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钓鱼执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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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钓鱼执法现象的法学思考张兆成一、钓鱼执法的概念描述2009年9月8日,上海市民张晖因好心用自己私车捎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却遭遇了上海市某交通执法部门的“倒钩”,车被扣,且被罚款1万元。
9月11日,张晖以“善良的被骗”为名在网上发帖诉苦,一时间在网络上形成了轩然大波。
“钓鱼案”在各大网站点击率空前。
但似乎上海市官方并不害怕人民的舆论。
2009年10月14日,一场更耸人听闻的钓鱼执法事件又在这个俗称中国文明都市的上海发生。
河南籍“90后”小伙子孙中界,刚来上海一家公司工作,门负责运输该公司的工人到工地上班。
14日晚8时,刚把一批工人送到公司基地的孙中界,在上海浦江镇召泰路闸航路口遇到一名身材瘦弱的年轻人向他招手,“当时那名乘客说:‘兄弟啊,帮个忙,我有急事,打不到的士也没有公交车’。
”孙中界见那人实在可怜就让他搭车了。
上车后那名乘客主动谈价钱,说要给出租车的价钱,但孙中界并没有理会。
乘客上车4分钟后便要求停靠在闸航路188号。
正是在这里,孙中界受到了上海浦东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检查,认为其“涉嫌非法营运”而扣下金杯面包车。
刚来上海3天的孙中界显然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定义成了“黑车”,并且要面临1万元的行政罚款。
情急之下,孙中界选择伤指以示清白并向上海市浦东区政府上诉。
上海市浦东区政府却认为,“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情况属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孙中界不惜以断指来证明自己清白的举动以及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庇护钓鱼执法的行为迅速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关注。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上海浦东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被迫承认了他们钓鱼执法行为。
原来上海浦东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为了搞到更多的罚款,雇佣一些社会闲杂人员冒充乘客,故意拦截私家车和公司运输车辆要求搭乘并提出可以支付车费。
一旦私家车或公司车辆的司机收了费,他们就以此为证据把司机带到执法大队,处以万元以上罚款。
[1]从以上的案件的发生及相关实例现象,从中我们可以对种所谓的执法方式给于一种简要的概念描述:“钓鱼执法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为了实现对案件的办理,行政人员及协助执法的有关人员,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者诱使他人实施违法行为,待违法行为实施之时或者结果出现之后,从而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处罚的一种行政执法行为,从行为的性质上来说是一种根本的违法行政行为。
关于上海“钓鱼执法”案件的分析思考内容提要:钓鱼执法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
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
而上海执法交通部门为了获得更多的罚款以此方法进行执法,从而导致多人遭受不必要的罚款行为,这种行为应该予以制止。
关键词:“钓鱼执法”、利益、非法营运近几年,全国都有报道出关于“钓鱼执法”的案件,上海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钓鱼执法的案件更是由于当事人张晖以“善良的被骗”为名在网上发帖诉苦,一时间在网络上形成了轩然大波,此种执法方式不禁引起了社会公众的讨论。
张晖由于不服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以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行为为由,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张晖于9月28日向闵行区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
一、基本案情2009年9月8日中午1点多,上海市民张晖在路口等红灯时,一男子问能否带他一段路?张晖拒绝,因为马上就要到达工作单位了。
但白衣男子继续央求,说自己肚子很痛,可能胃有毛病,等不到出租车,他家就在前面不远。
张晖心一软就答应了。
其间,张晖还表示有事马上要到公司,要白衣男在前面下车。
白衣男提出给他十元钱,张说不要。
张按其要求停车时,男子伸手拔了他的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
张晖称,自己被双手反扣,还被卡住脖子,被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
对方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张被认定“非法营运”,9月14日,张晖到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接受调查、处理,张的车被扣,且被罚款1万元。
