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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生态博物馆之根——论生态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生态博物馆来自于法语“écomùsée”，是20 世纪70 年代在法国产生的一个博物馆概念，也是一种新的博物馆形式。
前缀“eco”来源于“ecology”，但实际上并不是简单指现在的生态学学科概念，而具有更为宏观的意思，即把文化遗产及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保护。
自法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克勒索—蒙西（Le Creusot-Montceau）由雨果·德·瓦兰（Hugues de Varine）在1971 ～1974 年建立以来，全球已经有400 多座生态博物馆，分布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东欧、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中国等地。
我国生态博物馆概念的引入来自于挪威，第一批生态博物馆是1995 ～2004 年由挪威和中国签署的文化合作项目资助，在贵州四个风格迥异的民族村落建立的生态博物馆群。
随后，在我国的广西、内蒙古、云南等地纷纷建立起一批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也在21 世纪的最初十年达到顶峰。
1 从传统博物馆到新博物馆新博物馆学的到来标志着传统公共博物馆实践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
自20 世纪70 年代开始，随着博物馆数量的增多，出现了很多新的博物馆形式，比如生态博物馆（ecomuseums）和露天博物馆（open air museums）等。
这些新博物馆形式侧重于区域性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和社区参与。
一方面，民俗博物馆、社会历史博物馆、遗产中心等挑战了国家博物馆和其他国家批准的公共博物馆的传统博物馆形式。
同一时期出现的遗产旅游和博物馆形式多样的增加都是对这一趋势的回应，也表露出博物馆的功能从教育性向娱乐性的转变。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博物馆加强了对社区参与和本土文化的重视。
比如很多人参与遗产旅游并不是为了简单的休闲娱乐，而是把这些博物馆和遗产地当做本社区遗产的一部分，这样参观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博物馆学】Museology20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高速发展，社会和生态危机日益加深，人们对工业文明产生了厌倦感，出现了回归自然、追求古朴的社会心态。
生态博物馆的观念和实践在这样的社会和心理背景下应运而生。
从法国诞生世界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以来，生态博物馆相继在各地设立。
80年代生态博物馆概念进入中国，90年代中期开始了最初的生态博物馆实践。
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生态博物馆先后出现民族村寨型、汉族农业区型、城市与社区型等不同类型。
中国生态博物馆理论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六枝原则、“1+10”模式、城市社区生态博物馆模式，苏东海将其特征总结为整体保护、原地保护、自我保护、动态保护[1]，可以说是对生态博物馆理念的集中概括。
在遗产保护领域，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有识之士面对世界大战对遗产的摧毁和战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遗产的巨大破坏，呼吁保护遗产，随着《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颁行，开始了全球性遗产保护运动。
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文化遗产一词逐渐在政府、民间、学界、媒体中出现，中国开始从传统的文物事业逐渐转向与国际接轨的文化遗产事业。
在全球遗产运动的浪潮中，中国出现了一些与传统文物类型不同的遗产类型，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等，这类遗产往往呈现出片状、整体的不可移动性、内部的系统性、仍在使用过程中等特点。
这类整体性遗产虽然没有命名为生态博物馆，但与生态博物馆的特点吻合，可以用生态博物馆保护的理念来指导其保护与开发。
1 整体保护整体性遗产具有一定的占地面积，与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古遗址、古建筑等相比，其面积更大，且其内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诸多点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需要采用整体保护观进行保护与开发。
整体保护就是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其内涵用于整体性遗产表现为两点。
其一，将遗产内的点状遗产和整个遗产结合到一起，看成一个整体，不孤立地保护与开发某个单独的遗产点。
浅谈生态博物馆作者：王婷来源：《文物世界》 2012年第6期博物馆是近代兴起的社会文化事业，一个世纪前被带到中国，中国在百年风雨中一直磨合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生态博物馆是博物馆中的一个新的类型。
作为西方后工业时代的产物，我们要探索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
一、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的定义1.博物馆的定义1905年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的博物馆事业经历了百年风雨。
这一百多年以来，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在不断摸索中前进。
20世纪8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界对博物馆的定义进行了热烈讨论。
博物馆的定义是：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生态博物馆的定义生态博物馆是在人类社会现代环境意识与现代生态意识不断觉醒的背景下产生的。
1971年国际博协第9次大会在法国举行期间，国际博协领导人乔治谈到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向时，第一次试用了“生态博物馆”（Ecomuseum）这个名词。
从语源上说，Ecomuseum源于两个希腊语单词，一个是（英语“eco”，汉语“生态”），另一个是“museion”（英语“museum”，汉语“博物馆”）。
“iokos”的本意是指“居住地”，引申为人们在文化和历史方面适应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全部内容，而“museion”本意是对具有科学或文化意义的物品的收藏。
可见，将英语前缀“eco”用于生态博物馆（Ecomuseum），既不是指经济（economy），也不是泛指生态学（ecology），其本意是指社会生态环境均衡系统：社区或社会，人是核心部分，人类的活动是其进程。
自生态博物馆这个名词出现以后，各国博物馆学者从自身的理解和需要出发，对其做出了不同而不断变化的界定。
