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有名句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对此信疑参半。
天地之间，确有大美，可春燕秋虫，飞霞奔雷，流浪的风和远行的波涛，都无时无刻不在歌唱。
《昆虫记》说到夏蝉，其幼年期在地底下历经四年沉默，出土后只存活一个月，短短的生命历程，日日引吭高歌，始终未曾停歇。
自然的声音就是天籁，本来就妙不可言，梁实秋就说过很讨厌演唱，不如去听鸟叫风喧。
桓温将军问何以“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孟嘉给的答案也是“渐近自然”。
吾辈凡俗少修，对雅乐一向懵懂无知，私下也认可弹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唱的，看来耳朵也和舌头一样，也是好那么一口荤。
肉声胜过丝竹，盖因那是鲜活的生命，更能表达丰富的情感。
丝竹们悠扬也好浑厚也罢嘹亮也行，终归是死的，离自然就隔了一程。
念奴唱歌，李谟吹笛，曲终管裂，说的也是竹不如肉。
吾辈生不逢时，儿时遭遇红色恐怖，虽然饥寒交迫，但听的唱的都是颂圣谢恩之类的盛世元音，后来百禁始解，偶闻《洪湖水浪打浪》，竟如同奥德修斯被海妖的歌声魅惑了一般。
再后来，春晚请来一个香港的业余歌手，用浓重的颤音唱《我的中国心》，据说连胡耀邦都连声夸赞，结果倒把那歌者感动得不知所以了。
及至港台风来，欧美潮涌，流行歌曲似乎唤醒了国人沉睡多年的美感和力比多，每一个餐馆都配上卡拉OK设备，酒前饭后都要高歌几曲。
很多家庭远未到小康，都买来DVD和麦克风，那个普及程度一点不逊于后来的麻将桌。
一时间，城乡处处，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似乎除了下岗的工人和背井离乡的农夫，其他人都在高歌《心语》和《迟来的爱》，俨然陷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恋爱。
不过即便如此，愚以为也比全民跳忠字舞要好。
曾经听说有个美国佬在重庆当外教，看到课本上《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这首诗感觉很难理解，说不可想象美国会有诗人面对国务卿办公室的灯光抒情，还说重庆街头那么多美女，为何不对她们抒情呢。
全民自发地歌唱真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不管他们所唱歌曲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抑或是阳阿薤露。
只要这种歌唱是来自生命本身，而不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命令士兵高唱楚歌，或者为了坐稳江山而组织全民大唱红歌。
真正的歌唱是来自心灵的，是一种绽放姿态，是最美的一种生命表情。
遥想尧舜时代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场景，该是多么的自然，率真，动人心魂。
吉卜赛人也把歌唱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说时间是用来流浪的，身躯是用来做爱的，生命是用来遗忘的，而灵魂是用来歌唱的云云。
草根的歌往往是最美的，自古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不过在一个极权社会，草根的歌声注定要被黄门鼓吹所掩盖。
时至今日，留毒不散。
所以歌舞庆典，一场接一场，亦有因歌声甜美而当上将军者。
更有甚者，还在“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之后，续以“肉不如作，作不如脱”，那就不仅仅是只讨好耳朵这个器官了。
国人往往为足球捶胸顿足，不知为何未怎么苛责泱泱大国，没有出一个杰克逊那样的歌星。
需知国内大腕，大都是御用歌者，他们如何能引起世界范围内人群的共鸣。
其实国人自古善歌。
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的秦青，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韩娥，放到今天，只要不是唱什么继往开来的领路人，说不定也可成为国际巨星。
周云蓬说嵇康是魏晋时期的摇滚歌手，也不无道理，他用他张扬的生命与才情，淋漓尽致地阐释了摇滚精神。
司马相如一曲终了，卓文君决然与其私奔。
勤政楼下万人如海，众声喧哗，女高音许永新甫一亮嗓，广场寂寂，若无一人。
倾听与歌唱，恰如阅读和写作，有不同的内涵和境界。
我喜欢那种有一定深度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歌曲，也很怀念那些曾经伴随自己生命历程的老歌，但是我很反感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心灵和生活的红歌，总觉得那里面隐含着对极权的肯定，对荒谬的支持。
我还有个疑惑，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主旋律，如《今天是个好日子》之类，也不能说就不好听，但为何港台不流行那样的曲调？这种盛世元音往往字正腔圆，中气十足，恢弘壮丽，是不是属于法西斯美学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