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老年小说主题形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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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的底色与动态的机体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将文学史触角延伸到新世纪,其中阐释了目前通行的较为重要的论述。
他坚持纯文学的审美观念,坚持以文学发展作为现代性进程的反映来解构文学史,因而他对新世纪之后文学现场的观察便是“多元分化格局与个人化写作”,不能不说是极为准确的。
与此同时,他也关注到了在边缘空间耕耘的自在写作,关注到了仍然是文坛重镇的乡土叙事。
不得不说,虽然新世纪二十年的小说不论书写主体、书写主题、书写形式都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新世纪伊始,文坛显然还处于20世纪的文学惯性中,乡土叙事仍然占据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
在新世纪最开始的十年中,莫言先后推出《檀香刑》《生死疲劳》《蛙》,贾平凹则有《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阎连科有《受活》《丁庄梦》《风雅颂》,王安忆有《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刘震云有《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铁凝有《大浴女》《笨花》,张炜有《你在高原》。
他们是当下文坛真正意义上的“扛鼎作家”。
而他们推出的作品中,乡土叙事显然占据主导地位,且在艺术水平上堪称他们的代表作品。
他们此时早已都是弓马娴熟的知名作家,他们的乡土叙事也在早年单纯的对乡土的赞美或批判之外,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有对传统复归的辩证考量,也有对不同形式的生存正义与审美观念的重建。
当然,这些风格各异的乡土叙事还是存在一定的共同点,即贯穿作品始终的社会历史与宏大叙事:莫言的这几部作品加之早些年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建构起了乡土中国从晚清到共和国的完整历史叙述;贾平凹始终以社会历史的变迁书写着秦岭大地的风情与人事;阎连科以乡土为底色,表达对中国激进革命历史的理解与微词;刘震云关切了极速前进的时代下乡土社会中极易被忽视的农民的精神生活;王安忆擅长于历史潮流中书写乡土社会与小城镇的日常变迁;铁凝在大历史中完美运用小叙事捍卫叙事美学;张炜以皇皇巨著只身穿越历史,以抒情性的笔调抵达乡土经验的高原。
新世纪长篇小说视角的复归与创化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作家对视角的运用趋向诚实与合理,体现出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文体观,主要表现为视角的全知化和综合化。
一方面,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普遍运用传统或变形的全知视角,另一方面致力于多样视角的创化,总体上出现多种视角互相交织、包孕和叠合的综合化倾向。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小说文体形态的新变。
视角是小说家所选择的观察故事的角度。
美国小说理论家卢伯克说:“小说技艺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角度问题——叙述者所占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调节。
”[ 1](P180) 视角对小说文体的形态有决定性作用,同一个事物,从不同视角观察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关于视角问题,热奈特做了很好的梳理和再创工作,一方面,他区分出观察和叙述两个层次,认为前人“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部分理论著述令人遗憾地混淆了我所说的语式和语态,即混淆了视点决定投影方向的人物是谁和叙述者是谁这两个不同的问题,简捷些说就是混淆了谁看和谁说的问题”[ 2](P126) 。
也就是说混淆了视角和声音这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是小说家设定的观察点,是属于空间范畴的概念,后者是叙述者说话的口气,属于主体范畴。
另一方面,他从“谁看”的标准出发,用更为形象的“聚焦”一词代替“视角”,对此前的视角分类做了卓有成效的归总:第一类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全知全能视角,叙述者说的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托多罗夫用叙述者>人物这个公式来表示,普荣称之为“后视角”;在第二类里,叙述者=人物,即叙述者只说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相当于卢伯克的“视点”、布兰的“有限视野”和普荣的“同视角”;在第三类里,叙述者<人物,叙述者只能看到外部行为,不能进入人物内心世界,这就是被普荣称作“外视角”的“客观”叙事或“行为主义”叙事。
[ 2](P200)李建军在他的《小说修辞研究》中倾向于采用二分法,即只分为内视角和外视角,认为全知视角也可归入外视角。
我们认为,还是热氏的分类更合理,全知视角实际上是内外视角的结合,全知视角可进入某些人物的内心,这不是外视角所能涵括的。
如何理解长篇小说与市场的关系——读雷鸣《隐形之手与文学脉象——新世纪长篇小说与文学市场互动关系研究》李冠华众所周知,长篇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市场化语境中,具有两方面特点:一是具有获奖效应,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其市场号召力与对读者的吸引力便显得非同寻常;二是容量丰盈,易生成市场关注点,长篇小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有宏阔的容量,在表现时代生活与民族风貌,刻画人性上具有独特优势。
