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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引言王阳明（1472年-1529年），字仲弘，号阳明子，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军事统帅和改良主义者。
他提出的“致良知”思想对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对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进行探究和研究，试图深入理解其思想内涵和意义。
一、王阳明的生平王阳明于明成祖宣德七年（1432年）生于温州。
其出身贫寒，家境并不富裕，但他自幼聪慧过人，求学之志强烈。
后来，他随父亲到蒙古地区经商，期间广泛涉猎古代文献和儒家经典。
1427年，明英宗即位，王阳明回到家乡举行科举考试，成功进士及第，开始了他的仕途和学术生涯。
二、“致良知”的思想内涵1. 良知的概念王阳明认为，人人皆有“良知”，即内在的道德感知和认知能力。
良知是人心中与天道相通的本能，是一种自觉自愿的力量，能够指引我们去认知、判断和行动。
良知潜藏于每个人心灵深处，凡事体验和感应神明之力。
2. “致良知”的含义“致良知”是王阳明的核心思想，意为人要将良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致”即“使达到”，指的是通过认识自我，觉知内心真实的伦理需求，将良知从潜意识层面引导至明确的道德实践中。
3. 自觉的伦理需求王阳明认为，人应当通过自我反省来认识自我，从而培养和放大自觉的伦理需求。
他将自觉的伦理需求分为善恶二义：善即良知的声音，恶则是个人私欲的诱惑。
只有净化自己的内心，才能恢复本性的良知，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德。
三、致良知的实践路径1. 反省与反思王阳明提倡反省和反思作为“致良知”的实践路径。
他认为，人类行为中的错误和罪恶根源于个体内在的矛盾和不合理。
通过反思和反省自己的思想、言行，可以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偏见，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贴近良知的指引。
2. 学习和修行为了培养自觉的伦理需求，人需要进行学习和修行。
王阳明提出要多阅读儒家经典和其他古代哲学著作，不断增长知识，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
同时，他还强调要实践中充实自己，通过与社会接触和实践活动来增进对人性的认识和理解。
王阳明（1472—1529），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他树立的“心学”一派，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并迅速流行于当时社会。
当前我们正处于对传统文化学习、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大好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道：“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1］我们应该对王阳明“心学”取其精华，使之与现代文化相通，在新时代发挥其以文化人的作用。
本文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实际，力图发掘其德育思想的价值，希望对当今德育有所启发。
一、“心即理”：德育应高扬人的主体性“心即理”是王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从德育思想的角度进行解读，则意味着对道德主体性的高度肯定，其含义在于如下两点。
（一）心之本体即“理”朱熹对“理”的规定是：“至于天下之物，则必有其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
”［2］“所以然”是决定某物之所以是某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所当然”指的是规范人的活动的准则，既包括自然界的根本原理，也包含社会道德法则和道德规范，王阳明所谓的“理”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实理，“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实理流行也”［3］978，相当于一般存在的本质和规律；二是事亲事君的道德律。
青年时期的王阳明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21岁时，他尝试过“格物穷理”，面对庭前的翠竹，他绞尽脑汁格了7天，却没有格出竹子的“理”，于是他就开始怀疑朱熹的“即物穷理”之说，“理”既然存在于外部事物“竹子”中，为何自己竭尽全力格了那么久却没有结果？又经过几年时间，一日在贵州龙场，他豁然开朗，原来“理”就在心中，他说：“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
至善是心之本体。
”［3］2在他看来，向“外”求理的方向不对，“至善”作为道德法则源于道德主体，是人的意识通过实践所赋予行为与事物，不可能存在于外部事物，而应该向“内”求。
（第41卷·总第228期）2019年第2期（Vol.41,Serial No.228）No.2,2019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NINGBO“心之本体”，或“心之体”、“心体”，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范畴。
王阳明“心之本体”有哪些不同表述？包涵了什么重要思想？其与“善”、“恶”范畴的关联性如何？学界一直没有清晰的思路。
王阳明“心之本体”的诠释性表述含有丰富的内容，且具有高度的连贯性。
他的诸多丰富表述中，以“无善无恶说”和“至善说”最为典型和集中，而“无善无恶”与“至善”又贯通为一，体现了他“心之本体”论在诠释学意义上的高度连贯性。
除“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无善无恶说”与“至善是心之本体”的“至善说”外，王阳明还有“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本体说”、“心体即所谓道”的“道心体说”（或“天理本体说”）、“心之本体即诚意”的“诚意心体说”、“圣人心体说”，等等。