9月28日,张晖以该行政处罚决定“没有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违法”为由,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区交通执法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10月9日,法院依法立案受理。
庭审中,原告代理人表示,被告错误理解了“非法经营”的概念。
此外,他认为被告通过欺诈、胁迫、暴力、“倒钩”、“栽赃”等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原告从事“无运营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依据。
“钓鱼执法”引发的法律思考——孙中界事件一、背景材料:2009年10月14日晚上7时许,浦东新区闸航路、召泰路路口附近,一名年约20岁的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拦车。
此时,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司机孙中界正驾驶一辆金杯面包车路过。
看到这名年轻人无公交车、出租车可搭乘后,他顺道开车将其送到了1.5公里外的目的地。
然为,就是这不到五分钟的善意之举,却被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认定为“非法营运”。
整个过程中,充当“钓钩”的年轻人始终未与孙中界谈及价钱,车快要开到罗宾大桥,孙中界金杯车左边突然有一辆面包车靠了过来,逼得孙中界不得不停车。
突然,坐在车上的“钓钩”从裤子口掏出一张10块钱往车上一扔,孙中界还没来得及说“不要钱”,那人手已伸过来拔车钥匙、左脚紧跟着猛踩刹车。
旁边面包车上,突然窜出来几个人,把孙中界拉出了车,孙中界欲掏出手机报警,手机又被抢走,紧跟着被按进了另一边停着的依维柯。
一名男子出示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通知书,称孙中界从事非法客运,孙中界和车辆都被带离现场。
最后,孙中界在调查处理通知书上签字,孙中界被确定为非法营运黑车的车主,面临万元左右的罚款,车被暂时扣留。
好心反遭冤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孙中界甚至用菜刀切断自己的小指。
由12名来自上海市和浦东新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中央和地方媒体代表、社区和企业代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通过查阅卷宗、听取录音、现场调查以及对相关当事人访谈等形式,对10月14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对孙中界驾驶的浙ADS595车载客的执法过程中,是否采用不正当手段取证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另一方面,调查组在对“乘客”陈雄杰的访谈过程中,其否认还有其他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行为;但调查组在抽查其他执法活动案卷中发现了同属于陈雄杰的作证笔录,说明其对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
调查结果显示,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社会人员将当天执法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当晚8时许,陈雄杰在扬招孙中界驾驶车辆后驶至闸航路188号时被执法人员检查,执法人员为陈雄杰制作了笔录作为从事“非法营运”的证据。
上海“钓鱼”执法案件—法律法规发生在上海浦东新区闸航路上的涉嫌非法营运交通行政执法一事,引起上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上海市政府首度作出正式回应,称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
根据上海当地一位老司机透露,“倒钩”执法在上海其实很普遍,“钓钩”与执法大队关系密切,达成的是“双赢”的利益链。
司机孙中界以“自断手指”的残酷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张海超的“开胸验肺”。
张海超最终证明了自己确实患了“尘肺”职业病,但孙中界能否证明自己的清白,目前还无法得知。
上海市政府已要求浦东新区查明事实,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只能拭目以待。
其实判定孙中界有没有驾驶黑车并不复杂,只要调查其以前是否存在以搭载乘客为营利目的的行径,或者说孙中界有没有以此为经营手段,事情即可一目了然。
但在未弄清事实之前,执法部门不能因孙中界偶尔一次的搭载乘客,就轻言“按照以往案例,百分百可以认定孙先生驾驶黑车”。
这种轻易把个案上升为普遍性的经验式执法,显然有失公平公正,也有违执法应秉持的科学精神。
而且有关部门声称,孙中界当天晚上搭载的是普通市民,并非“倒钩”,但身份不便公开。
既然是普通市民,身份又有何不便公开呢?可怕的是,钓鱼式执法,不但上海有,其他地方同样有类似现象;不但交通运输行业存在,其他行业也一样存在。
姑且不论“钓鱼执法”如何有损公权力形象,单就这种行为本身,在执法程序上似乎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执法部门不能诱导公民违法,对其可疑行径可以进行客观调查,但不能设个圈套,诱使公民做出违法之举;其二,这种诱导下的违法能否作为公民违法的证据尚存疑问,至少在目前的法律上还没有获得支持。
既然钓鱼执法本身存在着程序上的瑕疵,那么为何有些执法部门还热衷于此呢?说到底,与罚款执法的变异有关,或者说与钓鱼执法背后的利益有关。
罚款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手段,本意是为了纠正错误,但现在却变异为完成指标而罚款,甚至是为了部门创收而罚款。
