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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9-04-30［作者简介］金荣（1976-）女，汉族，甘肃人，新疆师范大学在职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语文教学及古代文学研究。
《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以浓厚的抒情色彩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著称于世。
《史记》中撰写了众多的悲剧性篇目，塑造了大量的悲剧人物，使全书形成了浓郁的悲剧氛围，这种风格是一种顽强抗争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史记》悲剧风格的形成，首先与司马迁本人的悲剧性格是分不开的。
司马迁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人物，正是他那种无奈的悲剧人生观贯穿了整部《史记》，字里行间凝聚着司马迁个人的身世和感慨。
司马迁悲剧性格的形成首先自然是李陵事件的影响。
“李陵事件”中他为了替李陵申冤，仗义直言，而触怒了汉武帝，被施以“腐刑”，在当时，朝廷的同僚昔日的朋友，居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句公道话。
于是在他的心中形成了抑郁的心结：一方面，司马迁生活在一个没有知己、无人救援的冷酷世界，对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慨感不已；另一方面，自己个人身心遭受了巨大创伤，所以对历史上失败的悲剧英雄格外的关注和同情。
此外，自己也是一个学识渊博，才华卓越的人才，可是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
这些心理因素汇集在一起，是他撰写《史记》的感情基础。
司马迁也深受屈原的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评价屈原和他的作品：“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絜，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如此推崇屈原及屈骚精神，而屈骚精神，本身表现为一种悲剧精神，屈原正是拥有这样的人格注定了他一生不同凡响的悲剧命运和悲剧归宿。
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到司马迁。
屈原的整个心灵都被痛苦所充塞，但从未忘记国事，这种至死也不忘怀祖国的真情，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本身就带有某种悲剧因素，体现在作品中，表现出浓郁的悲剧情调及无限的悲愤，在失望夹杂着希望的感情中抒发着作者强烈的感情，使作品进一步表现缠绵凄婉的悲剧气氛，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在他的作品中也体现了这种风格。
《史记》的人本思想管窥开创我国纪传体史学先河的就是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它首次确立了纪传体的撰史模式。
他在《史记》中通过开创传记文学，描述塑造了众多的典型的人物形象，进而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生动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司马迁在《史记》中插入了众多的人本思想，司马迁的人本思想，一部分是由他全面继承前代的优秀人本思想，另一部分是他自己所感悟的人本思想，所以《史记》中的人本思想具有综合性和独创性。
它的内容不仅是历史事件，同时还有对人性的揭示和探讨，全书都具有丰富的人本思想。
一、《史记》的人本思想源泉（一）先秦时期的各家各派的人本思想首先就是先秦的儒家人本思想了，儒家思想是我国数千年的思想基础，它从先秦时期贯穿到现代社会，它对每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最为鲜明的特色，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主要主张就是爱人和推已及人，非常的强调重视人的尊严以及发掘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所以综上所述人本思想贯穿于儒家思想的始终。
其次就是先秦的道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理念。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思想，它们主要的理论就是以人为本，认为人是世间万物中最有灵气的事物。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首次把人、道以及天地进行相提并论，规划了人的基本定位。
与此同时，老子把圣人和民众区分了开来，认为圣人应该为天下的百姓为中心，处处为百姓着想，圣人要无条件的去服务于民众。
然后就是墨家的人本思想了。
墨家主要是以墨子为首，他提出的主要思想就是兼爱和尚贤。
墨子的人本思想在他提出的兼爱和尚贤中得以充分的体现，他坚定的认为一国之君应该兼爱其民，人与人之间也要相互兼爱。
通过墨子的日常探究分析对人本思想，他认为当时国家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之间过度的自爱与自利，所以不断的激发人们之间的矛盾，导致国家的混乱。
最后就是法家的人本思想了。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依法治国的理念，人是法家思想的核心，法家的几乎所有的思想主张都是为了社会的安定，为了人类的安康和幸福。
《史记》叙事学研究《史记》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丰富的历史内容深受学界好评。
本文将从《史记》的叙事学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其历史叙事、春秋战国时期和人物传记等方面的特点。
一、《史记》的历史叙事《史记》是一部具有丰富历史叙事性的史书，其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为读者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
与其他史书相比，《史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将历史叙事纳入了完整的体系。
