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界奇人黄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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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人与事往事钩沉民国第五届全运会掠影文·图/郦千明回眸近赛场夺冠后的刘长春(右)据史料记载,民国第五届全运会原定于1931年10月10日举行,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被迫推迟至次年5月。
不料,1932年春淞沪战役又起,全运会再次推迟至1933年10月10日才得以开幕(会期为十一天)。
尽管如此,本届运动会在当时可谓规模空前,参赛队伍达三十三个之多。
除各省市派遣的参赛选手外,南洋地区也派华侨队莅会。
据统计,男女选手共二千二百五十九名,裁判员、职员等四百二十名;设十七个男女竞赛项目,男子设田赛、径赛、全能、足球、篮球、排球、网球、棒球、游泳和国术十项,女子设田径、篮球、排球、网球、垒球、游泳和国术七项。
此届全运会正值国难之际,凝聚了不少爱国力量,受到了全国亿万民众的关注。
赵元任为会歌谱曲为了本次运动会,当时的教育部和全运会筹委会提前一年多便着手征集会歌。
经多次讨论修改,最后采用刘清徐的作品为会歌歌词,定名《全国运动大会会歌》。
接着,他们又邀请赵元任等为歌词谱曲。
赵元任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不仅通晓英、德、法、希腊等多国语言,还熟悉三十三种中国方言。
作为清华大学的四大导师之一,他一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研究;令人惊异的是,他还是一位音乐天才,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
1926年,他将另一位语言学家刘半农所作《教我如何不想她》谱上曲子,结果大受欢迎,被称为“时代曲之祖”。
赵元任看过刘清徐的歌词后,拍案叫绝,认为“胜败虽在一时,关键却在平常;得胜了虽可喜,败也决不颓丧”,这几句写得特别好,既富有哲理的意味,又蕴含积极向上的运动精神。
而“发扬尚武精神,增进民族健康”两句,点明了运动的真正意义,对激励民众投身体育运动很有帮助。
那段时间,赵元任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谱曲上,可一连数天并无进展。
一天饭后,他在院子里散步,脑海中忽然浮现出运动场上选手奋勇争先,观众呐喊助威的热烈场面。
突然来了创作灵感,他便快步走回书房,奋笔疾书,将脑中闪过的几段曲调记在一张草稿纸上。
民国第一法学家王宠惠的事迹介绍王宠惠祖籍广东东莞,1881年出生于香港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在香港“道济会堂”当牧师,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香港习医,常来找王父谈心,王宠惠其时不足10岁,不知世事,也听不懂父亲与孙中山谈些什么,只是看见孙中山口讲指画,言论风采与众不同。
王宠惠幼时在港读书,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堂,赴香港招生,王宠惠应试得中,北上就学。
1900年,王以法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由直隶总督裕禄颁发文凭——据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张正式大学文凭。
1902年,王宠惠赴美读书,初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不久又转入耶鲁大学,一年后即获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并担任了美国律师公会学报编辑。
当王宠惠在美接受硕士学位时,梁启超先生正在美国,他在《新大陆游记》中专门记述了此事:“耶鲁为美国最著名大学,吾国学生也有三人在焉,皆北洋大学公费生即王宠惠、陈锦涛、张煜全三人今年夏季卒业,其法律科王君宠惠裒然为举首,受卒业证书,王君代表全校四千人致答词,实祖国第一名誉也。
”王宠惠此后继续在耶鲁求学,190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旋赴欧洲,研究民法和国际法。
20世纪初期,欧美各国都强调“黄祸”来临,美国甚至有人发出“决不能让中国工业化,以免影响美国工业制品的东销”,对于孙中山所倡导的中国革命也有很多误解。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有识之士都建议孙中山撰文说明中国革命之意义并驳斥“黄祸”之说。
当时正在耶鲁攻读博士学位的王宠惠与孙中山一道起草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第一次向美国人说明了中国革命问题的真相和实行革命的必要。
1905年,孙中山赴欧洲宣传革命,王宠惠正在柏林留学,特往谒见。
孙中山嘱之两事:为革命筹款;介绍留学生加入同盟会。
王宠惠答应了孙的嘱托。
1911年9月,王宠惠自欧回国,不久武昌起义爆发,王宠惠旋赴上海,担任沪军都督陈其美顾问。
南京光复后,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会议推举刚刚回国的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大会委派,王宠惠与汤尔和携证书至上海面陈中山先生,并迎接先生赴南京就任。
专题一:新闻教育史:(三大时期:五四,北伐,内战)中国新闻传播史学发展历程:1.《新闻纸略论》1834年1月发表于《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中国国内发表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等专着3.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河(胡乔木主持召开了中国报刊史大纲讨论会)4.港澳台及海外地区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状况5.4运动时期中国最早的新闻学研究发轫于1918年(10月14日)北大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该研究会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
