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庄子》寓言艺术特色比较摘要：战国时期在需求能言善辩之士的时代背景下，诸子大多使用寓言来阐述政治见解和思想学说，因此寓言创作格外活跃，其中以《庄子》、《孟子》等书的寓言尤为出色，二者有相同的寓言使用基础和审美基调，但在文本、取材、形象、手法和语言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呈现不同的艺术特色，且影响深远。
关键词：《孟子》寓言；《庄子》寓言；艺术特色寓言是中国较早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被诸子百家及史传频繁使用，用来陈说辞理，具有短小精悍，浅显易懂，又寓意深刻的特点。
寓言是《庄子》最主要的表现方式。
司马迁说：“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寓言故事近二百则。
其中既有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加工改造，如《逍遥游》中的“藐姑射之神人”、《应帝王》中的“浑沌”等；也有即兴创作如《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至乐》中的“髑髅见梦”等。
《孟子》寓言虽数量上不及庄子、韩非子等人，但其寓言融入至其散文之中，说明立场，针砭时弊，诠释学说等，风格简洁隽永，形象逼真，擅长论辩，自具风格，同样引人瞩目，其中其蕴含的“浩然之气”和深刻的哲理性而流传至今。
《孟子》和《庄子》寓言有着相同的使用基础和审美基调，但又在艺术特色上各具特点。
一、《孟子》与《庄子》中相同的寓言使用基础和审美基调二者的寓言具有需求能言善辩之士的使用背景及阐述政治见解的使用目的。
这一点学者张航在《和中的寓言比较》（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5卷第2期）有一定的论述。
孟子和庄子都生活于战国时期，他们为了弘扬学说，教诲后学，也像当时的谋臣策士和纵横家一样，在各自的言论或著述里面都运用了大量的寓言，以言辞成事，追求说理技巧。
如孟子的进谏大多就是采用比喻性的寓言进行说理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用寓言可以使得统治者能够及时采纳谋臣意见，更快更好地促进国家治理。
在这样一种历史趋势下，在作品中采用寓言这样一种文学样式是历史的必然，也能推动朝政改革。
孟子和庄子都是战国时期的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更是辩论大师。
孟子不但好辩且善辩，例如同他辩论的国君有时尽管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也不得不心悦诚服：“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孟子?梁惠王上》）①甚至主动提出“寡人愿安承教”。
（同上）庄子也是辩论大师，从庄子与惠施及其他各类人或物的富有哲理和情趣的论辩，如与惠施的鱼乐之辩（《秋水》），与魏王的辩论（《山木》），与曹商等慕名利者的论辩（《列御寇》），甚至与髑髅的生死之辨（《至乐》）等，我们可以体察出庄子的辩才②。
以与惠施的鱼乐之辩为例，人能否理解鱼的意思，庄子和惠子似乎都否定，然庄子却抓住惠子提问中“汝安知鱼之乐”，而推及惠子已经承认庄子知鱼之乐，具有高明的论辩技巧。
战争形势迫使统治者招贤纳士，需要能言善辩的人才，不仅用于对统治者上朝进谏，商量治国策略；更要用于战争之时的外交和斡旋；这一文体在上层人士的欣赏中被逐步推动，慢慢发展起来。
诸子百家中的两朵奇葩孟子和庄子也顺应了当时文人的审美取向和国家对社会人才的需求，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的推动下，孟子与庄子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大量使用了寓言这一文学样式，而且在这样的重“辨”的寓言使用时代背景下，《孟子》和《庄子》的寓言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浓重的智慧美、哲理美和思辨之美。