”①对出版社而言,长篇小说是彰显出版水准与实力的最佳途径,很容易形成市场热点。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成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文体,已然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长篇小说与市场的关系,学界亦有所关注,如邵燕君借助布迪厄“文学场”理论,具体勘察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型过程,对在“市场原则”的挤压下,“文学自主原则”受到削弱的趋势进行了深入剖析。
②吴秀明等人则从精神主体、政府调控、媒体影响、批评功能、读者市场等五个方面对新世纪文学生态环境进行分析,着重探讨了新世纪出现的一些文学现象,如影视化小说、畅销书模式与读者市场的关系。
③但这些研究多从宏观层面阐述市场语境与文学趋势之间的联动,究竟市场对长篇小说的具体细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长篇作者简介:李冠华,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副教授。
084小说在回应市场的同时,又在哪些方面保持了文学的自律性?此方面均缺乏深入的探讨。
相较之,西北大学文学院雷鸣教授的《隐形之手与文学脉象——新世纪长篇小说与文学市场互动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简称“雷著”)一书,则深入探究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传播、消费、接受等各环节与文学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审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题材选择、精神向度、叙述范式、文体取向与文学市场的互动关系,亦分析新世纪20多年来长篇小说的基本动向与发展趋势。
其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及其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一、深描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创作脉象所谓“脉象”,借用中医术语,在雷著中意指外在的文学“显象”与内在的文学“脉动”。
当你老了的写作特点文章篇幅较长,本文大致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老年文学写作中常见的特点;第二部分探讨老年文学作品中特有的社会责任;第三部分讲述老年人如何延续自己的生命意义;第四部分分析老年文学中许多独特的情感;第五部分探讨老年文学对世界的影响;第六部分总结本文的观点。
老年文学的写作特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老年文学作品常常涉及生命的最后阶段,把握生命的本质和价值;另一方面,老年文学的写作特点更多的是在表达情感与知识的结合。
首先,老年文学常常把握生命的本质和价值。
在老年文学中,通常会有“求真、知青”主题,将生命当作一种追求真理、探究灵魂的旅程。
因此,老年文学作品往往贯穿着生命的意义,不仅以思想为精神基础,而且以智慧为基本构想,力图探索人生的真谛。
其次,老年文学中则有着特有的社会责任。
老年作家大多为贯彻、实践着“心传社会”的理念,带着社会性和民生情怀,努力挖掘老年人生活中层出不穷的问题,立志用自己的文字去抒发社群弱势群体的痛苦及声音,以此达到改善老年人生活,提高社会整体水平的目的。
再者,老年人如何延续自己的生命意义也是老年文学重要的写作特点之一。
虽然老年文学作品里头往往充满着悲哀的情绪,但也贯穿着希望的思维与坚定的信念,向受众展示电老年人可以在衰老过程中仍旧生机勃勃,延续自己的生命意义。
从老年作家的经历中,可以看到老年文学最根本的特点:老年人积极向上地生活,勇敢地把自己的人生重新定义,在有限的生命里面,以最大的勇气来拥抱未来。
此外,老年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非凡的情感,比如友谊、宽恕、审慎、无畏等等。
在老年文学中,一种复杂的深情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而这些情感也成为老年文学的最重要的特征。
因此,老年作品中的情感深度不仅弥漫在文学要素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学文本之中,直抵受众的心灵。
另外,老年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状,也成为读者反思生活的动力与支点。
老年文学作品不仅能反映出老年人的生活状态,而且也可以激发人们的慈悲之心,让人们回到真实的生活状态,并勇敢地面对生活带来的各种挑战。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年与人生晚期题材一、老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年与人生晚期题材,是对老年人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老年人的孤独、无助、对生命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期待。
例如,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中,老红高粱树是一个象征着家族荣耀和传统的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红高粱树逐渐老去,它的老去也象征着家族的衰败和传统的逝去。
在这个作品中,莫言通过老红高粱树的形象,描绘了老年人的无助和对未来的担忧。
