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萌芽、发展而起步的，从一开始就存在本土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大量移植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这种做法，首先就会遭遇分析和批判的中西“语境错位”问题。

同时，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

如果要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视野，就应当实现伯明翰学派或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资源的结合，并将之导入中国地方性语境中。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中国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移植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以作为主要分析视野和方法。

这种照搬套用的做法，首先就会遭遇分析和批判的中西方“语境错位”问题。

同时，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

诚然，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对于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也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但是，其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尤其是其在过高估计大众个。

性被文化工业摧毁程度的同时，过分地简化了大众接受和使用文化工业产品的过程。

正是在这一点上，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具有纠偏和补充作用。

文化研究不仅注意到了自上而下宰制性力量对大众的控制和操纵，更看到了从属者自下而上对宰制性力量的抵抗和颠覆，重新认识到了大众的文化辨识力、主动性和创造性，重估了大众文化政治的进步性潜能。

正因如此，如果把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大众文化理论接合起来，并经过从西方地方性语境到中国地方性语境的转换，会有助于更全面、辩证地理解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萌芽、发展而起步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本土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现象。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

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

[1]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

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

“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

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

西方媒介素养教育范式的四次转变摘要：西方媒介素养教育肇始至今，经历了免疫—甄别—批判—赋权几个范式，每一次范式的转变都与西方社会的变化、媒介技术的演进、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的转向密切相关，本文对这几种范式进行梳理，考察促成范式转变的多重、复杂因素，在借鉴的基础上给中国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一种理论参考。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西方范式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的理念和教育实践是一个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复杂系统。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和文化情境中对媒介素养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表述，但对媒介素养的关键性认知还是比较一致的。

那就是使用和解构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

而相关的教育其实质就是要指导人们怎样正确处理与媒介的关系。

在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范式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四次转向。

中国的媒介素养和其相关的教育理念引入较晚，1997年，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卜卫在《现代传播》第1期上发表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一文被视为中国大陆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这以后中国大陆对媒介素养教育开始有所关注，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国的实践深度和广度。

目前中国大陆已开设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基本上集中在高校，且集中于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职业化培养，提升到全民教育和素质教育高度的媒介素养教育还没有形成。

理论和实践的滞后使中国尚未形成符合当前中国实际的媒介素养教范式。

近十年间，在引介西方范式的过程中，西方历时态的四个理论范式在中国几乎是共时态地涌入的，理论层面的范式重叠和“西方化”的问题严重影响到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实践。

本文拟对西方媒介素养范式进行梳理和分析，旨在给中国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一种理论参考。

一、免疫范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社会，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不仅使书籍能够被普通民众所接触，而且大众期刊与大众报纸也紧随其后，再加上城市化的推进、交通运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出现了大众受众。

媒介素养教育的世界视野与中国模式一、概述在数字化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它不仅是提升公众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分析和评价能力的关键，也是培养公民社会责任感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

本文旨在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全球视野与中国特色，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总结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通过深入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全球趋势和中国实践，我们可以为提升我国公民媒介素养、构建健康的信息生态环境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媒介素养教育的定义与重要性媒介素养教育，亦可称为媒体素养教育，是一种针对公众，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形式，其目标在于培养他们正确地理解、分析、评价、创造和传播各种媒介信息的能力。

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涵盖了广播、电视、电影、网络、出版等各种媒介形式，涉及媒介批判性思维、媒介伦理道德、媒介审美等多个方面。

在当今社会，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认知世界的主要渠道。

媒介信息的海量、复杂和多样性，使得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面对媒介时，往往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

媒介素养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媒介信息的辨识能力，理解媒介信息的产生、传播和接受过程，掌握批判性思考的技能，从而做出明智的媒介选择。

同时，媒介素养教育也是提高公民素养、建设民主社会的必要途径。

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公众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培养他们在媒介使用中的自主性和责任感，使他们在享受媒介带来的便利和乐趣的同时，也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在全球范围内，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推广。

由于各国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不同，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内容也存在差异。

在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2. 全球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趋势媒介素养教育正在从传统的“批判范式”向“参与式”和“赋权”范式转变。

理论与经验：介入大众文化的两种路径[1]——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比较研究(一) 内容简介]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辨证方法论，英国文化研究则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法兰克福学派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的“异化”思路批判和解析大众文化，而英国文化研究则采用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凸显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共同文化”的贡献；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是抵制和超越的态度，英国文化研究则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救赎与正名；法兰克福学派对“精英文化”被褫夺表现出了极其的不情愿，大有用“应然”反对“实然”的意蕴，而英国文化研究则小心翼翼地求证工人阶级文化现实的合法性，更多地是要为“实然”争取“应然”的地位；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因为达不到他们的审美趣味而必然招致政治上的无能，而英国文化研究则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不但在政治上是合法的，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经验。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介入大众文化的路径所发生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代文化批评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其中，以审美趣味还是现实政治作为出发点，是这一变化发生的重要契机。

关键词]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审美政治本文试图讨论的是两种欧洲背景的思想方法针对大众文化现实所作出的反应，虽然这两种思想方法是不同时代和不同语言的产物，它们所面对的具体的大众文化对象非常不同，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传承关系，但是，两种思想方法均已成为西方大学或其他学术机构中主流的学术传统，并对当今学界的大众文化研究发生着持续的、无法绕开的影响力（当然，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大众文化研究的范围），无论欧美，还是中国。

