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夫之看“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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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敦厚的诗教一、诗教即古代之素质教育数年来,素质教育已逐渐被提上教育工作日程,国家教育当局并为素质教育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
一度过热的重理工轻文史的现象,特别是随之而泛起的一切向庸俗功利主义看齐的现象正在得到纠正,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这里,打算就我国传统的诗教与素质教育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正于贤者。
应该首先明确,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诗教问题,在古代早已得到重视。
而且,其重视的程度,并不逊于今日。
因为古人早已把诗教提高到今之所谓素质教育的高度来对待了。
孔子是把诗教当作素质教育来对待的第一人。
他认为诗教可以移风易俗,改变和增进人的素质,可以使人温柔敦厚。
《礼记·经解第二十六》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意思是说,当你进入到一个国度时,你首先会感的是到那里的人所受的教育的程度。
如果他们都表现得温柔敦厚,那就是诗教所致。
如果是“温柔敦厚而不愚”,那就更加说明是诗教推行得比较好。
这里,后人在注解时,特别是在为“注”而作“疏”时,因为没弄清句读,把本该归入上句的却归入了下句,对原文有所误导。
《礼记》原文两处都是因果句,无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或“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其后句都是前句的补充,是说明诗教对于教育人的功用。
温柔敦厚是指的人,而不是指诗教。
《疏》还加上一句:“故曰:温柔敦厚,是诗教也”是没有根据的。
司马迁对于诗教与素质教育,在其介绍孔子时,也持相同的看法。
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复),即可施于礼仪。
”这与《论语》所说:“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完全吻合,即诗三百篇,皆“思无邪”,是完全可“施于礼乐”的,他们都得到同一个结论:诗教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是素质教育的手段之一。
二、孔子的诗教主张孔子之重视诗教,是有原因的。
因为春秋以前,史料残缺,但民间以诗歌形式保存下来的史料却不少。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是一种关于诗歌创作与教育的价值观念,它强调温柔、厚道和敦厚的品质在诗歌创作与教育中的重要性。
这种观点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柔和的力量,能够启迪人心、提升心灵,同时,诗教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操和品德,使其成为深思熟虑、善良正直的人。
首先,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强调诗歌的柔和力量。
诗歌是一种表达情感和思想的艺术手段,它应该以柔和的方式触动读者的内心。
温柔的诗歌能够温暖人心、慰藉伤痛,它能够使人感到宁静、放松和安慰。
而敦厚的诗歌则能够启迪人心,深联情思,发人深省,使读者受到敦厚品质的影响,通过诗歌的感召力,人们可以在温和之中找到力量,同时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世界的美好。
其次,温柔敦厚的诗教观重视诗教中的品德培养。
诗教不仅仅是技术的传授,更应该注重学生的心灵与品德的培养。
温柔敦厚的品质,包括善良、正直、诚实和宽容,应该贯穿于诗歌创作和诗教的方方面面。
在诗歌创作中,学生应该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思想,这就要求他们有深思熟虑、清晰明了的思维,同时也要求他们有善良正直的品德,使诗歌充满真实性和正能量。
在诗教中,培养学生的品德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教师不仅要传授诗歌的技巧,还要引导学生通过诗歌的创作和欣赏,培养他们对美好事物的感受和认同,启发他们对世界的思考,同时也要通过诗歌的欣赏和解读,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理解力和同理心。
最后,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与尊重。
诗教不应该是单向的灌输,而是一种平等互动的过程。
在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中,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和创作,同时也要尊重学生的情感表达和思想倾向,并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和自由。
教师应该是学生的指导者和伙伴,以温柔和谐的姿态引领学生,尊重他们的个体差异,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惑,并通过敦厚的方式激发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
综上所述,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是一种强调温柔、厚道和敦厚品质在诗歌创作与教育中的重要性的价值观。
诗歌的柔和力量能够温暖人心、启迪人心,诗教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操和品德,使其成为深思熟虑、善良正直的人。
历史学论文:从王夫之看“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摘要:王夫之生逢乱世,有感于诗教与世道人心的因应关系,试图振兴业已衰落的诗教。
他以博古通今的方式继承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较充分地吸取历代审美诗学的理论成果和艺术精神,赋予诗教以丰富的审美意义。
关键词:王夫之;温柔敦厚;诗教诗教,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艺术教育方式之一,代表着儒家最基本的诗学观念。
诗教的基本理论,形成于孔子,在汉代的《毛诗序》等论著中得到较为明确的表述。
不少范畴和命题,如‚温柔敦厚‛、‚兴观群怨‛、‚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等,彰显出诗教的丰富内涵及其在儒家政教诗学中的核心地位。
王夫之生逢乱世,有感于诗教与世道人心的因应关系,试图振兴业已衰落的诗教。
