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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我国报刊评论的产生及其发展赵晓兰【内容提要】十九世纪上半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近代报刊将报刊评论引入中国。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自己的报刊评论诞生，并出现了报刊评论文体——新文体。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报刊评论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得到很大发展，为二十世纪报刊评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十九世纪/报刊评论/新文体我国报刊评论的历史是由外国传教士首先揭开的。
十九世纪上半叶，随着外报在中国的创办成功，西方报刊评论的形式与内容被引入中国。
在外报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人自办的近代化报刊问世，中国人自己的报刊评论随之诞生，并出现了适合报刊评论的文字体裁——新文体。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维新运动的强劲推动下，报刊评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评论的数量、规模还是深度，都有很大的发展，新文体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将分几个阶段，就十九世纪我国报刊评论的产生、发展进行分析。
一、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报刊评论中国古代报纸从未出现过报刊评论，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使报刊评论缺少赖以生存的土壤。
报刊评论是伴随着十九世纪外报在中国的创办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
1815年8月，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外国传教士用中文出版的第一个定期报刊。
它虽然创办于中国境外，却是我国近代化报刊的肇始。
这个最早的中文报刊已经出现了评论，但它的内容多为宗教说教，未见有对政治时事的评说，与现实生活也无多大联系，因此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报刊评论。
1833年德国籍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了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它是创建于中国境内的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首页即为言论专栏，这一栏目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如中外贸易、中国人不应称外国人为“蛮夷”。
例如，癸巳年(1833年)八月号刊登的《论》，对于中国人将外国人称为“蛮夷”的问题进行了评论：“夫蛮狄羌夷之名等，指残虐性情之民。
传媒与社会/谈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兴起原因◎李凯旋[摘要]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闻人投身于言论报国的伟大事业。
文人论政的兴起有着极为复杂的动因，其中，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状态是影响文人论政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关键词]文人论政成因知识权力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鸦片战争 时的封建中国，发展迟滞，民生凋敝，如何变法图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夙愿。
以报纸为阵地，议时政、开民智 成为当时文人与封建势力抗争的主要途径。
从1874年王 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首开文人论政之风算起，到 1948年储安平的《观察》被国民党查封，这一传统至少绵延了 75年。
在文人论政传统下，中国近代的报刊作为观察者和评论者，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的新篇章。
反思和研究文人论政的历史，对今天的新闻人来说，依 然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与权力的博弈是文人论政中反映出的一条主线。
权力生产出知识，知识的存在又巩固了权力，从而催生出新的知识。
本文以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作为视角，对文人论政兴起原因稍作探究。
再满足一般性的档案信息服务，迫切需要档案管理机构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个性化档案信息服务是一种以利用者为中心，能满足利用者个体需求，给利用者带来便利的服务方式。
个性化的服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个性化：一是实 现服务时空的个性化，即根据利用者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满足其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二是呈现服务方式的个性化，即根 据利用者个人喜好及专业背景开展档案信息服务；三是提 供个性化的服务内容，即面对不同利用者以同一问题的需求，有针对性地使利用者能够各取所需、各得其益。
个性化 档案信息服务的实质在于找到档案信息与利用者个别利用需求的契合点，它不仅能带来注意力效应，而且还可增强利用者的忠诚度和依赖感。
档案信息服务是面对利用者的服务，只有得到了利用者的肯定，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因而 要重视和提供个性化档案信息服务，这对提高档案信息服务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王韬——开创文人论政之先河作者：申湘华来源：《新闻世界》2012年第11期【摘要】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我国近代著名报刊《循环日报》，以其独树一帜的报刊政论而名重一时。
他冲破当时中国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藩篱，首开我国文人论政先河，由此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而声名远扬。
