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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阳明的心学渊源王阳明心学的主要思想是：1.心即理（价值存在）；2.知行合一（价值判断）；3.致良知（价值归宿）。
“心即理”是开端，是起因，即意动；“知行合一”是认知过程，是实践；“致良知”才是根本目的。
三者是必然的递进关系，进而形成了一个统一整体，缺一不可。
1.心即理：王阳明认为，“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人们所苦苦追求的圣人之道，就是宇宙间最高的“天道”，正所谓“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心即理可以说是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
所谓“心外无理”，就是说外部的具体事物或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不会产生“理”，“理”是我们主观对客观事物或规律的认知，是我们心里的想法，没有心也就没有“理”。
简单地理解就是，你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你大脑里的全部就构成了你的全部世界。
除此之外，对你来说，不存在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另外一个所谓的客观世界，对你来说不存在任何意义。
2.知行合一：王阳明指出，言俏美的先导，行及就是言的彰显；言俏美的开端，行及又就是言的顺利完成；盔鼠apparent，行及中存有言，二者互为表里，不容拆分。
王经心智，行是行动，只有回去课堂教学了，才可以具有这个科学知识；不回去搞，即使看看了很多书，研习了很多理论，也无法真正赢得这个科学知识。
所以言和行其实就是一两件事，即为知行合一。
3.致良知：王阳明认为，天下间没有比良知更好的东西了。
“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所谓“致良知”，就是致自己内心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要达到良知，时时刻刻接受良知的指引。
求得内心之理，然后去行动，去体悟，也就算是致良知了。
明朝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分析明朝时期，王阳明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将领和哲学家。
他的思想理论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从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实践经历、哲学体系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一、学术思想王阳明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的学问涉及多方面，尤其在心学（或称为理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他最早接受张载心学，后又受到朱子学派影响，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
他认为“万物本于心而发”，即所有的事物都源于人的内心，这一思想成为心学派的核心理论。
同时，他还提出了“致良知”的概念，即追求内心的最高道德标准，同时将其视为人类追求幸福和正义的依据。
二、实践经历王阳明并非纯粹的学者，他的实践经历对于其哲学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曾担任过将军和巡抚等职务，积极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这使他对于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入。
他曾主张“良汉之助天下”，即只有有道德和能力的人才适合担当领导职务，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明朝政治思想的发展。
三、哲学体系王阳明的哲学思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其主要特点包括：强调人的自觉性和自我实现；注重道德的教化和修养，强调践行和实践；强调“以心为体”，即以人类心灵为中心，强调精神自由和人类尊严。
四、影响王阳明的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他的思想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个性化，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促进了新儒家的兴起。
其次，他强调道德实践和践行，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他对于明朝思想的发展，以及后世哲学、文化的影响都具有重大意义，影响深远。
总之，王阳明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杰出代表之一，其学术思想、实践经验和哲学体系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其思想的分析和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思想，也可以为现代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
论王阳明“一体之仁”的仁学思想众所周知，在阳明心学的思想体系中，“万物一体”论是其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
这一命题的完整表述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然而以往人们在讨论这一命题时，往往容易突出“万物一体”而刊落后面的“仁”字，这就使得阳明学的万物一体论与历史上其他形态的万物一体论的理论界线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有观点认为阳明此说与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观点存在某种渊源关系。