他的诗教论,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也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从对诗教的重视程度、阐释的系统性和创新性等方面看,他在这个学术领域的贡献大于以往的诗学家。
可以说,他使传统的儒家诗教扬长避短、别开生面。
一、‚温柔敦厚‛的提出温柔敦厚,作为诗教的代称,出自《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故《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
《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诗》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于愚。
……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
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
‛王夫之说:‚‘为人’,谓学者言行趣尚之别也。
‘温柔’,情之和也;‘敦厚’,情之固也。
……‘愚’者,懦茸而不能断之谓。
……‘深’者,择之精而得其实之谓。
《六经》之教,皆穷理尽性,本无有失,立教者得其精意以导学者于大中至正之矩,则人皆兴起于至善而风俗完美,……‛。
作为《诗》教功能的集中体现,温柔敦厚是就人的言行趣尚、气质情性或品德修养而言的,主要是指经过《诗》的陶冶,人们富有温良的善意、诚朴宽厚的人格底蕴、温厚和平的性情、从容深厚的风俗。
“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边家珍摘要:“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
此一诗教观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
《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
关键词:《诗经》;“温柔敦厚”;周代;礼乐;诵谏“温柔敦厚”诗教观出自《礼记·经解》[①]。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②]翻检相关研究资料,笔者发现人们对“温柔敦厚”诗教观形成的文化心理认识不够,立足于先秦典籍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
同时,《礼记·经解》篇在讲温柔敦厚的同时又强调“《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而前贤对此缺乏应有的重视,并且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影响了对“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完整理解。
受美籍哲学家冯·贝塔朗菲系统论的启发,本文从梳理同一系统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温柔敦厚”诗教观,以期更完整、准确地揭示此种观念的思想文化内涵,对整个儒家诗论的探讨或亦不无小补。
兹论析如下,以就正于方家同好。
一“温柔敦厚”诗教观是如何形成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温柔敦厚”诗教观思想文化内涵的理解问题。
系统论创始人冯·贝塔朗菲曾说:“一个元素在系统内部的行为不同于它在孤立状态中的行为。
……为了理解各个部分的行为,你必须把各种从属系统和它们的上级系统之间的关系考虑进去。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习题集一、常识1、中国古代文学家和批评家往往一身二任,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也往往也具有鲜明的文学性特点。
2、中国古代的一些选集和总集的编撰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倾向。
3、先秦两汉时期,诗论往往与乐论互通。
4、中国上古时代的文艺实践中,诗、舞、乐是一体的,其中乐论占有更为更要的地位,是三者的核心。
5、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文艺的是儒家,道、墨、法三家则对文艺有不同程度的否定。
6、孔子的文艺思想是以“诗教”为核心,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
7、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说,被后人引申为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基本原则。
8、在文学批评方面,孟子首创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
9、《诗经》中“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实为儒家诗论美刺说之先声。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与儒家相反,他们主张行不言之教,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10、屈原首次明确提出了“发愤以抒情”的诗论主张,他也是我国第一位自觉的抒情诗人。
11、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和陆机的“诗缘情”说,渊源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思想。
12、司马迁对文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此说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
13、在中国文论史上,较早肯定司马迁“实录”精神的是班固。
14、两汉文论主要是在对《诗经》、屈赋、汉赋和《史记》的专题研究中展开的。
15、西汉前期的贾谊、刘安、司马迁等对屈原辞赋评价很高,但东汉扬雄和班固则提出了批评。
16、《毛诗序》明显反映了儒家文艺思想的保守性,具体发挥了《礼记•经解篇》中“温柔敦厚”的内含。
17、《毛诗序》中提到的诗歌创作的讽谏方式主要是两种:“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
18、“六义”原名“六诗”,最早见于《周礼•春官》,顺序是:风、赋、比、兴、雅、颂。
19、魏晋是文学自觉和文学独立的时代。
20、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主要在作家论、创作论、鉴赏论、文体论四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试论王夫之《诗广传》中的诗学理论王夫之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诗广传》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
《诗广传》以《诗经》为中心,系统地介绍了《诗经》以及附录中的其他诗歌作品,并且对于这些作品的体裁、风格、情感、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和分析。