《史记》的叙事结构严谨，条理清晰。
作者司马迁在撰写史书时，运用了多种叙事手法，如倒叙、插叙等，使得历史事件和人物更加生动形象。
同时，《史记》的叙事语言简洁明了，富有表现力，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的气息。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叙事特点《史记》涵盖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折点。
在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逐，社会矛盾加剧。
《史记》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事件的描述，展现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
在这一时期，《史记》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对各种政治势力的均衡描述。
作者司马迁通过对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合纵连横等事件的描绘，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此外，《史记》还通过对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思想传播等事件的描述，表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的繁荣和多样性。
三、人物传记的叙事方式《史记》中的人物传记是其叙事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传记通过对各类人物的描写，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多元面貌。
在人物传记方面，《史记》的叙事方式和手法十分独特。
首先，《史记》的人物传记具有完整性。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丰满，传记的各个部分相互连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种叙事方式使得读者能够全面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成长背景以及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
其次，《史记》善于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人物性格和行为。
作者司马迁通过对人物言行举止的描述，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例如，在《项羽本纪》中，项羽自杀前奋力搏杀的场景被生动地描绘出来，让读者深刻感受到项羽的悲壮与英勇。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王长顺(咸阳师范学院,陕西咸阳712000)摘 要:“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
它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它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它饱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透射出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
关键词:发愤著书说;心理美学;内涵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06)06—0007—03收稿日期:2006—04—17作者简介:王长顺(1969—),男,陕西乾县人,咸阳师范学院编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
它是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以后,在经历生与死的痛苦思考中形成,并在创作实践中发展成熟起来,最后以激愤的语言留下了精彩的论说。
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故述往事,思来者”在《报任安书》中,他又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在司马迁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如《周易》、《春秋》、《离骚》、《诗经》的创作者,都是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遭到了各种不应有的打击和创伤,“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于是就通过著书来抒发他们的悲愤,阐扬他们的主张,陈述往事的兴衰成败,留传后世,寄希望于来者。
他揭示了作家在受到创伤情况下,其“创作发生的心理学规律,阐明了创作的发生是主体为了舒其愤、泄其怒,满足一种深层次心理需求。
”[1](P123)这一论说成了司马迁及其《史记》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重要方面。
这种影响“表现在他所提出的以‘舒愤懑’为其特色的美学观上”,[2](P486)这也“正是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所在。
浅析《史记》的悲世情怀刚帮伟摘要：《史记》是司马迁用尽一生的心血完成的伟大著作，他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和价值观记载历史事实。
在这样一个充满悲剧人物的画廊里，司马迁对这一系列的悲剧人物有着密切的情感，他们之间有着相同而又特殊的命运，司马迁对他们充满深切同情的同时，更客观的揭露他们悲惨命运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司马迁；悲世情怀；史记；悲悯清代学者刘熙载曾说：“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1]，提出了“悲世”一说。
“悲世”按照袁津琥的解释是“悲悯世人的情怀。
”[2]就是上为国家敬忠职守，下为黎民百姓悲惨命运感到同情这样一种情怀。
正是司马迁立足于国家和社会这样的高度，才使他的文章有“河汉之言”[3]，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末世争利，维彼争义”的观点。