二、对年轻人的启示与教育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年与人生晚期题材,不仅仅是对老年人的写照,也是对年轻人的启示与教育。
通过描绘老年人的生活和思考,这些作品告诉年轻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人生和未来。
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经历了一生的起起落落和苦难,最终在人生晚期才明白到生命的真谛。
这个故事告诉年轻人要珍惜当下,不要被物质和功名所迷惑,要追求内心的真正的幸福。
三、老年人的智慧与思考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年与人生晚期题材,展现了老年人的智慧与思考。
他们通过对生活的回顾和对未来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和见解。
在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中,老妈妈是一个智慧且坚强的女性形象。
她通过对自己孩子的关爱和对社会的思考,提出了关于人性和社会问题的一些见解。
这个作品告诉我们,老年人并不是无知和无能的,他们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智慧。
四、老年人的孤独与温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年与人生晚期题材,既展现了老年人的孤独,也带给我们温暖和感动。
在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老父亲是一个孤独而坚强的老人。
他在生活中承受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但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责任。
这个作品告诉我们,老年人也需要关爱和陪伴,他们的存在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五、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年与人生晚期题材,也对社会进行了一些反思与批判。
通过描绘老年人的生活和遭遇,这些作品揭示了社会对老年人的忽视和不公平待遇。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历史叙述的三种范式及其问题雷鸣(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安710127)摘要:当代小说的历史叙述形成了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戏说历史的通俗小说等三种潮流。
21世纪以来,当代作家试图摆脱历史叙述方法之“影响的焦虑”,表现重述历史的新姿态。
基于文学场域的变化,近20年长篇小说的历史叙述,亦呈现三种范式:“大女主”成长史诗、大时代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书写、革命历史的“考古学”叙述。
这三种书写范式,虽然表现出历史叙述的新质,但却隐含着趋影视化、拟世情小说、仿悬疑叙事等消费主义文化视界,由此亦引致了历史在场的虚化、人物形象同质、历史主体精神的缺失、价值取向雷同、陈旧等诸多问题。
如何不让历史沦为简单的情感道具与消费符码,在历史书写中注入深度思考,是未来小说历史书写须面对的一个严峻课题。
关键词:新世纪;长篇小说,历史叙述;三种范式中图分类号:1207.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1-0159-008众所周知,中国是极为重视历史的国度,对历史的叙述一直是中国文学不曾间断的顽念。
就当代文学史而言,则形成了历史叙述的三种范式:一是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红旗谱》《红岩》《红日》《林海雪原》等,这类小说主要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历程,从而求证新中国之合法性与合理性。
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潮流,如格非的《迷舟》、叶兆言的《大年》、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银城故事》等,新历史主义小说最显著的特征,是表现出与革命历史小说的对抗性(或曰反拨性),即有意颠覆历史的宏大叙事,解构历史的必然规律,突显历史的偶然性与神秘性,多以个人化的欲望作为说解历史嬪变的动机。
三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戏说历史的创作潮流(这里不包括影视化的通俗类小说如邹静之的《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如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寻找无双》、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卢寿荣的《孟姜女突围》等。
2005年余华的小说《兄弟》在社会上引来一片哗然,读者和评论者对作品的激愤、批评之词远远超过了肯定的声音,人们不禁感叹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在走下坡路,并因此对新世纪文学的整体状况产生担忧。
这个现象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兄弟》所代表的狂欢化叙事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一个无法回避的发展趋势。
半个世纪以前,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把狂欢文化的考察引入文学研究,提出“狂欢叙事”“狂欢节化”等概念,通过揭示“狂欢节”的一整套仪式、活动的文化隐喻功能和价值,从欧洲文学史中重新梳理出被主流文学遮蔽的狂欢文学绵长的历史和伟大的传统,建构了狂欢诗学。
