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实与清末国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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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衡派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提出了他们“道德救国”的主张,这个主张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与他们所受到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影响有关。
他们所主张学习、保存的“中西文明”,大多是前现代思想,在实际的应用中就变成一种反现代性思想。
这就与中国现实社会强烈要求发展现代性形成了一种历史的错位。
而且国粹派和学衡派是20世纪初先后出现的同属于文化保守主义的两个派别。
从两派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到,文化保守主义有它始终不变的特质,又有一个发展过程,从而对其有一个基本了解和定位。
【关键词】学衡派国粹派文化保守主义一、学衡派所处的历史环境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
因此在研究工作中,要对某一历史现象做到尽可能深入地把握和了解,必须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情景中进行考察。
学衡派的发生、存在与其历史命运,无一不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
他们的思想,固然成一家之言,更多的则是时代大潮冲击的产物,同时在更深的层面反映着那个时代普遍的观念和意识。
西方势力的入侵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对文化思想的演变影响尤其剧烈。
自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抗拒列强,将中国尽快地从民族危机中解放出来。
他们在痛恨李强对中国的侵凌的同时,又对列强的强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向西方学习便是绝大多数思考救国救世方案的知识分子自然所得出的结论。
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20世纪前期胡适等人提出“金盘西化”,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历史演变。
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又是一个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失落的过程,传统价值、信仰越来越难以维持。
这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知识分子置于一个其尴尬的境地:要拯救民族的危亡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而向西方学习有意味着民族文化的失落。
通过艰难的选择,知识分子阵营发生了分裂。
大多数人投身于向西方学习的大潮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中上演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挽救民族危亡,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现代花的道路。
晚清国粹派史学李洪岩邓实与国粹派晚清时期,有一批知名的学者,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口号,一边进行学术研究,一边从事政治与文化活动,在社会上赢得广泛影响,被称为“国粹派”。
国粹派有自己的专门组织:国学保存会;有专门的学术阵地:《国粹学报》;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首惠福里;有比较周密的管理制度,如财务报告制度;有专门的藏书楼: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面辰字24号;还曾经组织编写《国学教科书》、《各省乡土教科书》,刊刻《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办国粹学堂、图书馆,等等,可以说是有声有色,颇为热闹。
它是一个组织管理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学术流派。
国粹派的行政首脑是邓实,文字主帅是刘师培,精神领袖是章太炎。
其他代表性的人物还有黄节、陈去病、马叙伦、陆绍明、柳亚子等,后来王国维也曾经积极为《国粹学报》撰写稿件。
邓实(1877-1948),字秋枚,广东顺德人。
近代知名诗人邓方(秋门)的兄长,著名学者黄节的同学。
主要著作有《史学通论》、《政治通论》、《民史总叙》、《古学复兴论》、《国学讲习记》、《国学真论》、《国学原论》、《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等。
邓实出生在上海,早年就想着靠学问来报效国家。
他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学问走出书斋,对国家和社会发挥实际效用。
为此,他曾经创办过一个叫做“湖海有用文会”的组织,专门“讲求有用之文”。
要想使学问对国家有用,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所以,邓实早年买了很多翻译过来的外国书,在父亲教导下,每日抄写。
抄书的过程中,他渐渐懂了一个道理:要想革除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弊病,就必须“大采西政西艺之良者”,仅仅修修补补,是不行的。
但是,他又发现,尽管西方国家目前非常强盛,但也存在许多毛病。
所以,在采用西方列国“富强”之术、“与天下人士共奋于新政新艺之理”的时候,也不应该忘记本国传统,并善于把二者结合起来。
他说,15世纪是欧洲古学复兴之世,20世纪则是亚洲古学复兴之世。
谈谈对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认识文化保守主义是在中西文化双重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是在民族文化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方面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反省传统,一方面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融会调和西方文化,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
文化保守主义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意识,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上保守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的政治取向也都趋向保守。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有五个派别。