1976年生态博物馆创始人乔治·亨利·里维埃对生态博物馆所下的定义为“进化的定义”。
此后，环境科学的系统性、整体性原则被引入到博物馆，从而在法国诞生了“法国地方天然公园”、“克勒索蒙特索矿区生态博物馆”等第一批生态博物馆。
建设中国式生态博物馆的思考
中国式生态博物馆是一种将景观、生态、尊重自然的理念和社会、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具有特色的参观方式。
建筑物采用节能环保、与自
然融为一体的设计，将现代科技与古老文化以及花园、公园和景观有
机地和谐统一。
以人为本，Save Lives 并装点生活，使参观者在探索
舒适安全环境中了解该地区背景以及它衍生出的各种跨文化活动和当
下趋势，更好地了解文化、历史、传统习俗、知识和特色、甚至生态
文明等独特的生活模式。
此外，还要着重图书馆、实验室建设，情景体验区等设施，鼓励
参观者观察和实践相应的科学原理，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孩子、成人和新一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改变。
除此之外，还可以开设人文课
程和农业或环境保护实践课程，通过把人文、自然和科学资源提供给
学生，使他们在多元文化价值中灵活运用，促进对生态文化的理解和
尊重，全面发展孩子们的当代能力和未来能力。
关于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初步研究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和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例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对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初步研究进行探讨，并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和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例，深入分析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现状、特点及其对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进行界定，明确其在全球文化保护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接着，将概述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背景和发展历程，探讨其在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促进社区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对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和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的案例分析中，本文将重点关注它们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实践经验和创新做法，包括如何在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和公众参与。
文章还将对两个博物馆群在运营管理、展览策划、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成果和挑战进行评述，以期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通过对贵州和浙江生态博物馆群的深入研究，本文期望能够揭示生态博物馆在保护地方文化、促进社区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和潜力，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研究贵州省，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是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理想之地。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旨在保护和传承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同时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构建，遵循了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即“在原生地保护文化遗产，在自然和人文环境中进行活态展示”。
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村落，如西江千户苗寨、镇远青龙洞等，贵州成功地将这些村落转化为生态博物馆，使游客在参观的同时，能够深入体验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展示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功能。
各生态博物馆不仅展示了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多个民族的传统服饰、歌舞、手工艺等文化元素，还通过生态保护的实践，让游客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9年第3期(总第110期)民族学与人类学生态博物馆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基本原则——以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例平锋(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厦门361005)摘要：生态博物馆已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普遍流行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在保护实践中，只有遵循生态性、开放性、主体性的基本原则，其文化遗产保护才能取得成效；中国首座生态博物馆——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经验就是例证。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原则；长角苗中图分类号：C95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4922(2009)03-0133-05受全球化、现代化与城市化浪潮的影响，建立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生境正在迅速解体，一些文化遗产因而受到破坏或濒临毁灭。
为了挽救即将消失的文化传统，拯救民族的记忆之“根”，世界各国人民已作了各种尝试，其中，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博物馆保护模式正日益受到推崇。
一、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与基本理念“生态博物馆”(eco—m us eum)一词最初是在1971年由雨果德瓦兰(H ugues de V ar i ne)在法国格勒诺布尔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九次大会期间提出来的。
1981年3月413，法国政府颁布了其关于生态博物馆的官方定义：“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整体，以展现其有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
