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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萌芽、发展而起步的，从一开始就存在本土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大量移植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这种做法，首先就会遭遇分析和批判的中西“语境错位”问题。
同时，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
如果要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视野，就应当实现伯明翰学派或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资源的结合，并将之导入中国地方性语境中。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中国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移植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以作为主要分析视野和方法。
这种照搬套用的做法，首先就会遭遇分析和批判的中西方“语境错位”问题。
同时，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
诚然，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对于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也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但是，其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尤其是其在过高估计大众个。
性被文化工业摧毁程度的同时，过分地简化了大众接受和使用文化工业产品的过程。
正是在这一点上，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具有纠偏和补充作用。
文化研究不仅注意到了自上而下宰制性力量对大众的控制和操纵，更看到了从属者自下而上对宰制性力量的抵抗和颠覆，重新认识到了大众的文化辨识力、主动性和创造性，重估了大众文化政治的进步性潜能。
正因如此，如果把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大众文化理论接合起来，并经过从西方地方性语境到中国地方性语境的转换，会有助于更全面、辩证地理解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萌芽、发展而起步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本土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现象。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
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
[1]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
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
“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
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
西方媒介素养教育范式的四次转变摘要：西方媒介素养教育肇始至今，经历了免疫—甄别—批判—赋权几个范式，每一次范式的转变都与西方社会的变化、媒介技术的演进、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的转向密切相关，本文对这几种范式进行梳理，考察促成范式转变的多重、复杂因素，在借鉴的基础上给中国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一种理论参考。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西方范式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的理念和教育实践是一个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复杂系统。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和文化情境中对媒介素养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表述，但对媒介素养的关键性认知还是比较一致的。
那就是使用和解构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
而相关的教育其实质就是要指导人们怎样正确处理与媒介的关系。
在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范式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四次转向。
中国的媒介素养和其相关的教育理念引入较晚，1997年，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卜卫在《现代传播》第1期上发表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一文被视为中国大陆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这以后中国大陆对媒介素养教育开始有所关注，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国的实践深度和广度。
目前中国大陆已开设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基本上集中在高校，且集中于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职业化培养，提升到全民教育和素质教育高度的媒介素养教育还没有形成。
理论和实践的滞后使中国尚未形成符合当前中国实际的媒介素养教范式。
近十年间，在引介西方范式的过程中，西方历时态的四个理论范式在中国几乎是共时态地涌入的，理论层面的范式重叠和“西方化”的问题严重影响到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实践。
本文拟对西方媒介素养范式进行梳理和分析，旨在给中国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一种理论参考。
一、免疫范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社会，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不仅使书籍能够被普通民众所接触，而且大众期刊与大众报纸也紧随其后，再加上城市化的推进、交通运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出现了大众受众。
媒介素养教育的世界视野与中国模式一、概述在数字化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它不仅是提升公众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分析和评价能力的关键，也是培养公民社会责任感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
本文旨在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全球视野与中国特色，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总结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通过深入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全球趋势和中国实践，我们可以为提升我国公民媒介素养、构建健康的信息生态环境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媒介素养教育的定义与重要性媒介素养教育，亦可称为媒体素养教育，是一种针对公众，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形式，其目标在于培养他们正确地理解、分析、评价、创造和传播各种媒介信息的能力。
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涵盖了广播、电视、电影、网络、出版等各种媒介形式，涉及媒介批判性思维、媒介伦理道德、媒介审美等多个方面。
在当今社会，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认知世界的主要渠道。
媒介信息的海量、复杂和多样性，使得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面对媒介时，往往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