其所强调的“狂欢节化”的世界感受,其核心精神是对平等自由的向往,对蕴藏于民间的“边缘状态中生命意识”挖掘和肯定,并以此形成对权威、专制话语的解构和批判。
正是站在狂欢诗学和历史诗学的高度,巴赫金发现并高度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小说中的复调、对话性人物、怪诞、粗俗等叙事因素的美学价值和革命意义。
巴赫金的狂欢诗学无疑赋予我们考察当下文学一种新的眼光和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初露锋芒的70后作家的创作普遍呈现狂欢化倾向,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形而下状态”的“肉体的体验”为狂欢化叙事作出了具有转喻意义的注脚。
另一方面,余华、莫言、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格非等已经有相当影响的作家,也选择狂欢化叙事作为其创作的转向和突破。
狂欢化叙事给传统文学观和审美意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更新,并由此而引来不少质疑、批评甚至愤怒的骂声。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狂欢化叙事已经溢出了既有的“知识”视野,主流文学的知识谱系无法对它做出有效的指认和判断。
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狂欢化的人物、艺术思维的狂欢化和狂欢化的语言特征集中反映了这一变化。
一、艺术思维的狂欢化陈思和先生曾借用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概括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某些特点和趋势①,从另一方面,这一判断也揭示了当代小说作家艺术思维的转变。
所谓“怪诞现实主义”就是用夸张、变形、荒唐、谐谑的方式叙述历史和现实。
新世纪小说的类型化趋势及其待解问题张永禄(上海政法学院 文学院,上海 201701)摘 要:新世纪小说类型化趋势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个现实不仅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创作格局,而且带来诸多无法回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引发了学术界褒贬不一的批评立场。
无论如何,这场声势浩大的小说界革命,在深层上需要新的小说理论为其护航,借以论证其正确性与合法性,小说类型学构想也由此破冰。
作为一种可能的新范式,很多重要理论问题需要突破。
关键词:小说类型学;叙事成规;独创性;类型化;市场化新世纪以来,类型化写作发展迅猛,迄今已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
客观上讲,类型小说在文坛上早就存在,只是其类型趋势或显或隐、或大或小而已。
但是,到了21世纪头十年,类型化和市场化、网络化一道,成为文坛最重要的景观。
面对文学市场小说类型化趋势,学术界态度发生了分化,部分学者看好小说类型化趋势,疾呼应建构现代小说类型学理论来回应和促进该趋势,推进文化市场的进一步繁荣;部分学者则对这种趋势持强烈否定态度;更多的研究者则持中性的态度,倾向于把类型化趋势放在新的通俗文学阵营里做文化研究。
一、小说类型化:新世纪文学重要变局2000年初,作家兴安主编了一套“好看文丛”,并推出了以“70后”作家丁天创作的恐怖小说《脸》为代表的一系列类型小说。
夏烈等研究者事后回忆,这件事是类型小说在新世纪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从此,类型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一天一天热闹起来。
其时,敏感的批评家就大胆预言,当代小说已经进入类型化时代,并在《文学报》上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①马相武对此认为,如果不带褒义或贬义地说“小说类型化时代已经到来”,虽然不无夸张的口吻和宏大叙事的风格,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因为类型小说的大量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数量大到一定比例,其中雷同比例也大到一定程度,说类型化就没有什么太大不妥。
而更多的传统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于小说类型化趋势采取冷漠的态度,让其自生自灭。
林 宁论刘震云新世纪小说的修辞策略刘震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预热入籍文坛以来,30余年不断呈现旺盛的小说生机与创造活力。
80年代开手中篇,恰逢“新写实”之盛,《塔铺》一炮鸣响,继之以《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至《一地鸡毛》隆重收官。
90年代注力长篇、间或中篇,《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温故一九四二》等返回故土乡村,或被归于“新历史主义”。
进入21世纪,继续以长篇为主,《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接踵而至,更加引起读者、学界和社会的关注。
据分类统计,这种关注主要集中于刘震云小说题材内容的新变,对作品的表征意义进行破译式的阐释,以证实作者关于作品立意的自白,而对于其如何书写所显示的异样的质态,即从创作思维的层面,尤其是小说结撰方法技艺的修辞维度,对刘震云小说异样的质态作出本体化的反应则相对迟滞与稀疏。
就现象而言,并非刘震云小说技不待言,恰恰相反,无论是80年代被列入新写实主义,还是90年代被隶属新历史主义,相较同类均别具匠心、特色鲜明,特别是新世纪问世的5部长篇,绚烂之后趋于醇厚,繁富之后归于精粹,彰显了作家重新感悟文学与生活关系、读者关系,进而调整文学观念、创新小说构造方式,使作品发生21世纪不同于20世纪的变化。
