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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问题、公司治理与企业成本粘性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代理问题、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并以我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提供经验证据。
代理问题作为现代企业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涉及到股东与管理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
而公司治理机制则是为了缓解代理问题，保护投资者利益，提升企业价值而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本文将首先梳理代理问题与公司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阐述它们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潜在影响。
接着，通过构建合适的计量经济模型，运用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代理问题、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我们将分析代理成本的高低如何影响企业的成本粘性，以及不同类型的公司治理机制（如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激励机制等）在缓解代理问题、降低成本粘性方面的作用。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为理解企业成本粘性的形成机理提供新的视角，为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绩效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本文还将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支持。
二、文献综述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代理问题成为了公司治理中的重要议题。
国内外学者对于代理问题的研究已有丰富的积累。
代理问题主要是指在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可能导致代理人（如经理层）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如股东）利益的行为。
这类行为可能表现为过度投资、在职消费、懈怠工作等形式，从而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
公司治理结构作为解决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其核心目标是保护股东利益，确保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
内部治理主要通过董事会、监事会、股权激励等手段来监督和激励管理层；外部治理则依赖于市场机制、法律法规和中介机构等外部力量来约束和规范企业行为。
成本粘性是指企业在业务量变化时，成本调整的非对称性，即业务量增加时成本增加较多，而业务量减少时成本减少较少。
中国企业制度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法1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一、导言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控制权。
但对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企业内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激励,如何在激励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其中主要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
按Jenson与Meckling(1976)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损失。
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经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
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有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θ表示)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往往对θ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
2这样,由于有关θ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所有者)所选择的基于绩效的契约会导致激励机制上的扭曲,于是造成所谓”次优契约”相对于”最优契约”的效率损失。
这是第一层次的偏离。
二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条件下,实践中的契约常常偏离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从而发生效率损失。
原来,由于信息不完全,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相比,已是”次优”的了,但在实践中,连这种”次优契约”也难以实施。
Holmstrom (1979)、Grossman与Hart(1983)都证明了,服从信息不完全这一约束的次优契约形式一般来说不是一个显式解,即使有显式解,代理人对利润的分享规则也不是线性的。
考虑到实践中非线性的利润分享规则操作成本很高,企业往往会选择简便易行的线性契约,即比例分成制契约。
这是第二层次的偏离。
三是代理人规避风险的态度,会降低最优激励系数的功效。
股权制衡、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股权制衡、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摘要：本研究基于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探讨了股权制衡、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股权制衡程度较低，代理成本较高，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负向关系。
研究结果提示了加强股权制衡、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性，以提升民营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
关键词：股权制衡、代理成本、企业绩效、民营上市公司第一章引言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民营企业纷纷选择上市融资，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民营上市公司所面临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股权制衡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之一，旨在通过构建权力制衡关系，减少内部控制机制的弊端，从而提高公司的绩效。
然而，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由于股东结构的特殊性和经营实力的不足，股权制衡的实现存在一系列挑战。
同时，代理成本作为股权制衡实现的一种隐性成本，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探讨股权制衡、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加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第二章相关理论2.1 股权制衡理论股权制衡理论是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公司治理问题时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型。
该理论主张通过增加股东权利的扩张，实现股东、管理层和债权人之间利益的平衡，从而提高公司的绩效。
股权制衡的机制主要包括股权结构、公司章程、董事会和监事会等。
