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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龙溪县志》的文献价值及其点校
李阿山
【期刊名称】《闽台文化交流》
【年(卷),期】2011(000)004
【摘要】一、现存最早的龙溪县志现存的龙溪县志有六种版本，为：嘉靖版：明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刊本。
八卷。
万历版：为万历元年癸酉（1573）《漳州府志》摘抄本，六卷。
康熙版：清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刊本，十二卷。
【总页数】4页(P149-152)
【作者】李阿山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6
【相关文献】
1.学问从博义行从一——李阿山嘉靖《龙溪县志》校注本评述 [J], 蔡杰;
2.抄本地方文献价值的重现--以清抄本嘉靖《吴邑志》为例 [J], 蔡宏; 李爱华; 蔡越蠡
3.民国《息烽县志》中的生态文献及其价值述论 [J], 高江平
4.《聊城县志》的纂修与文献价值略论 [J], 周广骞
5.咸丰《金山县志稿》的版本及其文献价值初探 [J], 陈吉;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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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志的起源和特征及史料价值之我见地方志是我国古代记录每个时代和区域的古籍，其内容全面，包括每个时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情况和重大历史事件。
在我国古代，每个朝代都比较重视历史，像国家有国史，地方有地方志。
在古代，地方志就像我们现在的地方档案馆一样，与其相比，地方志的职能比较大、范围比较广。
一、中国地方志起源方志也叫地方志，是对各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进行记录和描述，其记录过程比较慢，内容上由简单到繁琐，对于它的起源问题，有很多种说法，大部分人认为其起源于古代历史记录，在《周礼》一书中提到过外史掌“四方之志”，为此很多的学者认为它就是地方志的起源。
地方志主要记录的是特定时期内各个方面的情况和事件的资料性文献。
而地方志，专门记录的是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
关于地方志，它还分为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相比而言，这两种书在编写方式上不同，资料内容上区别较大。
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其记录内容全面、权威。
地方志，主要就是对这个地方的大事、要事进行记录，在我国，每个县市区以上行政区域都设有地方志编写办公单位，可以分为三种：每年都编辑出版、3-5年编辑1次、10年编辑1次。
而地方通志，是指以某个人物为中心，并对其进行专门记录的纪传体通史，再根据要求编辑出版。
地方志包含地方通志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地方志特征一般情况下每个省市都有地方志办公室，也有资料室和网站，可以在网上进行搜索查看。
在我国地方志的写法为横排竖写，也可以称为横分纵写，即横分门类，纵写事实，它也是我国当代编纂地方志的重要原则之一。
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对志书内容科学分类，其次，了解和确定各种事实的隶属关系，最后，编辑篇、章、节、目——这就是横分、横排。
对于分类后的内容，要按照时间来排序，了解其开端，并对过程进行记录，说明最后结果」—这就是纵述、竖写。
这两种方法合起来就是横分纵写或横排竖写。
人物志的主要部分就是人物传记，也是重要的内容。
论光绪《滁州志》的史料价值郑益兵【摘要】光绪《滁州志》是滁州现存记载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通志.这部方志,为人们提供了珍贵的历代滁州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文化、教育、人物、风俗等方面的史料,内容极其丰富,既有为其它文献载之不详的内容,也有为其它文献所未载的内容.深入了解这些史料的价值,对于促进当前相关学科研究以及滁州地方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期刊名称】《滁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19)006【总页数】5页(P8-11,17)【关键词】光绪《滁州志》;史料;价值【作者】郑益兵【作者单位】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滁州239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90光绪《滁州志》是在清代修志高潮背景下纂修的一部通志，是对滁州地区历代自然和社会情况的综合性记述，囊括了该地的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文化、教育、人物、风俗等各方面内容，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深入了解这些资料的价值，有利于促进当前相关学科的研究以及滁州地方建设。