分别是国粹派,代表人物是章太炎、邓实、刘师培、黄侃、马叙伦等;孔教派,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沈曾植、陈焕章、马其昶等;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有杜亚泉、钱智修、梁漱溟、张君劢等;学衡派,主要人物是梅光迪、胡先啸、吴宓、柳诒征等;新儒家,代表人物是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钱穆、张君劢等。
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清末民初时期,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起源时期,此时主要是国粹派和孔教派的活动。
原因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冲击,中国文化存在危机,有识之士提出救亡必先救学,其次是受到日本学者保存国粹,可以强国思想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五四时期,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盛时期。
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一时期兴盛的原因是知识分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和主张西化的抗拒与回应,以及一战后西方兴起的东方文化救世论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
第三阶段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逐渐走向成熟。
在民族危机加强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本位文化派和新儒家得到了长足发展,尤以新儒家的发展最为亮眼。
从新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理论准备,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消化,到三四十年代,伴随着一批留学欧美,并对西方哲学有相当研究的学者加入,新儒学逐渐走向成熟。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自产生起,就注定不能置身近代的文化论战之外。
除五四运动以前国粹派和孔教派人物参与的文化论战外,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五四以后先后参与了1919年问题与主义论战、1923年科玄论战、30年代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三四十年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
晚清国粹派文化观研究综述作者:马艳来源:《新一代》2011年第08期摘要:晚清国粹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文化派别。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重视对晚清国粹派的研究,对其文化观的研究尤为重视,在文化决定论、区分国学与君学以及中西文化观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关键词:晚清;国粹派;文化观;综述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8-0-01一、文化决定论国粹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认为文化是“立国元气”,许守微在《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中说道:“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
郑师渠在《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一文中系统地论证了晚清国粹派的文化决定论。
他认为受斯宾塞的影响,国粹派形成了文化决定论。
“斯宾塞把所有现存的地理、生物与社会现象,溯源到一个始原的同质的起点,变的方向是往异质推进,其动力则被视为总的物理现象”,由此得出结论,“国粹派正是把文化看成是与人群进化同步发展的生命有机体,生物所以能发育成长,有赖其内在的生命本源的涌动,生命不止,生物不灭。
”并以邓实为例,说明“一种文化也是本于一种民族‘种性’的涌动:‘本其心灵之所蕴积而为理想,发而为言语,摘而为文字’,从而学术、政教、伦理、工艺起焉,若人体之发舒,‘五官强,百体昌易,神人洽’”。
喻大华在《论晚清国粹派与国粹思潮》一文中,从“国学兴则国兴”的角度论证了国粹派的文化决定论思想。
他以邓实为例,指出国粹派主张复兴国学,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日本的王政复古一样,“其实质都不是复古,而是一场文化领域的创新和思想解放运动”,并认为“国粹派是有很强的现实作用的”,即“国学兴”是为“国兴”服务的。
邓建华在《清末民初文化保守主义的学理与实践》中认为“国粹派最具特色的思想是其国学兴则国兴的‘文化决定论’”,并指出复兴国学是国粹派“选择的介入时代、现实的方式,有极强的入世意图”。
二、区分国学与君学国粹派提出了“国学”与“君学”的概念。
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章开沅二十二年以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深刻阐明“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这一历史辩证法时,曾经指出:“清朝,早被推翻了。
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八九页。
)这里提到的“孙中山领导的党”,指的就是一九○五年夏天成立的同盟会。
同盟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团体?怎样理解它的内部分歧?同盟会里面有没有路线斗争?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研究整个辛亥革命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一)过去,我们曾经把同盟会称作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联盟。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
因为,“松懈联盟”一词只能说明同盟会的阶级“结构形式”的特点,即它是由哪些社会力量组成的,结合得是否紧密等等。
它没有回答,至少没有明确回答同盟会的性质到底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还是几个阶级联盟的政党?抑或仅仅是几个阶级的反清联合战线?我认为,同盟会不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
它和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不同,加入它的各种社会力量并没有在会外保存自己单独的政党。
姑且不论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是否代表不同的阶级,至少兴中会在同盟会成立以后就不再保存自己原来的组织。
华兴会在加入同盟会的前夕,虽然有“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说法,但实际上以后也没有保留自己的组织。