《上海市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浅谈“钓鱼执法”一案情回顾2009年9月8日,上海浦东新区交通执法大队在查处黑车时,雇佣“钩子”扮作乘客,诱惑司机孙中界“非法运营”,司机孙中界本是好心搭载路人,却被认定为非法运营,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司机孙中界更以自断手指的方式自证自己的清白。
此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和思考,这不禁让人们对行政执法行为产生深思。
二钓鱼执法的概念和界定我国虽然在惑诱侦查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实践中惑诱侦查由来已久。
加之执法经济刺激,有些执法部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所以我国执法机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与诱惑侦查相关的新概念——“钓鱼执法”。
从法理上分析,“钓鱼执法”是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
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致人犯罪,那么它将是当事人免责的合理辩护理由。
北大的储愧植教授讲“钓鱼执法”定义为:行政机关为了调查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违法行为,特意设计某种引诱当事人违法的情景,或者根据当事人违法活动的倾向为其提供实施的条件和机会,使其违法行为暴露,从而取得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而采取的执法手段。
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一种界定了。
三钓鱼执法的成因分析行政执法行为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行政管理权贯彻实施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活动。
虽其行政执法行为具有主动性,单方意志性,以及极大的自由裁量性。
但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必须坚执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正当性程序原则,责任原则以及诚信守信原则。
由此不难看出,上海浦东新区的“钓鱼执法”行为,严重违背了上述原则。
上海浦东新区的钓鱼执法案并不是个体,类似钓鱼执法的案例屡见不鲜,试想是什么造成类似的案件频繁发生?总结如下:1.利益熏心。
一旦执法行为与部门利益相结合,“钓鱼执法”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不仅应重新审视各种执法行为和方式的合法性,使之有合情合理的操作,而且还应剥离附着在执法之上的种种利益,不能让执法活动成为部门“小金库”的创收途径。
对“钓鱼执法”的成因及其正当性探究上海市的“钓鱼执法”事件的背后是行政执法权力的滥用现象。
这种非理性执法行为不仅有损法律的尊严和政府公信力,还存在着极大的道德风险。
因此必须正确认识“钓鱼执法”形成的原因、存在的价值和问题,以更好地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机制。
本文从对“钓鱼执法”的概念出发,英美法系中警察圈套以及刑事案件中的“诱惑侦查”,探究它的正当性以及走向合理性的分析。
一、钓鱼执法的概念和界定我国虽然在诱惑侦查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诱惑侦查由来已久。
加之执法经济的刺激,有些执法部门为了提高部门经济效益,所以我国执法机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与诱惑侦查相关的新概念——“钓鱼执法”。
从法理上分析,“钓鱼执法”是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
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致人犯罪,那么它将是当事人免责的合理辩护理由。
北大的储槐植教授将“钓鱼执法”定义为:行政机关为了调查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违法行为,特意设计某种引诱当事人违法的情景,或者根据当事人违法活动的倾向为其提供实施的条件和机会,使其违法行为暴露,从而取得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而采取的执法手段。
这应该算是比较合理且恰当的一种界定了。
二、“钓鱼执法”与“警察圈套”以及“诱惑侦查”的比较英美法系中的“警察圈套”是指警察或者其他司法人员,在被告人原本没有犯罪意图的情况下,提供犯罪的机会,引诱其犯罪的念头,并且诱导被告人实施犯罪。
警察的目的是要拿到犯罪的证据。
这种定义与我国的“钓鱼执法”颇为神似,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它的合理性的根基不稳,“圈套”的贬损意味不言而喻。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而后者即为上文所说的“警察圈套”,所以“警察圈套”也可以算是“诱惑侦查”的一种。
在西方形成“陷阱之法理”作为被告人免责事由。
20世纪初,诱惑侦查就在美国被深入研究,其确切概念可概括为:侦查机关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铒,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后将其拘捕的特殊侦查手段。
论道德与法律10月14日晚,年轻司机孙中界被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查获,被指涉嫌非法营运。
孙中界不服,认为执法部门在放“倒钩”,为“自证清白”,孙自残小指。