在《诗广传》中,王夫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诗歌的审美理论和批评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王夫之强调诗歌要具有“情”和“意”。
他认为,诗歌是通过情感和意义的表达来打动读者的。
情感是指人类的情感活动,包括喜怒哀乐等,诗歌应该表达出这些情感;意义则是指诗歌所要传递的思想和理念,诗歌应该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因此,王夫之注重诗歌的情感和思想抒发,同时也注重诗歌的艺术表现和形式美感。
其次,王夫之强调诗歌的“意境”。
他认为,诗歌创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情感和意义,还应该追求一种“意境”,即在意义和情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
这种意境是通过诗歌所表现的意中寓情和情中含意,以及诗歌的艺术表达和形式美感等方面共同构成的。
王夫之认为,意境是诗歌的灵魂和核心,是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
第三,王夫之注重诗歌的“审美效果”。
他认为,诗歌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动读者,让读者感受到诗歌的美。
因此,诗歌的艺术表现和形式美感至关重要。
同时,王夫之认为,诗歌的审美效果不仅是由诗歌本身的艺术表现决定的,还受到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审美意识的影响。
因此,诗歌创作需要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审美意识,以便达到最好的审美效果。
第四,王夫之重视诗歌的“历史性”和“时代性”。
他认为,诗歌的创作离不开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
因此,诗歌应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思想氛围,表现出时代的特征和精神。
同时,诗歌的创作也应该考虑到将来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欣赏水平,以便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
综上所述,王夫之在《诗广传》中提出的诗学理论具有很高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性,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仙凡之别--王夫之关于二曹诗歌的品评付莉;高杰【摘要】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are two figures that Cao Pi and Cao Zhi . Both of them have great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 The mainstream view of historical evaluation for the two is for Cao Zhi and against Cao Pi . But Wang Fuzhi of the Qing Dynasty does not agree on this point of view , and even makes a subversive assertion that Cao Pi and Cao Zhi have a “magic and ordinary gap” . Wang Fuzhi holds a “For Pi and Against Zhi” point of view . This reflects to som e extent the Wang Fuzhi's orthodox Confucian literary views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views of poetry criticism mode .%曹丕和曹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二人在文学方面各有成就。
历代论者对于二人诗歌的评价多呈现出推崇曹植,贬斥曹丕的倾向,但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却扬丕抑植,认为两人有着仙凡之隔,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王夫之儒家正统的文艺观以及正反互见的评诗方式。
【期刊名称】《怀化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8【总页数】4页(P98-101)【关键词】仙凡之隔;曹丕;曹植;王夫之【作者】付莉;高杰【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阜阳236041;怀远育人中学,安徽蚌埠23349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历代论者关于曹丕、曹植诗歌的评价多偏重“扬植抑丕”,认为曹丕的艺术成就或者才情实力“去植千里”。
温柔敦厚诗教观
温柔敦厚,是一种礼仪、一种情怀、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诗。
温柔敦厚的诗歌,是一种文学创作,一种艺术技巧,它引领我们走进一个新的世界,激发我们的新思想、新活力,让我们更丰富多彩地品味生活。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让我们得以探索这一诗思想体系,探索其中的精神秘语和教义。
在温柔敦厚的诗歌中,融入了静谧的凄婉、温柔的浪漫,以及深刻的情怀,勾勒出一幅极为柔美的景象,令人心旷神怡。
温柔敦厚的诗歌把自然作为表达情怀的媒介,将自然中的灵动、和谐、柔和的景象,表达的淋漓尽致,以一种抒情的、浪漫的、宁静的形式,将深情、温馨的文字放入其中。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在探讨人与自然、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如何融合与和谐的同时,又注重文学作品中艺术美的呈现。
它可以让我们深度参悟文学作品中传递的思想与传统,了解诗歌中所传达的深刻思想和情感。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诗歌作品的美感。
温柔敦厚的诗歌不仅能够唤起我们的精神,也能够激发我们的思想,将人们的精神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
它给我们带来一种温馨的感觉,使人沉醉于它所表达的温柔、敦厚的精神,令人精神得以安宁。
温柔敦厚的诗歌,更能开发我们的想象力,令我们看到更多的自然美景和精神寓意,从而使我们的灵魂受到深深的影响。
它的情感馈