光复会的情况比较特殊,它始终保留着自己的团体。
有些光复会员从来没有参加过同盟会,不少人则是加入而又退出,而且一九一○年还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总部,公开与同盟会分裂。
但认真考察起来,它也不是作为一个特定阶级的政党加入同盟会的,而且即使在它与同盟会分家以后,也并不妨碍两者在某些地区(如上海、浙江、潮汕)共同进行反清斗争。
评述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为本位,融会调和西方文化,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系统的文化思潮。
它充分褒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优长,有限度地接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同时猛烈抨击其负面影响,主张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文化保守主义,以认同、回归、捍卫本民族文化传统为首要职志和根本特征。
因此,越是在历史悠久、遗产丰厚的民族、国度,其表现就越强烈。
从时间序列及思想流变上分析,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可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和流派。
清末民初是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时代。
代表人物是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黄侃等人为首的国粹派。
鼓吹国粹主义的刊物有上海的《政艺通报》、《国粹学报》以及广州的《保国粹旬报》。
尽管国粹派对于国粹的具体界定各有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即认为国粹是一种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而这种精神又蕴含于古代的典章制度和文学遗产之中。
故此,他们致力于经传的章句训诂,历史典籍的考订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并将此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等量齐观,欲从复兴中国的古学入手,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国粹派虽然提倡国粹,维护传统,但并未因此失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意识。
他们区分中国文化为国学和君学,认为国学中蕴含有丰富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主义、民主自由的内容;君学是统治者用来宣传封建迷信、功名利禄和纲常名教,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
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就在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实现中西文化的调和,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精神加西方的物质。
清末民初文化保守主义的另一发展是康有为的孔教运动。
和国粹派一样,康有为也主要是把他所珍视的那部分传统文化孔教,作为文明的象征和立国之本加以认同的,他力图通过设儒学为国教,立孔子为教主,来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并借此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五四时期是文化保守主义高涨的时代,这一时期以东方文化派、学衡派为代表。
东方文化派成员有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杜亚泉。
学衡派成员有吴宓、梅光迪、柳诒徵、胡先骕,因发行《学衡》杂志而得名。
国粹主义思潮是如何兴起的[摘要]在近代,随着外国侵略的加深,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清末政局动荡、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全盘西化”的鼓吹,以求振兴中国文化的国粹派和国粹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在晚清最后的时光里绽放出了璀璨的光辉。
[关键词]国粹主义思潮国粹派兴起原因衰落一、词义源流“国粹”,清末明初开始流行的一个概念,看似是本土所创,可实际上是一个来自日本的西语译词。
它是从英文“Nationality”翻译过来的,最先被日本所用,英文词义是“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片面地推行“欧化主义”政策。
一些极端者甚至不顾国情,提出要改变本国人种,废除本国文字,鼓吹“全盘西化”。
这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广泛不满。
1888年,三宅雪岭和志贺重昂等人发起成立了政教社,刊行《日本人》杂志,以“国粹保存”为宗旨来反对盲目欧化。
同时这种强烈要求保持“民族特性”和提倡民族精神的主张,不但在日本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共鸣①。
1898年底,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曾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列为该刊四宗旨之一②。
这里的“亚粹”就是梁启超受日本“国粹”的启发而来。
据郑师渠考证,中国人第一次在报章上使用“国粹”一词,是1901年9月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③,其中说道:“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④,表示不能盲目欧化,要注重国粹。
报刊上最早介绍日本国粹主义是1902年7月一位佚名作者发表在《译书汇编》第五期上的《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
“他认为,日本的国粹主义‘即保守之别名’;进化无穷,‘欧化’不止,遽言保守,只能固步自封”⑤。
可惜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明显是站在欧化主义立场上的,其判断并不正确。
第一次在报刊上正面介绍国粹主义一直要到1902年12月黄节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粹保存主义》一文。
《政艺通报》是邓实和黄节于1902年2月在上海创办的,除了以介绍西学开启民智外,它还兼言中国艺文史事,大力宣传国粹。
国粹主义:它是在清末政局动荡不安、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出现了一股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一种社会思潮。
1905年“国学保存会”的成立以及《国粹学报》创刊是这股国粹主义思潮出现的标志。
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他们大多是国学根底较深的革命党人,其中章太炎、邓实、刘师培为国粹主义思潮的举旗人。