”这个定义是根据弗朗索瓦密特朗(Fr ancoi s M i t t e r r a nd)政府官员马克凯瑞恩(M a x Q uer i en)的一份文化改革报告的精神制定的，强调遗产应该“原地保护”，“而不是将遗产博物馆化”。
1986年11月，法国各生态博物馆馆长在“向前回忆”的主题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后来产生了法国生态博物馆理事会。
前言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后，90年代开始在贵州实践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建设。
从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先后在贵州、内蒙、广西、云南等地建设了生态博物馆。
这些生态博物馆建设大多选择了民族文化丰厚，居民生活却极为贫困的落后地区，它们的建设往往承担着社区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重任。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却一直缺乏这样一个生态博物馆。
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我国率先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区”和全国区域发展的领头羊，一直被国内外各界高度关注。
2008年8月，国务院正式出台的《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长三角一体化”概念首次正式进入中央文件。
“长三角一体化”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用“国家保证”的形式进行了确定。
加快提升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促进这一地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当然，在加快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怎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怎么走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共同问题。
回顾改革开发30年，我们曾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鉴于前车之鉴，未来的发展不能再走老路，必须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实早在2003年8月，建设“绿色长三角”就已达成共识。
在《关于“世博会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共同发展”的若干建议》中，沪、浙、苏三地就首次提出借“世博会”良机打造“绿色长三角”。
当下的长三角一体化正向更高层次的“绿色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
安吉地处长三角的中心位置，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迅速崛起的对外开放县，而且安吉人文历史资源丰富，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是历史上浙江最早的郡治所在地，山民、畲族等特色多样性民俗文化赋存地、是“全国第一个生态县”、“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中国竹乡”、“中国转椅之乡”、“中国白茶之乡”，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条件，为建造生态博物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能在安吉建造一个成功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其影响不仅会辐射到整个长三角地区，而且将扩大到整个东部乃至全国，从而更大的发挥生态博物馆的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积极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生态文明”的要求，安吉县结合自身“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在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特别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提出在安吉建设生态博物馆的设想，并希望中国（安吉）生态博物馆能有别于其他模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思路，无论是生态博物馆的形式、内容、功能还是运营管理模式，都能有所突破创新，特别是内容与功能上，不能将保护与展示的内容局限于现有的各类自然生态环境、传统民俗文化与历史文化遗产，而要将整个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中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纳入其中，使生态博物馆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
第一章理论研究1.1国内外生态博物馆研究与实践20世纪80年代，在对工业文明和传统博物馆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一种全新的文化遗产保护形式在法国诞生，这就是“生态博物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态博物馆在政治层面上具有人权及人道主义的色彩，在文化层面上倡导文化多元主义特别是弱势文化社区的关注，在技术操作层面上注重当代新发展的多种学科与人类遗产的保护、研究和交流的有机结合。
生态博物馆理念在世界迅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
1.1.1国外生态博物馆研究与实践（1）不断进化的生态博物馆理念在后工业社会里，环境科学的崛起和生态观念的传播，震撼人心，成为全球关注的热门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1年国际博协第9届大会中，基于将遗产与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改革思路，诞生了“ecomuseum”一词。
这里“eco”既不是指经济(ecomomy)也不是泛指生态学(ecology)，其本意是指社会环境均衡系统:社区或社会，人是其中存在的核心部分，包括人类的活动及其进程。
这是70年发明生态博物馆的原意。
这种有别于博物馆传统文化的新思维，对于博物馆改革者来说极具吸引力，迅即形成了深入研究和实践的动力。
随着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进行，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也在不断校正中。
如里维埃（1973、1978）、法国政府（1981）、勒内·里瓦德（1988）等都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
表1-1 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区别在评价生态博物馆成功与否的指标上，参观人数、藏品数量、所进行的教育活动等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指标应集中于当地居民应用生态博物馆思维方法，管理和保存它们的文化和社会遗产的有效程度。