赠,令人更加接近生活本身,与大自然共同成长,令人更加亲近诗歌,更加敦厚、温馨。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给我们的生活注入了意义与艺术,提醒我们学会慈悲、谦虚、洞察、谐和,使我们在自然、社会环境中生活得更加精彩。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无论从文学创作或者精神深度来看,都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令我们的生命充满激情和情感。
黄宗羲的诗学观:诗本性情,以诗补史关于诗与性情的关系,从孔子时代就已进行讨论,孔子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这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中,就包括了性情的表达,孔子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这“无邪”之“思”,在儒家看来,就是一种真性情,孔子又首创“诗教”之说,他所谓的诗教,就是温柔敦厚的人格与性情,他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礼记,经解》)可见,孔子的诗教、诗情,主要是指道德情感,后代的儒家,对诗与性情的关系也有很多论述,如朱熹对孔子“兴于诗”的解释是:“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
”(《四书集注,论语泰伯注》)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有“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之说,王夫之则有“诗以道性情”、“诗之为教,相求于性情”之说,黄宗羲则提出了“诗从性情出”的主张,应当强调的是,儒家种种关于诗与性情关系的观点,并非崇尚人的自然情感,而是倡导人的道德情感,有人将明清之际儒家(如顾、王、黄等)的诗学理解为崇尚自然情感的诗学,本人不敢苟同。
黄宗羲在其为他人所作诗文序或墓志铭中,多次论证了“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的观点,他在《寒村诗稿序》中说:“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负,古人不能尽其变化,学者无从窥其隅辙,此处受病,则注目抽心,无非绝港,而徒声响字脚之假借,曰此为风雅正宗,曰此为一支半解,非愚则妄矣。
”又在《陈苇庵年伯诗序》中写道:“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人之性情,其甘苦辛酸之变未尽,则世智所限,易容埋没,即所遇之时同,而其间有尽不尽者,不尽者终不能与尽者较其贞脆。
”就是说,作诗的根本之道,在于表达人生千变万化、酸甜苦辣的性情,不出于真性情而只注意文字格律的诗,便是“非愚则妄”,那么,黄宗羲所谓的“性情”究竟是什么呢?他说:“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者也,……彼才力工夫者,皆性情所出。
怎样理解诗教温柔敦厚的学者解释诗教,既是文学的一门重要分支,也是传承人类智慧和情感的渠道。
在古代,诗教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方式,更是一种道德修养的途径。
因此,怎样理解诗教中的温柔敦厚之道,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文化、文学以及道德伦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我们需明确什么是诗教。
诗教是指通过诗歌来传达道德伦理、人生哲理等信息的一种教育方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歌一直被视为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它不仅具有美学价值,更承载了人们对于生活、人性、道德等方面的思考和感悟。
因此,诗教温柔敦厚,是指通过温和、厚道的方式来传达这些信息,引导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其中蕴含的道德原则。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诗教温柔敦厚的理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就有许多思想家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悟,进而影响后世。
比如《诗经》中的诗歌,既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也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念,对后世的文学、伦理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到了汉代,儒家文化的兴盛更是将诗教的温柔敦厚理念发扬光大,将诗歌与教育相结合,提倡以诗歌为媒介进行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情感、品德和审美能力。
在近现代,尽管传统文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诗教温柔敦厚的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人们对于道德伦理、人性情感的需求依然存在,而诗歌作为一种能够触动人心、引发共鸣的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
因此,怎样理解诗教温柔敦厚,对于我们在当下社会中推动道德教育、提升人文素养具有积极的意义。
诗教温柔敦厚之道的核心在于其温和、宽容的态度。
在古代文化中,温柔与敦厚被视作一种高贵的品质,是一种对人性的理解和包容。
温柔是一种柔情、善心,是对待人的态度,是真诚、温暖、温润;而敦厚则是一种稳重、淳朴、笃实,是为人处世的准则和风范。
诗教温柔敦厚,既强调对他人的关怀和尊重,更重视对自己内心的反思和修炼。
在古代文人中,许多诗人都以温柔敦厚的品质为人称道。
王夫之“诗道性情”说的认识作者:俸洁概要:王夫之的“詩道性情论”是在肯定“诗缘情”的基础之上通过论证分析“理”与“性”、“性”与“情”的辩证关系来说明诗亦言性、志的,是对诗歌感性本质与理性本质的共同肯定。
在他的诗论中更不会是将“性”和“情”、“理”和“情”对立分裂开来分析看待,诗歌本源、诗歌创作与表达以及诗歌的接受无一不是与“性情”相结合的。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从“诗言志”、“诗缘情”、“性”与“情”三大方面着手分析,以此浅析“诗道性情”说形成的背景、基础。
(一)“诗言志”——诗的理性本质说“诗言志”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诗论,也是最早的关于诗歌本质的讨论。
那么怎么理解这一观点呢?关于这一命题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而后在《左传》中有: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庄子》与《荀子》中亦有“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等观点,可见在先秦之时的诗论中“诗言志”占据了主流的观点。