王韬的论政反帝爱国，昌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后来被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领导人影响深远。
本文从内容上、文风上和文体上对王韬的政论文展开讨论，进一步论述王韬对文人论政的开创性。
【关键词】王韬文人论政《循环日报》一、王韬政论文的内容1、鼓吹社会变革，评说洋务新政19世纪70至80年代，正值我国洋务运动蓬勃发展时期，社会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洋务新政的举措迭出。
这些变革主张和措施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中保守势力的恐慌和仇视，遭到了他们多方的反对和阻挠。
驳斥顽固派的反动谬论，宣传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已成为具有改良主义思想倾向知识分子的责任。
王韬主持的《循环日报》率先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10 年间，他发表了许多思想积极的政治新闻言论，包括抨击保守势力，反对因循守旧，倡导社会改良等忧国忧民、令人振愤的言论，影响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是近代中国提出“变法”的第一人。
另外，王韬还提出变专制制度为立宪制度的主张。
王韬认为，19世纪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经济反差的原因就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因此，学习西方、改革旧例、除弊兴利、变法自强成为王韬撰写提倡社会改良类新闻言论的核心思想。
他冲破了“洋务”救国的藩篱，更进一步地关注政治制度的不同和国家强弱的关系，较早地提出在中国开议会、通民情的主张，并借助报刊媒介将这一主张在全国传播，带动了一批如宋恕、郑观应、汤震、陈炽等早期维新知识分子发出要求开设议院以张国势的呼声。
2、探讨国际形势，关注中外关系在王韬撰写的大量新闻言论中，阐述这类问题的言论数量最多，占《循环日报》同期言论总数的一半，充分显示出王韬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
收稿日期:2008-04-24作者简介:张丽萍(1972-),女,内蒙古赤峰市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2008年7月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ul,2008第40卷 第4期Journal of I nnerMongolia University (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40 No .4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张丽萍(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1)摘 要:学者们多将新记《大公报》视为“文人办报”的典型,将其性质概括为“文人论政”。
“文人论政”传统确实对新记《大公报》有深远影响,但作为一份现代报纸,它的性质已经超越了文人论政这个话语体系,迈进到现代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范畴。
从新记《大公报》的从业者角色定位和报纸功能定位两个方面来看新记《大公报》人论政而不参政,不与实际政治发生分外联系,不是启蒙者或政治家,而是职业报人;新记《大公报》奉行经济独立、政治自主的原则,以新闻为本位,言论公正,意见多元,其功能定位为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
这正是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关键词:大公报;文人论政;新闻专业主义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8)04-0098-05 学者们多将新记《大公报》视为“文人办报”的典型,将其性质概括为“文人论政”。
笔者认为,文人论政传统确实对新记《大公报》有深远影响,但作为一份现代报纸,新记《大公报》的性质已经超越了文人论政这个话语体系。
实际上,新记《大公报》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着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
文人论政是一套关涉中国知识分子以文章参与国事的话语体系。
“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
[1](3)文人论政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好的传统,从两汉、宋代的太学生,明代的东林党,清季的魏源、薛福成、冯桂芬,到戊戌维新前后从事办报活动的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是这个传统和作风的线索。
1、评“古有新闻”一、历史与新闻1、名家论断（2）李大钊：“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
”（3）徐铸成：“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
”2、历史故事，还是新闻报道？历史学家，还是新闻记者？（1）案例例一：《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及诸子百家“春秋笔法”：寓价值判断和道德褒贬于历史叙事中，“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短消息：（《春秋》）深度报道：”（《左传》）例二：《史记》《史记》的新闻报道，如《刺客列传》《史记》的新闻评论，如《李将军列传》等例三：《世说新语》魏晋南北朝之后，相对于官方正史，历史撰写出现一种新现象：民间野史。
野史中最常见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出现的笔记小说，比如《世说新语》，到唐宋时期进入繁荣，明清时代达到高峰。
（2）“以史为鉴”其一：秉笔直书的精神：倡导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其二：栩栩如生的文笔：如何用简练的语言真切地、生动地展现事物的本领3、谁是新闻，谁是历史？（1）从本体认识：“事实说”必须是事实，是实际发生的事情。
（2）从主体认识：“故事说”必须通过主体的叙事而呈现面貌，揭示主旨。
本质上来说，新闻和历史都是一门讲故事的学问。
当然，新闻的叙事不同于历史的叙事，前者主要通过历史文献的排列，后者主要通过事实现场的采写。
4、新闻专业：文学门类，还是史学门类？新闻的品格更接近于史学，而不是文学。
新闻专业应该放在史学门类，而不应该放在文学门类，学生应该授史学学位而不是文学学位。