学会会长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有两位导师:一位是《京报》记者——邵飘萍,一位是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璜(副会长)。
大革命时期——即北伐战争时期1.大学新闻系的创建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了“报学系”,这是我国大学中正式设立新闻学系的第一家。
继圣约翰大学之后,我国南方也兴起一些新闻学系,如:1921厦门大学的“报学科”,1922杭州之江大学开设“英文报学”科目等。
其中,上海地区新闻教育事业呈现一时之盛。
北方,新闻教育以北京为中心,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在1923年才真正发展起来。
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成立报学系,由徐宝璜创办,是国人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系。
2.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早在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报纸上,出现过一些论述报纸的文章。
到了二十世纪,新闻学研究才真正发展起来,产生了一批由国人撰写的新闻学专着,和国人翻译的译着。
徐宝璜的《新闻学》是我国新闻学者撰写的最早一部新闻学专着,蔡元培称其为“在中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
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吴超的《新闻学大纲》等皆是这个时期我国国人的新闻学研究成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还经常有外国新闻界和国内新闻界的业务学术交流,“请进来”与“走出去”对当时的新闻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报纸上还出现了最早的新闻学研究版。
家丑外扬:《时报》逃妻新闻研究(1927-1937)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报业突飞猛进,报纸面貌日新月异,报纸功能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1921年,《时报》由黄伯惠接盘。
黄伯惠致力于推动新闻业务的转型,将《时报》打造为以图片新闻、体育新闻、社会新闻为主的休闲类报纸。
基于目前学界对社会新闻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的研究现状,以及《时报》社会新闻史料的独特性,本文以1927年到1937年《时报》逃妻新闻为研究对象,希冀丰富报刊史、新闻史、女性史、家庭史、社会史、法制史的研究。
在逃妻新闻主体史料的依托下,辅以社会调查、报刊杂志、时人论著、回忆录、文集等资料,力图重构民国时期上海地区逃妻的婚姻与家庭生活实态。
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将新闻视为史料来源的单一视角,本文尤为关注新闻文本的构成。
不仅剖析逃妻案中当事人的叙述策略,思考话语中所隐含的逻辑思维,对比法律文本与法律实践之间的落差,同时考察逃妻新闻的媒体表达方式,揭示新闻工作者在制作新闻文本时,个人价值观念和判断标准会无意识地介入到其中,进一步探讨新闻文本下所暗含的歧视与偏见。
本文对1927年到1937年《时报》逃妻新闻的研究表明:第一,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逃妻是一群生活在现代都市夹缝中为生计问题而挣扎的女性。
第二,近代法律和司法实践虽然赋予了女性一定的权利,让她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但通过分析庭审中的叙述策略发现,女性潜意识中默认和接受来自性别差异上的安排。
游刃于传统规范与法律规则之间的法官与律师,实则凸显了男权社会之下法律文本到法律实践的落差。
第三,新闻文本的制作在迎合读众审美与品味的同时,不仅流露出对女性行为的批判,还对女性形象进行污名化与刻板化处理,进一步折射出男性视角下的性别秩序问题。
反观,逃妻本是一桩家丑,却在媒体报道下“外扬”,得以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会大众中去,这一“家丑外扬”恰恰折射出社会观念形成、传播、重构与固化的过程。
本文正是将逃妻现象、逃妻案、逃妻新闻联系起来,揭示新闻文本中所呈现出的男权文化与性别偏见、歧视,试图诠释媒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民国白象街昔日重来,那些名流们的红花作者:陈琰枫来源:《城市地理》2014年第08期民国时期,白象街掌着重庆的文脉。
商贾门市之外,《新蜀报》《渝报》等报馆、西南实业大厦等文化部门中,政、文、军各界名流往来不绝。
如果可以让往日重现,一幕幕民国往事会像戏剧一样在这条街中上演。
肖楚女、杨沧白、陈毅、老舍、王芸生、茅盾等,都是参与这部戏剧的角色。
每个人因为这条街,被命运联系。
让我们试着走进民国白象街,细嗅一番那些民国名流的红花。
陈毅主笔《新蜀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访,一段未了情1919年,青年陈毅曾在重庆暂留过,那是他赴法留学之前的事。
只记得他与父亲一同参观了重庆巴蔓子将军墓,尔后在朝天门登船,远赴巴黎。
直到留法归来后,周钦岳在重庆任《新蜀报》总编,特邀陈毅主笔。
就这样,1922年他再度来到重庆,在白象街住了下来。
在《新蜀报》任职的日子,正是四川军阀混战时期。
重庆、达县、万县、渠县等地战祸连绵,可谓兵匪交织,民不聊生。
陈毅便在《新蜀报》上发表了诸多思想激进的诗文针砭时弊,迅速在四川的知识界产生了反响。
在陈毅以笔当枪奋笔疾书的日子里,有一个青年读者正反复阅读着他的文章,还细心地从报纸上剪下来,收集成册。
1922年的一天,白象街出现了一个陌生女人。
茅盾先生曾洒墨描绘过这个女人,“看去不过二十多岁,穿一件月白色软缎长仅及腰的单衫,下面是玄色的长裙,饱满地孕着风,显得那苗条的身材格外娉婷。