那么“诗言志”应该如何理解呢?在《尚书·尧典》中可以见“诗言志”是“诗以言诗人之志”,用诗歌来表达诗人自我的志向、思想以及抱负,而《左传》与《荀子》中“诗以言志”的观点则是赋诗以言志,即为引用《诗经》中的诗篇来表达赋诗者自己的政教思想或是志向怀抱。
但综上可见,虽然两者中的“诗”的所作内容有所不同,但其中的“志”都是表达诗人、赋诗人的理想、志向、抱负等的理性目标,而朱自清、李泽厚等现代学者也纷纷支持“诗言志”,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动机为表达自我志向怀抱与思想抱负的这一说。
由此可见,“诗言志”是指作诗人、赋诗人将诗歌作为自我思想抱负与志向怀抱的意识载体,这一诗论所揭示出的诗歌的本质是理性的,是基于表达思想抱负之上的,高于抒发个人情感甚至是不兼有抒发情感的。
(二)“诗缘情”——诗的感性本质说《诗大序》中言诗为“发乎情,而止乎礼义”。
怎样理解诗教温柔敦厚的学者解释首先,诗教温柔敦厚的理念源于古代诗人的创作和思想。
中国古代诗歌是一种具有高度文学与思想性的艺术形式,诗人们通过诗歌创作,表达了对生活、自然、人情的深刻领悟。
在古代社会,教育与文学联系密切,很多诗人兼具教育家的身份,他们通过诗歌传递思想,启迪人心,培养人文情怀。
其中就包括孔子、苏轼、杜甫等著名文人,他们在自己的诗作中,都表现出对人性、教育的高度关注和塑造。
他们认为教育应该是一种温柔、敦厚的过程,不能仅仅注重知识传授,而要更加关注学生的心灵成长和品德培养。
这种理念在古代被广泛传颂,成为古代儒家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其次,诗教温柔敦厚的理念也是受到现代教育思想的启发而产生的。
在当今社会,教育方式和目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唯分数论已经不再适用。
教育者认识到,学生的全面发展比单纯的学科掌握更为重要,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素养修养。
诗教温柔敦厚的理念在这种背景下崭露头角,成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
它提倡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更加关注学生的情感和人格的培养,不能仅仅囿于功利性的教育目标,而应该引导学生走向更加独立、自信的人生道路。
这种理念为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向,开拓了教育领域的边界,是一种对传统教育方式的有益补充。
再次,诗教温柔敦厚的理念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教育意义。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
诗教温柔敦厚的理念提倡教育者注重人文关怀和教育情怀,这不仅仅是关于学术教学的问题,更是关乎着国家文化、社会伦理和全民素质的提升。
只有通过诗教温柔敦厚的方式,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更多具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人才,推动全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综上所述,诗教温柔敦厚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的教育理念。
它源自古代诗人对人性和教育的深刻思考,得到了现代教育思想的启发和肯定。
在当今社会,诗教温柔敦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可以引导我们更好地理解教育本质,推动教育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论孔子《诗》教中的“温柔敦厚”作者:鞠传梅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12期摘要: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诗教思想及活动是建立在传统礼乐文化之上的,而儒家论诗、解诗、教诗等一系列《诗》教活动能体现出孔子本人对高尚人格的塑造思想,其中“温柔敦厚”这一概念的提出对《诗》的影响延伸与儒家人格养成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诗教礼乐温柔敦厚《诗》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其产生、编辑、流传与我国古老的礼乐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部《诗经》,可以看作是我国上古礼乐文明的集中体现。
《礼记·乐记》中明确说道:“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礼乐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其社会改良和人性教化的作用被逐渐抬升,娱乐功能转而为次。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孔子出于恢复“王道”的初衷,想要保存古代文化以及继承和发展上古以来的优秀礼乐教化传统,从而形成了“诗教”思想。
所复之礼和所正之乐一般认为是周朝的礼乐,而体现周朝礼乐风貌最原始而可靠的材料就是《诗》。
《孔子家语·问玉》与《礼记·经解》都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论述。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诗》之失,愚。
……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在此,“诗教”这一概念被明确提出;同时,孔子还提出了“诗教”的最佳效果,即“温柔敦厚而不愚”,这作为一条重要的标准贯穿于孔子的诗教理论中。
那么关于“温柔敦厚”,其表层和深层次的意义是什么?其对后世又有何影响?一、“温柔敦厚”及其审美性内涵何为温柔敦厚?根据儒家文献,“温柔敦厚”大体上应有这些品格:1. 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上,以理节情,情理相偕。
这一点,《毛诗序》云:“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2. 在情感的强度上,要适当地控制。
这一点孔子认为《关睢》做得最好:“《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诗教的观念
诗教的观念源自《礼记·经解》中的“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强调诗教的重要性。
在孔子看来,“诗教”是其“德治”思想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倡导通过学习《诗经》来推广和阐释“诗教”的政教功能,以此实现“德治”。
“诗教”的核心观念包括“尊德性”和“道问学”。
其中,“尊德性”是尊崇圣人之性,是君子必须遵守的。
而“道问学”则是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的德行和学问。
