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诸多的文体。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
”a 刘勰认为文体起源于“五经”。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b 颜之推所论与刘勰略同，但在一些具体文体的起源上有所区别，如认为檄出于《书》而非《春秋》、奏出于《春秋》而非《书》、箴铭出于《春秋》而非《礼》，等等。
他们的观点影响很大，后世继响不绝，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所论颇有总结：“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
”c先秦时期的各种儒家典籍，是史官文章活动的结果。
从文体发源的角度来看，“五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源头。
作为先秦史官文章活动的集中体现，先秦史书中蕴含着数量众多的文体样式的萌芽和雏形。
有学者统计，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20篇，“原始以表末”，追溯各体文章之始，举《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之例者多达四十余处，涉及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隐、史传、诸子、论说、檄移、章表、议对、书记各体，尤举《左传》一书为最多。
d 先秦史书文本中出现*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先秦史官职事与早期文体流变研究”（GD17XZW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林训涛，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广东 深圳，518060）。
a [梁]刘勰撰， [清]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页。
b [北齐]颜延之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1页。
c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0页。
d 郭丹：《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0页。
2019年第2期先秦史书文体形态与史官文体意识*林训涛［摘 要］ 先秦史书出现了大量文体形态，反映出至迟到春秋时期，史官的文体意识已经成熟。
梳理这些文体形态，可以看出先秦史官文体意识的发展规律及其对先秦文体形态发展的作用：一、不同年代的先秦史书反映出文体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形态向书面形态发展的过程；二、先秦史书的命名体现了史官的文体意识；三、先秦史书中不同身份的人使用的文体不同，亦体现出先秦史官文体意识；四、史书中不同文体的模式化标志着春秋时期文体的成熟；五、《左传》《国语》中出现了许多未见于《尚书》和《逸周书》的文体，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文体蓬勃发展的状况。
［关键词］ 史书 史官 文体形态 文体意识〔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02-0163-06的大量文体形态，反映出至少到了春秋时期，史官的文体意识已经成熟。
先秦史书是先秦史官文章活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体形态众多，兹整理并述之如次。
《尚书》中的文体形态众多。
传为孔安国所撰的《尚书序》首先提出“六体”之说：“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
”a孔颖达《尧典》正义：“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
”b孔颖达不仅将《尚书》“六体”增加为“十体”，而且将“十体”与《尚书》的篇目联系起来，但由于其中的一些分法历来也存在着争议，如贡、歌、征、范四体在《尚书》篇目中的对应不足等，所以后人多以“六体”来概括《尚书》的文体形态。
刘勰、颜之推将策和檄的起源也归于《尚书》。
另外，若从萌芽和雏形的角度来看，后世的章表和奏序等文体，在《尚书》中也已经出现，如《商书·伊训》和《周书·洪范》。
《伊训》是太甲即位时伊尹所献之言，语重心长而殷殷期盼，既是辅国之训，又有告君之仪，具备了后世奏议的因素。
《洪范》是箕子向武王陈述治国之要，同样是告君之辞，具备后世奏议的性质。
《逸周书》中的文体形态，有学者将之分为对问体、教令体、谏诤体、训诫体、格言体等文体，都充满训诫内容。
c若从体例来看，《逸周书》亦有不少与《尚书》相类似的文体：教诲为训，有《度训》《命训》《常训》三篇，而黄佐《六艺流别》则以为《王佩》亦为训；常法为典，有《程典》《宝典》《本典》三篇；君臣勖勉为谟，黄佐《六艺流别》以《程典》《尝麦》《岁典》《本典》《文酌》《大开武》《小开武》为谟；d晓谕劝戒为诰，黄佐以为有《商誓》《皇门》二篇；师出告诫将士为誓，有《商誓》。
《国语》之“语”本是先秦重要的文体形态之一，而《国语》中出现的文体名称也有不少，如《周语上》载邵公谏厉王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e其中，曲、书、箴、赋、诵、谏、语，都是先秦的文体。
《楚语上》载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兴废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求贤良以翼之。
”f这里，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亦都是文体。
同样在《楚语上》中，左史倚相儆申公子亹：“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