在理想状态下，股权制衡能够有效解决代理问题，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和绩效。
2.2 代理理论代理理论是股权制衡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它主要关注公司股东与经营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关系。
代理问题是由于股东和经营管理层的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其中最主要的代理问题即是“代理成本”问题。
代理成本包括监督成本、咨询成本和约束成本等，它们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绩效。
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与经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特点，提出了代理成本的资本结构解决方案：扩大债务融资比重，控制配股融资比重，建立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体系，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一、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根据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一般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情况也可以在股东与企业经理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框架之内进行分析。
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以及企业借贷市场的特点，使得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1．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为国企解困，同时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的过程中为了保持其国有的性质而出现了大量的国有股份和法人股份，并且从长期绝对控股的愿望出发对这两部分股份都作不流通处理。
这样形成了我国特殊意义的证券市场。
据资料，截至1999年10月2日，我国已有1003家上市公司，发行总股本数为2816亿股，其中国有股约1902亿股，比例为67·56%。
并且在总股本超过4亿元的112家公司中，国有股比例超过70%的占了半数以上。
可以看出，深沪两市中有近三分之一(32·43%)的上市公司的国家股所占比重超过50%(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而在目前这样一种股权流通机制下，相对集中的大股东与相对分散的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知道，股票的投资收益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红利收益；另一部分为资本利得，即买卖股票所获得的价格差。
国家大股东的股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正常上市流通，因此，他不可能通过正常的交易获得资本利得收入，这样他的收入来源就只有红利收入这一项了。
派现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实证分析内容摘要：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认为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本文利用1997－2003连续7年派现的22家公司做样本，分析其代理成本特征。
研究发现，除了股权结构特征外，这些公司的经营业绩、高管持股比例、主营业务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同较低的代理成本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的结论。
关键词：代理成本现金股利股权结构股利政策现金股利问题历来受到关注。
早在1956年，Lintner就在他的经典文献中指出公司保持稳定现金股利政策的重要性，对此，现代代理成本理论解释为：Asterbrook认为公司支付股利是为了减少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代理成本。
因为支付股利促使经理必须更频繁地到资本市场融资接受职业投资者的监督和约束。
Ensen基于股东-经理之间的代理关系提出一个相似的观点,认为股利的支付将减少经理可随意支配的闲置现金流，从而约束经理的行为，减少经理投资的随意性和机会主义行为。
Allen、Bernardo 和Welch提出另外一个股利支付的代理成本解释：当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以较轻税收时，股利将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
而机构投资者在识别优质公司和帮助公司控制代理问题上有相对信息优势，因此在监督管理层上更能发挥大的作用。
总的来说，公司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认为，现金股利的支付通过减少管理层自由现金流，并使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接受更多的外部监督，从而能够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
那么，这一结论在我国是否能得到实践的验证，决策层是否会选择稳定的股利政策来向市场传递一个代理成本低的信号，从而吸引投资者呢？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根据代理成本理论，对连续派现公司的代理成本特征进行分析，从实证数据上验证稳定的股利政策是否和较低的代理成本存在着为正的相关性。
我们选取了自1997年到2003年每年均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经过统计发现，沪市和深市1997-2003年末为止，连续7年派现的上市公司一共仅22家，分别是：申能股份、南京新百、春兰股份、北人股份、伊利股份、新华股份、人福科技、同仁堂、重庆啤酒、佛山照明、粤电力、深科技、深南电、深长城、新钢钒、武汉总百、漳泽电力、长城电脑、盐田港、新华制药、盐湖钾肥。
代理成本与盈余管理关系问题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公司代理成本和公司盈余管理已经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热门话题，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
代理成本是指公司管理层利用公司资源和权力偏离股东的期望，而导致的成本；而盈余管理则是指公司通过利用会计原则的灵活性，来调整其财务报表，以达到对内对外的具有欺骗性的财务目标。
因此，研究公司代理成本和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不仅有助于了解公司治理中的问题，而且可以为股东及监管机构提供一些参考思路。
二、研究问题本文将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研究公司代理成本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具体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公司代理成本和公司盈余管理的定义、特征及类型。
2、公司代理成本和公司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的关系。
3、公司规模、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竞争度对公司代理成本、盈余管理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将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数据，分析公司代理成本和公司盈余管理的实际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具体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等。
四、研究意义研究公司代理成本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对于加强公司治理、提高公司透明度、保护股东权益，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通过本研究，可以为监管机构提供一些参考，有助于监管机构更加有效地制定规章制度，从而提高监管的效果。
五、预期成果本研究预期将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1、公司代理成本和公司盈余管理的定义、特征及类型。