出现刘震云小说研究多为主题破解、少见技艺探赜的原因,一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受文化社会学宏篇大论的影响,不细读文本即挥毫泼墨自说自话,洋洋洒洒尽情发挥。
六经注我比我注六经省心快捷,又张扬了言说者的雄才大略和批评家的主体意识,轻收事半功倍之效。
的确,新世纪以来刘震云小说创作多为长篇,每部二三十万字不等。
《一腔废话》22.9万字,《手机》17万字,《我叫刘跃进》22万字,《一句顶一万句》36.5万字,《我不是潘金莲》17.9万字,尽管相比90年代的《故乡面和花朵》四卷199万字已经瘦身许多,但要逐一精细入微的研读,尤其是按照瑞恰慈所定义的“文本细读”,即通过细致的语义分析来理解作品的意义,在把握语境和小说整体结构的前提下,从词语及其相互关系中阐释文本,从而防止误读的产生,那更非一时半刻所能完成,实乃事倍而功半,这在快餐流行、一切速成的年头自然难能可贵。
今日批评家作为一名学术期刊的编辑,每天处理的常规工作之一,就是阅读编辑部所收到的自然来稿。
通常情况下,我每个工作日大概要阅读三四篇自己分管领域的稿件。
虽然并不是每篇论文都需要细致阅读才能判断其学术价值,很多时候也可以依靠外审专家的帮助对稿件质量进行评估,但长年累月如机器一般阅读无穷无尽的论文,还是免不了让人时不时产生出职业性的倦怠。
毕竟,在当下“我发表故我存在”的学术生态里,毕业、考核、结项、职称、评奖乃至参加学术会议等一系列压力或诱惑,让很多学者不得不匆匆忙忙地“制造”出一篇又一篇论文。
有些时候,并不是灵感的勃发或学术表达的冲动促使研究者动笔写作,而是发表的压力逼着学者们在书桌前奋笔疾书。
这就使得很多论文虽然观点明晰、材料扎实、引证丰富、逻辑严密、注释详尽,却往往语言板滞,看不出作者鲜明的个性和独具特色的问题意识。
翻检这样的自然来稿多了,有些时候会让编辑觉得自己的工作简直称得上是沙里淘金。
因此,偶然间在众多自然来稿中发现一篇令人兴奋的好文章,是期刊编辑职业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之一。
我与舒劼兄的相识,正是源自那样一个幸福的时刻。
记得大概是2015年某个夏日的午后,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李香云老师分配给我一摞自然来稿,我对其进行简单登记后就开始学习这批稿件。
在阅读过程中,一篇名为《想象的折叠与界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的论文和一个陌生的名字“陈舒劼”出现在眼前。
最初,我只是按照往常的工作习惯,迅速浏览了文章的标题、摘要以及结语等内容。
不过一旦开始阅读正文,仅仅读了两三个自然段,我就发现这位作者的文字极为流畅,读来有节奏感,行文带有个人风格,字里行间蕴藏着强烈的吸引力抓住读者继续阅读,本来有点儿昏昏欲睡的头脑立刻清醒过来。
我突然意识到,手中的这篇文章或许是一篇值得格外关注的自然来稿。
接下来,把文章认真读过一遍后,整个下午持续工作的疲惫感都消失了,只为发现了一篇好文章而异常兴奋。
这篇论文从宏观视角出发,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文学的叙述方式做了极富创见的概括,并有力地分析了创作中存在的弊病及其背后的社会根源。
试对本世纪20年来的各种文学新现象、新形态进行分类介绍论述。
本世纪以来,文学界涌现出了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和形态,它们反映了社会、文化和技术的变革。
以下是对本世纪20年来的各种文学新现象、新形态进行分类介绍论述:1. 网络文学: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文学迅速崛起。
这种文学形态主要通过网络传播,作者和读者可以直接互动。
网络文学包括网络小说、微信公众号文章、论坛贴子等。
它具有传播速度快、题材多样化、读者互动性强等特点,吸引了大量年轻读者。
2. 移动阅读: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阅读成为了现代人的主要阅读方式。
移动阅读平台如电子书、阅读APP和社交媒体上的阅读内容等,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阅读选择,也促进了作品的推广与评价。
移动阅读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还为作者提供了更广泛的展示平台。
3. 虚拟现实文学:虚拟现实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
虚拟现实文学以360度全景、交互性和多元媒体呈现为特点,让读者通过虚拟现实设备进入文学世界,亲身体验故事情节。
这种文学形态使文学作品更加身临其境,涉及人们的多重感官体验。
4. 多媒体文学:多媒体文学将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介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学形态。
多媒体作品通常通过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等媒介展示,使读者可以实时获取不同形式的信息,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传达效果。
5. 科幻文学: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幻文学在本世纪逐渐崛起。
科幻文学不仅通过构建未来社会、探索科技发展对人类的影响等方式,反映了人类对未知的探索和对技术伦理的思考,还提供了关于人类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6. 实证文学:实证文学以真实的事实和经验为基础,通过创作性的手法进行重构和再现。
这种文学形态常常与调查报告、纪实文学、实地调研等结合,旨在揭示社会现象、问题或历史事件的真相。
7. 边缘文学:边缘文学是指对边缘群体或边缘现象进行创作和关注的文学形态。
它关注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问题,并试图通过文学创作为他们发声,向社会传递他们的声音。
23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小说的写作日趋多元,每个作家都必须面对一个由消费文化主导的多重力量交织的写作现场,写作已经无法再获得任何的精神总体性。
