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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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诒,字广厦,又号长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
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
他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康有为故居原名"涎香老屋",坐落于南海丹灶镇银河乡苏村,清代民居建筑,为一厅、二廊、二房布局,硬山顶,故居面积81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珠江三角洲清代农村住宅形式--" 镬耳屋"。
"涎香老屋"始建于清代中叶,至康有为时,康氏家族已在老屋住了五代人,故康有为故居称之为"百年旧宅"。
是康有为出生及幼年生活和读书的地方。
现在,在康有为故居中有"涎香书屋"、"澹如楼"、"七桧园"旗杆夹石。
出都留别诸公康有为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
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
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
出虎门康有为粤海重关二虎尊,万龙轰斗事犹存。
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
康有为的书法创作与他的书学思想,可谓手心相应。
这一点,也正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活动紧密结合的行世风格,相映成趣。
康有为的书体,从碑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尤其是在《云峰石刻》、《六十人造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诸碑中,他涵泳沉潜,创造出独特的魏碑行楷——康南海体。
康有为的书法,初视不甚平正和顺,细节处理甚至稍嫌刚糙与悍戾,与柔弱甜美的帖派书风形同冰炭。
但其放笔直取,一任霸悍,解衣磅礴,不拘小节,有动少静,敢作敢为……这份声威,一见夺目,再见惊心,非常“动人”。
Kang Youwei康有为(1858~1927)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字广厦,号长素。
广东南海人。
家为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
祖父赞修,道光举人,曾为州学正、训导。
父亲达初,早年从朱次琦游学,做过知县。
生平和思想咸丰八年(1858),康有为生于南海西樵之银塘乡(亦名苏村)(见彩图广东南海县苏村康有为故里)。
7岁能文,被目为神童。
又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不离圣人,乡里戏呼为“圣人”。
19岁得从同县大儒朱次琦学习。
朱次琦,号子襄,道光年间进士,教授于本乡礼山草堂,学者称九江先生。
他沟通汉学与宋学,而直溯孔子,自有一套教学体系。
除教授生徒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外,又注意学生孝悌、气节、气质、威仪等品德修养,“一时咸推为师表”(缪荃孙《朱次琦传》)。
康有为从朱学习三年,思想颇受其影响,也为学业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从礼山草堂回西樵山后,开始了接触新知识的时期。
他在西樵山独学的4年中,除研究史学并由宋明性理而扩及佛学外,因结交张延秋编修,得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自订年谱》)。
又遍读当时所能见到的、由江南制造局及西方教会所译的各种西书。
光绪八年(1882),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下第南归,复游上海。
前此他曾游览香港,至此愈加感到“西人治国有方”,不可像古人那样把外域都看做是不开化的夷狄,更大量购买西书而归。
从此遂大讲西学。
由于广读西书,思想变化日益显著,自成其独特的体系。
他学习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同前),并著内外《康子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
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康有为开始接触实际政治,并以自己学习所得教授生徒和著书立说,扩大影响。
光绪十四年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乃于九月发愤上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书虽为顽固派所阻,未得上达,但引起朝野很大震动。
对康有为的评价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更生),广东南海人。
出身于官宦家庭。
幼年受严格正统教育。
1876年师从朱次琦“经世之学”。
1879年(22岁)任职于北京,“乃哀物悼志,以经营天下为志”。
1888年趁入京应试之际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改良政治,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为他人所阻而不得上达至帝。
后返粤晤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启发,写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意图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主张,以扫除变法的障碍。
1894年中日战争我国失败,康联合各省举人1300余人发动“公车上书”,呼请“据和、迁都、练兵、变法”。
此后在北京上海分别组织强学会,创刊《万国公报》、《强学报》等刊物,进行变法的宣传。
1896年光绪帝召见他,康上奏折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进行“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后逃沪转港赴日,与梁启超一起拒绝了孙中山等的争取。
后赴加拿大、英国,意图借助他力辅助光绪帝掌权未果。
后又赴加拿大组织保皇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
1905年同盟会成立。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
1908年清政府公布宪法大纲,此后不到两个月光绪帝驾崩,康上书摄政王请杀袁世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政府,康提出“共和体制不能行于中国”提出“虚君共和”。
1913年康回国为母奔丧,袁世凯请其去北京,康拒未去,康留上海主编《不忍》杂志,组织孔教会。
1917年康为张勋拥护溥仪发布《共和平议》,称“中国若仍行民主,始于小分裂,渐成大分裂,终至灭亡”。
后张勋以失败告终。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康参孔于曲阜,称上海反帝运动为“沪乱”、北伐为“粤乱”。
1927年临终前仍向溥仪“上折谢恩”,并称“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
康有为是维新派,属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之前有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后来又洋务派,早期唯新主义,康有为的主张与他们类似,也是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自强,以求富,但是他呢,还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的思想主张,主张由君主专制制度转化成君主立宪制度,它是将儒家经典与西方的先进思想融合一体,是资产阶级戊戌变法的领导者。