当王阳明说“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时，则诸说即贯通为一。
这贯通为一的诸说，又进一步论证和充实了“无善无恶说”和“至善说”，最终王阳明完成了其“心之本体”诠释的连贯性：无善无恶即是至善。
这也是“心之本体”的核心意蕴。
一、从“四句教”说起“无善无恶心之体”，既是王阳明关于“心之本体”的经典诠释性表述，也是他晚年提出“四句教”后备受争议的一个命题。
在回答学生钱德洪与王畿因“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的不同理解而请益时，王阳明做出了看似折中、甚而近乎两可，实则深刻而明晰的回答。
我们可以从《传习录下》、钱德洪《王阳明先生年谱》，以及王畿《天泉证道记》等文献中读到王阳明的答辞。
《传习录下》与《年谱》中文字，皆为钱绪山所录所述，文意大致相同。
在阳明看来，人人皆可立志而为圣人，但通向圣境的道路却因人而异而不过两端：一是上根之人直悟本体，所谓一悟即透，这一悟亦是功夫，此即顿悟也，尚不能[收稿日期]2018-11-19[作者简介]王晓昕，贵阳学院教授，贵州省阳明学学会会长，修文龙冈书院学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阳明心学。
高考作文理论素材:王阳明的40种思想王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在学术思想方面继承宋代大儒陆九渊，以自己的体悟加以完善，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心学”体系。
王阳明的思想一出世，便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当时萎靡消沉的社会灌输了生机与活力。
曾国藩曾评价说：“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
”几百年来，王阳明的思想影响了海内外无数人，张居正、曾国藩、章太炎、康有为等都从中受益。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断言，21世纪是王阳明的世纪。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心学最高概括之“四句教”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临终遗言1 欲修身，先养心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
天下难道还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吗？人生启迪：浮世之中，总有许多人为追求物质享受、社会地位和显赫名声等身外之物，而心力交瘁、疲惫不堪。
他们怨天尤人、欲逃离其中而不可得，皆因忽略了自己的内心，不明白万事以修心为先的道理。
2 不忙不乱，不焦不躁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
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
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天地间的大气，本来没有瞬息中断过。
但有了一个主宰，就能不先不后，不急不缓，即使千变万化，主宰是一成不变的，人有了这个主宰才产生。
如果主宰安定，如同天地运行一样永无停息，即使日理万机，也经常从容自在，也就是所谓的“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有气在四处奔流，怎么会不忙呢？人生启迪：忙碌是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不幸的是，与身体的操劳相伴随而来的，还有内心的忙乱急躁、焦虑不堪。
所谓“身之主宰便是心”，倘若在忙碌的生活中不能给内心留一份悠闲，而使其深受烦恼与担忧所累，便更难在为人处世之时做到游刃有余、潇洒自在。
3 心狭为祸之根，心旷为福之门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心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篇一一、引言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以其独特的“致良知”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一思想不仅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也是其个人思想与实践的结晶。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探讨其内涵、价值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应用。
二、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内涵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主要指通过内心的修炼，达到对良知的认知和实现。
这一思想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应当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发现和实现内心的良知。
良知，即人的道德本性和道德判断力，是人们行为的指南和评价标准。
三、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历史背景与形成过程王阳明生活在明代中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浮躁。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的思想，以应对当时社会的道德危机。
他通过对儒学经典的深入研究，结合自身的实践体验，形成了这一独特的思想体系。
这一思想的形成，不仅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批判。