正如20世纪80年代作家们着迷于把语言变成一种叙事权力一样,近年来,如何把个人写作彻底合法化,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然而,在这个写作不断走向个人化的过程中,个人经验的广阔并没有被全面敞开,相反,一种压抑个人的力量也同时崛起——新的写作公共性,往往以个人写作的名义,为作家笔下那千人一面的故事进行道德辩解。
经验和故事,身体和欲望,可以看做是这十几年来中国小说的两对关键词;催生它们蓬勃发展的潜在力量,正是消费社会的兴起。
但是,这样的写作开始面临根本的困境:20世纪的小说革命,是把作家的眼光从外在的世界转向人类的内心,通过“对自我的内心生活进行细致探究”(1)来寻找新的方向,假如今日的小说不再探究人类心灵的内在图景,也不再对人类的精神提出新的想象,那么,小说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换句话说,越过经验和欲望的丛林,小说还有可能对存在发言、与灵魂对话吗?基于这样的追问,我以为,在经验和身体话语之外,新世纪的小说正在经历隐秘的变化,而变化的方向,是灵魂叙事将再一次成为小说的强势主角。
一、经验的贫乏小说是对内心的勘探,对精神复杂性的描述,这一直是小说的重量之所在。
导致近年来小说日益轻化、趣味化、商业化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是经验的崛起以及小说界对个人经验的过度崇拜——个人写作,一度成了经验写作的代名词。
展示经验的新奇,书写经验的秘密,把经验当做生活的基本肌理加以解剖,甚至把个人经验当做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已经成了当下写作的主流。
展示经验的最好载体是故事。
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于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在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很多人之所以读小说,目的是为了读故事;而读故事的目的,又是为了窥探、分享那些私密的经验。
就这样,一个发端于个人经验的写作链条,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连接上了消费社会这一粗大的血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小说除了讲一个好看的欲望故事之外,几乎丧失了探索精神疑难和叙事艺术的热情。
现代小说的主题与形式演变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自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发展和演变。
在现代社会,小说更是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无论是主题还是形式,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现代小说的主题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
在过去,小说往往围绕着爱情、冒险、历史等传统主题展开。
而在现代,小说开始关注人类内心深处的困惑、精神世界的探索以及社会现实的种种问题。
例如,存在主义主题在现代小说中屡见不鲜。
存在主义强调个体在荒诞世界中的自由选择和责任,这种主题反映了现代人在面对不确定性和无意义感时的挣扎。
像加缪的《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对周围世界的冷漠和疏离,正是对现代社会中个体存在困境的深刻揭示。
现代小说还常常探讨人性的黑暗面和复杂性。
以往的小说中,人物形象往往比较单一和理想化,而现代小说则打破了这种模式,展现出人性的多面性和矛盾性。
比如在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中,一群孩子在荒岛上的经历揭示了人性中的自私、暴力和野蛮。
这种对人性的深入挖掘,让读者对人类自身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社会问题也是现代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
现代社会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种族歧视等。
许多现代小说将这些问题纳入视野,通过故事来引发人们的思考和关注。
例如,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描绘了美国大萧条时期农民的悲惨遭遇,反映了社会制度的不公和人性的冷漠。
与此同时,现代小说的形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传统小说通常遵循线性的叙事结构,有清晰的开头、发展和结局。
但现代小说打破了这种线性模式,采用了更加灵活多样的叙事方式。
意识流手法是现代小说中常见的一种形式创新。
作家通过直接呈现人物的内心意识流动来讲述故事,而不是按照传统的情节发展顺序。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它深入地描绘了主人公一天内的意识活动,展现了其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多重叙事视角的运用也是现代小说的一个特点。
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主人公视角,而是从多个不同人物的角度来讲述同一个故事,让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事件的真相和人物之间的关系。
新世纪老年小说主题形态论作者:王迅来源:《文学教育》2016年第02期王迅,1975年生,文学博士,文学评论家,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
现任《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广西杂技艺术研究会会长。