康有为
保皇会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团体。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后,于1899年7月20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与李福基等在加拿大创设。
又名中国维新会。
《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港澳、日本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
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侵入,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扶救皇上”的时机,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先订和约以保南疆”,酝酿“讨贼勤王”,同在国内的唐才常联系、准备起事。
但保皇会及其首领康有为拒绝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自立军的经费也延宕未交,自立军失败。
此后,它的斗争锋芒渐由针对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转向革命派,由保光绪帝转为保清朝封建政府,想以的权威和光绪帝的“圣德”感化会员,说革命要“有流血之惨”,要“引起分裂”。
1906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康有为发出文告,“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分争,而促外之瓜分”。
又说:“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宣布旧保皇会“告蒇”,于1907年2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元旦)改为“国民宪政会”。
3月23日,在美国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赴,“议行君主立宪”。
国民宪政会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以尊帝室为旨”,成为继续抵制革命、鼓吹“宪政”的政治团体。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长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
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
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信奉孔子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
《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广艺舟双楫》等。
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
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
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
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
1895年4月,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
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
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
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
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
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
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光绪廿一年(1895年)进士,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后事败,出逃。
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康有为的主要事迹是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其背景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
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
《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
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
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根据传统的历史学教材所载:反对者反对签订《马关条约》。
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
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
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
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主要内容:“公车上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
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是谁康有为,近代政治家、社会改革家。
1895年,上万言书,史称《公车上书》;创办《中外纪闻》报;组织强学会。
1898年,组织保国会。
1913年主编《不忍》杂志。
著有《新学伪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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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信奉孔子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等,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
戊戌变法的康有为的成就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
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
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
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
光绪二十一年(1895),偕梁启超参加会试。
路过上海时,兴中会重要成员陈少白登门造访,共议时局。
会试期间,中日甲午战争已近尾声。
同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康有为闻讯极为愤慨,三月二十八日,同梁启超等鼓动广东、湖南举人百余人上书都察院,请代奏皇帝拒绝批准条约。
随后,各省举人亦相继上书。