媒介素养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媒介信息的辨识能力，理解媒介信息的产生、传播和接受过程，掌握批判性思考的技能，从而做出明智的媒介选择。
同时，媒介素养教育也是提高公民素养、建设民主社会的必要途径。
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公众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培养他们在媒介使用中的自主性和责任感，使他们在享受媒介带来的便利和乐趣的同时，也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在全球范围内，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推广。
由于各国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不同，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内容也存在差异。
在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2. 全球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趋势媒介素养教育正在从传统的“批判范式”向“参与式”和“赋权”范式转变。
![理论与经验：介入大众文化的两种路径[1]——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比较研究(一)](https://uimg.taocdn.com/85fbe986dd3383c4bb4cd2c4.webp)
理论与经验：介入大众文化的两种路径[1]——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比较研究(一) 内容简介]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辨证方法论，英国文化研究则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法兰克福学派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的“异化”思路批判和解析大众文化，而英国文化研究则采用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凸显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共同文化”的贡献；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是抵制和超越的态度，英国文化研究则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救赎与正名；法兰克福学派对“精英文化”被褫夺表现出了极其的不情愿，大有用“应然”反对“实然”的意蕴，而英国文化研究则小心翼翼地求证工人阶级文化现实的合法性，更多地是要为“实然”争取“应然”的地位；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因为达不到他们的审美趣味而必然招致政治上的无能，而英国文化研究则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不但在政治上是合法的，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经验。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介入大众文化的路径所发生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代文化批评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其中，以审美趣味还是现实政治作为出发点，是这一变化发生的重要契机。
关键词]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审美政治本文试图讨论的是两种欧洲背景的思想方法针对大众文化现实所作出的反应，虽然这两种思想方法是不同时代和不同语言的产物，它们所面对的具体的大众文化对象非常不同，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传承关系，但是，两种思想方法均已成为西方大学或其他学术机构中主流的学术传统，并对当今学界的大众文化研究发生着持续的、无法绕开的影响力（当然，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大众文化研究的范围），无论欧美，还是中国。
值得警醒的是，这两个学术传统的不断引介和吸纳过程，也是不断被工具化的过程，其原因不外乎两种：贪图学术生产的便当，或担心学术立场的偏差2]。
本文旨在体会两种思想方法的不同出发点和旨趣，反对简单化地将它们用作某种现实的批判工具。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摘要】本文通过对伯明翰和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研究路径的分析，探讨了它们在文化特点和研究方法上的异同。
伯明翰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具有多元文化和悠久历史，研究路径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而法兰克福作为德国金融中心，注重哲学和文学研究。
比较分析显示，两种文化路径在文化传承和跨学科研究方面存在差异，但都在推动文化多样性和全球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
最终，通过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文化研究路径的异同探讨，提出了研究启示和未来展望，为文化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关键词】关键词：伯明翰、法兰克福、文化研究、异同比较、特点分析、研究路径、研究意义、启示、未来展望1. 引言1.1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探讨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异同，通过比较分析它们的文化研究路径和特点，以揭示不同文化背景对人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通过对伯明翰和法兰克福两个城市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跨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
本研究也旨在为文化研究领域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拓展学术研究的边界，促进学术交流和合作。
通过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路径的分析，可以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通过本研究的开展，可以深化人们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个城市的文化研究，推动文化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1.2 研究背景伯明翰与法兰克福是两个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城市，它们分别代表了英国与德国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对于伯明翰与法兰克福的文化研究，旨在通过比较这两座城市的文化路径，探究它们在历史、艺术、社会等方面的差异和联系，进而深入了解它们的文化特点与价值。
伯明翰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以其丰富的历史遗产和多元文化而闻名。
从工业革命时期起，伯明翰就是英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工匠精神和制造业传统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简析西方媒介文化批判流派、研究热点与方法今天，以网络、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到来，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是基础性、实质性和全局性的，对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及传播学既有范式、机制、规律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所以，新媒介研究（也称为媒介研究）顺理成章地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前沿、焦点、热点，甚或中心话题。
