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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我国报刊评论的产生及其发展赵晓兰【内容提要】十九世纪上半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近代报刊将报刊评论引入中国。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自己的报刊评论诞生，并出现了报刊评论文体——新文体。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报刊评论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得到很大发展，为二十世纪报刊评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十九世纪/报刊评论/新文体我国报刊评论的历史是由外国传教士首先揭开的。
十九世纪上半叶，随着外报在中国的创办成功，西方报刊评论的形式与内容被引入中国。
在外报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人自办的近代化报刊问世，中国人自己的报刊评论随之诞生，并出现了适合报刊评论的文字体裁——新文体。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维新运动的强劲推动下，报刊评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评论的数量、规模还是深度，都有很大的发展，新文体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将分几个阶段，就十九世纪我国报刊评论的产生、发展进行分析。
一、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报刊评论中国古代报纸从未出现过报刊评论，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使报刊评论缺少赖以生存的土壤。
报刊评论是伴随着十九世纪外报在中国的创办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
1815年8月，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外国传教士用中文出版的第一个定期报刊。
它虽然创办于中国境外，却是我国近代化报刊的肇始。
这个最早的中文报刊已经出现了评论，但它的内容多为宗教说教，未见有对政治时事的评说，与现实生活也无多大联系，因此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报刊评论。
1833年德国籍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了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它是创建于中国境内的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首页即为言论专栏，这一栏目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如中外贸易、中国人不应称外国人为“蛮夷”。
例如，癸巳年(1833年)八月号刊登的《论》，对于中国人将外国人称为“蛮夷”的问题进行了评论：“夫蛮狄羌夷之名等，指残虐性情之民。
传媒与社会/谈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兴起原因◎李凯旋[摘要]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闻人投身于言论报国的伟大事业。
文人论政的兴起有着极为复杂的动因，其中，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状态是影响文人论政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关键词]文人论政成因知识权力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鸦片战争 时的封建中国，发展迟滞，民生凋敝，如何变法图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夙愿。
以报纸为阵地，议时政、开民智 成为当时文人与封建势力抗争的主要途径。
从1874年王 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首开文人论政之风算起，到 1948年储安平的《观察》被国民党查封，这一传统至少绵延了 75年。
在文人论政传统下，中国近代的报刊作为观察者和评论者，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的新篇章。
反思和研究文人论政的历史，对今天的新闻人来说，依 然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与权力的博弈是文人论政中反映出的一条主线。
权力生产出知识，知识的存在又巩固了权力，从而催生出新的知识。
本文以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作为视角，对文人论政兴起原因稍作探究。
再满足一般性的档案信息服务，迫切需要档案管理机构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个性化档案信息服务是一种以利用者为中心，能满足利用者个体需求，给利用者带来便利的服务方式。
个性化的服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个性化：一是实 现服务时空的个性化，即根据利用者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满足其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二是呈现服务方式的个性化，即根 据利用者个人喜好及专业背景开展档案信息服务；三是提 供个性化的服务内容，即面对不同利用者以同一问题的需求，有针对性地使利用者能够各取所需、各得其益。
个性化 档案信息服务的实质在于找到档案信息与利用者个别利用需求的契合点，它不仅能带来注意力效应，而且还可增强利用者的忠诚度和依赖感。
档案信息服务是面对利用者的服务，只有得到了利用者的肯定，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因而 要重视和提供个性化档案信息服务，这对提高档案信息服务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王韬——开创文人论政之先河作者：申湘华来源：《新闻世界》2012年第11期【摘要】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我国近代著名报刊《循环日报》，以其独树一帜的报刊政论而名重一时。
他冲破当时中国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藩篱，首开我国文人论政先河，由此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而声名远扬。
王韬的论政反帝爱国，昌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后来被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领导人影响深远。
本文从内容上、文风上和文体上对王韬的政论文展开讨论，进一步论述王韬对文人论政的开创性。
【关键词】王韬文人论政《循环日报》一、王韬政论文的内容1、鼓吹社会变革，评说洋务新政19世纪70至80年代，正值我国洋务运动蓬勃发展时期，社会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洋务新政的举措迭出。
这些变革主张和措施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中保守势力的恐慌和仇视，遭到了他们多方的反对和阻挠。
驳斥顽固派的反动谬论，宣传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已成为具有改良主义思想倾向知识分子的责任。
王韬主持的《循环日报》率先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10 年间，他发表了许多思想积极的政治新闻言论，包括抨击保守势力，反对因循守旧，倡导社会改良等忧国忧民、令人振愤的言论，影响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是近代中国提出“变法”的第一人。