限于篇幅，本文仅从经济、政治、军事、地理四个方面论述光绪《滁州志》的史料价值。
一、经济方面的史料价值李史谦指出：“旧方志的修纂普遍存在着重人文、政权和自然面貌的记述，忽略经济记述的偏向。
”[1]张文贵、荣竹林也指出：“旧志重人文、轻经济”。
[2]不过，从光绪《滁州志》看，该志书对经济方面的内容有着较为丰富的记载，如户口、田赋、土产、盐课、榷政等方面。
这些记载主要体现在食货志里面，相当的篇幅突显了编纂者对经济问题的关注。
(一)赋税赋税是统治阶级剥削被统治阶级的重要手段，是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主要财政来源，历代统治阶级对此都非常重视。
光绪《滁州志》对此有诸多记载。
首先是丁税。
如卷二《食货志·户口》记载：“顺治三年奉旨清查，丁一万一千四百八十一丁半，每丁征银四钱五分六厘六毫二丝九忽有奇。
康熙七年，丁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一丁半，每丁征银四钱九分二厘有奇。
舒习龙：《云南通志稿》的编纂与成就云南方志编纂在元朝以前基本上停留在“图经”“方舆记”的阶段，方志编纂主要是私人著述，体例不够完善，内容亦较为简略。
明清以后，方志编纂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官修方志占据方志编纂的主导地位，体例和内容逐渐完善和丰富。
道光以前，云南前后共编纂10部省志，大多由封疆大吏延请方志名儒从事编纂，对保存云南一方之全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其中，道光年间阮元、伊里布监修，王崧、李诚等负责纂修的《云南通志》，卷帙繁富，是云南省志编纂中体例最为完备者，亦是云南方志体例类目之集大成者。
一《云南通志稿》是以阮元、伊里布监修，王崧、李诚等为主纂编修的地方志中的成熟之作。
《云南通志稿》上起秦汉，下迄道光朝，卷帙宏富，内容详瞻，是云南第一部最详尽的地方通志。
该书于1826年延揽王崧为总纂，1829年后李诚接替为总纂，一直到1835年修毕，前后共9年。
因监修和主纂人员均系当时的考据学者，编纂体例比较严密，所设门类虽多，仍较条贯，收录事迹多足征信，特别对新材料十分重视，综合了古今有关云南的资料，具有一定的存史价值。
这部书之所以能编纂成书，与阮元、李诚有密切的关系，阮元的贡献主要在修纂人员的选择和通志局经费的筹措方面，并对通志编纂的指导思想作出明确规定，即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对中原皇朝体制和文化抱有强烈的认同感。
王崧作为前期总纂，在通志馆中修撰的志稿，只占修成的《云南通志稿》全书的十分之一二，虽列名于李诚之前，但对志稿的成书贡献不大。
李诚虽为继任总纂，却是通志体例和内容的主要设计者和纂修者。
阮元于1826年9月就任云贵总督，《阮元年谱》对此有明确记载：“十三日，入云南界，至平彝县接印。
十八日申刻，至云南省城，进署询饬各营务及各边务、铜政、盐政。
”阮元到任后即着手设立通志馆编纂云南省志，延请王崧总揽省志编纂。
王崧（1752—1837），原名藩，字伯高，一字乐山，号酉山，云南浪穹人，为当地著名的白族学者，《清史稿》对其评价甚高：“滇士最为朴陋，崧独通览群籍，学问淹通”。
嘉靖《龙溪县志》的文献价值及其点校《闽台文化交流》2011.4(季刊)总第28期嘉靖《龙溪县志》的文献价值及其点校一,现存最早的龙溪县志李阿山现存的龙溪县志有六种版本,为: 嘉靖版:明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 刊本.八卷.万历版:为万历元年癸酉(1573) 《漳州府志》摘抄本,六卷.康熙版:清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 刊本,十二卷.乾隆版: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 刊本.二十四卷.光绪版:光绪五年己卯(1879)乾隆志重刊本.增Ib-"卷.民国版:即《龙溪新志》初稿第一辑, 民国三十四年(1945)刊.嘉靖版《龙溪县志》是现存最早的龙溪县志.由其中的林魁《序》,李恺《序》, 刘天授《后序》可知,宋淳桔龙溪有县志 (林《序》云"龙溪旧无全志",李《序》云"宋淳{;占有志",刘《后序》云"删旧志繁芜",说明淳事占志指的县志,而不指郡志).而嘉靖版《龙溪县志》是在宋淳桔县志残本和林魁稿本的基础上修成的.宋淳祜县志是已知最早的龙溪县志,据称"文简事核",但嘉靖初已残损不全而终失传. 