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收入份额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历史的视角

库兹涅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库兹涅茨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许多里程碑式的论文对学界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今这些观点与实证虽然部分已经过时，但对于加深我们对学科的理解，进行思维的训练仍有着很大的帮助。

UBCC宏观研究组特别选择了一些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有深度的论文与大家定期分享。

继上周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后，本周我们向大家分享来自SIMONKUZNETS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

希望我们的编辑能让读者对于一些话题形成一定的理解，我们期待能与您共同进步。

由于翻译的原因和自身水平的限制，部分文章的部分内容可能存在对于作者原意的曲解，希望读者见谅并多多指教。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01 –1985)，生于沙皇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实证经济学大师，于1971年由于“for his empirically founded interpret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which has led to new and deepened insight in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development”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发展了统计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奠定了计量经济学的基础。

主要研究领域为长期经济发展的动态模式，国家经济总量，经济增长下的不平等以及经济史。

本文于1955年3月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探讨了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前言要点本文采用的数据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统计数据，选取家庭年收入的完全样本并将家庭中主要收入来源者与以退休或正在进行学习的人进行分离。

本文将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收入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是如何变动的？”作者发现，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减轻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有加重趋势。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一、引言二、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基本情况及影响因素1.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现状2.影响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三、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1.转移性收入的概念及特点2.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的分配影响3.转移性收入改革的方向和作用四、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转移性收入情况1.我国转移性收入的发展及作用2.我国转移性收入的现状及改革方向五、结论及建议一、引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的总体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但是，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居民收入不平等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更反映出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局限性。

本文从转移性收入的角度对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研究。

二、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基本情况及影响因素1.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现状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

在我国的一线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极大，一方面有高收入者群体，另一方面有贫困人群群体。

同时，农村地区的居民收入也不平等，贫富差距明显。

此外，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大部分居民不但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而且在老龄化和其他风险方面也很脆弱。

2.影响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居民收入不平等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教育、技能和年龄。

高技能和年轻的人可能会比年老和未经训练的人赚更多的钱。

其次，人们所在的行业或行业也会影响他们的收入。

高收益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往往有更高的薪资水平。

此外，个人家庭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对工资和财富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也会对收入产生影响。

三、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1.转移性收入的概念及特点转移性收入指的是政府部门通过一些经济手段向不同人群转移的收入。

这种收入是基于政府对市场和社会问题的干预，通过减税或提供福利来避免和减轻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作用。

即政府部门向穷人和无业人员提供一些福利和援助，以达到保障社会公平和稳定的目的。

中国代际收入不平等传递研究中国收入不平等呈现两大显著特征:其一,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保持高位徘徊状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后持续下降,但始终维持在高位(0.46-0.49)。

其二,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收入的“阶层固化”现象。

近年来,“穷二代,富二代”现象日益突出,社会大众和媒体对此现象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收入阶层固化”、“底层向上流动困难”等问题己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

由此看来,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单纯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而是居民收入不平等居高不下与收入阶层固化并存的问题。

这不仅会挫伤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削弱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还将对社会结构产生不良影响,引发仇富心理,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

更为重要的是,这会使赖以实现机会均等的制度和政策失灵,威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收入不平等居高难下与收入阶层固化并存的现象使得我们在研究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时,不仅要对同代人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研究,还要对不同代人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然而,以往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多集中在同代人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上,要么侧重于利用现有不平等指数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度量与分解,要么侧重于进行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的收入不平等对比分析,从代际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文献较少。

虽有学者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角度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但这也仅能告诉我们两代人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代际流动性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程度,无法获知代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结构性原因以及背后蕴藏的传递机制。

本文正是在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居高难下与收入阶层固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展开对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的经济学探讨,以期揭示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代际变化的整体趋势和内在传递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弱化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缩小贫富差距,帮助低收入群体摆脱低收入陷阱的政策建议。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1.在构建可以进行结构分解的代际收入不平等测度指标的基础上,测度五期代际收入不平等并对其进行结构分解,探究中国近20年来居民收入代际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和结构性原因。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技能偏向性视角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一、概述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已逐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各行各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为显著的影响之一便是其对劳动市场的重塑，特别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重新分配。

本文旨在从技能偏向性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通过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揭示其内在机制与具体效应。

我们将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劳动市场的冲击进行概述。

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从简单的自动化生产到复杂的决策分析，其身影无处不在。

这种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进而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分配。