否定二、“古有新闻”吗？1、“古有新闻”的学科公设（1）现象这是新闻学科不证自明的前提，天经地义的公设！（2）内涵其一：新闻乃人类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的组成部分，有一条从古及今的演进线索；其二：古典世界的新闻同现代世界的新闻，虽在外在形式上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异，但在内在本质上却无往而不血脉相通；其三：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为标志的现代新闻，无非是从古已有之的新闻胚胎中发育而生、壮大而成的。
由此公设导引的典型学理，就是被广泛接纳的新闻进化轨迹：口传新闻—手写新闻—印刷新闻—电子新闻。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
中国新闻家，政论家。
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张季鸾以一个报人的身份能够赢得方方面面的认可，实在是他的独到之处。
1成就编辑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
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
因反袁世凯被捕。
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
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
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
1942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
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
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
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季鸾到日本去留过学，学政治经济学。
1926年9月1日，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同时《大公报》复刊，进入新记时期。
他做起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
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
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1930年早春，蒋介石连续3次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
王芸生的文人论政思想解析作者：刘超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年第06期摘要：王芸生作为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代总编辑在文人论政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文人论政思想突出体现了他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对后人产生了深渊影响。
关键词：王芸生；大公报；文人论政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163-01我国新闻事业宝贵的思想财富之一就是文人论政。
古书中关于“论”字的解释主要有三种。
1.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
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曰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
”如《六国论》。
2.吐蕃官名。
意为臣。
大相称“论茝”，副相称“论茝扈莽”，各一人，亦称大论、小论。
3.分析判断事物的道理：讨论，议论，论辩。
明代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诚能自托于毛帅，并力罢奴，录其功，贷其前辜，论与廷议合。
”文人论政中，取讨论、议论之义。
文人论政即论政，不参政；文章报国；代民众说话，为民众立言。
在大变更的时代，作为爱国文人如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选择了办报来论政，一方面站在国家权力系统外监督政府，一方面保持民间言论独立，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
王芸生1929年8月22日进入《大公报》，成为一名职业新闻记者，从此他一生与《大公报》结下不解之缘。
王芸生是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代总编辑，他继续捍卫“文人论政”的传统，主张报纸要超党派，但不是超政治、无立场的，而是敢言政治。
王芸生以“敢言”著称，他的文章立足点就是百姓和国家利益，带有文人论政的性质。
从1941年到1949年，《大公报》的社评由王芸生主持，为了保持言论独立，王多次与蒋介石发生碰撞。
1941年12月22日，王芸生发表的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
古代文人墨客的政治态度探析古代文人墨客，是被后世称为“士人”的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以文学才情和学术造诣闻名于世，被视为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然而，对于古代文人墨客的政治态度，历来存在着诸多争议与解读。
本文将探析古代文人墨客的政治态度，并从他们的作品与日常言行中找寻线索，逐步揭示出他们的政治观念与立场。
首先，古代文人墨客的政治态度并非一成不变。
由于历史背景的变迁和个人经历的差异，不同时期和不同人物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就整体而言，古代文人墨客的政治态度可以归纳为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表忠、避世和观望。
一方面，许多古代文人墨客显露出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即表忠。
他们重视社会责任，认为自己有义务为国家和民众谋福利。
这种态度常常通过他们的诗词和文章中体现出来。
例如，唐代文学家杜甫，他的许多作品都表达了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忧虑，以及对国家政局的关注。
他的《黄河大堤》一诗就是对大规模洪水灾害的描写，同时也通过作品表达了自己对朝廷官员的不满。
这种表忠的立场反映了古代文人墨客对政治事务的关注与参与。
另一方面，一些古代文人墨客则倾向于避世立场。
他们往往将自己与纷扰的政治世界保持距离，选择追求自我修养和艺术创作。
这并不表示他们对社会与政治不关心，而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不满，选择通过文字和艺术发表自己的态度。