新民晚报要闻版报道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结局的?一个老老实实的百姓又有什么天大的冤情要用一个手指的代价来澄清?是道德的问题?还是法律的漏洞所导致的?当然,小伙子的“断指”义举毫无悬念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此压力之下,上海方面很快成立了由上海市和浦东新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律师、(中央和地方)媒体代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
在经过所谓各界的一遍又一遍的调查之后,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孙先生确实是落入了一个由一些管理区的一些执法部门精心编织起来的骗局!但是尽管孙先生的冤屈被澄清了,一群执法部门被法律制裁了,黑车也确实是一个要严厉打击的行为,为了一个城市的发展,为了一个国家的良好运行!那难道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由一些部门向公众道歉了就行了?那孙先生出于道德的因素搭载一个需要帮助的市民是否应该取缔、禁止呢!在遇到一位在黑夜里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应该对他或她说,“对不起,法律不允许我们随便搭载其允许范围外的人员”,然后直接走开!“孙中界事件”留给我们的启示,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
是否孙先生不断其指高级执法部门就忽略这些事情?为了维护出租车市场的正常秩序,保证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合法权益,对非法营运的黑车,自然要严厉打击。
同时,在执法过程中,能脱离文明、守法吗?,放“倒钩”这样的事情也能叫执法行为?各市政府也多次强调,既要打黑车,又要文明执法。
如果联合调查组一旦查实有放“倒钩”行为,就应该依法处理相关执法人员。
更要问责各高级部门的不妥治理!不过这应该不是什么“如果”的事情了。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过“助人为乐”这样的词语,也听说很多助人为乐的事情,那么现在是否就因为这种事情而轻易就放弃,放弃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坚持的中华美德!虽然这么说有点因噎废食,但是近年来不管是在各种报纸上还是在各种杂志上,为了帮助别人而反遭咬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如此“钓人”事件应该归罪于法制的腐败还是道德的不该完全保留,或者是两者根本就不能共存?到如此地步,事情的根本难道还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吗?中华名族闻名五千年靠的是道德与法制,而如今这种碎裂的局面——道德变成一个让人人感觉害怕的东西,法律也沦丧为了少数人的工具、一个普通人名可望而不可即的模糊的影子!让曾经光辉的名族风范黯然失色!如今还没有到强化道德,完善法制的时候吗?。
关于上海钓鱼执法案2名涉案领导被⾏政警告的看法关于上海钓鱼执法案2名涉案领导被⾏政警告的看法今⽇,上海市监察局给予浦东新区副区长陆⽉星、城市管理⾏政执法局领导吴福康⾏政警告处分,得知此消息,,我颇感震惊!沸沸扬扬的上海钓鱼执法案在社会各界⼴为关注下,浦东区政府在历经两次截然不同的调查后,被迫承认⾃⼰执法程序错误,向社会各界及断指洗冤的孙中界道歉.在张晖诉闵⾏交通队钓鱼执法⼀案中,上海闵⾏法院判决张晖胜诉.我们知道,孙中界和张晖被钓鱼执法绝⾮个别现象,他们是上海千千万万被栽赃陷害车主的缩影,上海钓鱼执法常年存在,据官⽅公布的数字,上海每年被钓鱼执法的车辆在2万辆左右,罚款近两亿元,每天都有⼤量的车主被上海各区的交通⼤队放出"倒钩"钓鱼执法,⽇复⼀⽇,年复⼀年,上海交通部门的⼀些官员玩忽职守,违反职业道德,滥⽤职权,侵犯公民,法⼈,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重创了政府公信⼒,严重损害政府政府形象.仅仅对两个官员给以警告处分很明显是避重就轻,这样的问责结果纯粹是搪塞民意.在上海,⿊幕重重的钓鱼执法已形成⼀个庞⼤的产业链,巨额的罚款⾦额撑起了⼀个畸形的执法平台,⼀些交通执法⼈员和社会不良⼈⼠在暴利的刺激下,丧尽天良,狼狈勾结组成犯罪团伙,常年累⽉⽤栽赃执法的⽅式陷害合法公民于⾮法的处境,并⾮法掠夺公民的合法财产,在执法过程中,频繁使⽤暴⼒对车主进⾏⼈⾝攻击,⾮法拘禁,野蛮搜⾝,严重践踏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仅闵⾏区⼀年就处罚所谓的"⾮法运营"⿊车就达2500辆,罚没款数千万,从2009年1⽉9⽉,⽽全市18个区县共查处⿊车1万六千辆,处罚⾦额近2亿元.这其中有多少个"孙中界和张晖"?上海钓鱼执法犯罪团伙组织结构紧密,⼈数较多,每个区域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成员基本固定,每个钩⼦头⼿下有10到20个"倒钩⼈员",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通过栽赃陷害执法的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具有⼀定的经济实⼒.通过贿赂等⼿段,引诱国家⼯作⼈员参加钓鱼执法组织活动,为其提供⾮法保护;在⼀定区域或者⾏业范围内,以暴⼒、威胁、滋扰等⼿段,⼤肆进⾏诈骗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活秩序,致使某⼀区域或者⾏业的经济、社会⽣活秩序遭受特别严重破坏,民众怨声载道.其实,认定倒钩事实并不困难,只需通过查找 18个市区的交通执法案卷,认定案件的举报⼈或者领取奖⾦的⼈有多次举报、领奖纪录,就可证明这属于‘倒钩’。