四、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价值与意义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对于个人修养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个人修养方面，这一思想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人们通过内心的修炼，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社会发展方面，这一思想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此外，“致良知”思想还具有普遍的道德价值，对于人类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王阳明“致良知”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应用在现代社会，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仍然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首先，在个人层面，人们可以通过“致良知”的修炼，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修养水平。
其次，在社会层面，“致良知”思想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此外，“致良知”思想还可以应用于企业管理、教育等领域，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六、结论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通过对这一思想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发展脉络。
明代王阳明的儒学思想研究王阳明，字仲弓，号阳明，明代儒学家、将领。
他的思想对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乃至传统中国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一生都在探索人的内心，认为人的良知是可以直接感知天理的，即“知行合一”。
在王阳明看来，人的心灵是自由的、天然的、朴素的。
他认为人的心灵可以循着自然的本性顺流而下，而不需要受到书本和经验的束缚。
据此，他提出了“致良知”的理论。
他认为，人们无须去追求那些抽象的事物和虚假的美好，只要认真、坦率地面对自己的内在，心灵就可以直接感知到天理，并还原为初心，实现道德境界的提高。
王阳明认为，人的知行不分离，仁、义、诚、信、微之五常等道德价值观念，是由人的良知自发产生，不需要通过外在的苦学来培养。
那么，如何才能够让人们觉醒自己的良知呢？王阳明认为，要通过自我反省、苦修等方式来寻求解脱。
他主张“心即理，理即是心”，只要将心中的理念消化成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就可以使自己更进一步，满足道德的追求，成为一个良好的人。
王阳明还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他认为，儒家经典中的“道”其实是人的良知体现，是人类精神的真正归宿。
他主张修身齐家、见贤思齐、敬天爱人，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来感召人们，以道德来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王阳明的“致良知”理论和知行合一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倍受推崇的。
他的思想和行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带给了中国哲学、宗教、文学等方面以巨大的影响。
然而，尽管他的思想具有独创性和深度，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点。
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致良知的理论是否具有广泛适用性，是否完全适合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及背景，存在诸多疑虑。
特别是现代社会之中，人们明显更倾向于追求物质的利益和快乐，而不是追寻精神境界。
因此，致良知的理念能否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理想，仍旧值得深入思考。
其次，王阳明坚持人性本善的观点，是否真正符合事实，也存在争议。
实际上，人的善恶之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由社会、环境和个体的因素所构成。
浅谈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王阳明的道德教育思想受到学者广泛关注，其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一次又一次的道德危机与混乱，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所蕴含的道德原则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启发性的道德参照，以塑造中华文化的精神框架。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王阳明的道德教育思想，并详细论述其中的启示意义。
首先，我们先要简单介绍王阳明的精神背景。
王阳明是中国明朝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他的道德学研究在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以《论语》、《孟子》、《道德经》为部分着重研究对象，提出了“至诚至尊、至勤至孝、至义至乐”及“义志、忠卫、仁远、礼节”等学说，被誉为“中国道德思想史上的巨擘”，实施着不朽的道德传承。
其次，我们来讨论王阳明的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他提出的“至诚至尊、至勤至孝、至义至乐”重在强调对智慧、真理和道德的尊重。
王阳明认为，“至诚、至尊”的态度就是要求人们认真学习、思考和探究，珍惜有价值的知识与智慧，保持谦恭和尊重的态度；“至勤、至孝”的态度则是要求人们总是勤奋努力、刻苦学习，同时爱护父母亲，具有孝顺之心；“至义、至乐”的态度则是要求人们一言一行都要言符行，坚持正义原则，并尽己力行善，从而使自己和他人充满正能量，乐于行善。
再次，让我们来讨论王阳明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首先，人们可以从王阳明的思想中学习到崇尚智慧与真理的教育理念，当今社会流行的“低俗文化”污染了人们的观念，很多人只关注身体、物质和经济享受，忽视了精神层面，忽略了人文素养的重要性，这是不可取的。