她是剪了发的,一对乌光的鬓角弯弯地垂在鹅蛋形的脸颊旁,衬着细而长的眉毛,直的鼻子,顾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圆的嘴唇,处处表示出是一个无可疵议的东方美人”(长篇小说《虹》茅盾著)。
她提着行李,自川南顺长江而来。
她就是那个忠实的青年读者,在《新蜀报》报馆门前踟蹰片刻后,进门告诉门厅的人,她要找陈主笔。
她叫做胡兰畦,1901出生于成都,当时正是二十出头。
两年前她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家中包办了婚姻,被许配给了表兄。
因与表兄志趣不相投,她逃婚到川南当了一名教员。
黄郛——民国时期著名政治人物黄郛介绍中文名:黄郛别名:黄膺白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浙江绍兴上虞出生日期:1880年逝世日期:1936年职业:代理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国府委员毕业院校:东京振武学校主要成就:入同盟会,参与上海光复、“二次革命”和护国之役、北伐战争黄郛(1880-1936),字膺白,号昭甫,浙江省绍兴府上虞县百官镇(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人。
民国时期著名政治人物,同盟会会员,蒋介石盟兄弟,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毕业。
曾任北伐军兵站总监、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外交总长、教育总长、新中国建设学会理事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参与过上海光复、“二次革命”和护国之役、北伐战争等事件。
早年在日本留学从而结识蒋介石、张群等人,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外交部长、教育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
1928年5月,日军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时任外长的黄郛事后被蒋介石免职顶罪。
1933年秉承汪精卫授意,在华北推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后遭到全国民意所指而被迫辞职。
1935年托病避入莫干山所谓“读书学佛”的“隐居”生活。
1936年9月,复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12月6日病逝上海。
人物简介黄郛(1880~1936),浙江绍兴人。
原名绍麟,字膺白。
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入东京振武学校和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加入同盟会。
在日期间结识蒋介石、张群。
1910年毕业回国,在清廷军谘府二厅、军事官报局任职。
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陈其美招往上海,参与上海光复,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2师师长、南京临时政府兵部总监,委蒋介石为第5团团长,并与陈其美、蒋介石订为“盟兄弟”。
次年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迎合蒋介石意,主动解散所部军队。
“二次革命”失败遭袁世凯政府通缉,后逃亡日本,经南洋后赴美国。
1915年底,护国战争起,由美返国,在上海参与谋划浙江反袁军事。
后定居天津,与北洋政客过往从密。
回溯百年历史,传承近代文化——《时报》内容揭示与数字资源特色文/颜 佳摘 要:《时报》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三大报之一,对于历史、新闻、文学领域研究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但是通过研究成果分析发现,全面介绍《时报》内容特色的文章较少,《时报》文献资源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宝贵价值尚未完全体现。
本文通过对上海图书馆特色馆藏《时报》文献资料的详尽整理与文献研究,揭示了《时报》从创刊到终刊的主要脉络,分析其在历史研究、新闻出版、近代文学等领域的内容价值;并通过对《时报》数字资源的馆藏收录、特色栏目和使用功能特点的分析,让广大研究人员全面了解《时报》数字资源特色,以期推动近代报刊文献的保护及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时报》;内容特色 ;报纸数字化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期刊中的数字图像语义描述框架研究与应用研究”(编号:19BTQ044)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颜佳(1983—),女,汉族,江苏淮安人,馆员,研究方向:文献内容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整体策划、文献数字资源产品的内容组织与服务。
上海图书馆作为一所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公共图情服务机构,拥有馆藏近代中外文报纸近5000种,其资源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
本着“积淀文化,致力于卓越的知识服务”的理念和“揭示馆藏,保护和抢救历史文献”的责任,上海图书馆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对馆藏珍贵文献进行清点、整理与数字化工作,这其中就包括在上海出版的地方特色报纸《时报》。
著名报人郑逸梅在对《时报》的评价中这样描述“作为一份大型日报,与《申报》《新闻报》并称为上海旧时的三大报,立足上海,面向全国”。
相比较《申报》《新闻报》具备大量的研究资料而言,《时报》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的领域往往是通论性的介绍或者专题研究,但是对于《时报》的诞生、发展、停刊的主要脉络、副刊与副报的具体情况、《时报》的主要栏目、广告、图片的实际情况介绍非常之少。