上海公布“钓鱼执法”事件调查结果执法取证方式存在不当记者孙小静包蹇王薇2009年10月27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图为孙中界(左)在发布会结束后回答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屠知力摄闵行区政府认为,张军案取证方式不正当,撤销行政处罚决定浦东新区政府通报“孙中界事件”调查处理情况并公开道歉上海市政府明确,坚决依法整治非法经营行为;坚决禁止交通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不正当调查取证行为两起事件执法行为取证方式均不正当10月26日,上海市闵行区政府通报,对车主张军(化名)驾车载客受到处罚一事,区里专门成立了由区建交委、区监察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经调查组查明,该行政执法行为取证方式不正当,导致认定事实不清。
区建交委于26日责令区交通执法大队撤销对张军的行政处罚决定,区交通执法大队随之做出撤销该行政处罚行为的决定。
同时,闵行区政府责成区建交委、区交通执法大队在深刻检查的基础上,认真整改,并继续加强对非法营运的依法整治力度,依法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依法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6日上午,浦东新区政府也就“孙中界事件”调查结果召开新闻发布会。
调查结果显示,原南汇交通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
为此,浦东新区政府责成有关部门依法终结对该案的执法程序,并对当事人作好善后工作。
据悉,26日上午,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已向孙中界表示诚恳道歉,并承诺发回车辆,一切损失可以协商或提供国家赔偿。
在新闻发布会上,浦东新区区长姜樑明确表示,此前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调查简单草率,10月20日公布的结果与事实不符,误导公众和舆论。
“为此,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并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
”“钓鱼执法”事件一波三折9月8日,张军驾车载客,在闵行区北松路被区交通执法大队执法检查时暂扣。
之后被区交通执法大队认定其“非法营运”,罚款1万元。
而张军强调,自己只是好心让胃痛的路人搭车,执法大队是“钓鱼执法”。
关于钓鱼执法的启示据媒体报道,10月14日发生在浦东闸航公路上的涉嫌非法营运交通行政执法一事,引起上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上海市政府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
对于上海市的这一个表态,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肯定非常欢迎、非常赞同。
但,是不是仅限于孙中界、张军等“钓鱼执法”的浦东新区,是不是还可以让其他的地区也查一查呢?让其他的执法部门也查一查呢?早在去年,此类执法行为已引发血案:上海市奉贤区的黑车司机雷庆文,在协助交通执法部门取证的“倒钩”陈女士拔自己车钥匙时,持刀捅刺致其死亡。
今年6月21日,上海市宝山区江涛因“顺路搭载”一男一女两名乘客,被宝山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当场抓获”,处以行政罚款2万元。
事后,江涛将查出单位告上了法庭。
这些案例,让人们关注到上海市闵行、奉贤、宝山等地几年来整治黑车的某些特殊执法方式,更引出对于放置“倒钩”、“钓鱼执法”等执法方式的诸多疑问。
也就是说,“钓鱼”的不只是浦东这么一个“池塘”,整个上海都在人们的议论中。
中央电视台采访司机说“99%的黑车都被钩过”,也正好说明了这一切。
上海市政府指定查实浦东这个“池塘”有否“钓鱼”现象,回避了其他地区也是“垂钓区域”的事实,显然有些不妥。
而且督促浦东新区检查,无非还是一个“自查”、一个“督查”,但“自己的老子查儿子”能自证清白么?浦东这个“池塘”的管理者,能自己说自己在这个“池塘”中“钓鱼”么?因此,上海市政府要求浦东查清真相的这一表态,介入的力度和深度、广度,还是有些欠缺,对“钓鱼”执法的查处的公正性和震慑力还是不大。
21日浦东新区一则“没有钓鱼执法现象”的澄清通报,也就没有了说服力,也就不能澄清什么。
说到底,钓没钓鱼,最清楚的还是“池塘”中的“鱼”。
而池塘本是一个鱼儿的安乐、庇护的场所,如今浦东这个池塘已经不安全,很多“鱼儿”跃出水面说话,甚至断指证清白,浦东这个“池塘”的管理者,还能这么敷衍了事么?上海还能否认这个“垂钓场所”的存在么?“钓鱼”不只是浦东一个“池塘”,那“钓鱼”执法是否也存在其他行政执法之中呢?。
第三讲:“钓鱼执法”案研读一、案情介绍2009年9月8日下午1点多,上海白领张晖驾车在路口等红灯时,一男子说自己肚子很痛,可能胃有毛病,等不到出租车,问张晖能否带他一段路。
张晖答应了。
其间,白衣男提出给他十元钱,张说不要。
张晖按其要求停车时,男子伸手拔了他的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
对方告诉张晖,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
因为急于拿车,他交了1万元罚款和200元停车费。
9月28日,张晖以该行政处罚决定“没有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违法”为由,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区交通执法大队作出的NO.2200902973行政处罚决定。
10月9日,闵行区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
此时经媒体广泛报道后,闵行区政府成立了由区建交委和区监察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
经调查组查明,该行政执法行为取证方式不正当,导致认定事实不清。
区建交委责令区交通执法大队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区交通执法大队随之作出撤销该行政处罚行为的决定。
