《地球上的王家庄》是一篇极为精美的短篇。
它生动地展示了人与世界、苦难与诗意的巧妙对接。
8岁的“我”由一册《世界地图》开始,便常常衍生出各种有关“世界大小”的想象。
于是,他便从现实中的王家庄出发,在一种无法遏止的狂想中,赶着一大群鸭子,沿着乌金荡顺流而下,试图探求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真相。
与此同时,被“文革”剥夺了教鞭的父亲,则在沉默的体力劳作中不断地保持着对天空的遐想——那是一种灵魂在暗夜中的飞翔,是生命挣脱苦难命运和悲剧现实的奇特方式,是在没有诗意的生存中寻找诗意的一种反抗行为,而这种被常人视为“精神病”的行为,恰恰与少年“我”的梦想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共振。
因此,“我”的冒险行为又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对父亲自由灵魂的一次盲动的实践。
长篇小说《平原》无疑是毕飞宇的一部标志性作品。
它以1976年作为历史的横断面,全面展示了以端方为首的乡村青年寻找自己的人生,并由此在狭小的王家庄里演绎了一场场有关人性与历史、理想与现实、尊严与地位相抗争的惨烈悲剧。
其中既有狂欢性的民间生活气息,又承袭了意识形态的蒙昧化情境。
它的表面是大喜大悲的爱恨情仇,而在骨子里却浸透了生命的沉重与悲凉。
它既遵循了整体性的历史常识,又对常识中的某些幽暗区域进行了必要的扩张。
这种对轻与重的精妙处理,使毕飞宇成功地逃离了“意义”对话语的强制性压迫,从而让叙事获得了举重若轻、灵性曼舞的艺术效果。
这种效果的获得,还取决于毕飞宇对叙事节奏的有效控制。
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无论冲突何等剧烈,主题何等尖锐,一旦话语进入人物的内心,便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节奏。
如《五月的九日和十日》中,面对妻子的前夫突然光临,情感危机似乎一触即发,但作家却让人物彼此间不断抵牾,可就是引而不发。
《玉米》中的少女玉米,无论是面对父亲的情人还是命运的巨变,都保持着一种内心特有的对抗方式,既不剧烈爆发,但也决不屈服。
作者的叙事,始终沿着这种临界状态缓缓推进。
《水晶烟缸》、《青衣》等作品也都是如此。
《唱西皮二簧的一朵》中的一朵成功地利用了一个纯情男子的力量实现了自己近乎疯狂的目的,却被另一个情场老手不露声色地颠覆了。
这种叙事策略,使得毕飞宇的小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节奏,所有的波澜都潜藏在内部。
二、毕飞宇小说的叙事视角1、变化和流动的视角毕飞宇的小说常常采取变化和流动的视角来表现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
这种变化和流动的叙事视角主要体现在:独特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运用;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中“叙述自我”视角与“经验自我”视角的交替变化;第三人称叙事作品中的视角偏离和流动。
在变化和流动的视角控制中,凸显出毕飞宇明晰的视角意识和毕飞宇小说独特的叙事魅力。
叙述人称置换的艺术技巧带来叙事态度、叙事情感的变化,造成了文本阅读的亲切感,又使意味深长的语言包含了内在的叙述张力。
毕飞宇小说中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与人们常常谈到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是不同的。
它是一种视角的变化,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平均后的变体。
在小说叙事效果上,这种独特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可以在表层的富有“距离感”、“客观性”的第三人称视角叙事中增加具有“亲切感”、“主观牲”的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从而丰富文本的内涵、增强小说叙事的表现力。
下面以《玉米》中王连方被开除以后玉米一家人的表现为例略作分析。
小说首先从施桂芳写起,施桂芳“从头到尾对王连方的事都没有说过什么。
施桂芳什么都没有说,只是不停地打嗝”。
这就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出发,客观地、富有距离感地道出了施桂芳的无奈。
接下来“作为一个女人,施桂芳这一回丢了两层的脸面”的描述却自然微妙地让读者感受到这里仿佛有一个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我”面对施桂芳“她”不由自主地发出内心的感慨:“作为一个女人,施桂芳(你)这一回丢了两层的脸面(呀)!”文本的叙事视角在这里就由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不知不觉地转化为毕飞宇小说独特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