在《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民族文学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文艺评论》《人民日报》《中国艺术报》《文艺报》等刊发表文艺评论100余篇。
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等刊转载,或收入各种选本。
出版专著有《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麦家小说论》《当代广西小说十家论》(合著)《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论》(合著)《走向虚无的旅程》(即将出版)《傲慢与偏见--文学现实与批评整合》(即将出版)等。
2010年、2012年、2014年获第八、九、十届广西文艺评论奖;2014年获广西第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南方文坛》《文艺新观察》《创作与评论》等刊先后在"今日批评家"、"新批评家"、"新锐批评家"等栏目推出个人专辑。
纵览新世纪文学,我们发现一个新品种的创作越来越常见,那就是表现空巢老人生活,以及老人与儿女之间伦理纠缠的小说。
略加思索,当下老年小说叙事繁盛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随着国家城市化战略的推进,农民工进城求生,农村中留守老人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二是由于几十年来国家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愈来愈严重。
由此,老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生活日渐进入作家的视野。
下面结合新世纪小说中典型案例的文本分析,归纳出新世纪小说中老年叙事的几种主题形态,以期探寻老年叙事的可能性空间。
一.老年焦虑症的深层透视随着儿女成家立业,父辈与子辈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整体性的失却而趋于复杂化。
父辈日积月累建立的权威日渐失落,受到儿女谋取独立生存空间的挑战。
随之而来的是,父辈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人性不断扭曲和异化,这是当下老人普遍精神焦虑的重要来源。
广西陆川青年作家何燕的短篇小说《晒谷子》以被压抑的老年情感生活为焦点展开叙事,写老桑和老桑妇借助晒谷子之机实现难得的约会。
虽然老桑和老桑妇是正当的老两口,但由于分家而分居,难得私处的机会。
大儿子分给老桑,而小儿子划归老桑妇。
两个老人居住在两个儿子家里,生存在一种无形的隔离中。
而当初分居的根源,在于两个儿子眼中父母关于日常物质分配中的偏见。
因此,父辈与子辈之间实际上处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中。
而这次晒谷子无意中给二老创造了相见的机会,借此机会两位老人互诉苦肠,重温旧梦。
从这个小说可以看出,作者讲述的是老年人在儿女压抑下的一种情感释放,在释放中寻求达成和谐与理解。
作者通过晒谷子的场景化叙事,呈现了一副趣味盎然的老人情爱生活图,这归功于何燕对老年情感生活的观察和发现。
同样是在两代人伦理背景中观照老人情感与心态,晓苏的短篇小说《皮影戏》中母亲的焦虑,并非来自后辈的利益纷争,而是出于一种关怀,一种对大龄儿子婚姻问题的顾虑。
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在情感取向上与何燕的《晒谷子》是对立的,作者没有写老人如何由于利益关系受到后辈的敌视和冷落,而是写儿子如何找三陪女扮演女友,如何千方百计地制造假象,以让母亲安心。
作者以主人公那不无苦楚而又无比虔诚的尽孝之举化解老人的焦虑,向读者昭示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人性之美。
何燕很多小说都聚焦老年人的生活,而且写得很有生活的质感,对人物心理有精准的把握。
这归功于她对这个群体的深切关注和难得的人文情怀。
短篇小说《小心你的邻居》是这类题材的最新作品。
小说主人公是生活中常见的空巢老人,他的生活一直处在焦虑中。
这种焦虑首先是一帮老太太的广场舞引起的。
吵闹不休的舞场喧嚣让八爷心神不宁,让偏爱清净的他不得不搬迁到郊外的新房居住。
有意思的是,那种出奇的安静还是未能解除他内心的焦虑,而这焦虑并非源自外界的因素,而是出于一种孤独,一种陌生感,或者说,出于一种寻求友谊而不得的失落。
而小说的结尾让读者讶然,邻居庞老头不但没有入住对面的房子,也没有如八爷所料的出租给外人居住,而是成为安放24座陵墓的所在。
这种结尾确实让人深感意外,同时又耐人寻味。
这个结尾使我想起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这篇小说对人的终极问题的思考以及它对现实问题的大胆揭露,让我们内心始终难以平静。
同样,它也使我想起重庆青年作家第代着冬的短篇小说《一棵树》,这个小说也关涉着人的终极话题。
“我”是爷爷守护着的一颗大树,目的是死后给自己打一口好棺材。
为了这个树,他和许大炮结下了怨。
正在发愁之际,国家出台政策,一律实行火葬。
结尾令人啼笑皆非,荒诞中照见了人之终老的悲哀。
这个小说以及何燕的《小心你的邻居》中,老人悬空的生存,无根的状态,以及对肉体和灵魂安放的焦虑,与余华所讲述的死无葬身之地的状况相比起来,可能稍微好一些。
那些阴魂虽然没有气派的墓地可供安顿,但毕竟有了归宿。
这部小说中,从空间设置来看,生者与死者相邻而居,作者所暗示的也许是,每个人在走向死亡的途中,领受着死神的召唤,生与死仅一步之遥。
但何燕叙述的重点可能并不在此,她只是想表明,活着的时候,空巢老人的灵魂无处安放,一种孤独而焦虑的生存。
这当然是很值得关切的问题,它切中了时代的焦点,确实令人警醒。
二.利益链条中的伦理失范2014年的中篇小说中有两篇值得注意,那就是王子的《弑父》和李月峰的《无处悲伤》。
两部小说不约而同地关注当下都市中的老人生存问题,但在视角上却与何燕不同,两部小说都把赡养老人的问题置于父辈和字辈复杂伦理关系中去表现,揭示出商业化社会普遍存在的利益链条中的伦理失范。
弑父缘于子辈对现实中父亲的不满,或出于对父亲淫威的反抗,或出于对父亲猥琐人格的唾弃。