(参见吴震，第11讲)为了澄清这类似是而非的观点，有必要重新探讨王阳明“一体之仁”的仁学思想的意蕴，以揭示阳明学万物一体论的理论特质及其思想意义。
必须指出，在“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命题中，“一体之仁”无疑是核心概念。
其中，“一体”是对“仁”之特质的一种描述。
具体而言，“一体”即整体义、全体义，“一体之仁”是强调“仁”不仅是人心的德性存在——心体，更是遍在于万物而与万物融为一体的本体存在——仁体，表明宇宙存在一种基本的精神特质。
我们关注“一体之仁”而非单独的“仁”字，目的在于揭示阳明学万物一体论的思想精髓唯有用“一体之仁”的观念才能充分展现，同时也可以藉由“一体之仁”来表示阳明学万物一体论的理论特质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形态的万物一体论，我们称之为“仁学一体论”，即仁学形态的万物一体论。
从历史上看，大致有两种形态的万物一体论，一种是先诸子时代的传统万物一体论，另一种是宋代道学思潮中出现的新形态的万物一体论。
前者可以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庄子“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庄子·天下》)为代表，后者可以程颢“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以及“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集》，第14、15页)的仁者境界说为代表。
阳明学的万物一体论与这两种理论形态都有所不同，它是建立在良知心学基础上的新形态的“仁学一体论”。
一般认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源自程颢。
然而，宋代道学思潮中出现的以程颢为代表的万物一体论，含有“生生之仁”和仁者境界两种主要含义，强调从“须先识仁”的角度出发，以实现仁者之心的境界就是万物一体的境界，偏重于工夫指向的、主观呈现的境界论意义。
浅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伦理道德价值浅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伦理道德价值从先秦诸子百家开始，知与行，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对哲学范畴，引发了诸多思想家对其进行深入地剖析，这其中，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面对宋明时期商品经济开展，功利主义渐成泛滥之势，整个社会出现世风不竞、道德沦丧的局面，王阳明切中时弊，适时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他的这个观点对后来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知行合一〞的主要内容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
所谓“知行合一〞，“知〞，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
“行〞，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
因此，知行关系，就是指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
在王阳明看来，“知行合一〞中的“知〞是“良知〞。
“行〞一方面是指人们在心理上的意念活动，另一方面是“笃行〞，即主体的实践行为。
“知行〞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就是“良知〞的体用合一，正如他所说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在这个动态的关系中，知和行呈现出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状态。
也就是说，二者落在名言上，分说为二;一旦达于心体，那么不可分割。
[2]具体地说，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第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
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
从道德教育上看，他竭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
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
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
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第二，以知为行，知决定行。
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意思是说，封建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到达“良知〞的工夫。
第１０卷第６期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６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２０２０社会·文化论王阳明《易》说黄黎星（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３５０００７）摘 要：明代著名哲学家、“心学”思想体系之集大成者王阳明，虽没有以专著的形式对《周易》这部奇特玄妙的经典进行过全面、系统地阐释，但他也曾就《周易》经传及相关《易》理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