闵行区政府表示:此事反映出闵行区在交通行政执法方面机制有待完善,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区政府将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对交通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和管理,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
同时,区政府责成区建交委、区交通执法大队在深刻检查的基础上,认真整改,并继续加强对非法营运的依法整治力度,依法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依法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009年10月14日晚7时许,上海浦东新区闸航路、召泰路路口附近,一名年约20岁的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拦车。
此时,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司机孙中界正驾驶一辆金杯面包车路过。
孙中界顺道开车将其送到了1.5公里外的目的地。
然而,就是这不到5分钟的善意之举,却被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认定为“非法营运”。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年仅18岁的孙中界竟然选择了自杀,用刀砍向了自己的手腕。
所幸同事及时制止,才没有酿成惨剧。
“钓鱼执法”,执行对象经受得起的诱惑?【案例背景/案例导读】黑车运营,全国各大城市屡禁不止。
在多种惩罚措施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交通执法部门往往选择低成本低廉且收效甚大的“钓鱼执法”,即雇用职业诱饵引诱守法公民“”,并把所设之套作为守法公民违法犯罪的证据。
因此公民对被钓鱼的担忧实质是对执法部门滥用职权、无视法律与道德的恐惧。
【事件聚集】2009年10月14日7时30分许,河南小伙子孙中界驾驶一辆金杯面包车进入上海浦东区域,行至闸航路和召泰路交叉口时,他看到路中间站着一名青年男子,频频挥手示意他停车。
“我看着他着急的样子,想着他肯定遇到了难事,就停下了车。
他一下子就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位上。
我问他有啥急事,他说这么晚拦不到车,又非常冷,想让我捎他一程。
”孙中界回忆说,“我刚好顺路,又看他只穿一件T恤,就有点同情他,打算捎他一程。
上车后,他说按出租车的价格给我掏钱,我当时忙着开车也没搭理他。
走了四、五分钟后,这名男子说到了,我就缓慢停车。
这时,他掏出10元钱,往我仪表盘右侧一扔,随后就伸脚急踩刹车,并伸手拔我的车钥匙。
这时,我看见我车前侧过来一辆面包车,车上冲下几名便衣男子上了我的车,他们自称是执法大队的,说我黑车营运拉客。
我赶紧解释,并说刚才上车的男子可以作证,可上车男子已不见踪影。
”孙中界说,“这几个人把我从车里拽出,拿走了我的驾驶证和行车证,并把我推上面包车开进附近的一个胡同,胡同里停着一辆依维柯,他们又把我推到车上,上面有几名身穿制服的男子,我想掏出手机报警,手机却被他们没收。
他们在车上对我进行审问,一名男子拿出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通知书,说我开黑车,非法营运。
我说是对方主动上车,我也没向对方要钱,纯粹是出于做好事的心理。
可他们坚持说我非法营运,还让我在处理通知书上签字。
因为尿急,我无法忍受,只好在上面签了字”。
孙中界说:“当时僵持了大约1小时,我签字后,他们才放我走,车也被他们开走了。
上海交通“钓鱼执法”实质分析张 伟1,章友德2(1.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2.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1701)作者简介:张伟(1973-),男,河南开封人,上海大学博士,律师,工程师,上海大学法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章友德(1964-),男,江苏东台人,博士,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犯罪社会学、法社会学。
摘 要:由于公共交通体系不完善,“黑车”猖獗一时。
为了遏制“黑车”,在依法行政的大环境下,取证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
面对“取证难”现象,政府机关决定奖励举报者,却无意中催生了职业“钓饵”的出现,导致“钓鱼执法”现象。
“钓鱼执法”的深层次原因是执法权力的“传声污染”,而非坊间广为流传的“利益链”说。
“钓鱼执法”对和谐社会建设和诚信政府建设都十分有害。
采取措施,杜绝“钓鱼执法”势在必行。
关键词:交通管理;钓鱼执法;黑车;传声污染;依法行政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3-0061-05 上海“钓鱼执法”已成为社会热点现象。
对这一事件的性质,坊间众说纷纭,对政府执法模式一片贬斥之声,但事物的本质仍有待揭示。
一、上海交通“钓鱼执法”的案例我们选取了若干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研究。
从被钓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三类:(1)“钓饵”(执法人员的线人)与“黑鱼”(黑车司机);(2)“钓饵”与私家车主;(3)“钓饵”与公务车司机。
从时间上来看,这几类事件前后相继,一步步将“钓鱼执法”推向高潮。
1.奉贤区“黑鱼”雷庆文杀死“钓饵”陈素军案2008年3月7日12时,上海市奉贤区头桥镇的两个灰色群体的成员发生了致命的碰撞,21岁的“黑车”(没有营运证的车)司机(下文称之为“黑鱼”)雷庆文,将假扮乘客的“钓饵”(执法人员的线人)陈素军刺死。
“黑鱼”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钓饵”被犯罪吞噬。