目前，媒介研究有批判研究和经验研究两大研究理路。
宏观审视我国学界的现状，当下媒介研究呈现为经验研究“兴盛”而批判研究较为“衰弱”的局面。
其中原因何在，媒介批判研究的发展空间如何，学界未作出有效的理论反思和回应，这为批判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空间。
当然，欲梳理中国媒介批判理论的发展趋势这一现实问题，还须深入历史，特别是要深入到西方批判学派媒介研究的理论历史。
因为西方批判学派媒介研究理论历史悠远，且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话语的一个重要资源。
所以，弄清西方批判学派媒介研究理论的来龙去脉与发展状况有助于我们反观自身的理论状况和预知理论的未来发展走向。
正是本着这一思路，我们进入到西方媒介批判理论的话题现场。
所谓“媒介批判理论”（critical media theory）,即采用哲学、历史学、文艺学、美学、政治经济学、语义学等方法，以批判的视角关注媒介现象和媒介文化的理论话语。
“批判”（criticism/critique）通常发生在社会批判和哲学批判两个层面：一为批判社会，所用方法主要是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一为反思存在，系哲学的方式反思哲学的“存在”（being）,二者密切相连，后者为最终思考落脚的重心。
通常，概括性介绍某一研究课题不外介绍其研究主体（谁在研究，如流派、谱系）、研究客体（研究内容、研究领域）、如何研究（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研究态度）、学界热点等。
虽然这些看似基本常识，但目前在媒介文化研究领域尚乏系统引入。
本文拟从以上几个方面对西方媒介批判理论做以概要梳理。
一、理论谱系对于西方批判学派媒介研究理论的理解，国内许多传播学教材往往局限在德英两国理论进行讨论。
批判学派梗概：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学派（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批判：1.对奴役人、操纵人、控制人的现代传播的批判性揭露和分析；2.对商业化、实用化、经验化的传统理论的批判与扬弃。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背景1.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在整个欧洲的失败2.一战中得到极致体现的欧洲文明危机理论特征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和异化劳动理论。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理论重心转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诸如心理、社会、文化、艺术等精神领域，并将之视为一个总体，认为支撑现代社会的既非经济，也非政治，而是人类文化总体的辩证运动。
对马克思主义的扬弃1.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做一种哲学，轻视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
2.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非但没有贡献还有所歪曲；强调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来源，希望通过重新确立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
代表人物【卢卡奇】Ceorg Lukacs创始人；匈牙利人；西马圣经：1923《历史与阶级意识》总体性理论源流：总体性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收的理论精华，卢卡奇试图恢复总体性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位置。
理论含义：作为认识论原则，总体性是具体的总体性，它力求在最高的思维形式中再现事物的整体联系，同时又保留个体之特殊性的存在。
作为本体论原则，总体性是社会历史的总体性。
具体的总体性要求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的总体来把握。
物化（reification）理论源流：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黑格尔等人的“异化”理论，形成系统的物化理论。
吸取了黑格尔、韦伯、乔美尔等人的思想成分，植根于黑格尔哲学的传统，并与黑格尔的“异化”或“外化”的概念相联。
但是卢卡奇主要是从马克思《资本论》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来推断他的物化理论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一、序言一般认为，卢卡奇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影响最为卓著的便是法兰克福学派。
平心而论，法兰克福学派没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思想，研究所成员之间的思想认识也不尽一致，马尔库塞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之间有严重的分歧，哈贝马斯更是与其前辈们有不同寻常的决裂。
几十年的风雨如晦，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历经战争磨难，饱受迁徙之苦，形成所谓的“批判理论”，涉及领域繁多，影响面极广。
有人认为，要想真正的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需要拥有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具备的一切知识”，1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加之学派著作大多使用德语写作，语言艰涩难懂，所以，研究者们很难全面而精确的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对其做出优劣、得失方面的公允评判。
但是，这并不妨碍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松散的整体”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域，述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价值倾向，考察其理论渊源，还是有一个大致的脉络可循。
所谓“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是由“社会研究所”（The Insi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的一些成员组成。
如果需要开列一份名单的话，这些20世纪“左派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典型代表”2先后主要有：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W.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弗洛姆（Erich Fromm）、基希海默、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
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形式上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实际上是独立的。
1923-1929年期间的研究所是一个“西方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3所长由法律与政治学教授格吕堡（Carl Grünberg，1861-1940 ）担任，成员背景复杂，既有共产党员，也有社会民主党员，与当时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影印马克思未出版的手稿抄本，主要侧重于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
理论与经验：介入大众文化的两种路径[1]――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比较研究【摘要】本文主要对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这两种不同的途径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它们在介入大众文化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首先介绍了这两种研究路径的背景和研究目的，然后分别深入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