梳理、归纳王阳明各类著述中的《易》说，可以发现，从其系狱谪居中研读《周易》，到由“易之阴阳消息”感悟“明吾心”，再到由“知至至之”印证“致良知”，以及从“致静守谦”阐述修养功夫，从“乾坤易简”推论心学简易法门，都体现出王阳明《易》说与“心学”思想体系的紧密关联。
关键词：王阳明；《易》说；心学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82（2020）06-0066-10明代著名哲学家、“心学”思想体系之集大成者王阳明，其学术思想的渊源，主要由探究考辨宋儒理、心之说而“悟道”，颇承续南宋陆九渊心学之思考理路；其所依傍的经典，则以《大学》《孟子》为主，又多涉及《中庸》《论语》，而于《诗》《书》《礼》《易》《春秋》诸经，则间或援引、解说以为心学思想之参证。
王阳明称：“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
”[1]65对《周易》这部奇特玄妙的经典，王阳明在各类著述中，曾以随机指点的方式，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或融其《易》化入心学思想体系，或借助《易》理阐发心学之精微。
本文集中地对王阳明《易》说进行论析。
一、易之忧患：系狱谪居中的研读王阳明于正德元年丙寅（公元1506年）因上疏忤逆柄权宦官刘瑾而被廷杖并下锦衣狱，随后贬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于正德三年戊辰（公元1508年）春至谪所。
这是王阳明一生中所遭遇之最大困厄境地，却也是他学说思想发展过程中“悟道”之契机。
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经法10121140 郑海艳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在书院讲学时，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
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
“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
知行关系在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直都备受争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知行合一思想的背景王阳明所处的明朝中叶，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王室、贵族和宦官利用政治权力大规模地侵占土地，大地主进行大范围的兼并土地，据《明史》记载：“郡多士大夫，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的地租、赋税也日益加重。
也就标志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凸现。
进而伴随着农民、矿工的接连起义明朝中叶的社会危机不仅来自外部起义军的冲击，而且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倾轧同样威胁其政权稳固。
据史料记载，地方藩王相继叛乱，如燕王朱棣、汉王朱高煦、宁王朱宸濠以各种理由先后向中央权发难，这些彼此倾轧的统治阶层，大多数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或者受程朱理学的教育。
可见，满口仁义礼的臣子，也做了不仁不义的叛逆之事，冲破了程朱理学的天理约束和禁锢。
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
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
二·知行合一思想的涵义1·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认为，知并不是“可以说”是行，行也不是“可以说”是知，知与行就其本来真正的意义就是互相包含的。
无论就范畴还是范畴指称的对象说，知中就有行的因素，行中也有知的因素。
所以知行是合一的，这两个范畴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
但是，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同一”呢？至少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命题来说，知与行不能是完全同一的。
如果知行范畴是完全同一的，意味着其中任何一个可以是不必要的，也就无所谓知是行之“始”，或行是知之“成”，“始”和“成”正是表示这两个范畴和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并不是完全同一的。
哲学家王阳明的相关论文王阳明于学术上开宗立派，创立了以“致良知”为主旨的心学，影响明代思想界达百余年之久，更在明清之际掀起了一股启蒙思潮。
以下是店铺分享的哲学家王阳明的相关论文，欢迎阅读!哲学家王阳明的相关论文篇一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子，因此又称王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得封“新建伯”，谥文成。
王阳明于学术上开宗立派，创立了以“致良知”为主旨的心学，影响明代思想界达百余年之久，更在明清之际掀起了一股启蒙思潮。
可贵的是，王阳明不但是学界宗师，而且以其非凡的执政能力享誉士林。
他曾先后在南北两京的刑部、兵部、都察院等重要部门任职，又以南赣巡抚的身份派驻地方。
为官期间，王阳明廉洁奉公、恪尽职守、体恤百姓，因功受封伯爵，成为一代名臣。
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职;而有司之失职，独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侥悻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国宪，不恤民事，不以地方为念，不以职业经心，既无身率之教，又无警戒之行。
是以荡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责可矣。
(选自《知行录》)大致说来，如果国家治理得不好，那么都是由于政府的失职;而政府的失职，并非基层小官懒惰怠政、苟且度日，也是由于上层官员不遵行国家法度、不体恤民情、不以地方百姓为念、不恪尽职守，他们既不能以身作则，又不能自戒自省。