四月初,康约同18省举人1300多人,开会决定联合上书,会上公推康有为起草,康用一日两夜的时间,起草了1.8万字的《上今上皇帝书》,请求光绪帝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但四月初八日(5月2日),清廷批准了《马关条约》,于是群情涣散,书未递上,但这一行动在知识界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称“公车上书”(公车是举人进京应考的代称),它标志着维新思潮渐变为政治运动。
康有为的生平简介康有为是中国人都熟悉的人物,他也经常出现在教科书中供后人学习,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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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生平简介康有为在1858年3月19日的时候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出生,他的祖父曾是道光年间的一个举人,后来他也成了康有为最早的老师。
康有为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习了儒家思想,后来成年后拜朱次琦为老师,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他鄙弃一些烦琐考据,决心开辟不一样的治学路。
后来二十多岁的康有为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他一个人来到西樵山读书,读了很多有用的书,后来他游了一次香港令他大开眼界。
以后康有为继续阅读大量的书籍,比如《海国图志》,在这一年康有为逐步从中学转为了西学。
康有为慢慢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吸取着西方的文化,那时他的脑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新颖的思想体系。
后来他发动公车上书,希望腐朽的清政府能清醒,到了1898年的时候光绪帝接见了康有为,准备筹备变法,这场变法就是戊戌变法,可是后来因为慈禧的阻挠导致最后失败。
康有为的老婆康有为的老婆一共有六个,她们分别是张云珠、梁随觉、何旃理、市冈鹤子、廖定徴和张光。
张云珠是康有为的结发妻子,她是康有为外舅张玉樵的女儿,因为他很喜欢康有为便把女儿许配给了他,所以这桩婚事是双方父母给她们包办的。
婚后张云珠十分贤惠,尽力地支持着康有为。
康有为提倡一夫一妻,所以他应该只有张云珠这一个妻子,可是后来他又娶了别人,梁随觉就是他娶的第二个夫人。
梁随觉在1897年的时候嫁给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后她便和他一起开始了流亡的道路,而她也因此成为了近代史的女子最见多识广的女子之一。
后来康有为娶了何旃理,她是康有为所有妻子里和他共处时间最短的一个,但也是康有为最难忘的一个,他们相见恨晚,他们终成眷属,可是何旃理在24岁的时候去世了,让康有为很伤心。
康有为的第四任妻子时一个日本人,她与康有为的第五任、第六任妻子一样记录都比较少。
康有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姬群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叱咤风云、家喻户晓的近代著名人物,他们的名字是与戊戌变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两人曾经生活在中国近代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对近代历史的演变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为实现改良政治、救亡图存而进行的教育改革中,音乐启蒙教育也成为他们思想主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众所周知,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非常看重教育的功能。
他把从事教育事业当作进行政治活动、救亡图存、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是一个典型的教育救国论者。
在其教育思想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倡导音乐教育的内容。
在写于1891年的《长兴学记》中,他不仅对学生提出了义理、经世、考据、词章以及礼、乐、书、数、图、枪的知识培养,而且对学生提出进行音乐、舞蹈、体操和军事技艺的训练。
他还特意撰写了《文成舞辞》,让学生伴随着鼓乐的节奏,边歌边舞,以此陶冶学生的性情,锻炼学生的体质,以便去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
(郭齐家著:《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378页)这些主张在其后来著名的《请开学校折》(1898),尤其是《大同书》(1902)中有进一步的阐发。
在《请开学校折》中,为“鼓荡国民,振厉维新”,他呼吁“广开学校,以养人才”。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他提出对七岁以上的孩童应“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把歌乐作为众多科目中的必修科目之一。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音乐教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划,例如从孩童(3~5岁)开始,就要求育婴院不仅要“养儿体”、“开儿知识”,而且要“乐儿魂”,认为“婴儿能歌,则教仁慈爱物之旨以为歌,使之浸渍心耳中。
”对小学(6~10岁)的音乐教育也有要求:“儿童好歌,当编古今仁智之事,令为歌诗,俾其习与性成。
”对中学(11~15岁)的音乐教育则提出了更为明确的目的,因为“此时纯为学龄”,乃“一生之学根本于是”,故“养体开智以外,又以育德为重”,但礼乐也不可废,他说:“礼以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节,人世相交之道,公家法律之宜;乐以涵养其性情,调和其气血,节文其身体,发越其神思。
”至16~20岁的大学教育中,康有为认为:“大学更重德性,每日皆有歌诗说教,以辅翼其德,涵养其性,而所重则尤在智慧也。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120页)可见,康有为已初步有了把学习音乐和德育、智育与体育的教育并重的意识,明确指出每个阶段学生学习音乐与德育、智育、体育的关系。
一方面,他对音乐学习的重视是建立在以德、智为主基础上的,这是大方向;另一方面,他又倡导德、智、体、美平衡发展,充分看到了音乐对人的思想的陶冶、智慧的开启的重要性。
这样,音乐教育不仅构成了康有为革新求强、救亡图存思想中有机的重要一环,而且也使康有为成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最早的提倡者。
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不仅继承并且大大发展了康有为关于音乐教育的思想理念。
他认为,音乐教育在“开民智、育人才”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应立之于幼学,故在《论幼学》中特别强调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儿童教育理念中,儿童“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
就是说,从小向儿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传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知识时,不仅“必习体操,强其筋骨”,更要授以音乐教育,使儿童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和谐发展。
