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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的产生：民主和评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受到关注，是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学派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理论。
而其实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早在18世纪末，因为西欧主权国家的不断出现，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书中开始提出由自由国家联合起来建立“永久和平”的设想。
威尔逊总统在其外交思想中第一次把美国民主与世界和平结合起来，为后来美国外交定下基调。
这种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切尔•多伊利，1983年他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事务》一文中提出自由民主国家相互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的论点。
20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智囊团重新发现康德这一思想的价值，进而提出了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学界的相关著述也陡然增加。
塞缪尔·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末民主化浪潮》、约瑟夫·马拉奇科的《输出民主：完成美国的天赋使命》、布鲁斯·鲁塞特的《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民主和平论的内容：民主和平论的中心论点是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相互打仗。
而他们也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在民主国家之间如同其他政体之间一样存在着许多利益冲突，但是，毫无疑问，民主国家认为，战争不是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合适方法；第二，尽管自由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打仗，但他们可能和非民主国家打仗。
其主要的思想则可归纳如下：第一，“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
这首先是由于“民主”政治制度的机制约束。
民主政治的制衡原则和选举制度迫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考虑民意，并且政策的制定是多元的，可以避免政府轻率发动战争。
其二是共同的民主规范与民主文化的约束。
“民主国家”由于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而相互尊敬，相互感知，从而使他们相互之间能忍让并达成妥协，使矛盾化解在萌芽中，发生冲突时也很少要求诉诸武力。
为证明这一论点，他们宣称，自19世纪以来，除个别例外，“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
民主和平论名词解释
民主和平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具有民主化和和平化的特征。
民主是指政治权利归属于人民，实行选举、表决、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政治决策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代表性。
和平则是指国家之间或内
部社会矛盾得到和解，不采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与安全。
在民主和平的制度下，政府必须依法执政，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
同时，公正、透明、负责任的政府管理能够有效地避免社会矛盾
的激化，并通过协商、合作等方式解决问题。
这种制度可以有效地促
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国际关系中，民主和平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状态。
这种状态下国家之
间采取合作而非竞争的态度，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解决争端，并致
力于维护全球安全与发展。
总之，民主和平是一个理想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需要不断探索与完善。
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才能实现人民的幸福与国家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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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动态（国际书评·月刊）》每期从国际学术奖项中挑选出3至4本具有议题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及其书评。
书评来源于国际学术刊物的Book Review板块。
学术专著内容范围涵盖政治科学、国际关系、公共政策、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区域研究以及其他交叉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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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公益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诚邀您同行，欢迎留言您希望编译的政治学期刊/书评/访谈稿，感谢您的支持。
Contents
本期目录
1.2021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最佳图书奖：《坚定的民主党人：社会力量如何塑造非裔政治行为》
2.2021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Gladys M. Kammerer奖：《政党的界限：两极分化时代的美国国会和立法》
3.2021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罗伯特·达尔奖：《政权威胁与国家的解决方案：肯尼亚的官僚忠诚度和嵌入性》
4.2021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Benjamin E. Lippincott奖：《种族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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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动态（国际书评）》（2022年第2卷第2期）。
评“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是时下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风行的理论，它还是某些西方大国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因而，这一理论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不是偶然的。
“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支持这一论点的论据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民主政治自身的性质出发，认为民主政治是和平政治，它以宪政法治为基础，把政治行为包括军事行为纳入法律的轨道；而且民主政治的精神和价值基础是平等、自由和博爱，而其中博爱的原则是对暴力原则的直接否定。
因此民主政治是能够避免战争与冲突的法宝。
第二方面的论证来自于历史上的经验事实。
民主和平论者认为，自19世纪初以来，除极个别的例外，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民主国家有可能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但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
〔1〕这一理论出现以后颇具影响。
使之产生影响的原因除理论本身之外，还与冷战结束这一国际大背景直接相关。
在许多西方人尤其是统治阶级眼里，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是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决定性胜利。