所以一旦社会动荡、制度废弛，大小官员都难脱其咎。
勤政不但需要基层官员切实践行，更需高层官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
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澜岂易摧!(选自《静心录》)多行利民的善政，哪怕自身受屈;保有治国的抱负，怎肯灰心丧志。
只愁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面对困难险阻岂能轻易退缩!有无担当精神，是衡量干部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尺。
敢于担当就要不怕受委屈，不怕遭遇困难。
领导干部既要“怕出事”，更要“不怕事”。
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
论王阳明——致良知(2011-05-18 17:00:05)转载▼标签：王阳明文莱致良知《大学》全知全能
（文莱按：古人说“修辞立其诚”，这篇文章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思考结果，在此首发，这种对王阳明“良知论”的理解也是自家体贴出来，希望能对大家有用。
我素来认为哲学都是个人化的，我们无法强制别人接受思想，最多只能是吸引，来反思，哲学如果对个人无用，那么它真就无用；如果对个人有用，那么它将是革命的力量。
哲学的意义在此！我没有写文章打草稿的习惯，文章稍微有点凌乱，等有机会再调整。
）
没有哪一个古人能像王阳明这样身前身后美名不断，并且尤其受到今天人的喜欢。
个中缘由还不好断言，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说原因，我是很想知道的。
朱熹大家很讨厌，更多的都是些非理性的责骂，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他的一条罪证。
实际上这句话是大部分宋明儒的共识，提到致良知时，王阳明也是这个观点，“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灭人欲”（《传习录》上）。
天理纯粹至善，人欲为恶乃是共识。
有说朱熹是伪君子，假道学，而这只是后来搞坏掉的，如果开始即是坏的，也不会流传那么久，否则，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祖先也太蠢了些。
或许是因为有比较的缘故，把朱熹搞成小丑，王阳明就成了圣人了。
但是，今天那么多人喜欢，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
王阳明最重要的理论无非“致良知”，“吾平生所教，只致良知三字”，这三个字稍微知道王阳明的，差不多就清楚是他在百死千难中所得，所以，这三个字就有很重的分量。
王阳明这么重视这三个字，那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千百年圣学，心学也”，这心学也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除此外，在王阳明看来，更无别的学问。
我们清楚，儒家学说是入世间法，目的就在于实现社会的大治。
用时髦的话说——和谐（但是这两个字得小心点用，因为现在这差不多成贬义了，但我这里是它的原意）。
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是如何实现一个儒者心里的理想，实现社会的和谐的呢？
致良知是“良知”和“致知”的和合，“良知”来自《孟子》，“人之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致知”则来自《大学》，“致知在格物”。
致良知简单地说，就是把我们自身固有的纯粹至善的良知推致到事事物物上，使万物皆得其理。
为什么要做致良知的功夫？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良知常常会被物欲蒙蔽，不推致良知，虽拥有这个良知本体，但是我们浑然不知，以至于成就不了我们的德性，就会为恶。
“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
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传习录》下）。
良知纯粹至善，不虑而知，就是说我们只要随着本心发动，那么我们就必然是善的。
这自然不错，但是大部分只是理解到这个层次，所以，致良知并不对他起到作用。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我们把致良知三字想得太简单了，好像只要我们一觉悟，我们也是圣人了，后来明末“满街都是圣人”的狂辞，就是太大意，以为已经明白了致良知了。
那么我们也自然会问，既然我们是跟从良知的，那么我们随良知走，为什么还会不完满？为什么还在为恶？为什么我们还是不知所从？如果我们的良知就是判别是非的标准，那么只要我们反本归心，不就一切都善了吗？问题是这么简单吗？或许未必。
如果真就这样，王阳明何必九死一生，才发现了“良知”呢？
朱陆之辨是学术上的公案，陆九渊批评朱熹“道问学”为支离，认为自己的“尊
德性”为简易。
王阳明是心学集大成，自然倾向于陆九渊，走简易的路子。
但是他的简易并不是绝对的简易，只要一顿悟，就成圣人的。
没那么简单。
在《大学问》中，王阳明指出了致良知的关键：“良知所知之善，虽诚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为之，则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犹为未诚也；良知所知之恶，虽诚欲恶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去之，则是物有未格，而恶之之意犹为未诚也。
”
（文莱按：《大学问》意思是对《大学》这部书的问答。
“诚”，实也，不自欺之谓也。
阳明先生把物解释为意之所在，如意用于事亲，则事亲为一物。
所以，阳明把“格物”解释为“正心”，“格”训作“正”）
关于如何致良知，在这里给出了说明。
良知是全知全能（具体为什么会全知全能，这里没有作讨论，一般都把此当作前提，但是为什么如此，实际上有些其他解释，但是既然把它作为逻辑前提，就从此前提讨论）的，那么良心发动无不善。
但是如何致此纯粹至善的良知，这里提出了实行之的要求。