从《史记》中看，他的这种悲世情怀主要有两方面的立足点：一是悲国，悲叹国家的兴亡；二是悲人，这其中有一国之君，有功不可没的大臣。
司马迁笔下悲剧人物的塑造与他自身命运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这些失败的英雄，司马迁对他们的功勋怀着崇高的敬佩，对他们的悲惨结局饱含着深切同情。
司马迁把自己心灵深处的一腔情感倾注于这些悲剧人物身上，寻找他们与自身命运的契合点，在《史记》中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一、悲世情怀产生的原因司马迁的一生和汉武帝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出生在汉景帝晚年，与汉武帝生活在同一时期。
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因素以及它本生所特有的一些因素，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的悲世情怀。
其悲世情怀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
儒、道二重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很小就投在当时很有名望的儒家学者董仲舒门下学习，深深受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影响。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司马迁一方面身受来自董仲舒的影响，具备反暴政，主张“有道伐无道”的思想；另一方面，汉武帝这一时期政治环境“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
这两个方面同时影响着司马迁，使他形成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悲悯。
《史记》“空白法”写心艺术论一、正史之首有写心一般认为，正史客观真实，野史荒诞不经，在正史与野史之间有着明确的分野。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却认为：“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
”因此他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也采及野史小说。
钱钟书为此评价道：“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乩人情而征人心。
”[1]271史书中的人物多为已经故去的历史人物，对于创作者而言，历史人物的心理难以知晓，其心理描写也是难于完成的。
作为正史之首，毫无疑问，《史记》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
史书自然有史书的编写规范，它首先要遵循实录的原则。
史家在为人物作传时，只能借助人物自身的言行和场合进行极为有限地议论生发，借此再现人物行为，反映人物的性格。
由于历史著作的客观性，史官工作的特殊性，从严肃意义上来说应完全排斥作者依靠心理分析和想象去写那完全看不到的人物内在心理活动。
从这个角度看，史书应该尽量减少甚至杜绝人物心理活动的存在。
但是在被誉为“正史之首”的《史记》中却有着数量不菲的心理描写。
司马迁“在人物的描写、刻画上，加进了很多心理活动和对话，跟他善于虚构的文学才能有关……通过对史料的加工，在不影响全体真实的情况下，进行文学性的、虚构的再创造。
”[2]这些历史人物的写心自然离不开想象、虚构等艺术手段的使用，从实质上来说，这是通过文学手段来完成史书的撰述的，写心的存在更是《史记》成为一部文学巨著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从历史人物写心艺术的角度去把握《史记》，为我们重新评估、认识《史记》一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可以大大深化我们对《史记》文学性的理解和认识。
2002年史记研究学者集体编写的《史记教程》[3]233-235和2009年张新科主编的《史记概论》[4]91-93对人物写心有专门叙述，认为《史记》人物写心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让人物通过独白、对话等表白心迹。
第二，用心理动词直接揭示。
第三，借别人言辞间接揭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从总体上来说，只是在某一点上有所开掘，有的从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有的从具体历史人物分析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但都缺乏必要的深度、广度与一定的理论高度，基本没有超出两本教材概括的水平。
史记中的历史心理学与情感意义探讨史记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巅峰之作。
作为一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遗产，史记不仅仅是一本记录历史事件的书籍，更是一部蕴含着历史心理学与情感意义的研究对象。
通过对史记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古代人民的思想情感，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心理动因。
首先，史记中的历史心理学体现在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上。
史记以人物为主线，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和心理描写，展现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特点。
例如，在《项羽本纪》中，史记对项羽的心理变化进行了深入剖析。
从最初的雄心壮志，到最后的痛苦和迷茫，史记通过对项羽内心世界的描写，展现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崩溃与挣扎。
这种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不仅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人物，还能够启示我们对于人性和情感的思考。
其次，史记中的历史心理学还体现在对群体心理的研究上。
史记不仅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也关注群体的心理变化。