嘉靖间,龙溪举人东莞知县林謦,进士广东参政林魁,均辑有素材而林魁已成稿本. 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春,江西万安人刘天授来知龙溪,林魁献上稿本.十三年甲午(1534)六月,刘天授属笔同年进士泉州人李恺.偕同龙溪人林魁,林修志罄三人以淳桔县志为底本,并于林魁稿本多有采择,"浃月而成".实际仅历17天(由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李恺序于甲午 (1534)七月一日,林魁序于乙未(1535) 七月十六日.刘天授作《后序》,未着甲子.但当亦乙未年而付刊.此后府县志,未见提及嘉靖《龙溪县志》,可见嘉靖《龙溪县志》于漳地早已失传.幸好宁波天一阁(建于1561-1566年间)有收藏,196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以影印,嘉靖志才重见天日,嘉惠当代.本人夙怀点校诸邑志之念.去年暑假, 本人退休.即予点校,而犬子李搜分任点校康熙《龙溪县志》之劳.二,嘉靖《龙溪县志》的文献价值嘉靖《龙溪县志》出版后不久于漳地即失传.不为后出府县志所知,故其部分史料为独有而甚具文献价值.如卷一《地理》中的细目"甲社"下,详列县城中的街名和乡村中的甲社社名,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漳州的街市沿革尤其是乡村的社落分布.明制,十户为甲,就使我们知道,龙溪县至明嘉靖时.仍是社小而多.以县境范围之大,乡村十户以上的社落.全县15 149皇蕉个都仅176社;十户以下的社落,或一两户,或五七户就自成一社,难于尽列,如要尽列.全县社落怕有十倍之多.此非虚言.如笔者所居漳州南乡四社李,社中本有几个含有其他姓氏的角落名,社外又有多个含有其他姓氏的土墩名如"陈墩", "侯溪埔","田厝埔","杨厝埔","高园顶" 等.尽是一些土台或坟场.1966年,笔者初中甫毕业.即回乡接受再教育参加劳动.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些土墩都平整去填潭填溪以扩大水田面积,锄头一挖下去. 松土下尽是砖石屋基.就说明这些土墩坟场原是各姓氏的社落遗址.邻近各村社情况相似.因此,嘉靖志只列甲社以示都的区域范围,却说明当时小农经济还十分典型.虽然其时月港的海外贸易于景泰四年(1453)已然兴起,但至嘉靖前期仍不发展,只是隆庆元年(1567)明政府取消海禁后,贸易才有较大的发展.如卷二《公署》记载,嘉靖十年,县署大门外之左,知县俞琏建有鼓楼,邑人林魁(号白石)记其略云:面引三峰,背拥员峤.紫芝,丹霞映带左右,西溪之水绕城而东.潮汐吞吐.风帆浪楫织于几席间.人烟万井,一指顾而尽得之……夫楼,升高临远之器也.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所谓赋者.岂徒文焉而已哉?盖君子劳心以治人,委顿丛剧. 无以畅其神明,暇日必得高明之域, 超乎尘之表,纵目骋怀.包举六合. 望君门之远,益恩尽其忠;览寰宇之广,益思溥其惠.慨古今之往来,而吾以渺焉之身,将乘之以流千载之芳, 益思所以尽其道.一登临之顷,万世之事业兴焉,故古人贵之.不然,台观之崇.游咏之乐,特为政之累耳, 何取于大夫之义哉1150如此宏文,读之荡回肠,涤凡襟,林白石真范希文之俦也.白石先生本有诗文集《白石稿》,《归田录》,惜早亡佚.2001年,我漳耆宿王作人先生辑有《白石先生遗文汇编》,此《鼓楼记》未编入.又如卷四《田赋》中,据嘉靖十二年的黄册(明政府为征派田赋徭役而编造的户口册籍),而载人当年龙溪县的田赋,土贡,徭役详情.是珍贵的龙溪经济年度史料,其详细程度为历志所未有.当年全县籍户21744户.El113521口.分为九类, 为民户,军户,杂役户,匠户,校尉力士户,医户,铺兵户,炉冶户,反映了当时的从业情况和社会生活,如炉冶户有48户 200口之多.说明铁农具有相当需求,农业正在发展:医户仅2户6口之少,说明全县缺医少药.而田赋分为官田和民田二类(官田出租收税,民田要征税).官田又分官田,官地,官山,官塘,官蛏场五类, 每一类又分小类.如官田又分官租田,故官田,学租田,学院田,废寺田,旧没官田,新没官田.每一小类官田都详载面积和科额,如"官租田一十五顷七分五厘, 每亩科正米三斗五升.连耗共该米五百四十三石六斗四升六合七勺".民田的分类和税额也十分详细.至于土贡和徭役,也有十分详细的规定.反映了农民负担的轻重. 其他各卷中.都或多或少有后出县志所无的材料.如卷五《官师》中,明景泰元年,广东海康人黄霆,任龙溪县丞,而康熙《龙溪县志》,乾隆《龙溪县志》,光绪《漳州府志》均失载.如卷七《选举》中,邑人沈仁,嘉靖十年辛卯科举人,诸志均缺载.如卷八《人物》中,传记往往视诸志为详.如宋名臣黄预(黄彦臣第三子)之卒,《传》有"漕使傅自得吊预与弟符宝,其略云:'才高毁至,道直怨多,擢使轺而中辍;司信玺而见诃.'守林元仲追述丁未科题名记,所谓'察院符宝直道者者'此也"之言,为诸志所无.嘉靖版《龙溪县志》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部分材料的独家占有(如上所述), 其次表现在同一材料的异文之多而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如卷三《祠祀?