在生态博物馆中保护和发展的关系研究上，多数专家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发展责任型旅游、生态旅游是生态博物馆发展的有效途径。
（2）各具地域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博物馆保存的大多为工业化社会的文化，一般产生于关闭的历史原址，例如矿区、钢厂、发电厂，许多以前的工人失业或退休，成为此类博物馆的创办者。
各国实践中对生态博物馆的管理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如法国的特许经营管理体制，意大利结合政府立法的形式进行管理。
①法国第一代生态博物馆是在里维埃的指引下,以人与环境的紧密结合为特征创建的法国地方公园模式,这个模式从1967年开始至1975年形成了法国地方公园系统。
在生态博物馆的另一位倡导者戴瓦兰引导下，于1971年至1974年在法国索勒特索煤矿区建立起来的。
整个社区都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这个项目的开发,这个模式创造了工业社区生态博物馆的最早的经验。
②加拿大加拿大生态博物馆扩大到小型社会的整体，被称为“社会生态博物馆”，成为加拿大新博物馆学的试验区。
之后，加拿大陆续建立起来的一批生态博物馆也是各具特色的。
如保护工人住宅区文化的“全社会之家”生态博物馆；为保护自然文化区的“岛上居民之家”生态博物馆；为保护和研究历史遗产的洛格山谷生态博物馆；在生态学教育中心兴建的圣康斯坦特生态博物馆；为大众博物馆学讨论会址成立的文化中心建立的德赛河生态博物馆等等。
加拿大发展的生态博物馆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强调公众参与，二是社区往事的共同回忆，三是建立解释中心，开设大众博物馆学课程，专家与社区居民取得共同认知。
③美国美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就汲取了加拿大的经验，美国史密森学院开发的亚克钦印第安社区博物馆，就建立了类似解释中心的组织和建筑，但他们直接称为生态博物馆。
居民说：我们把生态博物馆看成是信息中心。
这个信息中心也制定和实施了培训计划，组织了和加拿大的互访学习，学习遗产保护和档案管理。
美国建立的生态博物馆具有美国自己创造的经验。
④瑞典截至2005年，瑞典建立了12 个生态博物馆。
瑞典生态博物馆想要表现人类长期利用和改变自然，由此形成的自己文化的路程。
以当地居民的方式和居民的历史去表现生态博物馆的文化遗产。
如表现萨米人（Sami-people）的昨天和今天的日常生活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表现传统农业和历史遗迹的生态博物馆、表现环境特别是珍稀动植物的生态博物馆，多数生态博物馆反映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前工业区建立了工业遗产生态博物馆。
⑤日本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在亚洲的日本也受到了关注，被发展为“造乡运动”，“造乡运动”强调内发性，即一村一品，由当地居民做起，以一些村庄作试点，成立生活工艺馆，馆内设木工、陶艺、编织等工房。
观光客只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以亲手体验各种器物的制作，并由专人进行指导，接受咨询。
这些村落以其自然的风光和传统的文化特色吸引了大批的观光客，还使村民们不离乡土，走上富裕之路，并且有效保存了当地的特色文化。
1.1.2国内生态博物馆研究与实践（1）国内生态博物馆研究我国对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6年《中国博物馆》杂志集中介绍了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有关成果。
90年代中期开始推向实践建设。
之后，来自人类学、民俗学、博物馆学等多学科的学者对生态博物馆的研究从观望状态转入了与实践结合的学术研究阶段。
国内学者对生态博物馆的操作模式、社区参与机制、旅游开发、保护与开发的博弈、生态博物馆理想与现实的对接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生态博物馆建立原则的研究中，2000年制定的“六枝原则”最为显著，这一原则是针对中国生态博物馆保护与发展问题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即：六枝原则１、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２、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３、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４、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５、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６、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７、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８、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
（2）国内生态博物馆实践从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至今，中国先后建立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广西“1+10”民族生态博物馆群、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云南等地建设了生态博物馆。
这些生态博物馆建设大多选择了民族文化丰厚，但居民生活却极为贫困的落后地区，它们的建设往往承担着社区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两重重任。
这些生态博物馆的构成主要是一个信息资料中心，以及开放性的社区活体保存和展示中心，并通过旅游开发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欠发达地区的生态博物馆实践也遇到很多难题，如在资金、人才、制度等方面的限制。
特别突出的问题是社区居民自我认知不足，文化主导权在理念先进的政府和专家手中，需要文化代理完成生态博物馆的初期建设，从而降低了保护成效，也使得生态博物馆的巩固相当困难。
中国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认为：这种文化主导权的回归要经过三个文化递升的层面，即利益驱动层面、情感驱动层面和知识驱动层面。
村民保护自己文化的动力来自利益的驱动，也来自对自己文化的天然感情，但对自己文化的价值还缺乏科学认识，这三个层面都需要提高，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要对村民进行必要的培训。
不仅要帮助村民们理解生态博物馆，更迫切的是要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科学地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他们才会更加珍爱自己的文化，更加关心自己文化的长远利益。
小结■在中国，巩固生态博物馆要比建立它更难，面临着资金、人才、制度等上面的限制；■通过培训让居民获得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权，逐步实现社区居民文化主导权的回归；■充分利用当地文化中心等卫星机构，与生态博物馆分工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