国粹主义思潮产生在20世纪初,乃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的结果。
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会的过程中,如何理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是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
对此,国粹派提出了明确主张:第一、国粹派坚决批判推崇备至帝国主义文化,妄自菲薄,宣传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第二、国粹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弊端,西方的道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选择,主张到中国古代传统中寻找解救时弊的“灵丹妙药”。
第三、国粹派主张“复兴古学”,宣传国学,提倡国粹。
国粹派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主张,深刻反映出在半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思考。
但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如何会通中西文化以建立新的近代民族文化,国粹派却没有能够解决这一课题。
反而又过分推崇古代学术思想,这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封建复古主义逆流,阻碍了资产阶级文化传播,妨碍了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而且国粹派的“泥古不化”恶性膨胀,在否定西方文化问题上也走向极端虚无主义:曾对虚无主义著书论述的著名哲学家有尼采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尼采将基督教称为虚无的宗教,因为它不关注现实生活,而在乎假设的死后生活。
他认为虚无主义是人们意识到“上帝死了”所导致的,并强调人们应通过重新赋予生活意义来克服它。
海德格尔将虚无主义称为“这样的存在什么都不剩”,并认为虚无主义基于将存在缩减至纯粹价值。
虚无主义-作为哲学意义认为世界,特别是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目的以及可理解的真相及最本质价值。
国粹主义思潮国粹主义是20世纪初在“革命排满”声浪中崛起的一股社会思潮。
其倡导者是一批对国学有较深厚研究并具有强烈“反满”要求的国粹派,他们试图通过“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复兴古学”,来唤起人们爱国和反清革命的激情,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一)国粹主义在辛亥革命时期,异军突起,能够激成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绝非偶然,有着它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根源。
首先,它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
《辛亥条约》签订后,中国陷入了极为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强者。
如何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不同阶级、阶层、不同的党派,甚至同一党派中的不同派别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此,国粹派也有其独特的思考,他们不仅感受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
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所以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在于武力,更重要的还在于有赖以自立的民族“元气”,即固有的“文化”。
因此,外国侵略者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上侵略中国,更可畏的是力图从文化上亡我中国,大肆贩卖奴化思想。
而20世纪初,伴随着大批知识分子冲出家门,留学国外,进一步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声中,又出现了所谓“全盘欧化”的主张,甚至只要是西方的习俗、风尚都推崇备至。
这一切都引起了国粹派深深的忧虑。
他们认为一旦中国的文化澌灭,中国所面临的将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万劫不复的灭种之灾。
他们的这种爱国情感和历史使命感很快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共鸣,对一些保守、复古人士也有一定吸引力。
其次,从政治角度来看,它又是反清革命运动兴起的产物。
自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傀儡,成了洋人的朝廷,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狗。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满清政府是导致中国民族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中国就无法独立和富强,就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
因此,20世纪初年,“革命排满”的声浪不断高涨。
晚清民国时期国学论争主要问题研究综述摘要:国学论争作为中国学术界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伴随社会转型时断时续被学界反复提及。
国学论争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概念、内涵之争,二是定位、价值之争。
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国学”的研究与争论不断提出新问题,呈现新内容。
九十年代至今,“国学热”持续升温。
对于当前国学论争的研究,应该以史料为支撑,通过追本溯源,才能使研究更有厚度与说服力。
从晚清民国时期这个国学论争的起源与发展的特殊时段,梳理“国学”概念的源起与含义、定位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学;国学论争;概念;价值一、对“国学”概念的源起及内涵的争论“国学”分古今二义,从知识论的角度考证,有明确文献记载始于西周,《礼记·学记》有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1]这里的“国学”指的是国家具有教育职能的最高学术机构,这一概念的界定偏重于古代教育体制如教育机构、人才培育等方面,在之后得以保留和延续,如“太学”、“国子监”。
与之相对应的是近代的“国学”概念界定,当前学界大致认同“国学”一词是由日本传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社会出现抵制全盘欧化的国粹主义思潮。
在此背景下,1902年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在日本创办《国学报》。
标题鲜明的以国学创刊。