文相公祠》丰熙《记》中有云: 厥后崎岖岭海.兵败身执,抗节数年,从容就义,固所遏不幸,而扶植人纪,对越天地为万世忠义者范. 其圣贤之徒哉?此为转折句,先言其不幸,后言其幸.而康熙版县志,乾隆版县志,光绪版府志, "不幸"并作"不同".不合文义(不知丰学士之文集如何?).如卷八《人物》陈真晟《传》"乃言立明师,补正学,辅皇储, 隆教本数事",康,乾县志"辅"作"附", 则陈剩夫判若两人.如潘荣《传》"讣闻, 赠太子少保",王作人先生编《墓志拓存》亦作"少保",是.而乾隆《龙溪县志》, 《明史》作"太保",误.如黄樵仲《传》有《礼记解》,而康熙,乾隆《龙溪县志》并作《礼记》,误.三,嘉靖《龙溪县志》的点校嘉靖《龙溪县志》虽有淳事占志作底本, 又有林魁,林苍等人的前期工作.但成书仅历17天,实在太仓促,又校勘不严,致衍脱倒{为甚多,很有必要加以点校整理,以利普及.多年来,本人积累了一定的史料,又经一定的田野调查.所以一俟备有本志,又获退休之暇,即予钞点校注,一年而成.凡校近五百条.其中一百来条注出选人里社,其馀部分是校正,或存异文, 或加订误,小部分是注释.如刘天授的《后序》,有"嘉靖十有三年六月辛未"句.这"辛未"是表示六月中的某日的,但嘉靖十三年六月初一是丙嘉靖《龙溪县志》的文献价值及其点校申,这一个月不能有辛未日,所以"辛未" 必误书.又有"自晦翁悴郡"之句."停" 字误."停"是副职,《说文》:"停,副也." 此指通判,但朱熹来任的漳州知州,是正职.可改称典郡.如《地理》卷"石狮岩山",引宋知州李弥逊诗.末四句作"户牖高低分世界. 川原远大失汀州.拐休示我真消息,更在灵山最上头"就有错字三个.予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弥逊《筠溪集》予以校正, 改"大"作"近",因"远大"同义,不能与反义词"高低"对.改"州"作"洲". 此是登高望远.以不见城南河中之洲喻国土之失.改"拐"(康熙《龙溪县志》,乾隆《龙溪县志》及光绪《漳州府志》皆作 "溻",亦误)作"踢".诗人抗金遭贬来漳,闻割地议和消息,愤而郊游以远阳间尘世也.如同卷"名第山",谓"在二十一都", 误.应作"在十一都".从实地看.二十一都在县西南,十一都在县东南,其间隔着十二三都,判然有分.而同卷"甲社"下, 十一都中就有"双埭社".可见自相矛盾了.双埭即双第,同第,名第.如同卷 "云洞岩风动石",谓知县刘天授登览有诗, 作"突兀千峰上.临空势欲欹.我来时一抚,天地见圆袋".而王作人先生《云洞题刻录》"临"作"凌","袋"作"畿".王书为是.因据改.如同卷"九龙江".谓"在县东二十三都.历二十三四都及二十二都.旧名北溪".大误.从实际看,既然从县东起步, 就应是"在县东二十二都,历二十三四都及二十五都".如《公署》卷"虎渡桥",载黄朴《虎渡桥记》.其中一节,我订沩标点后是: 经始于戊戌二月.其告成则辛丑三月也.是岁予被命守漳,获踵后尘. 151 窒重别公里第,公念桥事不置,俾余记之. 日余将指南越,桥方庀工,轻轲绝江, 进寸退尺.眩目怵心.大类扶胥,黄木间.今兹入境,乐有其成,屏车从桥,凭高眺远,樵歌牧吹,相属于道. "日"字,原作"日",康,乾县志,光绪府志亦并作"日",大误,遂使文理不通, 不能正确标点.按"日",往日之意,与下文"今兹"对比成文.而扶胥,黄木.乃广州以东的南海中地名.必往日黄氏赴任所经.又有一节.我订沩标点后是:方斯役未就.安海之桥填渊跨壑, 雄伟宏壮.孰若清源万安之石?昔梅溪王公赋万安也.尝有山)11人物两奇之叹.以此较彼,殆似过之."安"字,原作"支",诸志亦并作"支", 亦形i为之误.按安海之桥,即安平桥,位晋江安海与南安水头间.而万安桥,即泉州洛阳桥.泉州南唐时名清源军,境有清"指虎渡桥,而以二桥陪衬. 源山."此如《人物》卷"林同",《传》中有云 "移建观澜书院于文山之麓.塑大子及四配像".按"大子"误,应作"夫子".而"四配"专指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向配祀圣人孔夫子,如本志《学校?县学》"塑先圣,四配,十哲像"."夫子"康熙《龙溪县志》,乾隆《龙溪县志》及光绪《漳州府志》《人物》卷并作"朱子",亦误. 因四配并非朱熹弟子.如本志《学校?芗江书院》"中塑朱文公像,以陈淳,黄,刘 152宗道配".陈,黄称朱子两弟,刘可称朱子再传弟子.如同卷"陈衡",《传》中有句"荐除福建师干"."师"乃"帅"之误.因宋代路的安抚司(掌一路的军务治安)俗称"帅司",其长官安抚使称"帅臣",属官有干办公事,俗称"帅干",因据改.别风淮雨,鲁鱼亥豕,实在不少,举例如上.校注中,易误解之词,偶亦加注, 如《人物》卷"王遇",《传》中有句: 时相欲以掌故处遇,且嘱遏候.遇日:"朝廷用人,使之知又使之候, 是自取辱也."亟趋部,注怀安丞. "掌故"指升迁答谢送礼的潜规则恶俗.三个"遇"字.中间一个易被误作人名.古时诸侯冬时朝见天子日"遇",《周礼?春官? 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日朝,夏见日宗,秋见日觐.冬见日遇."则"遇候", 晋见问候之意.诸志作"往候"可证. 总之,嘉靖《龙溪县志》为现存龙溪首志.因部分史料独有而甚具文献价值, 又多异文而颇具校勘价值.但成书仓促, 又校对不严,讹误较多,很有整理研究之必要.本人之校正,学识所限,失误难免, 冀或匡之.又田野调查不广.经眼古谱不多,选人多未能注出社籍以补府县志之阙, 亦诚为憾.亦冀同道补之.责编:蔡惠茹。