’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
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g这段话中出现了箴、志、典、谏、书、诵等文体名称。
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云：“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
”h以为檄也出自《国语》，引出《周语上》所载的“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刘勰在《铭箴》篇中举《鲁语下》孔丘论楛矢之“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和《晋语七》“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钟”，来说明《国语》中已经有了铭。
《国语》中还有其他的文体名称。
隐语，也称廋语、廋辞，如《晋语五》载“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
命，《周语上》有“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周语中》有“单襄公论陈必亡”a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8页。
b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47页。
c罗家湘：《论教诫言语的形式问题——〈逸周书〉记言类文章分析》，《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d转引自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北京：中国书店，影印道光乙酉年刊本。
e [战国]左丘明撰， [三国]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页。
f [战国]左丘明撰， [三国]韦昭注：《国语》，第354-355页。
g [战国]左丘明撰， [三国]韦昭注：《国语》，第370页。
h [梁]刘勰撰， [清]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281页。
中提到的“先王之令”。
另外如《鲁语下》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晋语九》有“卫庄公祷”，《楚语上》有“子囊议恭王之谥”，等等。
《左传》作为言事兼记体史书，集先秦史书之大成，其不仅著述宏大，而且众体赅备。
宋人陈骙《文则》将《左传》中的文章归为八体：“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悫；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
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也。
”a陈骙以“八体”来总结《左传》文体，并且概括其各自的特点，可谓精当。
但《左传》中出现的文体远远不止此“八体”。
《文心雕龙》溯文章之始，就举到《左传》中其他的诸多文体，如《诠赋》举“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颂赞》举“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铭箴》举《襄公四年》魏绛引用周太史辛甲的《虞人之箴》及《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箴；《诔碑》举《哀公十六年》的“孔子诔”；《谐隐》中，谐语举《宣公二年》的“宋城者讴”和《襄公四年》的“侏儒之歌”，隐语举《宣公十二年》萧国还无社向楚师求情与申叔展的对话和《哀公十三年》叔仪向鲁人乞粮的对话；《檄移》举《昭公十三年》刘献叔对叔向之问，《僖公四年》管仲对楚使之责，《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书记》举《文公十三年》绕朝赠士会之策，《文公十七年》郑国子家与赵国宣子之书，《成公七年》楚国申公巫臣遗子重、子反之书，《襄公二十四年》郑国子产谏晋国范宣子之书。
《左传》中，除了陈骙、刘勰所举之文体外，尚载有许多其他文体。
人物之间的论辩对答，如《襄公二十四年》穆叔以“三不朽”与范宣子的辩论，《昭公二十年》晏子与齐侯论和同之异，等等，可以归之为论体；《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告诸侯之辞，则是诏体；《昭公十二年》晋侯、齐侯、中行穆子的投壶辞，则是杂辞。
上节所述的论赞体也属于《左传》中出现的文体。
《左传》中的引用甚多，有诗、歌、谣、谚等，也可以看作《左传》中出现的文体。
另外，尽管先秦并未真正出现系统性的文体理论，但史官在文章活动中已经出现了关于文体的一些论述，如《尚书》的“诗言志”说，《左传》“季札观乐”的“中和之美”的诗乐理论，《国语》的观风观志，等等。
这些都是先秦史官文体意识的反映，并且影响了后世，正如李建中所说：“经、史、子、集本身就不同程度地具有文学性特征，故寄身其中的先秦文论先天性地禀有文学性气质，并将这一气质遗传给后世批评文体。
”b梳理先秦史书中出现的文体类型及运用状况，我们可以看出先秦史官文章活动中文体意识的发展规律及其对先秦文体形态发展的作用。
第一，先秦史书反映出文体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形态向书面形态发展的过程。
作为最早的记言体史书，《尚书》“六体”体现出了仪式背景下言说的口头形态特征。
其中，“典”甲骨文作或，象双手捧册之形，《说文》：“典，五帝之书也。
”c“册”在早期社会当为神圣之物，《说文》：“符命也。
诸侯进受于王者也。
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
”d册是天子对于诸侯的册命，这种册命是在一定的仪式下由史官进行口头宣读，体现了仪式性的口头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