值得警醒的是，这两个学术传统的不断引介和吸纳过程，也是不断被工具化的过程，其原因不外乎两种：贪图学术生产的便当，或担心学术立场的偏差2]。

本文旨在体会两种思想方法的不同出发点和旨趣，反对简单化地将它们用作某种现实的批判工具。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摘要】本文通过对伯明翰和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研究路径的分析，探讨了它们在文化特点和研究方法上的异同。

伯明翰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具有多元文化和悠久历史，研究路径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而法兰克福作为德国金融中心，注重哲学和文学研究。

比较分析显示，两种文化路径在文化传承和跨学科研究方面存在差异，但都在推动文化多样性和全球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

最终，通过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文化研究路径的异同探讨，提出了研究启示和未来展望，为文化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关键词】关键词：伯明翰、法兰克福、文化研究、异同比较、特点分析、研究路径、研究意义、启示、未来展望1. 引言1.1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探讨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异同，通过比较分析它们的文化研究路径和特点，以揭示不同文化背景对人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通过对伯明翰和法兰克福两个城市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跨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

本研究也旨在为文化研究领域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拓展学术研究的边界，促进学术交流和合作。

通过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路径的分析，可以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通过本研究的开展，可以深化人们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个城市的文化研究，推动文化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1.2 研究背景伯明翰与法兰克福是两个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城市，它们分别代表了英国与德国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对于伯明翰与法兰克福的文化研究，旨在通过比较这两座城市的文化路径，探究它们在历史、艺术、社会等方面的差异和联系，进而深入了解它们的文化特点与价值。

伯明翰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以其丰富的历史遗产和多元文化而闻名。

从工业革命时期起，伯明翰就是英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工匠精神和制造业传统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简析西方媒介文化批判流派、研究热点与方法今天，以网络、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到来，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是基础性、实质性和全局性的，对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及传播学既有范式、机制、规律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所以，新媒介研究（也称为媒介研究）顺理成章地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前沿、焦点、热点，甚或中心话题。

目前，媒介研究有批判研究和经验研究两大研究理路。

宏观审视我国学界的现状，当下媒介研究呈现为经验研究“兴盛”而批判研究较为“衰弱”的局面。

其中原因何在，媒介批判研究的发展空间如何，学界未作出有效的理论反思和回应，这为批判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空间。

当然，欲梳理中国媒介批判理论的发展趋势这一现实问题，还须深入历史，特别是要深入到西方批判学派媒介研究的理论历史。

因为西方批判学派媒介研究理论历史悠远，且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话语的一个重要资源。

所以，弄清西方批判学派媒介研究理论的来龙去脉与发展状况有助于我们反观自身的理论状况和预知理论的未来发展走向。

正是本着这一思路，我们进入到西方媒介批判理论的话题现场。

所谓“媒介批判理论”（critical media theory）,即采用哲学、历史学、文艺学、美学、政治经济学、语义学等方法，以批判的视角关注媒介现象和媒介文化的理论话语。

“批判”（criticism/critique）通常发生在社会批判和哲学批判两个层面：一为批判社会，所用方法主要是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一为反思存在，系哲学的方式反思哲学的“存在”（being）,二者密切相连，后者为最终思考落脚的重心。

通常，概括性介绍某一研究课题不外介绍其研究主体（谁在研究，如流派、谱系）、研究客体（研究内容、研究领域）、如何研究（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研究态度）、学界热点等。

虽然这些看似基本常识，但目前在媒介文化研究领域尚乏系统引入。

本文拟从以上几个方面对西方媒介批判理论做以概要梳理。

一、理论谱系对于西方批判学派媒介研究理论的理解，国内许多传播学教材往往局限在德英两国理论进行讨论。

批判学派梗概：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学派（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批判：1.对奴役人、操纵人、控制人的现代传播的批判性揭露和分析；2.对商业化、实用化、经验化的传统理论的批判与扬弃。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背景1.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在整个欧洲的失败2.一战中得到极致体现的欧洲文明危机理论特征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和异化劳动理论。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理论重心转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诸如心理、社会、文化、艺术等精神领域，并将之视为一个总体，认为支撑现代社会的既非经济，也非政治，而是人类文化总体的辩证运动。

对马克思主义的扬弃1.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做一种哲学，轻视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

2.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非但没有贡献还有所歪曲；强调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来源，希望通过重新确立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

代表人物【卢卡奇】Ceorg Lukacs创始人；匈牙利人；西马圣经：1923《历史与阶级意识》总体性理论源流：总体性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收的理论精华，卢卡奇试图恢复总体性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位置。

理论含义：作为认识论原则，总体性是具体的总体性，它力求在最高的思维形式中再现事物的整体联系，同时又保留个体之特殊性的存在。

作为本体论原则，总体性是社会历史的总体性。

具体的总体性要求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的总体来把握。

物化（reification）理论源流：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黑格尔等人的“异化”理论，形成系统的物化理论。

吸取了黑格尔、韦伯、乔美尔等人的思想成分，植根于黑格尔哲学的传统，并与黑格尔的“异化”或“外化”的概念相联。

但是卢卡奇主要是从马克思《资本论》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来推断他的物化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