27园林／2021年／第38卷／第3期园林，2021，38（03）：27-37.两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入到成熟的一个历史阶段，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园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典园林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到宋朝时已经进入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造园技术和艺术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元朝在其不到一百年的统治过程中，民族矛盾尖锐，经济发展缓慢，造园活动总体上处于低潮状态[2]。
元朝虽历史短暂，但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促进了当时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
古徐州地区作为南方与北方、汉人与少数民族相互碰撞、融合的前沿地带，这一时期徐地园林的发展，在继承和发展隋唐以来的园林形式的基础上，皇（王）家造园活动很少，但是民间私家园林、官署园林和宗教园林等走向成熟，显示出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进取力，达到中国古典园林史上的一个高峰。
由于文人、画家在当时社会受到极大的重视，他们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的发展，园林的摘要依据大量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对古徐州地区宋元时期的园林类型进行收集和整理归类，梳理出7个类型：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祠堂园林、书院园林、陵墓园林、公共园林。
结果表明，以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为主体的宋元传统园林，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已形成整体风格为“自然、大气、厚重、精致”的艺术特征。
关键词传统园林；古徐州地区；宋元时期；风格；特征AbstractBy consulting many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collects and classifies the types of gardens in ancient Xuzhou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sorts out seven types: royal gardens, private gardens, temple gardens, academy gardens, mausoleum gardens, and public par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gardens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ith the royal gardens, private gardens, and temple gardens as the main body, have formed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e, atmosphere, massiness and delicacy” as a whole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Key wordstraditional garden; ancient Xuzhou area;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style; characteristic董 彬DONG Bin文章编号：1000-0283�2021�03-0027-11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1. 03. 0027. 005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20-09-03修回日期：2021-01-19徐派园林史略：宋元时期Brief History of Xu-Style Garden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基金项目：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委员会园林历史与理论中心基金项目（编号：2020CAGC02）董 彬1988年生／男／江苏徐州人／徐州市徐派园林研究院副研究员，徐州市园林建设管理中心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园林理论与历史、园林建筑（江苏徐州 221000）28HISTORY OF XU-STYLE LANDSCAPE ARCHITECTURE��：�����风格和表现形式就与当时的诗词绘画紧密相联[3]。