在艺术手法上，首先，在《孟子》寓言中，用妙趣横生的故事，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组成寓言来比喻某种现象或某种观点，直观形象；在《庄子》中，喻体包罗万象，或虚幻或真实，但是都是通过比喻而非直观明白的逻辑理性来反映思想和观点的，二者的寓言的比喻性质是一致的。
第二，批判与讽刺的手法。
在《孟子》寓言中，多讽刺官场中钻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揭露他们灵魂的丑恶，非常深刻。
在《庄子》寓言中，虽然讽刺批判类型的寓言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庄子》寓言的批判精神却丝毫不弱。
《庄子》寓言的批判精神，除了表现在讽刺上，更表现在对社会残酷现实的大胆揭露、猛烈抨击和彻底的否定，比如他用“没渊得珠”寓言来讽刺国君之残酷，把臣下为了得到管制俸禄而献媚于国君比喻成舔国君的痔疮，用生动形象的动物寓言来讽刺当权者的狭隘和患得患失。
三是相同的对话体和对比手法的使用。
阅读二者的寓言会发现，其中大部分的寓言是对话体的，问答之间表达观点，当然《庄子》寓言中许多是“答非所问”、“以答引问”、“以问答问”非常规的对话方式③，也是要在特殊语境下表达其“言外之意”的目的和意图；《孟子》寓言更注重论辩，以驳斥对方的说法来表达。
这与《孟子》和《庄子》二书以记录孟子和庄子言行为主要内容有关。
另外，对比的使用非常频繁，例如《孟子》寓言侧重于事情情境的对比，如五十步与百步的对比，掘井九轫与废井的对比，西子与蒙不洁的西子对比等，选择之间即可见其观点；《庄子》寓言中的对比更是随处可见，开篇的《逍遥游》中鹏与蜩、学鸠的对比，《秋水》中?t?k与鸱的对比，《天地》中离朱、吃诟和象罔的对比，“髑髅见梦”的死生之较，“庄子钓于濮水”中“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与“生而曳尾涂中”的对比等。
二、《孟子》与《庄子》中寓言艺术特色的异彩呈现（一）文本分析比较孟子是在比喻性说理中使用寓言，而《庄子》中的寓言则是无所不见，绚烂多姿。
首先从数量上，《庄子》寓言篇数明显多于《孟子》。
《孟子》中公认寓言约有十几则，历来被认为数量少，其重视程度远不及庄子、韩非子等。
公木、陈蒲清、白本松、吴秋林等人均认为《孟子》寓言不足20则，在各类寓言选本中，《孟子》寓言都没有超过10则，《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集《孟子》寓言10则，《中国古代寓言选》和《中国历代寓言选》都集有9则，《寓林折枝》7则，《中外寓言鉴赏辞典》4则。
其中，普遍看好的寓言有“揠苗助长”（《孟子?公孙丑上》）、“一傅众咻”（《孟子?滕文公下》）、“二子对弈”（《孟子?告子上》）、“校人欺子产”（《孟子?万章上》）、“五十步笑百步”（《孟子?梁惠王上》）等。
但最近有人认为《孟子》寓言有22则，也有研究者统计，《孟子》中能够称得上寓言的有59则，几乎每章里都有寓言④。
这说明孟子中的寓言远远不止几篇的数量，他作品中的寓言含量还有待发掘，寓言寓意和文学价值还有待学者继续深入研究。
《庄子》中，寓言占到了十分之九这样大的比重。
学者朱思信在《谈寓言》一文中认为共220余则，著有《中国古代寓言史》的陈蒲清先生认为《庄子》寓言共181则，学者蒋振华在《关于寓言定分种种》在认为共有261则。
《庄子》寓言数目众多，并且内容丰富。
《庄子》几乎通篇皆寓言，使用密度非常之高，使用形式非常之灵活，简直可以媲美一部优美的寓言故事集。
《庄子》寓言善于用连类相次的结构艺术，在阐发深邃玄奥的哲理或某种复杂的情绪体验时，罗列几个相同类型的寓言从不同角度来加以连续论证和加强说明；例如在“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寓言中，又使用了“养虎者”、“螳臂当车”、“拊马不时”等同类的小寓言（《庄子?人间世》）不断论证。
另外，庄子还喜欢用“同心圆”寓言，即围绕一个圆心使用一系列寓言，例如在《逍遥游》庄子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超然物外、无待，方可获得绝对自由”，庄子使用“彭祖长寿”、“鲲鹏徙于南冥”、“尧让天下于许由”、“列子御风”、“不龟手之药”、“藐姑射山有神人”等寓言故事围绕这一个点来突出思想⑤。