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必须是两者兼而有之的。
此外,孔子还倡导“君子之道”,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种君子之道的培养,是孔子诗教之重要内容。
同时,孔子也注重培养君子的忠诚守信、思想情操等品质。
在孔子看来,“诗教”的主要任务是推广和阐释《诗经》的政教功能,以此实现“德治”。
因此,他通过吟诗论诗来启发弟子领悟他所倡导的“道”,包括“仁”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教”、“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为政”方略等。
总的来说,诗教的观念强调通过学习《诗经》等经典文献来培养人的德行和学问,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王夫之的教育思想_王夫之思想观点解读晚明时期伟大的思想教育家王夫之,在教育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当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下面是店铺为你搜集王夫之的教育思想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王夫之的教育思想首先,阐述的就是学习和人性之间的关系。
在封建时代,从秦朝到明朝,人们对于人性的论断总是在善恶这两方面纠缠,至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总是在争论之中。
王夫之对于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人性分为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先天之性就是人的眼耳口鼻这些器官,而后天之性就是通过学习得来的知识和观念。
所以在人的教育上,先天之性我们未能为力,但是在后天之性上是可以改变的。
其次,是在学与思的教育思想上的转变,王夫之认为人“生而知之”这种论述是十分错误的,没有人能天生就知道所有。
同时在学和思上他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学习并不影响思考,人学习得越多,思考的疆界就会越广泛;而思能够保证学习的态度和学习的深度,两者并不冲突。
所以,学和思是相互促进的,想要思虑深渊就要博学。
还有就是,理与欲的教育论断。
王夫之是非常反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个教育论断的。
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在扼杀人性,因为天理在于人性之中的,没有人性就没有天理,所以传统理学教育中的灭人欲是非常错误的,在教育中应该更加充分的重视人性,而不是对人性采取压制的态度。
王夫之思想观点解读王夫之是明清交替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对于后期的思想启蒙有巨大促进作用。
后世之人受到王夫之思想影响的人很多,王夫之思想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王夫之的主要思想可以总结为七点:反对禁欲主义、气一元论、均天下反对专制主义、反对人生而知之的观点,要正确逻辑、理势合一观点和人性变化论。
可以说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都是非常新颖的,也是比较符合现实的。
这些观点中有的是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思想进行批判,有的是对国家发展的思考,还有对人性的变化进行具体阐述,他的思想包含甚广。
其中的气一元论就是论述原理和物之间的关系,传统思想认为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先有理而后有物。
《诗经》艺术成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历史上由于封建“诗教”的影响,《诗经》研究走了很大的弯路,“诗三百篇,各有其旨,传注之学,多失其本意。
而流俗狃习,至不知处尚多。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在诗的主旨被严重歪曲的情况下,艺术性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
真正注意并开始研究《诗经》艺术特征的自然不是那些封建经学家,而是道学气味较少的有关学者。
所以,历史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封建“诗教”束缚的结果。
自先秦至“五四”以前,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艺术风格。
艺术风格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总和的认识,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上。
古代最先注意到《诗经》艺术风格的是孔子。
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南宋郑樵解释说《关雎》使“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
”(《通志》卷七十五)孔子显然是从他的中庸哲学出发来评价《关雎》的艺术风格的。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认为《关雎》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才对它大加肯定。
其实,《关雎》本无哀伤的内容,孔子的话本是就乐而言(《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这一点郑樵《通志》、刘台拱《论语骈技》早已指出。
虽然如此,孔子之说对后来的《诗经》艺术风格研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为了搞清来龙去脉,也就不得不“舍近求远”,从孔子关于《关雎》的论断谈起。
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
”这些关于《诗经》风格的论述,多从把握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中和”程度上着眼,因而,无论在具体内容上还是在方法模式上都没有完全摆脱孔子的窠臼。
怎样看待王夫之对古代作家的批评最近,学术界对于王夫之关于古典诗文大家的严格批评有所关注。
如船山将贴近历史、同情人民的杜诗讥为“愁贫怯死”;把元、白写爱情的诗歌斥为“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绸中丑态”;把白居易写歌行的才能贬低为“如决池水,旋踵而涸”;对题材和风格多样的苏轼诗文说成为“萎花败叶,随流而漾”(均见《明诗评选·评刘基〈感春〉》及《姜斋诗话》等);对曹植、陶渊明、陈子昂、王昌龄、李白、孟郊、韩愈、曹邺、陆游等数十位作家,也多所指谪。
这与我们的文学史常识大相径庭,不免使人困惑。