正如福山在他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所说，“过去的几年里，在全世界出现了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合法性的了不起的共识，它战胜了像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最近还有共产主义这样敌对的意识形态”。
〔2〕既然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不能再作完善了”的制度，民主国家之间又不会发生战争，那么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实现自由民主制度，将意味着世界永久和平的到来。
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非常具有吸引力，也符合西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民主和平论”就成了某些国家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克林顿政府的“扩展战略”正是建立在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以及市场经济会自动转化成民主制度这两个基本设想之上的。
《欧洲》杂志社去年专门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会，并于1995 年第4期刊登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发言，以此推动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展示西方民主政体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暴力的作用和冲突的迭起，以及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成熟及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暴力与冲突的变化与转移。
权力、阶序与道德：戈夫曼被忽略的遗产王晴锋【摘要】欧文· 戈夫曼以公共场所的面对面互动为研究对象,以"互动秩序何以可能"作为毕生之问.人们通常认为,戈夫曼忽略权力、分层、政治、阶级以及社会变迁等主流社会学关注的议题.事实上,戈夫曼以隐性的方式分析权力、权威和不平等的微观运作机制.他关于污名、全控机构、性别设置等论述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分化、机构设置、阶序等级及其对人际互动的影响,从而反映出现代性条件下个体真实的生存困境.戈夫曼的框架分析思想亦体现出社会变迁的观念.戈夫曼创造了一套微观政治学,也即个人化的政治或身体政治,强调面对面互动系统与微观权力生产之间的关系.总之,戈夫曼的社会学不乏关于权力与抗争、互动阶序与等级结构、社会机构与制度变迁以及互动伦理与政治道德等主张.【期刊名称】《人文杂志》【年(卷),期】2018(000)007【总页数】10页(P119-128)【关键词】欧文·戈夫曼;面对面互动;权力;阶序等级;互动秩序【作者】王晴锋【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06西方主流学术界通常批评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年)的研究忽略政治、机会结构和不平等现象，认为他描述的社会世界没有阶级分化、社会冲突和支配控制，尤其是其开山之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年)未能讨论权力、缺乏历史感，并且忽略制度变迁。
美国左翼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 Gouldner)是戈夫曼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他指责戈夫曼关于行动和人的图景是非历史的和反结构的，只聚焦于情境性的微观分析，而不涉及历史条件或制度框架；并且拒绝阶序观念和社会分层、忽视权力差异。
②Alvin W. Gouldner,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390、379.古尔德纳甚至认为，戈夫曼实际上对“自我呈现”本身亦缺乏关注，诸如个体在不同自我之间的选择性呈现、不同的自我实现造成的结果差异，以及权力和财富等外部宏观要素对自我投射能力的影响等。
“带形容词”的民主：比较研究中的概念创新美: 斯蒂芬·列维托斯基大卫·科利尔欧阳亮辛伟刚译内容提要：近年来，世界各国民主化的趋势使得学者们必须面对两个具有潜在矛盾的目标：其一是建立一个能涵盖各个国家不同经验、具有多样性的民主概念；其二是在不扩大概念的基础上扩大对这一大类案例的分析。
本文认为这种双重挑战导致了概念创新的加速，产生了几百种民主的亚类型———也就是“带形容词”的民主。
本文对出现的三种重要创新类型的优势和弱点进行了探讨，这三种类型是：对民主定义的“精确化”；对与民主相关联的大概念进行转化；以及建立不同的亚类型。
鉴于这些重新定义民主概念的策略所产生的含义具有复杂的结构，我们显得老生常谈式的结论其实具有新的紧迫含义：学者们必须通过对他们所使用的民主概念进行清楚的定义和说明来为自己的研究定位。
关键词：民主比较研究概念创新近年来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给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概念挑战。
随着大量国家告别威权主义，民主这一概念被应用于很多新的情况。
尽管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政权都具有民主的某些重要共性，但是与发达工业国相比，它们又具有某些深层次的差异。
有些政权被广泛认为是不完全的民主，而有些虽然通常被认为达到了民主的最低标准，但仍然存在一些令学者们难以解释的特征。
本文认为，在学者们试图对这些新型民主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他们在尝试完成两个具有潜在矛盾的目标。
一方面，他们希望增加概念的差异性，以解释新出现民主的不同形式；另一方面，他们试图避免概念出现“扩大”，防止一些具有不符合他们所认为的民主性质的案例被纳入民主范畴。
这两个目标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出现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概念形式，其中包括大量亚类型，例如“威权主义民主”和“新世袭制民主”。
对此类文献的检索表明有超过88" 个这样“带形容词”的民主，这些民主亚类型的数量是所分析国家数量的几倍之多。
鉴于近年来民主化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对术语进行标准化，特别是按照约瑟夫·熊彼特和罗伯特·达尔的“程序”定义传统所做出的努力，民主亚类型数量的不断增加显得尤为有趣。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再批判与差异对话理论的建立为了克服现代性的理性危机，即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的异化困境，哈贝马斯致力于建构以同质型主体间性〔homogenizedinter-ub-jectivity〕、普遍语用学〔univeralpragmatic〕与公共领域〔thepublicphere〕为核心要素的交往行为理论。
一方面，哈贝马斯成认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工具理性提出的质疑;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来重塑理性对日常生活的统摄地位。
由于这种重塑理性统摄地位的思维预设，交往行为理论的终极目的便不是交往行为本身，而是交往理性。
因此，哈贝马斯的理论建构也必须以理性对日常生活之流的抽象为根底，从而使交往行为丧失了实践性。
总览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交往行为理论往往处于对话性与理性的紧张冲突之中。
哈贝马斯既希望交往行为理论具备“由己及人”的对话性质，又希望这种交往对话时刻以理性共识为导向。
为了使交往行为兼具对话性与理性，交往行为便必须以“理想的言语情境〔idealpeechituation〕”为言语预设，而这种预设本质上仍是对日常生活的理性抽象。
由于其抽象性，交往行为理论只能被局部政治精英所掌控，为精英统治阶层的建制商讨提供理论支持，无法真正进入人民群众的日常对话之中，丧失了其实践性。
张汝伦曾对交往行为理论的以上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批判。
然而，张汝伦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批判方式，主要以哈贝马斯对理性的形式化处理以及语言的理性化处理为突破口，并没有层次清楚地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整体批判。
这种以点带面的批判方式，使得后来的学者以“张汝伦先生误解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为借口，轻易跳过了张汝伦《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批判》中所提及的重要观点。
与此同时，不少学界同仁也对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提出过质疑。
国外有学者从整体上对哈贝马斯进行过批判：迈克尔·加德纳〔MichaelE.Gardiner〕结合了巴赫金的相关思想，通过主体间性的伦理困境、杂语对理想语言的挑战、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抽象化与日常生活〔everydaylife〕真实性三个层面的探讨，反驳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