【国学知识】›民国才女庐隐与生命中的三个男人冯慧莲上世纪初是才女辈出的年代。
或许是因为封建皇权一朝崩溃,压抑数千年的女性才情得以喷薄而出。
短短几十年,许多特立独行的才女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璀璨的踪迹。
当中,除了“民国四大才女”吕碧城、石评梅、萧红、张爱玲,还有与冰心、林徽因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充满悲情色彩的庐隐。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一书中,庐隐被列为18位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
1曾被父亲抛入江中,童年孱弱而悲苦庐隐本名黃淑仪,1898年5月4日生于福建闽侯县。
父亲是清朝举人,母亲是传统女性。
因祖母在她出生那天去世,母亲认定她是灾星,将她交给奶妈喂养。
奶妈把她带到乡下,她在缺失亲情的村野里长大。
两岁时生一身疥疮,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却爱哭闹,脾气倔强。
后父亲赴长沙任知县,父母带着庐隐前往。
乘船途中,她因想念奶妈而终日哭闹,父亲心中火起,竟将之抛入江中,幸被一听差搭救,才免一死。
庐隐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孤儿寡母陷入困境,是舅父将他们接到北京,然后便在外祖父家生活。
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名的作家,幼年时母亲并没有让她上学,她只是跟也没上过学的姨妈学背《三字经》。
直到十岁多,她才被送到一所美国教会学校。
这所学校带给她的同样是冷漠。
她内心仍然茫然和悲苦,且厄运不断,因脚上长疮,她几成残废,后又肺管破裂,吐血不止。
经受病魔折磨的庐隐,心灵空虚而迷惘,在一个美国女人感召下,皈依了宗教,信仰基督。
庐隐后来说:“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灵上的痛苦,心理作用,我受惠不少。
现在虽觉得是一件可笑的事,但也多谢宗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残破的心,必更加残破了!”2生命中遇三个男人,才女被爱情照亮庐隐13岁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开始进入少女时代。
其间,庐隐在舅父家认识了表亲林鸿俊,这位少年家境贫寒但聪明俊朗。
在彼此接触中,林鸿俊了解到庐隐的才华和多愁善感的个性,于是主动给她写信,两人渐渐亲密起来。
国学大师黄侃与民国女侠黄绍兰的爱情悲剧黄侃和黄绍兰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分别代表了国学大师和民国女侠的形象。
两人原本是有着共同理想和信念的一对情侣,但是命运却让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终以悲剧的结局结束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黄侃,原名侃,字子方,号伯山,福建连城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国学大师。
他自幼聪慧好学,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经史子集,尤其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研究和领悟,在学术上颇有建树。
他对国家的兴衰命运深感忧虑,希望能为国家的振兴尽自己的力量,因此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呼吁国人振兴中华民族。
黄绍兰,原名绍兰,字婉如,号梅谷,是20世纪初期的著名民国女侠。
她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武术和文学。
绍兰性格刚毅,胸怀大志,她对国家的命运同样充满着热爱和忧虑,希望能为国家的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她在青年时代就投身于革命事业,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后又加入了孙中山的革命团体,成为一名杰出的革命活动家。
黄侃和黄绍兰在一次巧合的机会相识相知,两人很快就发现彼此有着相似的理想和信念,他们都渴望为国家的振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于是,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他们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共同探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黄侃对黄绍兰的聪慧才智和胸襟豁达深为倾心,而黄绍兰则对黄侃的学识才华和国家大义的忠诚感到十分敬佩。
正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忧虑和对振兴中华的热爱,最终让他们的爱情走向了悲剧。
当时中国正值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清朝政府腐朽无能,民不聊生,国家一片颓废之象,而外国列强则肆意侵略,殖民地割据,国家疮疮痍痍。
这让黄侃和黄绍兰更加坚定了为国家的振兴而奋斗的决心。
黄侃投身于国学研究,积极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他努力挖掘古代经典,整理古籍,著述等身,希望能让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而黄绍兰则投身于革命事业,她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奔走于各地,秘密组织着反清复明的宣传工作,她希望能借助革命的力量,推翻封建统治,重振中华。
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简介姓名:林星星学号:100102250班级:10级广电2班黄远生简介1、平身简介黄远生,中国近代新闻记者。