梁启超的音乐教育思想还突出体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作为“新民”运动的大力鼓吹者,他不仅认识到音乐教育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音乐教育的社会作用,认为“乐学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张静蔚编选:《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并强调“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同上,第106页)。
在这里,梁启超将“音乐”看得与“诗歌”一样重要,并称之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
且特别指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种,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
”(同上,第112页)其次,倡导“音雄以强”、“发扬蹈厉之气”的军歌。
他说:“顷读杂志《江苏》,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主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读之拍案叫绝,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
”(同上,第106页)他以斯巴达的历史证明军歌的巨大威力:“昔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人惑焉。
及临阵,此教师为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
甚矣声音之道感人深矣。
”为此他感喟道:“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识者所同道也。
”并认为“中国向无军歌”、“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的状况,“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
”因此当读毕黄公度《出军歌》四章后,“狂喜,大有‘含笑看吴钩’之乐”,并将全歌录于文中,还由衷赞曰:“顷复见其全文,乃知共二十四首,凡出军、军中、旋军各八章。
其章末一字,·421·义取相属,以‘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二十四字殿焉。
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
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
吾为一言以蔽之曰,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
”(同上,第101~102页)他不仅倡导创作军歌,对涌现出的好军歌备加称赏,而且亲自作具有军歌风格的《黄帝》四章和《终业式》四章,让同仁谱成歌曲演奏。
从他把歌曲特别是军歌不计篇幅引入自己的诗话的行为,足见其对音乐社会效果的推重。
他的这一音乐理念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从当时一些著名人士的言论中可以看出。
例如奋翮生在发表于1902年的《军国民篇》说:“军人之于音乐尤为关切深钜……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同上,第184页)竹庄1904年在《论音乐之关系》中说:“凡所谓爱国心、爱群心、尚武之精神,无不以乐歌陶冶之。
则欲改良今日中国之人心风俗,舍乐歌末由。
学校为风俗人心起源之地,则改良之著手,舍学堂速设唱歌科末由。
”(同上,第214页)曾志忞1904年在《音乐教育论》第三章中专列“音乐于军事上之功用”条曰:“音乐者,一足以慰军士之疲劳,二足以忠军士之规律,三足以鼓军士之勇敢。
”(同上,第202页)如果把梁启超有关音乐教化功能的论述置于其诗教观念的知识谱系中加以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的上述思想与其整体诗教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或者说,他的音乐教化功能的论述只是其诗教观念中的有机部分。
他不仅这样大力鼓吹音乐的教化功能,而且在近代,将小说的教化功能推向极致的同样是他。
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黄霖等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梁启超对小说社会作用的描述,虽然不像过去停留在经验认识的水平,而是运用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在一种崭新的阐释策略理性思维下,对小说影响人的“熏”、“浸”、“刺”、“提”等四种力作了精彩的分析,并且这种分析超越了在小说社会作用问题上既有的经验认识,使他的小说批评具有了明显的知识和学理的深度,但从根本上说,他的立足点仍然未能摆脱儒家的教化理念,仍然强调的是小说对世道人心和群治的影响力量与载道功能,从而服务于他的改良政治。
对音乐作用的论述同样未能超越这个范畴。
这就是他把“诗歌”和“音乐”并列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的共同基础。
无疑,这是儒家教化传统影响下的基本思维模式。
应该说,梁启超虽非专事音乐的音乐教育家,但他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倡导及其对音乐教育思想的推重与阐释,使他在近代音乐教育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
总之,作为近代历史人物的康有为、梁启超,其有关音乐教育的思想意义重大。
第一,对吸收西洋音乐特点而兴起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次具有启蒙意义的音乐运动,同时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对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对此后清政府和民国初年教育部制定的若干学堂章程与学校教则里关于音乐教育内容及其意义的阐发产生了积极影响。
如果我们再对康有为、梁启超音乐教育思想加以概括的话,不难发现,其音乐教育思想以鲜明的“修身”、“治世”为内涵和特质。
这一内涵和特质的形成,既是近代中国风雨如磐、悲壮泣血的民族历史所使然,生动地记录着那一代知识分子心忧天下、赤子报国的爱国忠诚与心路历程,又自然而然地承继着中国儒家诗教思想的传统,是儒家诗教思想传统在近代这一特定历史境遇下的一次集中呈现。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思想观念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艺术的走向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即使在音乐审美功能大受青睐的当下,“修身”、“治世”之音依然强健,依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5-03-18【作者简介】姬群(1963-),女,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映雪】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思潮关学增1耿娜2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已被西方国家政府广泛采纳与使用,并已成为近百年来西方公共行政主导模式的官僚制日显步履艰难、但仍持续运行之时,新一轮政府改革思潮在西方国家广泛兴起。
这一改革思潮在“新公共管理“(N e wP u b l i cM a n a g e m e n t)等理论影响下,以对官僚制的批判和否定为突破口,提出了“政府再造”(R e i n v e n t i n g G o v e r n m e n t)、“政府新模式”(N e w P u b l i cf o rG o v e r n-m e n t)等口号及一系列新的革新理念和改革主张,并且在·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