有评论认为,他们一个是政府养的“鱼”,一个是政府放的“饵”,结果鱼死饵亡。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行政法分析的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
2016年7月,上海外滩发生一起“钓鱼执法”事件,一名民警在上海外滩对两名游客进行执法检查时,将一名游客的鱼竿折断,导致双方爆发冲突,最终导致该名游客死亡。
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并引发网民讨论。
各方对该事件的处理和问题的处理手段普遍持批评意见。
因此,对上海“钓鱼执法”事件进行行政法分析,有助于深入探讨其合法性、分析存在的法律问题和监管机制的不足等。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行政法的角度,对上海“钓鱼执法”事件进行分析、研究,探讨该事件是否合法,哪些行政法原则和法律有关,有哪些问题,以及如何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案例比较分析法等方法,自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发生以来,通过收集调查当事人供述、报告书、法律法规等相关文件来进行研究,结合行政法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
四、拟定研究结构
本研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背景和过程。
2.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行政法分析。
3.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合法性评价和问题分析。
4. 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建议。
五、预期研究成果
通过本文研究,我们可以从行政法角度来了解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它背后所涉及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问题,从中总结出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缺陷以及监管机制的不足,并提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加强行政执法监管机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推进法治建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
教学案例5: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第一篇:教学案例5: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教学案例5: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案例呈现】2009年10月1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18岁男子孙中界开着公司车因好心搭乘一名乘客,不料这名乘客竟是上海交警队“钓鱼执法”的工具。
孙中界也因“非法营运”遭到罚款。
他回公司后又遭到同事的指责,为了表示自己清白,一怒之下他便自断小指,并上诉法院。
在孙中界进医院的第二天,哥哥孙中记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表示拒绝受理,理由是“我们是执法的,他们也是执法的,怎么管?”孙中记只得向媒体投诉,10月16日,上海两家都市报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经互联网转载,引起轩然大波——“一天来五六拨媒体”。
第二天,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应:“10·14”涉嫌非法营运一事(指孙中界黑车事件)不存在“倒钩”问题。
舆论再一次哗然。
4天后,在上海市领导的干预下,上海浦东新区第二次成立了调查组,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
据上海媒体10月17日报道,10月14日发生在浦东闸航公路上的“涉嫌非法营运”交通行政执法一事,引起上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上海市政府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之于众。
上海市政府强调,必须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依法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依法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
【案例点评】钓鱼执法,又称钓鱼式执法或倒钩(执法),一般指的是行政、执法部门故意采取某种方式,隐蔽身份,引诱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从而将其抓捕的执法方式,其形式类似其他一些国家的“诱惑侦查”,但其性质却是利用公权为欺骗手段,谋取部门利益,属于“权力敲诈”。
上海各区县的交通执法部门采取“放倒钩”的方式来打击黑车,同时一些无辜的车主被牵连其中。
这种现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这种现象,是对法律的践踏,是对广大善良民众赤裸裸的侵犯。
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后果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