黄远生,江西九江人,原名黄为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
1885年1月15日生于“文彩秀发”的书香门第之家。
21岁时中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但他无意仕进,以新进士之资格赴日本留学,190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
回国后先在清政府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脱离官场,从业新闻,成为蜚成于世的著名新闻记者和政论家,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的人,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
2、新闻思想黄远生在新闻工作方面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对于我们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可以说都是无价瑰宝。
黄远生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
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也称为“四能说”。
一能,“调查研究,有种种修养”,是谓能想;二能,“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三能,“闻一知士,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四能,“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简单的说就是脑子要活,要快。
要勤于跑动,没有实践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还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马上就可以有这件事联想到另一件事上去。
同时写出的文章还要具有耐读性,对新闻事件的描述要清晰、生动,这样才可以吸引受众。
黄远生的办报目的是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为人民奔走呼号。
对于民国初年的报纸言论,正如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所说:“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现国民真正之精神。
”针对报界堕落的状况,他主张“主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
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
目录目录第1章绪论 (1)1.1研究缘起 (1)1.2研究现状 (1)1.3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3)第2章《时报》与“时评” (4)2.1时评的起源及其发展 (4)2.2《时报》的创办及其业务革新 (7)2.3《时报》“时评”栏的演进与发展 (7)第3章《时报》“时评”的发展历程 (10)3.1康梁时期的时评:继承与发展 (11)3.1.1对《清议报》、《新民丛报》的继承 (11)3.1.2《时报》时评的继续发展 (13)3.2狄葆贤时期的时评:改革和应变 (16)3.2.1辛亥革命前:专称到泛称 (17)3.2.2辛亥革命后:应变和固守 (21)3.3黄伯惠时期的时评:式微 (31)3.3.1黄伯惠时期的“时评” (31)3.3.2“时评”式微的原因 (33)第4章《时报》“时评”主笔 (35)4.1鼎盛时期的三大主笔与《时报》“时评” (35)4.1.1陈景韩与《时报》时评 (35)4.1.2包天笑及其时评 (40)4.1.3雷奋及其时评 (43)4.2其他作者与《时报》“时评” (46)4.2.1戈公振 (46)III目录4.2.2毕倚虹 (47)第5章结语 (49)致谢 (52)参考文献 (53)IV第1章绪论第1章绪论1.1研究缘起上海《时报》创办于1904年6月12日,由狄葆贤主持,罗孝高任总主笔,历届主笔为陈景韩、雷奋、包天笑、戈公振等。
《时报》是近代中国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日报之一,与《申报》、《新闻报》一齐组成上海三大报。
《时报》最初是由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主持的保皇会在国内的机关报,1908年以后,《时报》脱离康、梁的控制,成为狄楚青独资经营的报纸。
1921年,黄伯惠接手《时报》,1939年9月1日因经费问题停刊。
《时报》在报刊业务、版式版面、版面编排等方面,善于改革,勇于创新。
其中,《时报》的“时评”专栏,对上海报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时评”配合当日新闻,发表一、二百字简洁短小的评论,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人一目了然,不浪费功夫去点句分段,不浪费时间去寻思考索。
民国时期报人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作者:李时新徐婷来源:《新闻论坛》2024年第02期【內容提要】作为知识阶层,民国报人的职业流动相对自由,渠道较宽,其流动多因收入和待遇、人际关系、个人权益、价值观念、报馆组织和他馆罗致等因素而引发。
报人除了在本报馆、不同报馆之间流动外,多流向政界、商界和文化教育界等行业,流动率高,其职业地位也不稳定。
报人的职业流动改善了个人境遇,充实了流入报馆的业务技能,但对流出报馆和地方新闻业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骨干人员流失导致报馆人才结构失衡;报人整体素质下降,滞碍本地新闻业的成长;迫于可能的人才缺失,报馆被迫调整立场和编辑方针。
报人的高流动率表明其较低的职业认同。
【关键词】民国报人职业流动职业地位职业流动是指劳动者在职业分层体系中层级间和类属间的变动,与此相伴的是劳动者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作性质以及职业地位的变更。