另外，王韬还提出变专制制度为立宪制度的主张。
王韬认为，19世纪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经济反差的原因就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因此，学习西方、改革旧例、除弊兴利、变法自强成为王韬撰写提倡社会改良类新闻言论的核心思想。
他冲破了“洋务”救国的藩篱，更进一步地关注政治制度的不同和国家强弱的关系，较早地提出在中国开议会、通民情的主张，并借助报刊媒介将这一主张在全国传播，带动了一批如宋恕、郑观应、汤震、陈炽等早期维新知识分子发出要求开设议院以张国势的呼声。
2、探讨国际形势，关注中外关系在王韬撰写的大量新闻言论中，阐述这类问题的言论数量最多，占《循环日报》同期言论总数的一半，充分显示出王韬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
收稿日期:2008-04-24作者简介:张丽萍(1972-),女,内蒙古赤峰市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2008年7月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ul,2008第40卷 第4期Journal of I nnerMongolia University (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40 No .4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张丽萍(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1)摘 要:学者们多将新记《大公报》视为“文人办报”的典型,将其性质概括为“文人论政”。
“文人论政”传统确实对新记《大公报》有深远影响,但作为一份现代报纸,它的性质已经超越了文人论政这个话语体系,迈进到现代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范畴。
从新记《大公报》的从业者角色定位和报纸功能定位两个方面来看新记《大公报》人论政而不参政,不与实际政治发生分外联系,不是启蒙者或政治家,而是职业报人;新记《大公报》奉行经济独立、政治自主的原则,以新闻为本位,言论公正,意见多元,其功能定位为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
这正是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关键词:大公报;文人论政;新闻专业主义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8)04-0098-05 学者们多将新记《大公报》视为“文人办报”的典型,将其性质概括为“文人论政”。
笔者认为,文人论政传统确实对新记《大公报》有深远影响,但作为一份现代报纸,新记《大公报》的性质已经超越了文人论政这个话语体系。
实际上,新记《大公报》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着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
文人论政是一套关涉中国知识分子以文章参与国事的话语体系。
“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
[1](3)文人论政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好的传统,从两汉、宋代的太学生,明代的东林党,清季的魏源、薛福成、冯桂芬,到戊戌维新前后从事办报活动的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是这个传统和作风的线索。
1、评“古有新闻”一、历史与新闻1、名家论断（2）李大钊：“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
”（3）徐铸成：“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
”2、历史故事，还是新闻报道？历史学家，还是新闻记者？（1）案例例一：《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及诸子百家“春秋笔法”：寓价值判断和道德褒贬于历史叙事中，“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短消息：（《春秋》）深度报道：”（《左传》）例二：《史记》《史记》的新闻报道，如《刺客列传》《史记》的新闻评论，如《李将军列传》等例三：《世说新语》魏晋南北朝之后，相对于官方正史，历史撰写出现一种新现象：民间野史。
野史中最常见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出现的笔记小说，比如《世说新语》，到唐宋时期进入繁荣，明清时代达到高峰。
（2）“以史为鉴”其一：秉笔直书的精神：倡导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其二：栩栩如生的文笔：如何用简练的语言真切地、生动地展现事物的本领3、谁是新闻，谁是历史？（1）从本体认识：“事实说”必须是事实，是实际发生的事情。
（2）从主体认识：“故事说”必须通过主体的叙事而呈现面貌，揭示主旨。
本质上来说，新闻和历史都是一门讲故事的学问。
当然，新闻的叙事不同于历史的叙事，前者主要通过历史文献的排列，后者主要通过事实现场的采写。
4、新闻专业：文学门类，还是史学门类？新闻的品格更接近于史学，而不是文学。
新闻专业应该放在史学门类，而不应该放在文学门类，学生应该授史学学位而不是文学学位。
否定二、“古有新闻”吗？1、“古有新闻”的学科公设（1）现象这是新闻学科不证自明的前提，天经地义的公设！（2）内涵其一：新闻乃人类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的组成部分，有一条从古及今的演进线索；其二：古典世界的新闻同现代世界的新闻，虽在外在形式上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异，但在内在本质上却无往而不血脉相通；其三：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为标志的现代新闻，无非是从古已有之的新闻胚胎中发育而生、壮大而成的。
由此公设导引的典型学理，就是被广泛接纳的新闻进化轨迹：口传新闻—手写新闻—印刷新闻—电子新闻。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
中国新闻家，政论家。
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张季鸾以一个报人的身份能够赢得方方面面的认可，实在是他的独到之处。
1成就编辑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
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
因反袁世凯被捕。
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
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
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
1942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
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
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
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季鸾到日本去留过学，学政治经济学。
1926年9月1日，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同时《大公报》复刊，进入新记时期。
他做起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
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
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1930年早春，蒋介石连续3次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