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篷船》 一、周作人及其散文是一位在我国现代散文创作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散文家。
他的散文不仅数量相当多，而且独具风格。
周作人创作的散文，无论是读书札记、文艺评论，还是以草木虫鱼、风俗人情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小品文，都能把自己的个性精神溶入作品之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周作人重要的散文集有《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等。
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学系主任。
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他留在北平。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
沦陷时期著作结集有《药堂语录》、《甘口苦口》、《立春以前》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10年。
1949年1月保释出狱。
“周氏兄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
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
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
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 周作人的散文中令人感不到汹涌澎湃的感情波涛，感不到有不可遏抑的憎爱激流。
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怀时，好象总是经过了一种艺术的淡化处理，从而将蕴蓄于中的激情舒缓的、有节制的、隐而不显、含而不露的表现出来，因而给人一种熨贴、宁静、幽远、质朴的美感。
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 周作人的散文在用笔上从容不迫，流转自如，似名士清淡，娓娓到来，无所拘束。
乍读，似构思不那么精到，结构不那么严谨，细细品味又觉其实作者是有着精巧用心的：虽飘逸而自有定格，虽洒脱而不得枝蔓。
因而，读他的散文，有和与老朋友无拘无束闲谈的感觉。
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 周作人的散文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具有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无论记叙性的文字、议论性的篇章、还是讽刺性的杂文，写得不板滞，有趣味。
文中有时庄中有谐，有时谐中有庄，有时又在不经意中涉笔成趣。
这种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别有一种平易亲切的艺术魅力，使读者阅读他的散文时，感到亲切和蔼，易被吸引。
舒徐自在的语言表达： 读周作人的散文，我们感到似乎是作者舒徐自在、从容不迫地信笔写出，甚或简直是从笔端流出，不追求文字表面的漂亮和雕琢，而是凭借渊博的学识和恬适谈泊的趣味，把这种文体发展到任心闲话、着手成春的境地。
二、《乌篷船》赏析 《乌篷船》是一篇以书信形式写的别具一格的小品文。
友人要到作者的故乡浙江绍兴去，作者在信中开篇告诉朋友，故乡最有特色的风物便是船。
于是，作者便开始向朋友介绍船的种类、形状、材料、结构和用途。
在介绍乌篷船时，作者详尽介绍了“三明瓦”的好处，并对其作了非常具体细致的描述，然后，又写了怎样坐船以及“到乡下去看戏”等种种的“理想的行乐法”。
在谈到游历家乡景色时，作者特别强调要耐着性子，从容不迫，“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
作者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游山玩水的最佳心境。
从表面上看，这里作者是在写游山玩水，然而细细体味，其中却透露出作者对人生的处世态度。
在作者看来，在人生路途上，每个人大可不必行色匆匆，心急火燎；其实心平气和、淡泊恬适才应该是处世的最佳态度。
作者以平和冲淡的格调、朴素自然的笔墨，紧紧扣住乌篷船这一典型事物，表达了对故乡的眷恋之情，透露出闲适隐逸的情思。
《乌篷船》是周作人一组文章中的第九篇，文章总题目是“苦雨斋尺牍”。
周作人早就说过，他虽然生活在大革命前夕的动荡年代，内心深处却向往着雨天，喝口清茶，同友人谈闲话，以为“那是颇愉快的事”；但他又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味，“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
为了排遣，“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他提笔写信，写给谁呢？给知己者川岛（《尺牍》之三）、钱玄同（《尺牍》之六）－－二三人而已；实在没人可写了，就写给自己（如，《尺牍》之一及《乌篷船》），这封信的收信人就是写信人周作人本人。
《乌篷船》所表现的是寂寞的灵魂的内心对白。
作者把自我的两个侧面外化为收信人“子荣”与写信人“岂明”，于是，就有了两个“自我”之间的撞击与交流。
这是两个“实体”，有着不同的意趣与追求。
先看收信人“子荣”。
由于书信体的限制，作者没有对“他”多作介绍，只能留下大量空白；不过，寥寥几笔，已显出轮廓，足以使读者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丰富与完整。
于是，不知不觉间，也就参预了作品的再创造。
“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可见“他”生活在一个开始有了现代物质文明、大概类似北京这样的现代城市里；“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那样性急”，“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他”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都开始追逐于现代城市的快节奏，而对传统的、缓慢的、近乎停滞的生活不相适应；“坐航船到西陵去，也特别有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传统生活所特有的“风趣”于“他”已开始隔膜。