同年八月在黄遵宪的《致梁启超函》中,针对梁启超创办报刊之事给予答复,“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
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
”[2]这里体现梁启超创办报刊的意图是以保存国粹,复兴旧学作为培养新国民之路径。
此处的“旧学”与“国学”意义大体一致,但“国学”更突出了民族性。
此信中也可看出,黄遵宪对于“国学”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虽然对梁启超创办报刊持肯定立场,但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引入新学,“国学”不会被掠夺和消亡而是在新旧碰撞中使“旧学之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
[3]“国粹派”的黄节主张国粹保存主义,提出“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
清末的国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清末的国粹主义思潮研究清朝末年,中国出现了一种思潮——国粹主义思潮。
这种思潮主要是源自于对西方列强入侵的不解和愤怒,认为清朝祸不在民,中国文化才是真正的根本。
因此,应该革新思想,强化文化,提升自身实力,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
此文将从国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发展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等角度,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国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发展国粹主义思潮源于清末的国难时期,中国正遭受着列强的入侵和强权压迫,国家前途不明,民生凋敝。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与其整天抱怨强权、钦定西方文化不如看看自己的国家,反思中华民族的衰落原因。
由此,他们开始探讨中华民族文化、哲学、道德、教育、风俗等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鼓吹中华文化的大力弘扬与继承,并认为只有将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相结合,才能让中华民族更好地站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
国粹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谭嗣同等。
他们通过大肆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希望并试图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
他们主张,应该先从自身发展的需求出发,吸收西方先进科技、管理理念等,再逐步吸收西方人文思想,弘扬中国自己的文化、思想。
二、国粹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1、启蒙人民国粹主义思潮在启蒙人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有为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民族教育与开化的重要标志。
在国粹主义的影响下,人民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历史地位,大力弘扬自己的文化与民族精神。
此外,国粹主义思想还在妇女问题、教育、社会改良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例如,康有为在《慈航闻见录》中提出要“推崇才女,衷情求道”,提倡普及女子教育,这既表现了时代的进步性,也是国粹主义思想启发下的结果。
2、修复民族自信国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推崇,也有助于提升人们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
近代中国多次被列强打败,这让中国人民失去了自信。
而国粹主义的兴起,以其对传统文化、历史及文学艺术的大力宣传,不仅让人们重新认识到自己民族的伟大历史与文化,而且调动起人民对文化自信及民族意识的强烈关注。
《晚清国粹派》评述国粹派是出现于20世纪初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一个派别,以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黄节、马叙伦、陈去病、柳亚子等人为代表,反对一味“醉心欧化”,主张“保全国学”,并将西学新知引入传统的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在推动了传统学术思想文化走向近代化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对国粹派和国粹思潮进行深入研究是一个值得十分重视的课题。
《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则是关于国粹派研究中最为系统和重要的一本著作。
先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
郑师渠,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著名学者龚书铎先生。
现任北师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教研室主任、历史系系主任。
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府顾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历史学科组成员等。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曾发表《论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已经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在欧化与国粹之间》、《中国文化通史》(10卷本)(总主编)。
这本专著原系郑师渠先生1991年的博士论文,次年论文以《国粹、国学、国魂: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为题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1993年在原著基础上修改润色而成此书。
该书体系完备、资料翔实,作者为撰写此书,查阅了82期《国粹学报》和《政艺通报》等二十余种原始报刊,参考和利用了近百种英、日文资料在内的各类图书文献。
其中尤其是一些报刊资料在今天以及不易获得,从而使其论证更充实有力、更接近于历史本源。
诚如序言中龚书铎先生所云,此书确为目前“研究国粹派及其思想的一部较系统、全面的著作”。
罗志田先生在《国家与学术》一书自序中,称此书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于‘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