论光绪《滁州志》的文献学价值郑益兵【摘要】光绪《滁州志》是在清代修志高潮的大背景下编纂的一部通志,也是滁州现存记载时间跨度最长的志书.这部志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就其文献学价值来说,主要体现在目录学和编纂学两大方面.对这部志书的文献学价值进行研究,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利用这部方志.【期刊名称】《湘南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9)003【总页数】3页(P42-43,47)【关键词】光绪《滁州志》;文献学;价值【作者】郑益兵【作者单位】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滁州 239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90光绪《滁州志》是滁州现存记载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通志，该志书是研究滁州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宝库，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本文专就其文献学价值进行讨论，主要从目录学和编纂学两个方面展开。
一、在目录学方面的价值目录是阅读和研究的指南。
光绪《滁州志》设有艺文志，以书目的形式比较全面地收录了滁州地区的各种文献，不仅能够帮助读者多方面了解滁州文献的基本情况，而且有助于学者进行文化学术的研究。
(一)能够帮助读者多方面了解滁州文献的基本情况利用光绪《滁州志》中艺文志的目录功能，读者可以多方面了解滁州文献的基本情况。
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可以了解滁州历代文献的基本情况。
如，通过查阅光绪《滁州志》卷九《艺文志·书目》，便可知晓自北魏以来，宋、元、明、清滁州文献的基本情况，据此可知明清时期文献有较大的发展，而隋唐时期滁州文献则相对薄弱。
其二，可以了解滁州每一种文献的基本情况。
该志《艺文志·书目》部分并不是简单地局限于列出书名，而是将其卷数、是否刊刻、刻印地点、作者等都尽量记录下来，有的甚至连部分诗文都记录了下来，如在记载《竹轩集》时，先指出“四卷，刻于亳州，张葆光著”，然后附录了张葆光《送汪少岑归滁州》《九月廿一夜酒醒漫书》《寄葛菱溪》等诗文，这为后人留下了更多更详细的文献资料。
浅谈嘉庆《萧县志》内容和价值作者：孙秦旺来源：《启迪·下旬刊》2019年第09期摘要：萧县是一个千年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作为记录萧县历史的方志史料《萧县志》就显得极为重要。
《萧县志》的版本较少，部分史料还遗失在历史长河中，所以对《萧县志》的研究也比较少。
嘉庆版《萧县志》是现存仅有的几部古萧县志书中最为完整、质量上乘的一部，是一部公认的“充实可信”、质量上乘的“一邑全书”的地方志史料。
通过本文的研究，基本了解嘉庆版《萧县志》包含的内容，进一步加深了对萧县历史的了解。
关键词：萧县志;嘉庆;价值萧县可以说是安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县。
萧县，简称“萧”，别名龙城，古为萧国都城。
地处安徽省最北部，东临徐州，南接淮北，位于淮海经济区、徐州都市圈的中心部位，长三角城市群北翼。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萧县是中国中东部地区较早迎接人类文明曙光、进行开发建设的历史名县，有距今超过6000多年的文明史和3100多年的建城史。
6000年前，萧县先民就在此生息劳作，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文化金寨文化。
一、嘉庆《萧县志》基本概况嘉庆《萧县志》扉页记载为“江苏省萧县志”，而现在的萧县属于安徽宿州，这就要从萧县的历史归属开始说起。
清朝时期，江南省分为安徽省和江苏省，萧县属于江苏省徐州府。
1912年（民国元年）1月，萧县（今龙城镇）属江苏省。
1915年，萧县属江苏省徐海道。
1949年，徐州地区划分给了山东省。
1952年以后，徐州重新划入江苏省。
其实，在徐州地区内部，也进行了区域划分，主要就是砀山县和萧县。
这两个县从安徽划入江苏。