[1]参照相关理论,本文将报人的职业流动分为两种:一是个人职业流动前后,职业保持不变,但是职务发生变化,如由外勤记者调任采访主任;二是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的角色转换,其职业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位等发生实质性变化,如由报人出任政府官员。
据统计,以上海为例,1912年以前新闻从业者仅300人,到1927年为3000人,增长10倍;至1933年已达1.5万至1.7万人,较前增加6倍。
[2]本文着意于这些常常被忽略的、从事新闻采访、编辑、撰述、校对等工作的报人群体,试图探求这些报人如何看待他们的职业,他们的职业流动情况如何,职业流动对他们和新闻行业造成了什么影响。
一、报人职业流动动因的微观考察不同的职业拥有的工作条件、工资待遇、晋升机会等社会资源不同,从而使得不同的职业具有高低不同的职业地位或职业声望。
[3]报人的职业流动也不外乎此。
撇开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宏观因素,从微观层面看,报人职业流动的动因包括报人基于自身境遇、人际关系、价值观念、个人性格和文化资本等发出的主动追求,以及报馆组织构架、管理方式、政策制度对报人的制约等客观因素。
民国月份牌中的女明星月份牌与中国特有的民间传统美术形式年画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因其观赏性与实用性俱佳,颇受民众欢迎,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年画分支。
这种附有年历表、岁时节气的年画形式,突出了月份的作用,于是称它为月份牌。
而月份牌年画形式应用于商业广告之目的,则称之为月份牌广告画。
民国建立后,月份牌广告画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所青睐,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14年,既善工笔人物画和西洋水彩画又掌握了擦炭画照相技法的郑曼陀创造了擦笔水彩的绘画形式,并应用到配有年历表和商品图形的广告画中,标志着月份牌广告的诞生。
它以新颖的画面、精美的彩印、广泛的题材,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达到了极佳的传播效应。
民国月份牌分为月份牌广告画、月份牌商标画、月份牌包装画和月份牌年画四种,其中最常见的是月份牌广告画和月份牌年画两种。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月份牌广告的繁荣时期,在内容上以美女题材居多,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也有时装美女与摩登女郎、电影明星等。
当时明星美女,如影后胡蝶、阮玲玉、陈玉梅、周璇等一批民国时期一线女明星的形象都被绘入月份牌广告画中,成为民国月份牌的一大亮点。
这是因为当时电影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文化,观看电影是都市人文化娱乐生活最重要的内容。
月份牌广告画虽然属于绘画,但它与摄影的关系最为密切,渊源颇深。
作为最常见的美女月份牌广告画的绘制过程,一般先构思草图,然后寻找美女模特拍成黑白照片作为参照蓝本,再用擦笔加水彩的方法进行绘制,完成后的月份牌广告画犹如一幅写实逼真的彩色照片。
以下介绍以十位民国当红女明星的形象为蓝本而绘制的经典月份牌广告画和年画,供读者鉴赏,作者为杭穉英、胡伯翔、金梅生、谢之光和倪耕野五位民国时期顶尖的月份牌画家。
Beauties on Picture Calendars Calendar has close relation to Chinese specifi c traditional folk art form—“New Year pictures”. “New Year pictures” with a whole year calendar and 24 solar terms are both appreciable and practical, greatly favored by the public.The new year’s picture with calendar is called calendar adver tisement picture. 1920’s to 1940’s witnessed a prosperous period of Chinese calendar adver tisement pictures,whose contents were mostly beauties,including four most beautiful women in ancient China, fashion beauties,modern movie stars and so on.. All Rights Reserved.樥洐洐䰯1904䲆1979䰰以自然温情的表演塑造贤妻良母形象的民国女星她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原名林美意,1919年与香港电影创始人黎民伟结婚,1924年主演首部影片《胭脂》。
民国初期的著名报人开创诸多第一的邵飘萍1918年7月,在北平出现了我国第一家通讯社——新闻编译社。
这家通讯社的创办人就是曾任《申报》、《时报》主笔,对袁世凯进行过猛烈抨击的邵飘萍。
当年10月,邵飘萍又创办了在京城名噪一时的《京报》。
《京报》日出对开四版,邵飘萍亲笔题写报名,其创办宗旨是要让当局“听命于正当民意”,也就是为民请命。
为了激励报社同人,邵飘萍还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
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但他将“妙”字改为“辣”,那意思十分明白:《京报》就是要突出它“辛辣”的特色。
***著名将领冯玉祥曾经这样赞誉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支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越英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邵飘萍于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紫溪村,原名邵新成。
由于父亲是教书匠,邵飘萍5岁起进私塾读书,14岁便中了秀才。