”1998年韩国学者曹世铉在《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国粹派的研究述评》中说,在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方面,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的作者。
邓实与清末国粹主义思潮2009年全国卷Ⅱ文综历史题主观题部分考了一个32分的大题,接连引用了邓实的三段话,然后提出了三个问题让学生回答。
三段话全部都是文言文,邓实何许人也?邓实的主张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是什么思潮?学生并不得而知,教材中也没有介绍过。
此题把学生考得晕头转向,考下来后都说太难了。
我们拿到试卷后初步一看,也觉得此题对学生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
此题真正体现了材料题的特点:提供新材料、创设新情景、提出新问题。
如果学生不注意看材料中提供的两个时间(1902、1905年),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对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两件历史大事不是很熟悉,不具备一定的比较能力的话,要想答好此题是不容易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答好此题,以及为以后的复习备考提供借鉴和指导作用,下面对邓实和清末的国粹主义思潮作一简单介绍。
一、邓实简介邓实(1877~1951),字秋枚,别署枚子、野残、鸡鸣,风雨楼主,广东顺德人。
1877年生于上海。
五岁亡父,与弟邓方(字秋门)相依为命。
从青年起,便崇拜顾炎武,“喜为经世通今之学”。
关心时局,“凡阅国内外月报、旬报、时报至百余种,钞辑成书”,至数百卷之多。
弟兄二人,寒夜读书,每及“当世之故”,常慷慨悲歌,饮酒起舞,期期以报国自许。
19岁南归,游广东经学名家简朝亮草堂。
庚子后,痛感亡国无日,于1902年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其大旨则欲决植民权,以排斥专制,为变政之根本。
1905年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刊行《国粹学报》,宣传排满革命,虽抗师命而不止。
邓实发表的学术文章并不多,擅长政论,《国涟保存论》、《国学真论》、《古学复兴论》诸文,使之成就为国粹理论的主要构造者之一。
邓实以国粹派的组织者和理论家而闻名于时,柳亚子称誉他“是了不起的人物”。
邓实给"国学"下定义说:"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
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
""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
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二、清末国粹主义思潮在清末政局动荡不安、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出现了一股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社会思潮。
1905年“国学保存会”的成立以及《国粹学报》创刊是这股国粹主义思潮出现的标志。
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他们大多是国学根底较深的革命党人,其中章太炎、邓实、刘师培为国粹主义思潮的举旗人。
国粹派认为,“国粹”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注:章太炎:《演说录》,原载《民报》1906年7月第6期,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446~455页,三联书店,1977。
)”。
他们提倡国粹的目的,一是“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鼓吹“革命光复”;二是从古代“良意美法”中寻找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对策,反对“醉心欧化”。
(一)国粹主义思潮产生在20世纪初,乃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的结果。
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会的过程中,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是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
对此,国粹派提出了明确主张。
首先,国粹派认为,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而当时中国思想界却对此不作分辨,推崇备至;甚至妄自菲薄,宣传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全盘欧化”。
对这种错误倾向,国粹派坚决予以批判。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渗透中国,其中包括以传教、办学、开报馆为名的文化侵略。
中国思想界由于长期封闭,对西方文明因缺乏深入了解而表现出极大兴趣,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情勃然兴起。
19世纪60年代开始,沿海各城市译风大盛,时人举凡西书皆读。
19世纪末,了解和传播西学、“大购西书以归”蔚然成风。
20世纪初,大批知识分子留学域外,学习西方之风愈炽。
此时西方诸国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在资本输出过程中加紧掠夺弱小民族,并污蔑东方民族愚昧和野蛮。
对此,国粹派指出,这种西方文化输入,实质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
章太炎说:“外人所……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
”(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75页,中华书局,1977。
)其时,西方列强。
在中国办学堂,竟使山西等地士子“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75页,中华书局,1977。
)。
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国粹派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
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
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
”(注: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国粹学报》1期,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廿日。
)同时,针对帝国主义分子滥用“进化论”,散布“先进民族应统治落后民族”、“西方应统治东方”等谬论,国粹派亦撰文批判。
章太炎斥责基督教是侵略武器,认为当时流传于中国的基督教义是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并非宗教信条,人们所信奉的并非真正的基督,不过是“西帝”罢了(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3页。
)。
