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卷第1期2018年2月宁波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NINGBO INSTITUTE OF EDUCATIONVol.20 No.1Jan.2018新时期国耻教育研究辰暖(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520)摘要：国耻教育应包含两层内涵：一是用我国历史上所遭受的国耻史实对国民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二是结合时代 新特征，从全新视角对国民进行民族危机和理性雪耻教育。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耻教育演进历程：兴起阶段 (1840-1915)、发展阶段（1915-1927)、高涨阶段（1927-1948)、新阶段（1949至今）。
通过对国耻内涵的重新厘定及 其嬗变过程的深入探讨，旨在增强民众国家荣辱观教育，激发国人爱国情怀。
关键词：国耻教育；内涵；嬗变过程；荣辱观中图分类号:G4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60(2018)01-0071-04国耻教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我党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就曾 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并多次提议国民要“学一点历史”，加深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反思；邓小平也曾倡导“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m以近代中国所遭受的惨痛经历作为中国发展的精 神源泉和不竭动力；习近平多次鼓励领导干部要“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2]“勿忘国耻，奋发 图强，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勉励国人以史为鉴，负重前行，开创未来。
_、国耻教育内涵关于“国耻教育”一词相对权威的注解出于《思想政治工作大辞典》，“以祖国蒙受外国侮辱、蹂躏 的国耻历史为教育内容的一种国防教育”。
[3]认为，国耻教育要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主要内容，让人民特 别是年轻一代，不但懂得加强国防、增强国防观念的重要性，更要深知军备废弛、军心涣散、国防意识 淡漠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并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上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对比，警醒世人在长期 和平年代更要居安思危，具有忧患意识。
对国民进行国耻教育，绝不仅仅是为了唤起全体公民的历史 悲怆感，更不是灌输狭隘的民族复仇意识。
其意义在于，在无战争威胁的情况下，从民族历史的阵痛中 痛定思痛，激励全体人民的上进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把爱国主义情操转变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的实际 行动，把昔日的国耻化为现在工作的动力。
《国防教育大词典》认为“国耻教育”，即“运用中国近代历史 上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国耻日，对公民进行爱国主 义和民族精神教育”。
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达到痛定思痛、居安思危，唤起全民族的危机 感、紧迫感、责任感，树立起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意识，增强积极参与和支持国防建设的自觉性”。
[4]此 外，国内亦有学者认为，以本国遭受的耻辱事件为主要内容对本国民众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即可称之 为“国耻教育”。
通过对国耻内涵的重新厘定，“国耻教育”理应包含两个层面的界定:一是就我国历史而言，国耻 教育是指运用中华民族历史上所遭受的外来侵略、压迫，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 主要史实，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情感熏陶和民族精神培养教育;二是就当代国际社会而言，国耻教育 是指处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相对弱势的国家，运用本国所遭受到强国或国家集团的侵略、打 击、封锁、孤立的屈辱事实，对国民进行民族危机和理性雪耻教育。
准确把握国耻教育的演进历程，有 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其内涵及积极意义。
二、国耻教育嬗变过程尽管我国传统耻感文化源远流长，有关国耻史实的文献记载十分丰富，但真正关于国耻教育的历 史最初仅可追溯到清朝末年。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始发点，我国的国耻教育可大致划分为兴起阶段、收稿日期：2017-09-20作者简介：晨曦（1986-)，女，安徽合肥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髙校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发展阶段、高涨阶段和新阶段。
(一） 兴起阶段（1840-1915)我国的国耻教育兴起于19世纪末，以康有为、寿富等人发起知耻学会为标志，该学会旨在鞭挞国 人，激发国人爱国热情，康有为曾亲自撰文为该学会作序，即《知耻学会序》。
在知耻学会的影响下，一批以国耻教育为宗旨的社会群团陆续成立，以宣传国耻的进步书籍得到刊印出版，如黄毅等人编著 《中国最近耻辱记》(1906年）、沈文浚编纂《国耻小史》(1910年)、上海知耻社编《国耻》(1915年）、孙鑫 源著《国耻鉴》(1915年)等。
这一时期的国耻教育主要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门性国耻教育书籍的 编写推动了国耻教育教学实践。
以学者陈崎编译的《国耻丛言》系列书籍影响最大，其中《外患史》一篇 家喻户晓，该书从交通、商贸、战争、外交等诸多方面将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一一进行记述，堪称一部 帝国主义侵华简史。
针对当时国内学校历史教育无内容详实、条理清晰的教科书，而只能采用日本人 编纂出版的历史教科书这一荒唐局面，《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顺应时代要求应运而生，该书在历史教 育学界评价颇高，素有“中国第一部章节体式近代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之称，由上海文明书局刊印出 版。