例如，在《楚汉相争列传》中，史记详细记录了楚汉两国的兴衰和战争过程。
通过对当时社会心理的描绘，史记展现了古代人民的集体心态，如民众的愤怒、士兵的恐惧、统治者的矛盾等。
这种对群体心理的研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以及群体行为的形成过程。
另外，史记中的情感意义也是研究的重要方面。
史记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传递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意义。
例如，在《太史公自序》中，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表达了对历史的热爱和对人民痛苦的同情。
史记中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和态度，往往蕴含着作者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意义不仅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真实性和鲜活性，也能够引发读者对于历史事件的思考和共鸣。
总之，史记中的历史心理学与情感意义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视角。
通过对史记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人民的思想情感，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心理动因。
同时，史记中的情感意义也能够激发我们对历史的热爱和对人民痛苦的同情，使我们更加珍惜和尊重历史文化遗产。
《史记》人物的心理描写艺术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可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为传记文学名著，《史记》记录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有一百多人，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往往代表了社会上的某一类人，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有的达到了一定的典型化的程度。
《史记》之所以成功地描写了众多的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司马迁善于观察人、研究人、揣摩人的内心情感，而且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把人物的内心世界精微细致地刻画出来。
对于《史记》人物的心理描写艺术，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通过个性的人物语言来描写人物心理，是《史记》人物心理描写艺术的一个方面。
语言是人物思想感情的流露，极易展示人物的心理。
司马迁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让人物在对话中显现特定环境下的某种心理状态和内在的思想感情。
如：陈胜、项羽、刘邦是秦汉之际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都有过取得天下统治权的表示。
《史记》中三人的性格不同，语言不同，展示各人的心理也不相同。
陈胜是：“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是佣耕出身，有强烈的反抗天命，反对封建皇权的农民起义英雄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表露。
同是见到秦始皇，项羽的话是“彼可取而代之”。
这是勇猛盖世，才气过人，同秦有着深仇大恨的贵公子的口吻。
其雄心万夫、目空一切的心理，粗率坦荡毫不掩饰的性格，都昭然若揭。
刘邦的话是“大丈夫当乃如此”，这是一位既自命不凡又穷困潦倒的泗水亭长的表白，其老于世故，企求显达的心理状态亦刻画得惟妙惟肖。
第二，通过内心独白来描写心理。
内心独白是人物心声最真实的记录，易于酣畅淋漓地表现人物不便告人的隐衷，它发自人物的内心深处，能够使人物的内心活动得以自然流露。
司马迁出色地利用他那擅长的抒情文笔，披露人物的心理，因而内心独白显现出真挚浓郁的抒情性。
这种真实而深刻的心理描写在《李斯列传》中表现得尤为集中明显。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史记》的创作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
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
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
《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呕心沥血写出了历史著作《史记》，也使得司马迁这个名字流传千古。
《史记》这部著作融入了司马迁太多的感情，这部著作在忠实记录历史的同时，也将司马迁的悲欢感情融入作品中，在他的人生历史舞台上吟唱着自己的灵魂之歌。
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每个人心中都是存在潜在的欲望或者说是追求。
从某个角度来说，《史记》是司马迁的一部心史，是司马迁对现实的描写，对社会的映射。
弗洛伊德就认为，“艺术乃是人类为了忍受生活的困苦而提供的缓冲措施之一。
人类的生活太艰难了，其中的痛苦极多而欢愉甚少，为了是人能够生活下去，就不能没有缓冲措施，而艺术就是这种措施之一。
”司马迁就是在社会的压抑之下发奋著书，将自己的无数情感倾注于自己的作品之中。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大汉帝国的繁荣时期，国力空前强盛，全国经济繁荣，在文学上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的政策，兴建文学立博士，在政治上粉碎王国叛乱，强干弱枝，实行“推恩令”解决同姓国的问题，击败匈奴，筑朔方城，派遣大使远赴异域。
大汉的声势发展到空前强大的地步，然而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使得朝廷上的能人忠臣都不敢再发表自己的意见。
“士为知己者死”是司马迁所崇尚的理想人格。
司马迁特意所记载豫让的话语：“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君主应当对臣子能容其过，从大局考虑，而不能只依据自己的喜好。