2、公司代理成本和公司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的关系。
3、公司规模、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竞争度对公司代理成本、盈余管理的影响。
4、为公司治理提供一些思路，有助于监管机构更加有效地制定规章制度。
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引言资本结构和代理成本是公司财务管理中的重要议题。
上市公司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结构和代理成本问题上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惑。
本文将从我国上市公司的视角，分析其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并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法。
资本结构的意义与影响因素资本结构是指公司在融资过程中，通过股权与债权的比例来决定资本的构成。
不同的资本结构对于公司经营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资本结构的优化可以提高公司的财务稳定性、降低财务风险、优化财务成本等。
然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股权融资比例过高、债务融资比例过低的倾向。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 经济发展阶段与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相对不发达，企业发展主要依赖于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等传统融资方式，无法充分发挥股权融资的优势。
这使得企业更多地倾向于通过股权融资来筹集资金。
2. 盈利能力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更容易通过股权融资获得资金，因为投资者更愿意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
而规模较小的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信心不足等原因，更难以获得债务融资。
这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比例偏高。
3. 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我国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对于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都有一定的限制和规定。
股权融资需要符合证券发行、交易和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而债务融资则需要满足债券发行和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
这些限制和规定使得上市公司在资本构成上更倾向于股权融资。
代理成本问题的存在与影响代理成本是指公司与股东、管理层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成本。
代理成本问题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议题，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冲突在上市公司中，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管理层可能会以自己的个人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为主要目标。
成本分析的实验和实证研究成本分析是现代管理会计中的重要工具，通过对企业的成本结构和成本行为进行分析，可以帮助管理者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效益，并做出相应的管理决策。
在实际应用中，成本分析也经常用于评估不同决策方案的经济效果。
为了更好地理解成本分析的效果和适用性，研究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实证研究。
实验研究设计和操作实验研究通常采用对参与者进行随机分组的方法，将其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组接受一定的处理或干预，而对照组则不接受处理或干预。
然后，研究者通过对两组数据的比较，来分析处理的效果。
在成本分析的实验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设计具有不同成本结构的场景，让参与者进行决策。
比如，他们可以设计一个销售决策的实验，让参与者选择不同的价格和销售量，从而计算不同的成本和利润。
研究者还可以通过改变成本信息的呈现方式，比如以图表或文字方式呈现，来研究对参与者决策的影响。
结果和结论通过实验研究，研究者们发现成本分析可以对参与者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例如，参与者在知道具体的成本信息后，往往会更加注重成本控制，选择更高的价格或降低成本以提高利润。
而如果只提供利润信息，参与者则可能会忽视成本因素，从而做出不理性的决策。
另外，研究者们还发现在成本分析中，成本的可变性和固定性也对参与者的决策产生影响。
可变成本指随产品产量的增加而变化的成本，而固定成本则是与产品产量无关的成本。
研究发现，参与者在面对固定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往往会更加注重成本控制，而在面对可变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往往会更加注重利润最大化。
此外，成本信息的呈现方式也会对参与者的决策产生影响。
比如，研究发现使用图表呈现成本信息比使用文字呈现成本信息更能引起参与者的关注，并对其决策产生影响。
这是因为图表能够更直观地展示成本的变化趋势，帮助参与者更好地理解成本结构和成本行为。
实证研究除了实验研究，研究者们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通过对实际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来验证成本分析的效果和适用性。
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代理成本是指在委托代理关系建立后，为解决代理问题所产生的成本。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代理成本是其治理结构中必须考虑的关键成本之一。
代理成本的高低不仅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还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因此，如何降低代理成本、优化治理结构，实现公司和投资者的共赢，是当前上市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旨在探究其影响因素，为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公司与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
具体目的如下：1.探究代理成本的概念和内涵，以及它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
2.对影响代理成本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探寻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
3.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不同因素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程度、方向和稳定性，更加准确地把握代理成本的内在规律。
4.提出优化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思路和措施，推动上市公司治理向着更加规范、透明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研究内容：1.代理成本的概念和内涵，代理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其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2.影响代理成本的因素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财务运营状况、企业文化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3.利用Eviews等统计分析工具，对样本中的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和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验证影响因素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程度、方向和稳定性。