与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相呼应,此时国内出现了宣扬中国文化落后,“黄种注定被剿灭”的思想倾向。
对这种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鲁迅批判说:“时势既迁,活身之术随变……制维新之良,用蔽其自私之体……倘其游行欧土,遍学制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以归,则再拜贞虫而谓之文明,且昌言不束腰者为野蛮矣。
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花)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挑剔,以动物之定理,断神农为必无。
”(注:鲁迅:《破恶声论》,原载《河南》第8期,1908年12月;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370~374页,三联书店,1977)马叙伦批判说:“国有学而不能明,而转掇拾异域之学,使代统而为尸,此其罪俦于卖国。
”(注:马叙伦:《天庐古政通志•申意》,《国粹学报》7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廿日)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主张“保存国学”,反对“学奴”,并非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他们把“新学”视为资产阶级新思想的组成部分,提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216页,中华书局,1977。
),主张“学无论中西,只要适宜且可行于国中者,皆当保存之”(注:黄维熙:《国粹保存主义》,《政艺通报》壬寅22期)。
其次,国粹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弊端,西方的道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选择,主张到中国古代传统中寻找解救时弊的“灵丹妙药”。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日益暴露。
正如列宁所言:“那里的资产阶级已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
”(注:列宁:《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151~157页,人民出版社,1959。
)资本主义弊端的暴露,引起国粹派的深刻反思。
邓实在《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二十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
”(注:邓实:《帝国主义》,《政艺通报》壬寅3期。
)帝国主义时代是只有强权而毫无平等可言的世界,经济割据、军事扩张以及牺牲弱小国家利益是帝国主义的生存原则,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乐土,其劳资对立、少数人以多数人的统治、资产者之横暴、武人之跋扈,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积重难返的弊病。
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方向。
但是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
邓实就谈到:“二十世纪之欧洲有不可避者两大革命。
一曰女权革命,一曰生计革命。
此两大革命不行,则世界之进化仍未达于极点,何也?盖现今世界上唯男子对于女子,资本家对于劳工犹占莫大之势力。
使二者不变,则人类全体之幸福犹不可期,而世界之前途,终将复黑暗可也。
”(注:邓实:《论社会主义》,《政艺通报》癸卯2期。
)国粹派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它是造成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
那么,如何修补这些弊端呢?国粹派主张:“方今华夏凋瘁,国故沧胥,西来殊学,荡灭旧贯,怀古君子,徒用旧伤......,岂诚无故。
老聘有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然则持老不衰者,当复丁壮矣。
”(注:章绛:《国故论衡三卷》,《国粹学报》66期,宣统二年四月廿日。
)其言表明,国粹派寄希望于中国古代文明,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救时的药方。
第三,国粹派主张“复兴古学”,宣传国学,提倡国粹。
20世纪初,国粹派成员纷纷撰文,宣传“复兴古学”的重要意义。
他们引经据典,从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入手,鼓吹学习其成功经验,把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精华发扬光大。
邓实指出:“昔欧洲十字军东征,载东方文物以归,意大利古学复兴,建泰氏以国文著述。
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倡国粹保全主义。
顾东西人士,无不知爱其国者,爱其国者无不知爱其学者。
”(注: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甲辰3期。
)章太炎宣称:“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
”(注:章太炎:《革命之道德》,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310页。
)国粹派极力强调“古学”的重要性,指出“今日欧洲文明,由中世纪倡古学之复兴”(注: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7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廿日。
),从而将“复兴古学”与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表达了他们投身资产阶级革命的热切愿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之情。
国粹派的“复兴古学”,不是仅复兴孔学,而是“复兴诸子学”,即重新宣传先秦诸子思想。
诚如章太炎所言:“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
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固。
”(注: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85页。
)故复兴“古学”,首先便是还历史“本真”,恢复诸子百家应有的学术地位,把孔学从“至尊”宝座上拉下来。
国粹派批判和否定孔学独尊的用意有二:一是指出孔学是专制积弊、国家落后的根源,为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清除思想障碍;二是通过对孔子“至尊”地位的否定,使诸子百家获得平等学术地位,由此全面挖掘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精华,达到对“古学”的全面复兴。
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热情从事国粹主义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