1955年4月，为了治理洪泽湖的问题，萧县和砀山县又一次划分给了安徽省。
作为交换，安徽省把自己的盱眙县和泗洪县划分给了江苏省。
所以在当时编纂《萧县志》时，萧县仍属于江苏省。
嘉庆《萧县志》，萧县档案馆藏有残本，1984年，砀山籍的孙竹平之子孙纪亮先生，捐赠了一部完整的木刻版本10册。
嘉庆《萧县志》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由萧县知县潘镕主修，沈学渊执笔。
潘镕，浙江吴兴人，嘉庆十八年（1813年）十月，以办理防堵事宜，从江都迁任到萧县，为了兴修水利，曾多次捐獻俸银，勤政清廉。
嘉庆《萧县志》，全书共18卷，25节，分订10册，是目前萧县所存旧县志中最完整的木刻版本。
嘉庆志的编纂者，讲究务实，文笔流畅，作风严谨。
全书共25节，每一节都有前言，或追溯其根源，或记述其演变，所引用的例证均注明出处。
人物传记，真实详尽，简洁生动。
删去了毫无实际意义，拼凑成篇的“萧世家”，另外根据嘉庆时期多水患这一特点，嘉庆《萧县志》增加了与全县生命财产攸关的黄河《河防》一卷。
[1]二、嘉庆《萧县志》中对自然灾害的记载嘉庆《萧县志》中有许多自然灾害的记载，其中记载地质活动的史料有多处：“萧之为邑，负山濒河”，“萧处众山之中，号为深阻”，“萧县处万山之中，冈峦起伏，四周如环”，古人的这些描述，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萧县多山的地形地貌。
萧县又处在有名的郯庐地震带上，地震活动历来较为活跃。
;;;;据古籍记载，从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至1859年（咸丰九年）的315年间，萧县共发生了大小14次地震，这14次地震又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加上萧县经常发生的水灾、蝗灾，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萧县古人遭受了沉重的灾难。
其中在嘉庆《萧县志》中记载有：崇祯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地震坏屋（嘉庆《萧县志》）。
[2];;;;古籍中有记录的萧县山鸣现象共七次，在嘉庆《萧县志》中就有2次，其他版本方志也都有所记载：1585年，万历十二年十二日已未，萧县山鸣，如惊涛澎湃，竟夜不止（《明史·五行志》）。
1634年，崇祯七年，萧县山鸣（乾隆《徐州府志》）。
1638年，（崇祯）十一年，西山鸣者三，声隐隐如鼙鼓，又如空瓮迎风，自子至辰（康熙《萧县志》）。
1640年，崇祯十二年十二月已未，萧县山鸣。
是月，西山大鸣如雷，如风涛（《明史·五行志》）。
1648年，（顺治五年）九月初二日，姬村一带山鸣如涛声，日暮抵二鼓止（康熙十一年增刊顺治七年本《萧县志》）。
1665年，康熙四年正月，萧西山鸣（乾隆《徐州府志》）。
1852年，咸丰二年四月上旬，寺后寨南佛山鸣一昼夜，声无定处，南听之在北，北听之在南（光绪《续萧县志》）。
崇祯十二年十二月已未，萧县山鸣。
是年大旱，九湖皆涸。
[3]康熙四年正月朔日，萧西山鸣。
（嘉庆《萧县志》）。
[4]地震、洪水、旱灾等自然灾害，和风、雨、雷、电、山鸣等自然现象，给古人带来严重的灾难和困扰，所以将此作为这种异现象记录在县志和其他古籍中，保存下来一些宝贵的资料。
萧县多山，大多都是构造坚固的石灰石丘陵。
山鸣这一现象，除和地震相关之外，还可能应该是特殊天气状况下，因为风向吹入山谷，造成山谷中气流激荡而轰鸣。
所以萧县历史的山鸣，详细说明地点的，均为“西山”、“姬村”、“寺后寨南佛山”，“西山”、“姬村”即县城西侧、东北侧一带的虎山、冒山、姬村山等一带绵连的群山，“寺后寨南佛山”位于现在的官桥附近群山。
[5];;;;受古代典籍编撰者的局限和条件的限制，萧县明清时期有详细时间记录的地震，只有简单扼要的记载，并没有更详细的地震破坏程度、地震活动范围、人们遭受的损失等信息。
古人对于地震和山鸣无法探究科学的成因，心存敬畏地作为奇异现象记录下来，也让我们可以由此了解一些萧县历史上发生过的地震灾害和山鸣这一特殊自然现象。
三、萧县古城及相关记载萧县是一个千年古城，一千多年前，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就是萧县人生活的地方，一直到万历五年（1577年），萧县人在这里住了几百年。
当时的萧县城址就在三台山以北，盛村以西，即现在岱湖的地方，此城规模虽不大，但尚坚固。
时隔几百年之后，萧县人又回来拉。
据《大清一统志》《嘉庆·萧县志》等有关史志记载、印证，古萧国城（国都）设在黄杨城，又称北城、北辰集，也就是今天萧县圣泉乡的北城集。
它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萧国古城，其地理环境和规模均有史籍记述。
;;;;这个地方从宋代起就经常“发大水”，古文记载说“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庐舍没焉。
率数岁一逢，民以为病。
”;就是说，每次发大水，居民就要搬家躲避大水，房子都被淹了，几年一次，居民很烦。