4.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优化代理成本的建议和政策措施。
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法：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分析，了解代理成本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
2.问卷调查法：设计适宜的问卷，对部分上市公司进行问卷调查，以获得他们对代理成本的认识和看法。
3.统计分析法：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对样本中的代理成本和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
四、论文结构第一章绪论1.1 选题背景1.2 研究意义和目的1.3 研究内容和方法第二章代理成本理论与概念研究2.1 代理成本的概念和内涵2.2 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2.3 代理成本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第三章影响代理成本的因素分析3.1 公司治理结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3.2 内部控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3.3 财务运营状况对代理成本的影响3.4 企业文化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第四章实证分析4.1 数据源和变量定义4.2 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统计4.3 回归分析结果解释第五章优化代理成本的思路和措施5.1 建立合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5.2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5.3 强化财务运营和风险管理5.4 培育健康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第六章结论和展望6.1 研究结论6.2 研究不足与展望参考文献致谢。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一、导言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控制权。
但对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企业内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激励，如何在激励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其中主要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
按Jenson与Meckling（1976）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损失。
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
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有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θ表示）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往往对θ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
这样，由于有关θ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所有者）所选择的基于绩效的契约会导致激励机制上的扭曲，于是造成所谓“次优契约”相对于“最优契约”的效率损失。
这是第一层次的偏离。
二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条件下，实践中的契约常常偏离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从而发生效率损失。
本来，由于信息不完全，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相比，已是“次优”的了，但在实践中，连这种“次优契约”也难以实施。
Holmstrom （1979）、Grossman与Hart（1983）都证明了，服从信息不完全这一约束的次优契约形式一般来说不是一个显式解，即使有显式解，代理人对利润的分享规则也不是线性的。
考虑到实践中非线性的利润分享规则操作成本很高，企业往往会选择简便易行的线性契约，即比例分成制契约。
这是第二层次的偏离。
三是代理人规避风险的态度，会降低最优激励系数的功效。
一般来说，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 ）与激励强度系数（α）在委托—代理模型的解中是此消彼长的。
代理人越害怕风险，企业越有存在的必要，但内部契约的激励强度也会越弱，最终使预期利润更加远离充分信息条件下的基准点。
这是第三层次的偏离。
由此可见，研究与估算代理成本，实质上涉及到五个变量：1.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随机冲击（θ）；2.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3.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 ）；4.企业所有者选择的激励系数（α）；5.用以评价绩效的绩效基数（x ）。
简言之，企业的代理成本，即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由委托人选定的契约形式（α，x ）与代理人对风险与努力的态度（r ，k ）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率损失。
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过去10年的经历，我们在代理成本研究上还必须强调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深入，处于“在位”地位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客观随机冲击θ是变化的，对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而言，θ可能是恶化的。
而当θ持续恶化时，如果处于企业第一线的经理与员工观察到这一现象，又要完成作为委托人的政府硬性规定下来的绩效基数x （x 可以是纳税基数、上缴利润基数、或产值基数，甚至按企业分摊的各种费用的基数等），则代理人的最优反应便是不做任何努力，甚至选择跳槽或自动离岗。
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使企业的处境更加恶化。
其次，1992年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实质上宣告了20世纪80年代盛行于中国的那种政府与国有企业经理层之间公开的“契约”制（承包制）的结束，但这不等于说，以后的国有企业中就没有实行激励性契约。
事实上，通过对“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样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国有企业内部，就企业与工人的关系而言，大体上存在三类激励性契约：一是广义的奖金制（绩效工资）；二是在岗职工的基本工资；三是下岗威胁。
当在职基本工资与下岗后待遇的差别日益增大时，当下岗的概率达到42％（在1/4的样本企业中，下岗概率甚至高达60％）以上时，“续聘”或“下岗”的命运安排理所当然地要列入“激励性契约”的内容之中。
这可以被视为对西方“永聘制”理论的一种引申。
第三，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与大量国有企业的出售是否相关？第四，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能否从契约层面找到一部分原因？关于激励性契约与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是滞后于委托—代理理论发展的。
在最优契约理论形成20年之后，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这方面研究。