接着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它们在大众文化领域的异同点，并探讨了这些不同路径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总结了比较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启示和展望。
通过本文的探讨，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研究路径对大众文化的影响，为今后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比较研究、影响、启示、展望1. 引言1.1 背景介绍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现代西方最重要的文化批判学派之一，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有着深远影响。
其理论探讨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化产业、大众心理学等多个领域，致力于揭示大众文化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
而英国文化研究则更加侧重于对大众文化的实践介入和文化政治的影响，通过对日常生活、流行文化和群众文化的分析，试图理解和改变社会现实。
本文旨在比较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两种不同路径对大众文化的介入方式和效果，探讨它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及可能的启示。
通过对这两种不同文化批判传统的比较研究，或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参与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1.2 研究目的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两种不同介入大众文化的路径进行比较研究，旨在探讨它们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原因。
具体而言，我将分析两种路径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不同之处，比较它们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等方面的差异。
通过深入探讨这些差异，我希望能够揭示不同路径在介入大众文化过程中的优劣势，并从中获得启示，以指导未来的研究和实践。
通过这一研究，我也希望更好地理解大众文化的运作机制，以及文化研究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
最终，我希望本文能够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一定的贡献。
英美文化研究差异——文化研究发展脉络梳理摘要：20世纪八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借助传播学适应了美国政治和学术体制，实现了自身合法化，正式登上美国学术研究舞台。
但在抗争、妥协与适应过程中，美国的文化研究也呈现出异于英国来路的文化研究特征。
本文在梳理英美文化研究发展脉络的过程中，发现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美国文化研究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了政治和学院化改造，使文化研究在美国得以发展的同时，也丢失了一部分批判色彩。
关键词：文化研究批判学派跨学科一、英国文化研究：溯源法兰克福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二者可以说是媒介文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学派，并有着精神内核上的顺承关系。
二者都不满足于单纯的媒介文化研究，主张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
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法西斯猖獗的年代，理论上比较关心媒介文化的压制功能。
其学术立场是，从已经“启了蒙”的精英知识分子角度出发，担负起对无产阶级的“启蒙”重任。
①他们认为，大众媒介是资产阶级将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的帮凶，也因此对大众媒介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继承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精神，并因现实语境的变化，将研究重点由宏大的政治经济批判转向了媒介文本要素分析和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解读。
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发展适逢战后小人物造反的时代，许多文化研究的理论家甚至直接卷入女权运动、种族运动等。
②这导致他们富于实践、意识到大众力量的同时，也更倾向于认为，大众文化是无产阶级在使用媒介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文化。
其理论也更为乐观，认为受众拥有对文本进行能动解读的能力。
但其弊端也因此凸显——我们难免会因参与其中，而难以客观分析社会运动中的大众文化。
这也成为英国文化研究备受学界诟病之处。
二、美国文化研究：跨语境重构与妥协随着文化研究影响日益扩大，不少学者开始致力于将文化研究引入美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化研究登上历史舞台。
③而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如：凯瑞、格罗斯伯格等，文化研究开始在传播学学科范式下取得一席之地。
【单向度的传播】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单向度、超真实、内爆》读书笔记一、媒介观（一）失去理性的传媒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纳粹铁骑控制下的德国和看似民主自由的美国社会，媒介成了被工具的、主观的理性纳入技术统治下而被操纵的典范。
法西斯利用无线电广播无孔不入地向人们宣扬法西斯理论，使人们渐渐丧失了正确判断失误的能力，在这里媒介成为了有可能毁灭人类的武器。
在美国，由媒介一手策划出的大众文化也从另一个层面表现着我们时代人被“异化”，人沦陷于“工具性理性”的特点。
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的流行文化，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导致了人的“异化”。
各种媒介都在宣扬和推崇后工业时代的文化特征：消费主宰一切。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德国法西斯操纵大众文化有切肤之痛，对文化工业操纵大众意识特别敏感。
在流亡美国生涯中，他们又目睹了美国的大众文化更是欺骗性地操纵社会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完全商品化，连否定的声音和抗议都可以在媒介的大规模复制下变成一场闹剧。
（二）媒介意识形态大众传播媒介在总体上是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的中转站。
受控制的媒介既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驱使的傀儡，又是维护主控阶级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
大众媒介就是对人的精神奴役和全面控制，文化由“双向度”转变为“单向度”，不再是以提升人类灵魂境界为己任的圣贤，而成为帮助大众消磨时光的“时间杀手”，这都是文化被纳入工业运作轨道的必然结果。
大众文化不仅丝毫不能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反而加强了它的意识形态控制。
3，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声讨媒介文化现象，他们对媒介所持的批判态度，和传统经验学派对媒介的研究是迥然不同的。
他们认为媒介在创造一个“文化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强权变得更加隐蔽也更有威力。
二、文化工业1、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对传统“文化”定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
与人类学家可以强调文化的实用性相反，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认为文化的基本功能“否定”和“对幸福的承诺”。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