根据史料记载萧县县城先后有过三次大的变迁，嘉庆《萧县志》中记载了萧城宋绍圣时期的第二次迁移。
据《清嘉庆萧县志城池篇》记载：“在今治西北十里，唐宋前皆为县治。
北辰集作北城，在县北三十里”;又云：“萧城北二十里有黄杨城或谓之北城，其南即为古萧城”。
《后汉书郡国志》载：萧国故城，城围十四里，方九里三十步，东南浇城有隍，西北无隍。
宋时河决，复于南半里筑新城，北连旧城，亦称南城，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年）圮于水，复迁至三台山南麓，即今治也。
萧城两迁三址。
清·嘉庆《萧县志》载：清嘉庆年间萧县县城后又几经修补，开挖护城河，加固城垛墙，使县城虽小而固，易守难攻，加上宽宽的城濠，符合古人“金城汤池”的设想。
;;由文可见，萧县县城变迁多因于黄河决口等水患。
奔腾的黄河从北宋建炎二年决口来萧，到咸丰五年（1855年）决口北徙，在这里一呆就是727年，给萧县人民留下了46.5公里的黄河故道。
河虽给萧县带来苦难，但也磨练了人们与灾害不屈不挠斗争的意志，滋养了萧县人民宽广大气的胸怀和刚毅而热烈的禀赋。
[6]嘉庆《萧县志》中对一些寺庙做了记载：“普照寺，旧志在都仁乡，金大定四年建”。
[7]普照寺即萧县当地人俗称的北大寺，解放之前就已经残破不堪，庙后本来有一棵六人合抱粗的银杏树，上世纪六十年代被砍伐毁坏。
上世纪八十年代，村民宋太成承包了这片土地，在地中挖出一塊方正的石头，刻有字体，模糊不清。
后来寻访城南古道时，这块无人过问的石头被发现，上刻“普照禅林”四字，查阅萧县方志才得知，此庙原名普照寺，石刻应为山门石匾，寺庙修建于金代。
另外奇特的是在嘉庆《萧县志》中还有对龙的记载：嘉庆十五年（1810年）六月二十五日，二龙见于云中，一龙堕地，由李腰庄至赵家塘，拖行数里。
[8]嘉庆《萧县志》还有描述面皮蛙鱼从何时开始流传，用什么制作！四、对嘉庆《萧县志》评价（一）历史意义：《萧县志》版本较少，不易得到，所以目前对它的研究也较少。
嘉庆版《萧县志》是现存仅有的几部古萧县志书中最为完整、质量上乘的一部，是一部公认的“充实可信”、质量上乘的“一邑全书”的地方志史料。
其中记载着大量的有关当地的历史沿革、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景物资源、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资料，可以发掘出无穷尽的有价值的史料，对后人编纂《萧县志》有着极大的帮助。
（二）编纂特点的学术价值：嘉庆《萧县志》的编纂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大条件：所谓天时，当时上承朝廷诏修《大清一统志》提供了修志的契机，加上《萧县志》长久没有修葺，距上次康熙本《萧县志》修志已经过了一百多年，尤其是当时正值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鼎盛时期，学术作风严禁朴实，此时编纂《萧县志》是最有利的时机。
地利，萧县古为“文献之邦”文献众多，可参考之前志书修撰，“地富山水，俗朴茂而士秀文，有邹鲁风”。
[9]人和，指的是修志人员中主修者潘镕是萧县的知县，对萧县尤为了解，且政绩卓著，文采斐然。
他助手多为举人身份，素有文采。
一起编纂的三位都是潘镕的得意门生，特别是后期实际总撰写者沈学渊更是才华洋溢。
还有“赐进士及第”的状元、“提督江苏全省学政”王以衔审阅作序，使得此志书的编写如虎添翼。
一部优秀的志书必有高质量的序文，而嘉庆萧志则一共有四篇序言。
序一为时任徐州知府的喇叭沁心德和所编撰，序二是礼部右侍郎王以衔编写，序三是萧县知县潘镕所写，序四（后序）则为潘镕的门生沈学渊所写。
四篇序言各有特色，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各抒己见，文字洗练，精彩纷呈，对志书增色不少。
其中尤以第二篇序最短，却也分外精彩。
而后期总纂该志的沈学渊撰写的《后序》也不遑多让。
[10];;;;嘉庆本《萧县志》虽然学术严谨，文字简洁，但是任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嘉庆《萧县志》整体略显复杂，内容没有详细的系统化，没有纲要总结，阅读起来不是很方便。
总的来说，嘉庆《萧县志》然是一本不可多得优秀地方志史料，是研究萧县历史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1]潘镕.留别萧邑.萧县志[M].萧县省地方县编纂委员会，1986.[2]嘉庆《萧县志》[M].北京图书馆藏.[3]嘉庆《萧县志》[M].北京图书馆藏.[4]嘉庆《萧县志》[M].北京图书馆藏.[5]刘尚衡萧县、砀山方志述略[A].安徽方志述略[C].119页.[6]张安东.清代安徽方志编修的热潮和成就[J].史学史研究，2009（02）：111-119.[7]嘉庆《萧县志》[M].北京图书馆藏.[8]嘉庆《萧县志》卷十八[M].北京图书馆藏.[9]张安东.清代安徽方志编修述论[J].宿州学院学报，2008（02）：35-39.[10]魏雷.《萧县志》版本概况及嘉庆《萧县志》述略[J].山西青年，2016，（4）：7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