并不是说我们良知告诉我们偷窃是不对的，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恶，我们就叫已经致良知了！必须在我们处于那种事情面前（如我们饥寒交迫），我们做出不偷窃的事情，这才叫致良知；并不是良知告诉我们救人是善的，我们就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善，我们就叫已经致良知了，必须爱我们处于那种事情面前（如见孺子入井），我们做出救人的事情，这才叫致良知。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王阳明的良知说，并不是要我们冥思苦想，参禅论道就可以的，这是最大的误解。
王阳明力倡知行合一，也就是出于知行不一的顾虑，只知不行，或只行不知都是不对的。
知而不能行，只是还未知，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行相须，知行本体本身就是一个。
所以，那些知道诚实是善的，却为了私利而撒谎者，根据上面引文分号前说明，只是未知。
所以，为恶只是因为并没有致良知的缘故。
这里，我们发现了很奇妙的事情，即我们看到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罪恶源于无知”的翻版，中西古今的哲人，是相通的。
致良知并不是一次性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全知全能的良知，这是我们能够超凡脱俗，实现境界超越的材质，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善生，成为受人景仰的有德性的人，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致那良知。
致良知是实行，是不间断的在事事物物上取历练，去正心，把我们的心正好了，要费大工夫，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需要在一件件事情上，尤其是在我们遇到与良知相背的事情时，我们该如何选择。
当我们为了私利而违背良知撒谎使诈，我们好像知道这样不善，却还是做，我们会把责任推到良知上，会说既然我有良知，还是去做恶事了，说明良知并不起作用。
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自以为我们已经致良知了，我们以为我们的良知可以很快地变现使用，面临选择良知立马出发判断！我们何其无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做致良知的工夫，致良知就是在那些需要做选择的时候，才表现的那么露骨，你选择了为恶，就是放弃致良知，你放弃为恶，才是致良知。
当我们致良知的多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摆脱私利的干扰，我们的良心上的灰尘越来越少，于是终于有一天，成为明镜，恢复那天渊，这才叫致良知的极限。
良知是纯粹至善的，我们或许现在要怀疑，我们怎么可以相信良知能做判断的标准呢？那我就觉得饥寒交迫时偷窃是善的，那这也能是偷窃的理由啊！但是，那是你的良知吗？
我们都可以扪心自问，这是我们的良知吗？在所有的选择上面，如果我们真从我们的良知做选择，要少多少恶啊！王阳明是“只致良知三字”，这三个字的力量在此！“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
此是孔门正法眼藏，从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卒入于支离”（《与薛尚谦书》）。
那么我们致良知为什么会如此重要？这就在于它不仅能够实现社会的和谐，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人生意义之所在。
人活着无非为了一点，就是活出意义，获得幸福。
没有意义的人生，生活的不幸福，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活着，而是获得好”。
如果生活没有任何希望，我们无法感到生命的意义，如行尸走肉般活着，这或许是自杀的理由，除此而外，你能不能给我找另一个理由，告诉我，自杀者的原因？个人致良知，得到的是善生，是境界的提升，而一个人的德性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由个人而递升到社会，则实现全社会的和谐。
为什么个人要选择致良知，因为不这样，则是人生的灰暗，茫然失措不知所以，局限在个人狭小的空间，意义又从何而来？我们不是要善生获得幸福吗？舍致良知，我们还有其他的法子吗？我们做个伪君子，为个人私利什么都干，果真就获得幸福了？我们每做一次恶，我们就一次又一次地撕咬我们的灵魂。
表面上获得了名利，夜深了，会不会独立喋血无眠呢？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良知到底是不是理性的？抑或是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当我们说要致良知时，实际上也就是在认识你自己，这我们能不能说是非理性的？当我们说良知是全知全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良知是完全理性的？我们都不能这么轻率，那么，我们宁可说良知是超理性的，它通向意义的深度，是个天渊。
这或许是现代人更需要的，完全的理性在近代西方受到洪水般的批判，而后现代我们则无法接受，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社会又期待什么样的思想，让我们芸芸众生能够领略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活出意义来呢？我们不能简单的说，那就致良知吧。
实际上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并不就是《大学》的本意，但却自有它思想史上的价值，因为一种思想总要与时偕行才有生命力，而这种全新的诠释，也是正常和必要的。
我们今天理解的孔学肯定不是原典儒学，而且即使现在有的学者宣称的，他们搞得是原典儒学，那也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换一个名字。
为了避免大家总是想到自己所理解的“致良知”，我们不妨说，这里的良知叫做——真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