一、文化整合,苛求难免我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有过各式各样的整合如孔子之刀笔,汉人之罢黜百家,各代正史“文苑传”等中的褒贬,《四库全书》之以“偏”概“全”,王船山之严格批评,等等。
历史上,我们的文化经过历次体系的、载体的、代表人物身价的种种整合,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在朝在野的、强权式或内省式的。
体系的:如孔子的删定《诗三百》(姑从旧说)、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等。
身价的(也涉及体系):如钟嵘《诗品》对作家作品的品评、《文心雕龙》的精细梳理。
载体的:如《四库全书》对典籍的收存或排斥不录(如《清代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所反映的)。
其中“强权”式的,是体现在朝者意志的行为,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纂修。
“内省”式的,是在野的、无权的,然而相对“自由”的个人行为,如李贽的《藏书》、《焚书》和王夫之的《诗广传》、《古诗评选》、《姜斋诗话》等,可以无顾忌地进行褒贬、批判(虽然又是不自由的,因为会成为禁书,所以李贽预见式地以《焚书》命名,王夫之的著作在《四库》中也仅收几种)。
说是“内省”,但却是他们倾注全部心力,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对华夏文化—文学所作的全面审视。
所以,应把船山对文人的严格批评,放置在历次文化整合的背景和语境中加以看待。
二、船山的严格批评,建立在前人基础上船山对于古典诗文的苛求,诚然使我们困惑,但船山的行为也不是“空前”的。
从王夫之看“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摘要:王夫之生逢乱世,有感于诗教与世道人心的因应关系,试图振兴业已衰落的诗教。
他以博古通今的方式继承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较充分地吸取历代审美诗学的理论成果和艺术精神,赋予诗教以丰富的审美意义。
关键词:王夫之;温柔敦厚;诗教诗教,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艺术教育方式之一,代表着儒家最基本的诗学观念。
诗教的基本理论,形成于孔子,在汉代的《毛诗序》等论著中得到较为明确的表述。
不少范畴和命题,如“温柔敦厚”、“兴观群怨”、“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等,彰显出诗教的丰富内涵及其在儒家政教诗学中的核心地位。
王夫之生逢乱世,有感于诗教与世道人心的因应关系,试图振兴业已衰落的诗教。
他的诗教论,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也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从对诗教的重视程度、阐释的系统性和创新性等方面看,他在这个学术领域的贡献大于以往的诗学家。
可以说,他使传统的儒家诗教扬长避短、别开生面。
一、“温柔敦厚”的提出温柔敦厚,作为诗教的代称,出自《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故《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
《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诗》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于愚。
……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
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
”王夫之说:“…为人‟,谓学者言行趣尚之别也。
…温柔‟,情之和也;…敦厚‟,情之固也。
………愚‟者,懦茸而不能断之谓。
………深‟者,择之精而得其实之谓。
《六经》之教,皆穷理尽性,本无有失,立教者得其精意以导学者于大中至正之矩,则人皆兴起于至善而风俗完美,……”(《礼记章句》卷二十六)。
作为《诗》教功能的集中体现,温柔敦厚是就人的言行趣尚、气质情性或品德修养而言的,主要是指经过《诗》的陶冶,人们富有温良的善意、诚朴宽厚的人格底蕴、温厚和平的性情、从容深厚的风俗。
温柔敦厚虽然是具有共通性或普遍意义的性情基调,但并非性情和《诗》教的全部内涵,应与人的心灵的其他要素相辅相成,以免造成“愚”的偏失。
《礼记•经解》意识到温柔敦厚可能有所偏失,因而强调深于诗者“温柔敦厚而不愚”,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后世不少论者在批评“温柔敦厚”的《诗》教时忽视了“不愚”的一面,导致误读。
孔颖达借用《毛诗序》的观点,以“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来解释温柔敦厚,仅仅揭示《诗》的一大特征及温柔敦厚的一大动因,未从“《诗》可以兴”、“上以风化下”等角度立论,有片面之嫌。
他认为使民众不至于愚的关键是“以义节之”,施教者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使温柔敦厚的性情与礼义的节度相协调。
“以义节之”,近于《荀子•不苟篇》所说的“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大意是君子能以义随变而应,其所知所行恰当于是非曲直。
从根本上讲,“不愚”就是明智、聪慧,有真知。
按照王夫之的注解,可以说,不愚意味着人能明断真假、善恶、美丑、是非。
《荀子•修身篇》有言: 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
这段话的大意在于:明辨是非则不愚。
朱熹在解释《论语•先进》中“柴也愚”时说: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馀。
由此可见,人在温柔敦厚的同时若有较丰富的知识或智慧则不愚。
在这个问题上,王夫之的观点与荀子和朱熹大致相同。
温柔敦厚主要是德的体现,不愚是智的体现。
“温柔敦厚而不愚”的命题,着眼丁•健全人格的培养,彰显出《诗》教在德育、智育两大方面的功能,但缺乏审美的自觉,有待后人从审美的角度、通达的立场予以调整和改造。
这个命题及《礼记•经解》中关于《诗》教的那段话未必出自孔子之口,但符合孔子的思想。
《论语》中有里仁为美、民德归厚、温良恭俭让等说法,孔子注重《诗》在修身(涵养性情)、从政(通达事物情理)、交往(使丁•四方以《诗》专对)等方面的功用。
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
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
”可以说,孔子的中和气质就是温柔敦厚。
温柔敦厚是一种性情中和的基调,不是对人的性情的单向度的规定,不妨碍性情中其他因素的多样呈现,这正如王夫之所说,温柔、敦厚是情之和、情之固。
情之和偏重于外在的精神风貌,情之固偏重于内在的人格底蕴。
二、从温柔敦厚到温厚和平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提出后,在从六朝到唐以前这段时间,并未得到大力张扬。
难怪王夫之在评江淹《爱远山》时说:“夕秀初含,朝华已启,庶几温柔宽厚之旨,旷百世而嗣音矣。