但王子的《弑父》似乎都不是,体现出与通常弑父叙事迥然不同的格局。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成年人如何对待年迈的父亲,这个意义上,暂且将之称为“后弑父叙事”。
从文本看,弑父动机很难说是出于对父亲的不满,而更多是来自年事已高的父亲给子辈造成的心理负累。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养老问题越来越不容回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困局。
《弑父》正是文学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回应。
这部小说中,作者把单身空巢老人养老难的社会问题,如实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儿戚广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与女儿相依为命。
而妻子不满于贫困跟了别的男人,更使他的生活雪上加霜。
小说写这样一个自身难保的人,如何去面对养老的问题,这个角度的切入使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和尖锐。
戚广义要面对的问题实在太多,但他没有为此而怠慢父亲,而是联络兄妹,竭尽全力解决父亲生理和精神上的需求。
与此相对,嗜钱如命的长子戚广仁对父母的难题视而不见,冷漠、自私,没有丝毫的人情味。
这样,真正的重担只能压在戚广义肩上,让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重负。
其结局是,一个深爱父亲的人,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结尾那一笔惊心动魄,以直插人心的力量照见了亲情伦理的无赖与残酷。
同样,80后作家李月峰《无处悲伤》的主人公是与戚广义处境相似的离异女人,她同样遭遇到掺杂利益的伦理困局。
父辈与子辈的亲情纠缠,在那充满算计的利益关系中展开。
由此,人性的复杂面向得以敞开。
从上述作品来看,弑父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普遍心理,它牵扯的不只是代际情感和精神联系,更多是伦理失范中产生的利益链条。
传统人伦失范与世风日下的大环境有关,而这类老年叙事正是对商业语境的批判,其终极目标在世道人心的揭示,并以此表达一种无奈的抵抗。
三.追踪灵魂深处的黑洞作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知青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叶辛的小说创作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姿态,始终关注着他的同代人,致力于那一代知青在每个时期生活状态的书写。
《客过亭》是叶辛的最新长篇小说,也是其第十部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
这部小说不同于80年代《蹉跎岁月》对插队知青的艰辛、苦难和爱情的书写,也异于90年代《孽债》对知青子女返城后的生活境遇的观照。
这部小说反映了知青们渐入晚年后的各种心愿和心结,他们内心隐藏着密码,而叶辛的写作就成了解密的过程。
作为精神遗存,他们的心结缘于30多年前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这部作品以一群知青重返第二故乡活动为主线,以知青坎坷的生命历程反观现实中的生存境况。
小说中的知青们回城后各有自己的人生沉浮和情感际遇,如今回朔那段青春岁月,胸中不免生出一段难以言说又难以释怀的心负。
在小说中,作者安排知情们重返历史现场,或揭开谜团,或了结心愿,既为求得现实生活的安稳与圆满,又为实现心灵的自我修复。
当年,他们欠下情债,而今却如噩梦般难逃良心的追问。
正如万一飞所说的:“人不能做亏心事,你做过的亏心事儿,以为没人知道,到头来他会来纠缠你。
”万一飞在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30多年前插队时的纯真恋情,那是他一直以来内心纠结的隐痛。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想见初恋情人蒙香丽一面,向其倾诉衷肠并力争达成谅解。
尤其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汪应龙,面对勉强维持生计的万一飞尚且要求获得灵魂的清白与纯净,他不禁陷入无限的自责与自怨。
而作为如今知青中的佼佼者,汪应龙有不小的产业,衣食无忧,却没有勇气向其情人沈迅凤坦白事情的真相。
在当年的那场运动中,沈迅凤的哥哥沈迅宝遭遇不测,但留下了一笔遗产——在“文革”中沈迅宝担任仓库保管员时,他把在运动中没收的收藏品私自藏起来,而知情者只有他亲如兄弟的汪应龙。
然而,在沈迅宝被流弹击中身亡后,汪应龙便自作主张地把沈迅宝所收藏的价值连城的唐伯虎画作据为己有,成为他后来发迹的基石。
他试图忏悔,以求获得救赎。
对他来说,旧地重游的主要目标就是为心灵减负。
他要在沈迅宝的墓前忏悔,并摆脱与沈迅凤的非正常关系,让她做一个好母亲、好妻子,但却遭到拒绝。
通过这个人物,作者写出了一个灵魂寻求救赎而不得的痛苦。
叶辛的叙述中洋溢着一种反省的力量,这种反省,既是对内心的严酷拷问,又是对历史的尖锐反诘。
那群知青果真能获得内心的平衡与安宁吗?他们该如何安顿渐入晚年的生命呢?季文进曾是知青当中的失落者,但拆迁中他意外获得半个千万富翁的身价。
然而,横来之财却无法填补内心的黑洞。
在这次活动中,尽管他也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当年的恋人雷惠妹,并一次性给予她十五万元的经济补偿,但终究由于季文进不忍打破这一家人平静的生活,他见到亲生儿子却无法相认,这是何其令人心痛的事!人生对他们来说是那么残酷,他们对青春心灵之殇的修补旅程注定遥遥无期。
叶辛说:“一切都会输给时间,都是时间的过客。
”从知青生命的的短促、内心的牵绊与命运的无常,叶辛读出了人生的悲剧性,叶辛敏锐地捕捉到那些灵魂深处的黑洞,让我们看到了一代知青心灵的隐痛。
广西崇左青年作家梁志玲的中篇小说《微尘》同样是对老人灵魂黑洞的烛照。
这篇小说以一个年近花甲的的老人视角和回忆的笔调,讲述父辈之间的情感故事,其间夹杂了他对现实苦难的关怀,并以此求得自我灵魂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