Lazearr （1996）、HarryPaarsch 与Bruce Shearer （1996）、R.Banker 、Serk-Young Lee与G.Potter （1996）、以及S.Fernie 与Metcalf （1996）都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企业内部的激励性契约如何降低了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了生产率。
John McMillan 、John Whalley与Lijing Zhu（1989）及林毅夫（Lin ，1992）都对中国农业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迅速增长与激励性契约之间的关系做过开创性的实证研究。
T.Groves 、Hong、Yongmiao、J.McMillan 与B.Naughton （1994，1995）的两篇论文，分别估算了激励性契约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效应，以及激励性契约对于经理人员的筛选功能。
另有一类研究者则注重识别现实中实施的激励性契约的关键参数，进而对契约的效率增进效应或效率扭曲效应做出定量分析。
ffont与M.Matoussi（1995）曾指出，在最佳的分成比率的契约中，分成比率的设定决定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
C.Ferral 与S.Smith（1997）运用结构模型方法，对契约中不可观察的参数做了识别与估算。
C.Ferral L 与B.Shearer（1999）运用上世纪20年代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矿区的工资数据，运用数学模拟程序估算了奖金激励契约的诸个参数。
A.Copeland 与C.Monnet （2002）同样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根据企业的生产记录，估算了看不见的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以及努力的边际成本。
我们在Ferrall-Shearer （1999）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如下改动：第一，Ferrall 与Shearer 考察的是矿井作业工人的激励性奖金制，他们运用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我们考察的对象是376家企业，并不是某一特殊工种的职工，因此我们将每个企业的员工全体（工人与经理人员的总和）视为一个团队，以企业为单个观察单位，于是放弃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采用更为一般的C —D 生产函数形式：y=λθ。
这里，θ为客观的外部冲击，实质上代表了企业的物质生产条件与经营环境；λ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
第二，工资与奖金的数据不取个人数据，并且我们将基本工资以外的绩效工资统称为奖金。
理由是，这种绩效工资反映了与企业绩效挂钩的激励。
第三，由于我们采用的是以企业为观察单位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因此，当企业i 的奖金总额发生变化时，既可能是由于人均奖金的变化，也可能是由于就业人数的变化，还可能是由于该企业上岗职工与下岗职工之比的变化。
按我们关于激励的定义，人均奖金、就业量及上岗/下岗比率三方面的变化，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都属于激励契约的变动。
因此，我们运用企业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作为模拟的变量，事实上就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激励机制。
本文不是着重探讨“内部人控制”与资本流失问题，而是在过去10年内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θ）逐渐恶化、大量国有企业被出卖、国有企业存在巨额亏损、42％的职工下岗的大背景下，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并寻找在实际经济运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内部契约的几个关键参数，从而进一步揭示，除了产权体制安排、企业融资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外，在内部契约上，国有企业是否存在大量的“内出血”。
下文的安排如下：第二节给出了估算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及几种具体的契约形式解；第三节介绍了数据来源及模拟程序，并运用模拟方法得出了无约束估算模型与结构型估算模型中关键参数的估计值，这是本项研究中最困难的环节；第四节根据关键参数的估计值，比较了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被扭曲了的契约在预期利润水平方面的差别，从而估算出以效率损失度量的代理成本，并总结全文，给出实证结果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含义。
二、模型我们假设厂商j 的生产函数为的假设表示努力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
情况一：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优契约定义1：完全信息条件下（工人和企业都可以观测到θ的值）的最优契约用工资函数、努力函数来表示，它们满足如下关系：公式（4）表明，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产出决定，另一部分由保留效用和r 决定，我们将这部分称为基础工资。
工资并不是一个常数，因为产出会受到外生冲击的影响，因此，工人努力的最优选择会根据θ的变动而不同。
工人的努力程度是θ的增函数。
同时，由于工人是厌恶风险的，而厂商是风险中性的，故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要求企业完全担保工人的风险。
如果工人的保留工资不同，对相同产出要求的工资便不同，但是最优的分成比例是相同的，都为1/（η+1）。
情形二：线性奖金（比例分成）我们下面开始考虑不完全信息的情形。
如果厂商不能够观测到θ的值，他无法区分是外界冲击还是工人不努力造成了产出波动，工人就有了偷懒的动机。
这时，厂商便需要使用与产出挂钩的工资契约来激励工人多努力。
我们首先讨论线性奖金，即比例分成的工资契约。
工资包括基本工资β和奖金ω。
企业j 中工人的奖金采取下面的形式：于是不同企业的工人获得奖金的机会均等。
在这样的假设下，工人就业于哪个企业是无差异的。
因此，假设2中的第四点是合理的。
当企业经营的客观环境很差，无论工人怎样努力，产出都不可能超过产出基数x 时，工人就没有努力的动力了。
我们假设θ存在下限θ[*]，当θ＜θ[*]时，所有工人的努力都为零；而当θ≥θ[*]时，工人会在努力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地方确定最优的努力程度。
θ[*]的存在性对于模型的识别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们来求解θ[*].定义2：x ＞0的情况与x=0的情况相比，显然，对企业来说，线形奖金契约是有净损失的。
（注：这里，我们省略了常数项因为它不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情形三：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工资契约定义4：在关于θ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
最优的工资契约由关于努力程度（λ）和工资（W ）的函数组成，并且满足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工人的个人理性和激励相容条件，即我们不知道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工资契约的具体形式，但它应该不同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工资契约形式和线性工资形式。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工资契约带来的企业利润应该介于定理1和定义3所描述的利润之间。
由于我们无法用数值解法求解定义4中的最大化问题，我们只能首先估计出满足定义3的一组参数，然后采用离散化的方法得到关于定义4的一个近似表达，最后将参数值代入表达式进行计算，以此结果作为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工资契约带来的企业最大利润的一个近似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