其次，王阳明认为“礼义廉耻”是道德教育的根基，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种正确的道德标准，要求人们应当言行合一、忠信尽责，以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这对促进人际之间的和谐有着积极的启发作用。
最后，王阳明的思想也倡导以善行教育孩子，让孩子学习行善，培养内心善良，这股正能量将可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影响未来，为社会整体做出贡献。
王阳明（上）：心外无理、心外无物01.人生第一等事王守仁（1472-1529），谥文成。
浙江人，因结庐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界习称王阳明。
他是明代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心学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甚至被称为明朝一哥。
王阳明家系是王羲之一族的遗脉，家世传承有道教背景，道教的神秘主义在王阳明身上有突出体现。
他一生充满神异色彩，但这些传奇我基本都不大关心。
我们尊崇王阳明，绝不是因为那些神奇。
神奇的东西不仅不可学，而且有害于思想辩驳和理性传承。
王阳明天资聪慧，更重要的是他生长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精英家庭。
虽然他到四岁时还不会说话，但他的祖父已经给他朗诵了很多经典，播种在幼小的心灵里。
十二岁时母亲去世，使他有了更多的“野蛮生长”的机会。
据说他的继母开初对他很不好。
他就把一只猫头鹰藏在继母床底，半夜发出恐怖的叫声。
然后他收买了一个巫婆前来警告继母。
巫婆装神弄鬼一阵，告诉继母，你再不好好对待这个孩子，他母亲的幽灵会来要你的命，你床底下的猫头鹰就是他母亲的化身。
继母颤抖着请求原谅，从此对王阳明很友善。
王阳明这样的举动，在崇尚孝道、行事谨严的道学家那里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说，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走寻常路。
面对这个不受管束的孩子，父亲甚为担忧。
之后，他随官职调动的父亲去京师，就学于私塾。
有一天，十几岁的阳明突然问塾师：“如何是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当然是读书中状元，阳明当即表示怀疑，他认为做圣贤才是第一等事。
当然，他真正回归圣贤之学，要到三十四以后了。
关于王阳明的成学经历，湛若水概括为“五溺之说”：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聪明人容易因为兴趣太广而玩物丧志，但一旦能收束到一个治学焦点，那之前的那些泛滥积累经融会贯通，会大有助益于思想的精进。
王阳明虽然聪慧过人，但直到二十八岁才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后改兵部。
三十四岁这年，他抗疏反对把持朝政的宦官刘瑾，任性狂放的他卷入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当中，各种磨难随之而来，差点付出生命代价。
论王阳明心即理说的主要观念刘桂标王阳明是宋明儒学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一般学者以他为此阶段儒学两大派系之一心学的代表。
他的学说，以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最脍炙人口。
当中，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心即理说最具讨论的价值。
本文便是对王阳明心即理说的伦理学（依儒家内部用语，则是心性论）涵义加以析论的准备-- 对此说的主要观念的重构和分析。
至于对于此说本身，我会在另一篇论著加以讨论。
在本文，笔者会分析心即理说的一些中心观念，即「心、良知、理、天理」等。
在正式进行分析和讨论之前，我想先提出我对研究中国哲学的语言的看法。
无可否认，如果我们将中国哲学的语言和西方哲学的语言作一对比，前者有着不可掩饰的缺点：不够清晰和准确，令人难以把握和理解。
这可以分开两方面来说。
首先，是使用概念方面。
中国哲学家很少会为其哲学概念下正面的定义，他们往往只通过具体的应用才烘托出其意义；而即使下定义，也往往词义含糊，令人难以把握。
其次，是结构和论证方面。
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往往是语录式的、格言式的，结构十分松散，一个观念的意义或者一种主张，往往分散到许多不同的段落中去，需要我们很费气力才能够整理出其意义和理路。
而且，他们往往只提出自己的看法，很少提出证明；即使提出证明，也往往不够严格，欠缺逻辑性，从而令人觉得有独断的感觉。
对于中国哲学语言以上的缺失，有人或者会作出辩护：中国哲学主要讲的是人生的价值而非自然的知识，而前者往往不可言诠、只可意会，因此，他们不着重定义和论证，亦不关心著述的结构的完整性。
以上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理由，然而，我却以为不可作为反对中国哲学语言现代化的借口。
我同意，关于人生的价值，我们不可能单单通过经验概念的说明便可以完全掌握，我们还需要从人生的生活实践来加以体证。
然而，要求用语言尽量说明白，尽量讲清楚，与最终讲求人生体验并无矛盾，我们不能因为价值要体证便完全放弃对语言方面严格的要求。
事实上，当代一些中国哲学家由于能吸纳西方那一套较严格和精确的哲学语言，因此，他们在表达传统哲学义理时明显有进于他们的前辈。
118浅谈王阳明的“四句教”黄雪姣 南京大学哲学系摘要：“四句教”是王阳明心学的精义所在。
他晚年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的“四句教”作为自己一生学术思想的立言宗旨，且告诫弟子此后切勿更此四句。
故考察“四句教”对全面了解王阳明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梳解“四句教”的具体内容。
其次阐述“四句教”的内部逻辑结构，并指出“四句教”在王学体系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后，讨论以“四句教”为代表的王门心学的影响及启示。
关键词：四句教；王阳明；知行合一王阳明曾与王龙溪、钱德洪二子在天泉桥上论道，论及“四句教”，喜曰：“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
”嘱咐曰：“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