之后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并开始为《申报》写稿。
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在杭州参与主办《汉民日报》,先后任编辑、主编。
在举国上下都对袁世凯抱有很大幻想的时候,他却能一眼看透这个窃国大盗的本来面目。
在南北议和正在进行的过程中,邵飘萍便在报上大声疾呼:“呜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袁贼不死,大乱不止。
”他义正词严地指出:“总统非皇帝。
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
”邵飘萍如此公开反对袁世凯及其爪牙,必然惹祸上身。
1914年袁世凯下令封闭《汉民日报》,邵飘萍被捕三次,后经营救出狱,流亡日本,入法政大学读书。
在那里,他与几位朋友发起组织了东京通讯社,为国内报纸撰写新闻报道。
1915年外国报纸透露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是邵飘萍最早向国内及时提供报道,予以揭露。
当年12月,袁世凯登极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加入倒袁斗争。
他回国后,担任《申报》、《时报》主笔,仅1916年的前五个月,他便以“阿平”署名,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36篇社论、134篇时评,对袁世凯进行猛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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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近代以来,西方强敌入侵,传统的以中华为中心的封贡外交体系随着大炮和洋枪的轰鸣声支离破碎,随之而来的西方先进思想冲击着中国古老的法治
近代以来,西方强敌入侵,传统的以中华为中心的封贡外交体系随着大炮和洋枪的轰鸣声支离破碎,随之而来的西方先进思想冲击着中国古老的法治观念。
面对国家的落后与衰弱,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国家,走上了艰辛的近代化之路。
在那个时代,有一个人为中国近现代法学界、外交界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名字叫王宠惠。
第一个中国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王宠惠,字亮畴,祖籍广东东莞,1881年出生在香港一基督教家庭。
他的父亲十分注重对于子女的教育,不仅为他们聘请家庭教师讲授儒家经典,还适时地把他们送入西式正规学校学习。
王宠惠幼年入圣保罗学校学习英文,课余随周松石学习《论语》、《孟子》等,很早就开始接触中西方文化的他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95年,清政府在天津设立北洋大学堂,开始在全国招考学员,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它全面引进了西方教学模式,不仅教员多聘请外教,就是所开设的课程也是移植西方国家的设置,以法科为例,它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几何、化学、天文、万国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诉讼律等二十门,所用课本也均援用英文版本。
王宠惠在香港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法科学生。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1900年的正月二十六日,这是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王宠惠毕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19岁的他以北洋大学第
生活常识分享。
民国报界奇人黄伯惠
作者:邵绿
来源:《新闻传播》2016年第21期
【摘要】本文对1921年之后的《时报》的主人黄伯惠生平及性格特点等进行考证,试图勾画出1920-1930年代上海《时报》主政者的形象。
【关键词】《时报》;黄伯惠
民国上海三大报之一《时报》于1921年从狄楚青转手黄伯惠,风格也从一份政论性报纸渐渐变成“都市报”。
研究黄伯惠对研究《时报》的转变颇具意义。
关于黄伯惠的生平,可获得的资料并不多。
查询县志、档案等资料,关于黄伯惠的介绍几乎是只言片语,但这些只言片语汇聚在一起,加上后人对黄伯惠的回忆,也可以白描出一个他的样子了。
黄伯惠是金山人,1894年出生,名承恩,伯惠是他的字。
他是金山著名人士黄公续的长子,黄公续非常富裕,他不仅有赚钱头脑,也热心办学。
黄公续是息楼的常客,虽是商人出身,但与知识分子来往较多。
他对文化事业皆有兴趣,时常捐资给灾区或学堂,故民国初年金山朱泾镇分三镇,其中一镇以公续为名。
由此可见,黄伯惠出身名门,是一个富裕家庭的“掌上明珠”。
黄伯惠在十五六岁的时候,经常跟着他的父亲黄公续到时报馆参加息楼的聚会,“伯惠已如成人一般,身躯长得很高,但不大开口。
后来也常独自来息楼,因此时报馆这一班人,以及息楼里的许多朋友,也都认识他①”。
可以说,黄伯惠算不算知识分子,现在尚无材料可考,但他确实是成长于一群知识分子当中。
黄伯惠的家族因为经营地产而更加富裕,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黄伯惠家族买下了许多土地,后来这些土地变成了租界范围,价格暴涨,黄伯惠的家族由金山的富豪变成了上海的巨富之一。
上海如今的福州路,也就是当年的几大著名报社所在地,就是黄家的地产。
关于黄伯惠的性格,很多人回忆起他来,都用“奇怪”来形容,如包天笑称他为“报坛怪杰”、童轩孙称他为“奇人”,邵翼之称他为“报界异军”,曾在《时报》任记者的金雄白也称他为“新闻界一位奇特的怪人②”。
“他十足地不修边幅,衣服太随便③”,金雄白回忆,他出去采访时,黄伯惠常为他驾车(《时报》的另一名记者顾执中在回忆录中也提及黄伯惠经常“亲自驾驶他的私人小汽车陪我去。