我们将重点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技能偏向性影响。

由于人工智能对技能的需求和替代效应存在差异，因此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在收入上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高技能劳动者由于具备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匹配的知识和技能，其收入往往能够得到提升；而低技能劳动者则可能面临就业困难和收入下降的风险。

这种技能偏向性影响，不仅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也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本文将通过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

在理论阐释方面，我们将结合相关经济学理论，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在实证检验方面，我们将利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人工智能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

本文将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针对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技能偏向性影响，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包括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可以有效缓解人工智能对劳动市场的冲击，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公平分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背景介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应用现状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现代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龚 刚 杨 光摘 要: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功能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而现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则是其主要原因。

在一个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动态模型框架下,实证分析表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仅使工资无法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行反应,而且使劳动生产率和物价变化对工资的影响也不敏感。

这意味着,当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由经济增长所带动的物价上涨时,工资的提高不够显著,从而由经济增长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转化为利润而非工资。

基于此,要彻底扭转中国收入分配恶化趋势,根本途径仍然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尽快被吸收。

关键词:功能性收入 二元经济 劳动力供给作者龚刚,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杨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生(天津 300071)。

一、引 言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1979年到2006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 69%, 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则在2%#3%左右。

∀然而,伴随高增长,中国经济也同样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针对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经济理论界已从各种角度进行研究。

但是总结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研究都是从国民收入在不同阶层的分布出发,利用一些可以量化的指标,如基尼系数等,来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

在本文中,我们将选择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

所谓功能性收入是指,生产要素所有者凭借其生产要素所取得的收入。

按照这样一种定义,功能性收入可以分为劳动所得的工资、土地所得的地租以及资本所得的利润等。

以个人收入为视角研究的是个人的收入差距,与此不同,功能性收入分配研究的是国民收入在工资、利润和地租等之间的分配。

经济学解释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是当今社会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个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愈加显著。

不平等不仅影响个人的生活质量，还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影响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收入不平等的概念收入不平等通常指的是一个社会中不同个人或家庭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异。

测量收入不平等的常用指标包括基尼系数、惠更斯指数等。

基尼系数是从0到1之间的数值，0表示绝对平等，1则表示绝对不平等。

随着全球化及技术进步，许多国家和地区经历了显著的收入差距扩展。

收入不平等的成因经济发展阶段差异经济学家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文化、技术水平及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其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从而产生了收入不平等。

例如，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其居民通常享有更高的收入水平，而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初级产业以至于丰富劳动资源也未能保障高收入。

教育与技能差异教育程度与个人能力是决定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

研究表明，高教育水平通常能够带来更高的工资待遇。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人往往拥有更好的职业选择，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使得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在受教育阶段就开始出现差异。

这种教育上的分化又进一步造成了收入上的分化。

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直接影响着不同职业的收入水平。

技术进步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许多传统岗位被自动化或外包取代，而新兴行业如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需要特定技能的人才，却往往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这种结构性的转变，使得高技能劳动力获得了更高报酬，而低技能岗位薪资停滞甚至下降，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差距。

财富积累与资本回报率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提（Thomas Piketty）的理论，财富的回报率往往高于经济增长率。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拥有资本的人能够通过投资获得更多的收益，而没有资本积累的人只能依靠劳动获取收入。

收入不平等已成21世纪中心议题【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克提所著《21世纪资本论》一书，用翔实数据和生动事例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在西方许多国家成为畅销书。

该书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本文为《参考消息》特约译者巴曙松摘编的该书主要内容。

观察者网转发，以飨读者。

】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

但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地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呢？从马尔萨斯到李嘉图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

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使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

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呢？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

他建议要立即停止所有给穷人的福利资助，严格控制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因人口过剩而变得混乱而痛苦。

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

和马尔萨斯一样，他的著作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统计。

尽管如此，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是非常精通的。

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

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

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

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之谜：市场力量和制度成因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警戒线。

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直接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对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关涉社会稳定等政治问题。

现实中的收入差距扩大显示出明显的不公平特征。

虽然古语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然而仔细推敲之下,“不患不均而患不公”可能更符合当下中国的现实。

由于对分配过程是否公平的关注以及劳动收入份额与收入不平等的高度相关性,本文采用收入分配两条研究进路中的功能分配视角,即要素收入在总产出中的份额。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自九十年代以来的持续下降引起较多关注。