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
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
”可见，王阳明赋予了“四句教”以思想定论的性质。
“四句教”是王阳明历事练心后的思想沉淀，是对其心学的概括与总结，亦是其对成圣这第一等事的形而上学追问和沉思。
故考察“四句教”，对了解其思想有重要意义。
同时，王阳明“四句教”的提出对程朱理学乃至其后的儒学都有重大冲击。
所以，对王阳明“四句教”进行考察十分必要。
一、“四句教”之内容王阳明在其晚年总结了王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四句教提出后，首句争议颇大。
故先将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单独提出，以求尽其解。
在古代哲学中，心是一个有多重含义的范畴：心是思维的器官；心是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心是一种能照，即是体认的方法与认识的能力，是圣贤一脉相传的心法。
阳明论“心”，是认识到心所具有的双重意义，即道德心与本体认知心。
善与恶是道德的范畴，阳明提出“心即理”来重建心体与道德本体。
在道德层面上，阳明认为心至善无恶。
“至善”指内心如天理一般极为纯正的状态和毫无一丝人欲的理想境界。
由于心中善的禀赋，所以人都有可成为尧舜的可能性。
同样，阐明心与理的关系也离不开善。
试论王阳明的“至善”思想与无滞之境 “至善”二字出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 《大学》开篇就表明宗旨，大学之道要“止于至善”，而之后紧跟着的句子是儒家的代表性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这些是否是至善的解释，至善的内涵究竟有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达到至善？后世都有不同的理解。 《论语》没有提到“至善”，孔子只是教导弟子如何成为一个君子。孔子不言至善，但他做到了“至善”。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也成为了后世儒者一生努力的目标。当然，我把这个当做孔子的“至善”论。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观点。而有人会说儒家的“至善”应当是“中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是“仁、义、礼、智、信”兼备，但是我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终极目标是成为“君子”，君子是一种修养与所达到的境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边是境界，从根本上来说孔子是教导弟子如何成为一个有境界的君子。 王阳明的“至善”论与境界是与孔子一脉相承的。王阳明在答欧阳崇一时说:“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与孔子所提倡的“君子”很相似，那种情绪主体的无滞性，或者是人生境界的无滞性一脉相承。 “物来顺应”是王阳明“至善”论的主要特点，追求的是一种三教合一之后的无滞之境。与孔子的“不忧”、“不惑”、“不惧”、“从心所欲，不逾矩”，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又有不同。孔子无“至善”论，但可以将他关于“君子”与“仁”的论述归纳为某种要达到的境界，一种是人生的境界，一种是道德境界。其中包含有无滞之境的特征。可以说王阳明“至善”思想中的“无滞”之境继承了孔子思想的精髓， 但又饱含有儒释道合一的儒家新境界。接下来我将重点分析 。
“至善”与无滞之境思想的内涵 王阳明晚年在征思田之前与门人在天泉桥论道，就王龙溪与钱德洪之争而提出著名的“王门四句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至善”在阳明先生的思想中与无善无恶等同。 “至善者，心之本体”，“良知是天理之照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 王阳明认为，有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们的内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这就类似于精金之所以能够成为“精”，是因为其具有充足的成色而没有铅铜之杂。 “金到足色方是精，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 王阳明认为人心是至善至美的，“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仲尼”，也就意味着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但是这种潜质或天性会被蒙蔽，参入杂质，最终的修养要靠“致良知”， 人生是要通过良知与自己的行为结合起来，达到“知行合一”，让自己合乎天理。而不是把天理与人性对立起来。 关于无滞之境，王阳明也指出:“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人心本是自足自清的，无善无恶，空无一物，有点类似西方的“白板说”，王阳明随后又说：“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人心本来空无一物，只是由于人的“着意”于善恶，于是产生了善恶之分。 这一思想受到了孟子“不动心”之论的影响，他在辨析孟子与告子“不动心”之差异时，王阳明认为:“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动，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心之本体原自不动”。 在王阳明看来，“着意”便是动，便于心体有“贻累”，有所滞，心体无善无恶就是无所滞。因此所谓对于“至善”的追求，超脱人世中的“着意”，去除心之“贻累”，是最终回到无所滞的“心之本体”，达到一种无所滞之境。由此看来，“至善”是王阳明心学的出发点，无滞之境应当就是他所要达到的终点。中间的过程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这个过程没有终点，总是让人心的修炼趋近于合乎“天理”。无滞之境，我把它看做这种人心合乎“天理”的人生境界。