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
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
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
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
[1]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
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
“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
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
霍尔的三种解读媒介文本的方式就是一个鲜明的理论证明。
其后的费斯克更是把大众对媒介权力的抵制行为揭示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出了民众进行微观政治实践的潜能。
在费斯克看来，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民众虽然对社会权力束手无策，但是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符号权力，通过对抗性的解码实践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种曲折达到目标的方式无论如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总体而言，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具体的批评方法上差别很大，甚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是围绕着媒介权力展开批判的。
2、作为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
文化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它的政治参与方式，他们都通过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为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或者解读某种文化现象的方法。
他们都以一种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且都有着强烈的直接干预公共政策的理论冲动。
法兰克福学派把媒介文化和文化工业放在政治语境当中，“将其作为把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来研究”，同时，他们还揭露大众传播媒介是如何作为帮凶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的。
于是在其理论中，他们努力寻求政治改革的新策略（如阿多诺的回归批判性）、政治改革的新机构（如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阶段公共领域的回乡渴望）、政治改革的新模式（即他们所努力鼓吹一种新的文化革命的可能性等）。
就媒介文化的视角来看，他
们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传媒所有制问题（即大众传播媒介应该归谁所有）、媒介制度（即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公共性）、媒介权力问题（即谁在掌握着又是如何操作着媒介权力）等。
这些问题都是一个社会政治改革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一个社会信息的公开与否，一个社会开明、进步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是与媒介制度息息相关的。
法兰克福学派以激进的批评话语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人性解放”的名义批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他们把哲学推向社会生活，由此造成的对抗文化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这是因为，对抗文化是一种俗文化，被它利用的哲学著作影响越是广泛，越易成为通俗读物，越易沦为商业文化。
比如，法兰克福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弗罗姆等的“爱欲”被通俗化为性解放的理论等。
对抗文化的一个后果是维护它表面上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
[3] 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更具有先天的参与政治的冲动，这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学术立场是分不开的。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大多是无产阶级出身，他们认为媒介文化是普罗大众在利用传播媒体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文化是工人阶级自身创造的，媒介文化就是大众在利用媒介的时候自己解释出来的文化，而不是权力意识形态和资本意识形态强加给大众的先入为主的文化。
所以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文化观点更加鼓吹一种“抗争”功能，费斯克甚至提出了一种“符号民主”的观点。
虽然后来学者对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观点颇有微辞，说他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文化民粹主义”（或曰“文化平民主义”）。
如果说法兰克福的政治理想是自上而下的“改良”的话，那么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政治理想则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3、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他们都动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的自成一格，形成了媒介文化研究方法的鲜明特色。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是由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构成的，他们都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然后运用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例如哈贝马斯是德国的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个历史学家，他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无疑具有很深的历史学特色；同时又把公共领域看成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使得其研究视野无所不在。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坚持将文化放入其产生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与体制中去研究，因而文化研究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在其抽象的理论观点上也是相似的，这一观点要求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研究结合起来。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它摆脱了传统学科观念的束缚，动员了多种理论用来研究文化现象，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特色。
特别是以莫利开始的民族志方法论实践，把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方法引入到媒介文化研究中来，使得媒介文化研究有了充分而又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后来的费斯克的文本解读实践更是把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政治实践之中去，比如他对购物广场、海滩、电子游戏、摇滚乐等等的解读，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