除此之外，当时学界将学术研究的“知”与“行”相结合，在编写国耻教育书籍的同时投身于国耻教 育教学实践，以理论来指导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理论。
二是新学制的颁布加速了学校国耻教育 课程化、体系化、常态化发展。
光绪三十年，清政府通过颁布《奏定中学堂章程》试行新学制，国耻教育 随即以课程化形式进入学校，并明确指出学校国耻教育必须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到的屈辱史 实为基本内容，开蒙心智，借以激发学生报国热情。
直至1915年5月9日，“二十一条”的签订使中华 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群情激愤，爱国热潮高涨，国人纷纷将这一天视为“国耻日”，国耻教育由此进入较 快发展阶段。
(二) 发展阶段(1915-1927)1915年5月9日，以袁世凯当局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为历史契机，民国主流报刊《时报》、《申报》连续刊发檄文，“权利丧失，国几不国。
呜呼！痛深矣！嗟我国民，受此奇辱，尚有何面目以自存 于社会？ ”[6]敬告国人奋发有期，永存此志，勿忘国耻。
“二十一条”的签订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自此，国耻教育进入较快发展阶段，以江苏教育会的成立为标志。
该会是清末民初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 省级民间教育团体，其倡导的将每年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并列入校历，广为社会各界所接受。
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在北京顺利召开。
会议正式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国耻教 育的议案，并突出强调该社之教育宗旨、培养目标为实施国耻教育，培植国民爱国情感。
同年底，第十 一届全国教育联合会审议并通过了《今后教育宜注意民族主义案》，该议案的顺利通过使得以国耻国 难史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得到充分重视，国耻教育进程加快。
此外，民国时期，高校学 生也积极为国耻教育建言献策，如大学生周寝昌曾上书教育总长，认为教育的普及程度直接影响国民 的爱国热情。
在民族危亡之际，只有人人爱国，才有可能彻底实现救亡图存、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历史重 任。
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国耻国难史教育，施行“捷径教育大纲一是编纂“国耻读本”，使广大青年学 生通过学校教育，了解本国历史，尤其是国耻国难史;二是编吟“国耻唱本”，使稍识文字之人皆能通过 吟唱国耻曲目了解国家之耻辱，树立报国情;三是泛化“口头教育”，即通过组织国耻教育宣传小分队，于闲暇时宣讲国耻读本于村野，使目不识丁之人亦能知晓国耻国难。
(三） 高涨阶段（1927-1948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完成了形 式上的统一中国，凭借着对国家教育机器的占有优势，国耻教育发展逐渐进入高涨阶段。
期间，突出学 校教育在国耻教育中的主渠道地位，着重培养年轻一代爱国热情，增强国耻教育针对性意识尤为明 显，具体表现为以下特征：一是针对此前国耻教育多为教育界、学术界自发组织施行，人力财力物力均不足等弊端，转变为 由政府行政命令式实施，充分保障国耻教育的连贯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
1928年5月，作为中华民国晨曦:新时期国耻教育研究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主持召开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教育会议。
会议提出《整 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决定施行效仿美国的“戊辰学制”，并将党义(后来称为三民主义)与国文、体 育、军事、第一和第二外语一同列为高校学生的公共必修课目。
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修正中小 学教学科目及课时数，强调对青年学生忧患意识培养的重要性，并在人文学科中增加反映民族精神之 素材，充实国耻教育内容，增强国耻教育针对性。
二是重视教材及教学内容的甄选，加大对执教人员素质的培养。
由于《修正中小学教学科目及课 时数》在全国上下正式颁布实施，国内各出版机构开始主动契合国耻教育主题，依据新课标和教学大 纲，组织专人编印出版以弘扬民族精神、展现民族气节为主题的国耻教材。
如，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的 《复兴小学教科书》、中华书局刊印出版的《新小学教科书》等。
这一时期，除针对低年级学童的国耻教 育启蒙读物大量刊印出版外，适合广大民众阅读，以弘扬民族精神，展现民族气节，坚定抵抗决心为主 题的进步书籍也大批涌现，如蒋恭晟著《国耻史》，沈鉴、王械等人合著《国耻史讲话》，王蘧常著《国耻 诗话》等。
(四）新阶段（1949至今）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源动力的国耻教育逐渐成为爱国主义教育 和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耻意识培养逐渐融入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范畴，一系列旨在激发学生 爱国热情的政策文件，如《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相继颁布实施，我国的国耻教育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加强国人知耻明耻教育的思想深入人心。
2014年2月25日下午，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 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正式将每年9月3 日设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首次 从国家层面，以立法的形式给国耻教育以载体，对于提高国民对国耻纪念活动的重视程度具有重要意 义，对我们进行常态性、规律性、深入性国耻纪念活动的开展也有重要促进作用。
2016年9月18日，习近平以《勿忘国耻•奋发图强》为题发表感言，再次激励国人要以史为鉴，振兴中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
至此，国耻教育在我国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并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为载 体，以中国近现代国难史和当代国际热点事件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全民族国耻教育热潮，我国的国耻教 育逐渐实现全民化、系统化、纵深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