“至善”与无滞之境思想的产生 王阳明“至善”与无滞之境思想主要产生于一下几个方面。 一、生死观念是“至善”思想的源头，“心为本体”理论的确立 。 在古籍中我们通常发现在印象中观念相差很大的理论，也会有惊人的相似点，其中有三条文献就是这样。 第一条是在《论语·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第二条是在《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 第三条是在王阳明《答顾东桥书》：“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而也。” 前两句中，无论孔子还是庄子，都是在时空的无限中，生发出一种对人自身的渺小存在的感悟。不同的是孔子选择的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庄子选择的是“无为”，“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庄子·外篇·天运》） 第三句就是王阳明悟道后的思想，“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对于王阳明来说，在“格竹”失败之后，并未立即走向前人陆九渊的心学道路，而是在经历生死来到龙场之后走向心学。 关于这段生命体验，王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的序言中说：“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 在这一句中王阳明对在自己心学的转向表明了心迹。人生的苦难，特别是生死的考验促使其对生命最终的意义进行思考，这成了他心学转变的主要动机。也许是历代儒者在看到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之后就很少对生死进行思考，并将生死的玄妙讨论归之于佛道，自己置身事外。总之，到了王阳明，中国古代的这种可贵的人文精神才又一次复兴，这一点后面还会再加论述。 经历了这次的人生低谷，王阳明自此实现了对生死的超脱，他说：“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这是王阳明心学的起点，王阳明在《大学问》一书中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 ”所谓“大人”其境界已经无滞于物，超脱“患难”、“死生”，可以说是王阳明心中理想的圣人之境。
二、继承发挥孟子、陆九渊心学，由性善论发展出“至善”论。 《论语》中处处透露出性善论的影子，但并未明确谈及。《论语·阳货》中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并不看重人本性如何，而是把重点放在“习”上，所以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真正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很小，其本质差异就是人本性中具有“仁义”这样的善存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性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也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 “万物皆备于我”是心学的出发点，陆九渊对此进行了大力的发扬。关于性善的问题，王阳明继承了这些思想，将孟子“性善论”作为其“心学”的逻辑基础。 对于人性之善的产生，孟子强调其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人之“本心”固为善，并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为发端，扩充为仁义礼智“四德”，并没有指明其具体生于何物，王阳明则提出:“天是性之原”，“良知是天植灵根”， “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良知即是天理”，将人的良知归于天命，“天”之绝对存在性决定了人性之善的“生生不息”，“至善”作为无善无恶的心之本体也就有了最根本的来源，那就是潜藏在人心的“天理”。 孟子言性善，并没有将善恶对立起来，往往将“善”与“不善”作为一对命题来讨论。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 其势则然也。人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他认为人性本善，没有“不善”的，显现出来的所谓“不善”是受外物影响而致的，是“四端”不扩充的结果，只是“善”的未完成形式。前面已经提过在心学上孟子的开创意义。 王阳明的“良知说”理论正是源自于孟子的学说，即源自孟子的“四端说”和“良知说”。最突出的特点是，王阳明提出了“良知是谓圣”的观点。王阳明在其“良知诗”中就直白地说道：“人人心中有个仲尼”，也就是认为人人内心之中均有个“圣人”，而人们心中的这个“圣人”并非现成的符合圣人规范的“圣人”，而仅仅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圣人”，因为人们内心均可能受到私欲的蔽障。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人的境界是一个不断地发展提升，这是一个不断扩充的过程。 王阳明在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的基础上进行发挥形成“至善”论。他认为:“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王阳明提出的“至善”是无善无恶的，“至善者，心之本体”。而本体上有所着意，即受到杂物的蒙蔽产生了善恶。因此他认为善恶本是一体，只是呈现出了两种形式，并不是对立存在的。
三、人生经历促成“至善”与无滞之境的思想。 《论语·为政》：“子曰： 君子不器。” 对于这句话的解释众说纷纭，一般的解释是“作为君子，不能囿于一技之长，不能只求学到一两门或多门手艺，不能只求职业发财致富，而当“志于道”，从万象纷呈的世界里边，去悟到那个众人以下所不能把握的冥冥天道，从而以不变应万变。”还有种说法是：“君子不会拘泥于形式教条。”无论哪种解释，“君子不器”都是一个儒者达到“至善”的标准。“君子不器”才能达到某种超出众人的境界或品质。就像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些品质也是儒者应有的修养。 王阳明的在立德、立功、立言上都足以不朽，被称为完人。但这并不是说他已经达到“至善”，只能是说明了王阳明切身履行了“君子不器”的思想。不执着局限于立德、立功、立言单个方面，超越了这些虚幻之物，从而有着更广阔的境界。因此“君子不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