”(《楚辞通释》卷十四)江淹(444-505) 生活的年代,仅距汉末就已二百多年,距屈原的时代则更远。
梁简文帝萧纲有一段名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这段名言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六朝时期文艺的主流观念,与温柔敦厚即便不相反,也是相左的。
可惜的是,萧纲所处的齐梁时期的诗并未因此而真正繁荣起来。
但正因为温柔敦厚有着广远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基础,后世在诗歌评论与创作方面才总会有所响应。
宋代以降,温柔敦厚常被表述为温厚和平。
北宋张载认为,置心平易,从容涵泳,然后可以言诗,求《诗》者贵平易,不要崎岖求合,盖诗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诗人之志至平易,故无艰险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义理存乎其中。
[1]他所说的温厚平易,既是对作者气质情性的指认,也是对读者的心态或心境的要求。
朱熹《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加以解释: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
此外,他说: 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
(《朱子语类》卷八十)“《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
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
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
”(《论语集注》卷七)温厚宽和、温厚平易与温厚和平是一个意思,温厚是温柔敦厚的缩写,和平可谓中和、平易,中和即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
平易即心平气和、从容大度。
与温柔敦厚相比,温厚和平并未附加多少政治方面的影响,不过是强化了作者心气平易、艺术表现方式的中和、读者因从容涵泳而0得等方面的因素,与宋代梅尧臣、欧阳修等人提倡的平淡诗风相因应。
温厚和平的观念,虽与现实政治有或隐或显的关联,但主要是张载、朱熹等人在学理和诗艺的立场上有所自得的结果。
尽管其中有浓重的理学气息,但却基本上承传着抒情传统,是自觉的,而非被动、压抑的。
《易•系辞下传》有言: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
王夫之《周易内传》解释说:易,平也,易其心,不以极喜极忧而迫于言也。
其《周易外传》又说:其心易者其辞易,故《书》简而直,《诗》至而和。
“至而和”即至和,谓和顺温厚之至。
易其心而后语,可以说是后世诗心宽和、平易观念的较早的思想渊源,而《中庸》则为温厚和平提供了较充分的理论依据。
在元、明、清时期,揭僕斯、高様、李梦阳、胡应麟、胡震亨、陆时雍等人都在具体的诗歌评论中运用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使之与审美的艺术精神渐趋融合,他们常用优柔、柔厚、忠厚、温厚和平、优游敦厚等词语评诗。
这些词语是从温柔敦厚中派生出来的,切近具体的评论对象的思想与艺术特征,随所用而在意义上略有差别。
如胡应麟《诗薮•内编》说:《国风》、《雅》、《颂》,温厚和平;优柔敦厚,周也。
这里所说的温厚和平可能偏重于文体风格特征,优柔敦厚则是指时代风格,其间的意义差别不明显。
三、别开生面——王夫之的诗教观王夫之以博古通今的方式继承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较充分地吸取历代审美诗学的理论成果和艺术精神,赋予诗教以丰富的审美意义,推崇委婉含蓄,反对直露促迫的诗风。
他说:“微而婉,则《诗》教存矣。
”(《诗经稗疏》卷一)“可以直促处且不直促,故曰温厚和平。
结语又磐然而止,方合天籁。
”(《古诗评选》卷五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评语)“盖诗自有教,或温或惨,总不可以赤颊热耳争也。
”(《古诗评选》卷二嵇康《酒会》评语)这几段评语主要是从诗的艺术表现方式上立论的,从中可以看出:温厚和平与委婉含蓄、从容不迫并无二致,以这样的方式抒写喜怒哀乐,是诗教的应有之义。
温柔敦厚原是就《诗》教陶冶性情的效果而言的。
张载、朱熹等人把温柔敦厚的尺度从效果立场扩展开,兼顾作品、作者和评论家。
如朱熹《诗序辨说》对毛诗《小序》把诸多诗篇解释为美刺时君国政的作法不满,认为“其轻躁险薄,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
王夫之也把温柔敦厚的尺度运用到诗的各个环节或领域中。
他认为诗的关键不仅在于写什么,也在于怎么写。
所以,他非常注重诗的艺术表现方式,将其视为诗教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坚信诗的艺术价值与诗教是相辅相成的。
本着温柔敦厚的尺度,王夫之对出自杜甫的“健笔纵横”说加以抨击,他说:“……故闻温柔之为诗教,未闻其以健也。
健笔者,酷吏以之成爰书而杀人。
艺苑有健讼之言,不足为人心忧乎?况乎纵横云者,小人之技,初非雅士之所问津。
”(《古诗评选》卷五庾信《咏怀》之《日色临平乐》评语)杜甫《戏为六绝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杜甫以此对庾信晚年的创作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不赞成人们对庾信所作的“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亡国之音”和“词赋之罪人”等指责。
在王夫之看来,庾信情较深,才较大,晚岁经历变故,感激发越,遂弃早年为宫体所染的习气,偶尔狂吟,抒其悲愤,初不自立一宗,却无端为杜甫所推崇,被誉为“清新”、“健笔纵横”,被后人竞相仿效。
王夫之并不一概反对清、新、健,他反对的是有违温厚平易、和缓迂回之旨的“趋新而僻、尚健而野、过清而寒、务纵横而莽者”。
他也不反对健讼之言,只是不希望诗如同讼言。
王夫之何以近乎偏激地批评“健笔纵横”说、担忧艺苑有健讼之言呢?除了政治方面的考虑(如他不希望诗人因“健笔”而受迫害)外,主要是因为他要维护诗的相对独立性或审美与艺术特质。
杨慎说过,六经各有体,《诗》以道性情,“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升庵诗话》)。
与此相应,王夫之认为诗不能容纳、担当一切,“如可穷六合,亘万汇,而一之于诗,则言天不必《易》,言王不必《书》,权衡王道不必《春秋》,……断狱不必律,敷陈不必笺奏,传经不必注疏,弹劾不必章案,问罪不必符檄,称述不必记序,但一诗而已足。
既已有彼数者,则又何用夫诗?又况其离经破轨,率尔之谈,调笑之说,咒诅之恶口,率以供其纵横之用哉!”(《古诗评选》卷五)在明清之际,文章体裁齐全,文艺门类丰富,仅纯文学就已形成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等较完备的系列。
诗与其他体裁的文章各有所长,各尽其能,在表现方式、风格、功能等方面基本上不能混淆或替代。
时过境迁,诗不可能也没必要像先秦时期的《诗》那样承担政教或实用的诸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