司马迁本人，就因为为李陵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遭到汉武帝的厌弃及酷刑的镇压。
司马迁为战败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李陵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以李家世代名将，必然是要寻机报国的。
然而武帝却认为司马迁别有用心，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
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匈奴，只是为了给他封侯找机会，现在司马迁称颂李陵战功，为他辩解，岂不显示了李广利的无能。
而显示李广利的无能不就是讽刺皇帝任人不当，讽刺了皇帝本人的无能。
武帝顷刻勃然大怒，把司马迁关进大牢。
司马迁为李陵说公道话，却得到了“污蔑皇帝”的罪名，这本身就是极其荒谬的。
武帝的高压政治，大用酷吏，以一言好坏定人生死，全体朝臣都昧着良心无一人敢为司马迁辩说。
这可以说是汉武帝的一大败笔，任人唯自己的喜好。
司马迁不能够直接描写这一现象，就在史记中写到了智伯之能得豫让，严仲子之能得聂政，他们正是因为懂得倾听，才获得贤士的倾力辅助。
也是因为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身心遭受双重打击。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命运转折的重大事件，也是他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催化剂，“李陵之祸”让他更清楚的了解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看清了统治阶级的本质，让他更能客观地站在百姓的立场上看待历史，也正因为“李陵之祸”，他受到了摧残肉体和精神的宫刑。
“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點耳”，“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仆以口语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
受宫刑后，他在《报任安书》中，用“见笑”、“为天下观笑”、“重为乡党所戮笑”来比表达自己内心的复杂情感。
“为天下观笑”，流露出司马迁作为一个有“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的史官，却沦为“刑余之人”，被天下人耻笑的悲愤；“重为乡党戮笑”更显示出司马迁在乡党之中沦为笑料，没有丝毫地位、尊严的凄怆。
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官场中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身为朝廷重臣，一心为国，却遭受此祸，情何以堪！人生的重大变故并没有改变司马迁编写史书的初衷，逆境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政治上的受挫也让他能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史记》的创作当中。
文艺心理学中认为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既复杂又多样，当归根到底是由生
命体验激发起来的。
艺术家进入创作活动之后，有癫狂、深思、内觉等心理状态，它们也与生命体验有关，或者说是生命体验的再现和升华。
《史记》中很多形象的塑造都倾注了很多司马迁自己的感情化身。
比如其中的屈原，便是司马迁自己对自己的不平申张，《屈原列传》记叙了屈原的生平事迹特别是政治上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屈原的一生和楚国的兴衰存亡攸攸相关，赞颂了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政治的品德。
作者为屈原列传，按时间顺序，以“任、疏、绌、迁、沉”为线索，处处围绕屈原的“志”写，推崇屈原的正确的政治主张和不为恶势力屈服的伟大人格，以及他在语言艺术上的高深造诣，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这些很大程度上与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有关，司马迁对屈原的同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他对自身的怜悯。
司马迁讲自己命运的苦难“从现实中转开，并把他的全部兴趣、全部本能冲动转移到他所希望的幻想生活的创造中去”。
《史记》中司马迁所标榜的还有伍子胥与季步之类，他们着眼大局，忍辱负重，反抗灾难，超越自我，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对伍子胥弃国投吴，替父兄报仇表示肯定和认同，赞同之词溢于言表：“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且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
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
”怨恨对于人来说是极其深刻的，就算是国君都不能与臣结怨，何况同列呢？如果伍子胥和父亲伍奢、哥哥伍尚同死，他的死就没有任何价值。
就因为他能够放弃小的“义”，洗刷父兄被杀的耻辱才能名垂千古。
伍子胥的“弃小义，雪大耻”与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受宫刑，忍辱负重完成不朽史籍《史记》的创作在精神意蕴上是一致的。
司马迁把自己进步的历史观、人生理想以及对自身遭遇的怨恨不平倾注于伍子胥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了。
从艺术活动的实践来看，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创作取得了自我的特征，与自我统一起来，汇合起来成为一体，把自己的内在价值带给了自己，馈赠给了世界。
从而，艺术活动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实现的过程，艺术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自我实现的完成。
司马迁的《史记》，记叙了中华上下三千年兴衰，也让我们感受到他不凡的一生以及他伟大的人格魅力。
可以说，倘若没有司马迁的伟大人格、“忍辱负重”以及在此思想驱动下的创作心理与动机，就没有这篇伟大著作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