可见，收信人“子荣”正是现实生活中已经被现代文明改造了的“自我”。
而写信人“岂明”就是在内心深处顽强抵抗着的“自我”，在周作人看来，这也是更值得保存、更真实、更本色的“自我”。
“他”是那样津津乐道于故乡的“船”：讲了白篷船，又讲乌篷船；讲了大船，再讲小船；介绍乌篷船时，单是“三明瓦”就费了一百三四十字，约占全文十分之一的篇幅；这还不够，还要讲船尾怎样，船头如何，船篷又有多高，多宽，4个人坐着都可以打马将（深恐你没有实感）；小船呢，又是怎样的矮、窄，“遇着风浪，或者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简直唠叨得没个完，仿佛这不是那位平日沉默寡言、写起文章来惜墨如金的周作人，而是一位热心得有点过分的导游者。
从这近乎反常的表现里可以感觉到，讲述者差不多每介绍到一处，都要重复使用“有趣”、“风趣”、“趣味”这样的词儿。
这当然不是因为“词汇贫乏”，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讲述者的心思本不在“船”而在“船”中所蕴含的“趣味”、情感、心态、生活方式、人生态度，概括起来，就是传统文化的底蕴。
文章的开头不再显得罗嗦了，正是从那些似乎有些重复的字句中，我体味出一种不慌不忙，娓娓道来的从容心境，一种故意用轻描淡写掩盖起来的思乡感情。
那些工匠式的介绍也不显得枯燥了，你看那几句对船头的描述：“船头著眉目，状如老虎，但仍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
”这不分明流露出了对家乡风物的亲近感情？尽管作者的语气很平静，我们却不难揣想他那副津津乐道的表情。
那些似乎漠然而处的形容句更都一个个活动了起来：跨上脚划的小船，“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
这感受多么真切，我仿佛也坐在左右摇晃的小划子里，迎着岸边的泥土和小草靠过去了。
作者哪里只是在冷淡地作介绍，到文章的后半部分，分明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
看上去他是在历数沿河的景致，从岸旁的乌桕、红蓼和白苹，到稍远处时时可见的山，各式各样迎面而来的桥，都记得那样清楚；看上去他是在讲述夜航的趣味，从舷下的水声橹声，到岸上的犬吠鸡鸣，描绘得那样生动；看上去他是在怅叹旧俗的衰亡，从庙戏如何有趣直说到那些新建的“海式”剧场多么粗俗，好恶又是那样分明！可实际上，这一切都不是他要说的主要的话。
他并不仅仅要告诉我们他家乡有哪些风物，他更要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领略这些风物。
他一开头就告诫说：“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的，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
”这岂不太慢了吗？可作者说，正是要这样慢：“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
”写到雇船看庙戏时，他更明白说：“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原来，作者笔下的那些山、水、树、桥，都是要用这样慢悠悠的态度才能欣赏的，重要的不是田园景致，而是抱着闲适的心情去亲近它们。
不是匆匆忙忙，更不是步履沉重；不是愁容满面，更不是怒气冲冲；心平气和，悠闲自在，不惊不乍，随遇而安——这似乎就是《乌篷船》作者偏嗜的处世态度，在他心目中，故乡绍兴的山山水水正是为实践这种态度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环境。
与其说他是在向我们介绍乌篷船，不如说是在引诱我们像他那样去乘坐乌篷船。
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作者竟会推崇这样一种恬静的心境？《乌篷船》写于一九二六年初的北京，那正是大革命震撼全国的前夕，北方故都一片黑暗。
许多有血性的文艺青年纷纷南下，投身北伐的事业。
就在作者写下这篇散文的半年以后，他的胞兄鲁迅也离京南行。
满眼是地狱的景象，也许格外要向记忆中的家乡旧事去寻取慰藉，但看看鲁迅写于这时期的回忆散文，譬如《狗·猫·鼠》和《二十四孝图》吧，它们充盈着多么强烈的战斗激情。
为什么周作人却要显露这样一副淡然无争的情绪呢？ 他比鲁迅年少四岁，早年也和鲁迅一样东渡日本留学。
他禀赋聪颖，精通日语，又通英语和希腊语，中国的古书也看了很多，以至被人誉为“博识”。
一九一一年回国以后，他也和许多人一样深恶黑暗的社会现实，“五四”文学革命时，他就曾举起人道主义文学的旗帜，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但是，就在这积极入世的姿态背后，却还隐伏着另一种情感，那就是对于社会进步的悲观看法。
而在周作人，博识和敏感加在一起，却蒸发出一股销蚀斗志的冷气。
倘说鲁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作人却可以说是知其不可为就不为。
年岁越长，阅历越深，他就越少有激动的时刻。
既然不相信有身外的目标可以追寻，他就只能以调整主观态度来稳定自己；既然无需急急地赶向前方，那就干脆放慢脚步，随意游逛消闲吧。
在田园诗和道德文章之间犹豫不定，一面追求平和的情趣，一面也禁不住要发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那样的怒叫。
但到写于一九三五年春天的《关于写文章》里，他却明确宣布了自己的选择：“我想写好文章第一须得不积极。
不管他们卫道卫文的事，只看看天，想想人的命运，再来乱谈，或者可以好一点，写得出一两篇比较可以给人看的文章。
”倘按照这个标准，《乌篷船》大概就是属于这样的文章。
原来，周作人并不是真正的田园诗人，他对那种恬淡闲适的心境的追求不过表明了他的惶惑，他的无可奈何。
《乌篷船》也不是真正的田园诗，说得夸张一点，它不过标示着作者的一条自救之道。
不妨再把眼光放开一点，看看这篇散文的作者和他置身的时代，你也许还能从这种特别的人生态度背后窥见一丝逃避哲学的影子呢。
可悲的是，周作人终究未能避开世事的纷扰。
四十年代他在民族大义上的严重失节，就是明证。
本色自然。
平淡不等于枯槁，而是丰腴。
其次在作者对读者的亲切温暖。
朋友之间的漫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