等到调查回来,到了晚餐的时间,他又邀我到附远的一家饭店吃西菜……④”),到了采访地点,金雄白与人谈话,黄就坐在一边,不发一语,“像一名陪客,又像是我的助手,最后当然仍旧由他来付账⑤”,在金雄白看来,黄这位老板,“是绝无架子的⑥”,他经常参加报馆里的聊天,“但他的想法,却让人会有啼笑皆非之感⑦”,金雄白叙述,有一次大家讨论哪里的
酒菜做得好吃,黄伯惠从另一间屋子跑来说大华饭店的牛排做得不错,大家听了之后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大华饭店是蒋宋结婚的地方,上海最好最贵的饭店之一⑧。
关于黄伯惠的“奇怪”,金雄白还记叙了一件事:黄伯惠的原配夫人难产去世,黄鳏居了几年后续娶了钱氏夫人,黄伯惠此时已经醉心于办报纸,为了工作方便,将报社三楼摄影房的里面作为夫妇的卧室,黄伯惠经常整日研究摄影和印刷机器,凌晨看到报纸出版,才回到卧室,并且常常连衣服都不脱,满身油污往床上躺。
于是,他的第二任夫人屡次提出离婚,他也不做明确的回应。
直到有天夫人生日,黄伯惠在杏花楼大宴宾客,等到大家酒足饭饱了,黄伯惠对夫人说可以一同去律师事务所办理离婚,颇像是为离婚而摆上宴席⑨。
可见,黄伯惠我行我素、个性十足,并且在办报这件事情上非常投入。
“一般上海报界中人,以为黄伯惠来办报馆,真是大爷串戏,闹着玩儿的,可是他的确是一本正经……⑩”。
黄伯惠接手《时报》后,又是买新印刷机,又是买新摄影设备,下足了血本。
金雄白回忆,他与黄伯惠曾有一番关于金钱的对话,金问黄有没有统计过他自己究竟拥有多少资产?有这么多的钱是不是十分快乐?黄伯惠说,正好相反,有了钱,要天天苦苦思虑怎么运用,给人带来痛苦和麻烦。
金雄白自白,他后来慢慢觉得黄伯惠说的是肺腑之言11。
其实以黄伯惠的个性,也许也没有必要对金雄白说风凉话。
金雄白也曾说过,《时报》的工作人员都记得,黄伯惠最不喜欢别人叫他资本家12,这说明黄并不以有钱为傲。
有钱的人未必都愿大手笔花钱,而黄伯惠如此看待金钱,进一步应证了他在办报这件事上能够放开手脚花钱。
在狄楚青对《时报》的主持事业萌生退意之时,非常富有又受着文化圈影响的黄伯惠接手了这份报纸。
按照包天笑的推断,黄接手《时报》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钱,“取出十万八万来维持一家向有名誉的报馆,岂不合理13”,二是他是《时报》的好朋友,对报业有兴趣,三是他虽未受太多教育,却也游历过欧美,“志愿颇高14”,希望在新闻界做出一番成绩。
包天笑的这个推测不无合理之处,既可解释黄伯惠答应盘下《时报》,又可解释黄伯惠在主持《时报》的时间里非常认真、想办出自己的特色。
金雄白对黄伯惠接手的分析与包天笑的分析也有些相似:“每个人有钱,总不出下列三种行动:有人再以之将本求利,以冀积储各大的财富;有人有了钱更想有名,本来名利就是一胎双生的东西,有了钱也就容易有名,或者有些人肯慨解仁囊,不过想换取一个荣誉的职位……而办报更是猎名的最佳方法;再有人则用以满足其私人的兴趣,不论玩古董,蓄犬马,莳花种竹,甚至狂嫖烂赌,无不由此心理所形成。
因为办报不论成功或失败,都有其极大的刺激性,所以办报也可以说成是一种兴趣15” 。
可见,金认为,黄接手《时报》是因为包天笑所说第三个原因:兴趣。
至此,我们可以勾勒出黄伯惠的样子:一个极富个性、热衷事业、不怕花钱、经常与文化人来往的富家子弟。
他出生于富庶的江浙,成长于上海文化名流交际圈。
他借助上海都市化发展的机会成为巨富,他并不唯利是图,却是商人,他不爱钱,却爱花钱,他不虚荣,却求成功。
黄伯惠曾被人誉为“中国的赫斯特”,与赫斯特一样,黄伯惠同样是富家出身,同样对办报
充满热情,同样富有个性,又同样在快速都市化的城市中抓住了机遇,办出了有共同点(如对社会新闻的重视)的报纸,从这些角度上说,这一说法似有几分道理。
注释:
①包天笑.报坛怪杰黄伯惠[J].大成.台北.131:32
②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M].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118
③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M].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112
④顾执中.战斗中的新闻记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59-60
⑤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M].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119
⑥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M].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119
⑦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M].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120
⑧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M].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120
⑨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M].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122-123
⑩包天笑.报坛怪杰黄伯惠.[J].大成.台北.131:32
11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M].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 120-121
12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M].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122
13包天笑.报坛怪杰黄伯惠.[J].大成. 台北.131:32
14包天笑.报坛怪杰黄伯惠.[J].大成.台北.131:32
15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M].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 11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