宋代文学家苏轼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文学创作中展现了遗世独立、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
他的《赤壁赋》被视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其中以赤壁之战为背景，表达了对官场黑暗状况的批判与回避。
这种避世立场体现了古代文人墨客对政治环境的失望，并试图通过个体的修养来寻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此外，还有一部分古代文人墨客采取观望态度。
他们较少通过文字和行动表达明确的政治态度，而是在特定的时刻和机会下，采取观望和推测的方式，以期察觉到最有利于个人的政治环境。
这种观望态度可以在他们的赋诗、书信等文献中找到线索。
比如明代文学家杨慎，他的《世雄志》中描述的是明末高度动荡的局势，但他并未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什么是文人论政？!新记《大公报》时期的“文人论政”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
在近现代报刊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闪耀着“文人论政”的光芒。
本次研讨的主要是1927年——1948年时期的，所以代表“文人论政”最高成就的也就是《大公报》了。
一、“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第一，我国素有文人“清议”的传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准则影响了中国文人的言行。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使文人的这些思想有更深刻的体现。
他们热切借助报刊这种新载体抒发言论，评议时政，以文章来为国家扶善除恶、激浊扬清，对*** 进行舆论监督，实现他们的报国理想。
由此产生了中国新闻史上最光辉的一笔——“文人论政”。
第二，我国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与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的影响与渗入密不可分的。
因为近代报刊毕竟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与中国传统邸报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具有独立的撰稿权并发表评论，而这一点又为我国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
因此，客观地说，如果不是西报随着殖民主义势力的侵入，在当时严厉的封建统治下，中国是不会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报刊的，更罔论“文人论政”了。
二、“文人论政”传统的主要表现形式1、深厚的爱国情怀作为“文人论政”顶峰的《大公报》，其百年不变的爱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早期以反对美国禁止华工入境运动和支持收回权利运动最为著名。
抗日战争时期，其上海版因不接受日伪报刊检查而停刊，总编辑王芸生在社论中宣言：“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以明爱国之志。
《大公报》的爱国精神，以其四十年代主笔张季鸾的报刊思想最具代表性，张季鸾的报刊思想可以概括为“报恩主义”和“文章报国”，这两点相互交融，使得他主持的《大公报》表现出强烈的“文人论政”色彩。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观与社会思考引言中国古代文人是指那些具有丰富学识和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文人不仅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作用，还对政治局势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代文人在政治观与社会思考方面的表现。
政治观中国古代文人对于政治问题一直保持着关注和参与的态度，他们对于国家命运、社会秩序等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以下是几个典型的政治观念：儒家思想与仁政理念儒家思想乃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一种思潮，它强调以仁爱之心来行善、为民众造福。
许多文人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认为待人处事应秉持仁德，并主张君主应以德治国。
农民立国论一些古代文人认为土地是一个国家力量和财富的基础，因此主张农业为国家立国的基石。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加强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才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易学与天命观念易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支重要分支，它主要研究“易经”与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些文人根据易学观点，相信君主执政符合天道之时，则必能实现社会和谐、国家太平。
兼容并蓄的思想许多文人并不拘泥于某一种思潮，而是兼收并蓄各种观点。
他们善于借鉴儒家、道家、法家等不同学派的思想来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并试图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中找到合适的应对策略。
社会思考除了对政治问题关注外，中国古代文人还从其他角度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以下是几个典型的社会思考：社会风气与道德伦理许多文人对于社会风气和道德伦理非常关注。
他们强调个人品质的重要性，主张道德高尚、操守良好，并希望借此来改善社会风气和推动社会进步。
社会等级与人文关怀古代中国社会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文人对于这一问题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一些文人呼吁关注弱势群体，主张平等和人权，并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文字去推动社会公正。
文化传承与变革文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非常重视，他们深入研究古籍、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努力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