其次从篇幅来说，长篇与短篇交错。
但整体来看，《孟子》的寓言篇幅都比较短小，最长的也不超过二百字，大都在百字以内，且以插入式寓言为主，短小精悍、情节简单。
如“揠苗助长”这则寓言总共41字，开头、结尾很清晰，有动作、神态、语言，生动之至，把一个因拔苗助长而累得疲惫不堪的憨态可掬的宋人形象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了。
言简意赅。
《庄子》中的寓言大多篇幅较长，且情节上曲折独特，打破常规，例如《徐无鬼》、《庚桑楚》等其中寓言故事性强，情节发展新奇古怪富于变化，在同时代诸子和后世的寓言创作中皆非常少见。
《庄子》寓言既有插入式的，亦有多篇独立式寓言，如《庄子?徐无鬼》，这篇寓言很长，有19个段落，每一小段讲述一个故事，故事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这篇在后世颇高评价，陆游曾评价曰：“此篇颇多隐晦难解之语，如层峦叠嶂，争奇献怪。
游涉此者，即可新耳目，长意见。
读《庄子》到此，不得草草，三复愈有深味。
”陆游此评价非常到位，尤其“如层峦叠嶂，争奇献怪”非常形象和确切道出了《庄子》寓言文本密度高的审美特色。
《孟子》寓言在文本上就有高结合度的特点，寓言与文章主旨、观点紧密结合，丝丝入扣；而《庄子》中的寓言则是具有高密度的特点，环环相扣，争奇斗怪。
（二）取材比较孟子和庄子生活于同一时期，但二人在论述时候所选取的材料有所不同。
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的取材来源并不相同，《孟子》中的寓言虚构成分比较少，大多是取材于历史传说、民间故事或现实生活，或是孟子即兴所作，这些都源于生活实践，除个别自己的创作外，几乎没有古代神话的痕迹，现实色彩强烈，生活气息浓厚，具有很强的写实性。
如“校人欺子产”（《万章》上）、“王良与嬖奚”（《滕文公下》）等取材于历史传说，其中的人物子产、王良等也是历史上真是存在过的人物而非子虚乌有；而“日攘其邻之鸡者”（《孟子?滕文公下》）、“揠苗助长”（《公孙丑上》）、“二子对弈”（《孟子?告子上》）、“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上》）等中的人物是生活中有的小人物，例如找借口的小偷、性急憨厚的农夫、学生、逃兵等，取材于现实生活，他们的言行不是简单的应用生活和历史的例子，也有夸张的成分，夸张的幅度并未超出人们生活的惯常理解和经验。
用现实中实在的人物和故事来进行说理，密切结合生活实际，因而使读者倍感亲切，易于理解其中的蕴意。
孟子在创作寓言时往往将生活场景作一个漫画式的勾勒和情景式的设喻，夸大问题的情状和特征，从而为自己的论述提供更好的论据，有着浓厚的现实色彩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相对于孟子在写实基础上的虚构，庄子的寓言可谓大多为想象和虚构而成，而且上天入地，天马行空，只要能想象到的庄子都会运用到自己的寓言创作中。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评说：“皆空语无事实”，就是指出庄子寓言的虚构色彩。
《庄子》中的寓言大多通过虚构情节，其行文放得开，思维活跃开阔，但同时他也能收得住，在文思跳跃、放纵自由的思绪之间，又能将读者拉回现实之中，接受他的说理，但又让人沉浸其中或迷茫或顿悟。
庄子说自己的文字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庄子?天下》）⑥。
亦是强调其取材和故事等的虚构性。
如“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这里的鹏的形象明明是虚构的取自于庄子内心的一个自由心灵幻化出来的形象，意境宏大开阔，极尽想象之能事，寓庄于谐，真是体现了“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玄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