这种转化使得作者与读者双方经由对“施桂芳”的怜悯同情而达成了一份默契,开始了一种情感的沟通和交流。
接着叙述者再回到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继续写施桂芳,“她睡了好几天,起床之后人都散了”,“这一回的散和刚刚出了月子的那种散到底不同……只不过吃力得很,勉强得很”。
此时的叙事视角就又由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变化为“第二”人称叙事视角了。
在这种转化中,叙述者不仅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施桂芳崩溃的精神状态,帮助读者清晰而准确地把握小说人物的内涵,而且逐渐拉近了读者、叙述者和人物的距离。
读者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一个隐藏的“我”正逐渐靠近“她”,“我”和“她”的相对距离渐渐缩小,“我”禁不住流露出对施桂芳“她”的感情倾向和评价。
除了独特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之外,毕飞宇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叙述自我”视角与“经验自我”视角呈变化、流动状态。
“叙述自我”视角是“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它是“叙述者从目前的角度来观察往事的视角,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的常规视角”。
“经验自我”视角是“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它“将读者直接引入‘我’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具有直接生动、主观片面、较易激发同情心和造成悬念等特点,这种模式一般能让读者直接接触人物的想法”。
这两种叙事视角在文本中的变化、流动可以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和认识,形成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的对比态势,从而使得文本富有一种层次的叙事美感。
除了上述两种叙事策略外,毕飞宇小说还常常采用视角的偏离和流动,特别是聚焦人物视角向旁观人物视角转移的视角策略。
在毕飞宇小说中,叙述者在整体通观视角的统辖下,采取了变化和流动的视角控制艺术。
这些巧妙的视角策略不但丰富了毕飞宇的小说世界,也拓宽了读者看世界的眼光。
2、儿童视角与创伤记忆儿童视角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
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叙事策略。
在毕飞宇采用儿童视角的10篇小说中,读者都能从里面读出两个字:伤痛。
特别是作者选取的儿童视角,从一个个孩童眼中看到的和心中感受到的伤痛更有一份揪心和动人的力量,更增添了文本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意蕴。
《上海往事》从一个14岁男孩臭蛋的视角里凸现了小金宝(一个渴望爱情的风尘女子)的绝望与伤痛。
《哺乳期的女人》中,7岁男孩旺旺流下的泪水映照出的却是一颗纯洁却无限伤痛的心灵。
而在《那个男孩是我》、《怀念妹妹小青》、《写字》、《枸杞子》、《武松打虎》、《白夜》、《蛐蛐,蛐蛐》和《地球上的王家庄》这些小说中,叙述者从儿童视角切入,回溯了“文革”时期的一份份创伤记忆。
它们共同揭示了“文革”中的野蛮、愚昧、残忍对一个个生命、一颗颗心灵的无尽戕害和肆意践踏,让原本天真纯真的儿童世界遭遇到无法理解也不能承受的疼痛与伤害。
这份创伤记忆带给人们的是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无尽思索和深刻反省。
《那个男孩是我》中,飘拂在“我”(一个生病的孩子)心里的栀子花香和悠扬哀怨的琴声在表姐痛快淋漓的欢笑声“他们完蛋啦,彻底完蛋啦!那个老太婆原来是个反革命”中悲惨地消解了。
《怀念妹妹小青》中妹妹小青在“文革”时期无中生有的村庄械斗中丧生,“我”在恐怖至极的颤栗中留下深深的伤痛。
《写字》里7岁儿童“我”的童年生活就全部结束在“永远是狐狸的逃逸姿势”的伤痛感觉中。
三、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结构1、欧·亨利式结构形态欧·亨利式的结构主要取决于故事结尾的出奇制胜,所谓“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这种“欧,亨利式的结尾”,并不只是强调一种故事表面的合理性突变,而是要凸现“突变”之中的丰厚内涵。
毕飞宇的小说《平原》中,三丫在经受了妈妈的宗教感化之后,忽然有了“进入极乐世界”的强烈愿望,但是那个革命时代不承认这种宗教感化,它只认同发生事实的政治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