另一方面,经济理论中被广泛接受的“卡尔多事实”的第五条是劳动收入份额在长期中稳定不变。

如何来解释这一与理论不符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之谜”就是本文所要做的工作。

本文从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两个方面来解释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之谜。

由于劳动收入份额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等于劳动产出弹性,因此将影响劳动产出弹性的因素作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市场力量,而使得劳动产出弹性变化的因素就是技术进步偏向。

本文将劳动产出弹性视作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值和公平值,将它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现实数值相比较,两者偏离的部分可看做由其他制度性因素所导致。

然后寻找两者偏离的制度性因素,本文聚焦于三个主要因素:价格加成、融资约束、谈判能力。

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部分:第三章根据宏观和微观数据,确认了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的基本事实。

国际比较发现由于统计方法的差异,住户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被严重高估了从而使得中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也被高估了。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与国际数据相比较低。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价格和数量分解发现资本回报率较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更多地来自于要素相对价格之比,而非要素相对数量之比。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分解说明产业内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是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因,而产业结构的变迁是次要的原因。

人均收入不平等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经济增长与繁荣。

但随之而来的，是人均收入不平等的日益加剧。

尽管在很多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缓解这一问题，但却似乎对不平等现象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探讨人均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以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

1. 人均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人均收入不平等是指，社会中不同群体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均衡情况。

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社会问题。

美国的人均收入不平等程度，甚至已经达到了过去一百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发展中国家中，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人均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

人均收入不平等会导致很多负面影响。

首先是加剧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

其次，会导致很多人失去了发声的机会。

最后，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因为一些原因（如贫困、教育和医疗水平等），收入不平等度增加会限制整个社会的发展潜力。

2. 人均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导致人均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有很多，以下是其中几个主要的因素：2.1. 教育教育是影响人均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一个国家，教育越差，就越难提高国内民众的收入水平。

在相同的条件下，拥有更高学位的人工资就会更高。

因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注重教育是必要的。

2.2. 税收政策税收政策也是一个影响人均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因素。

如果政府能够制定好的税收政策，那么在收入分配方面就可以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个因素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

2.3. 政府指导政府在社会财富再分配方面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好的政府能够制定好的政策，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确保社会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3. 解决人均收入不平等的方案虽然解决人均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并非易事，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方案，可能会有所帮助。

3.1. 投资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重点项目用专门的资金投资于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系统和基础设施（如公路、桥梁等）。

劳动收入份额分歧与解读争论之焦点：劳动收入份额是稳定的吗？“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被提出后不久，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1959年一篇关于收入分配的文章中否定了关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假说。

擅长于经验统计的库兹涅茨选取1938年和战后两个时期，把一些国家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划分为不同的组别。

不论是1938年粗略的划分还是战后更为细致的划分，统计数据均显示：“具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国家中雇员报酬占总收入的份额较高，而在欠发达国家中则较低”。

[4]同样的方法用于分析美国各州的收入分配情况，即把美国各州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划分组别并对1919-1955年这段时期中的部分年份进行考察，也得出上述相同的结论，就是那些具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州往往雇员报酬的份额也较高，反之亦然。

由此，库兹涅茨认为“个人收入中雇员报酬的份额与人均收入正相关”。

[4]13在库兹涅茨的研究中，人均收入被用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因此，库兹涅茨的结论可以被理解为劳动份额的变动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报酬的份额将呈上升趋势。

库兹涅茨用截面数据考察劳动报酬份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试图以此推断出劳动报酬份额的长期变动趋势。

如果说这种做法得出的劳动份额不稳定性的假说是通过间接的途径，那么后来更多的学者采取了直接的办法，即直接考察不同国家劳动份额的时间序列。

Young研究了美国1959-2000年的劳动份额的波动，发现劳动份额的变动具有反周期的特征。

而Buchele和Christiansen基于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数据，指出劳动份额具有下降的趋势。

Ruiz通过对美国和西班牙的经验检验证明劳动份额的稳定性是不存在的。

来自欧洲的数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

Giammarioli等人以20世纪60至90年代欧盟11个主要国家为样本，分行业计算它们各自的劳动份额以及总的劳动份额，再进行平均化以表示欧盟劳动份额的平均水平。

结果显示，欧盟经济体的劳动份额由20世纪60年代的70%下降到90年代的64%。

《财经科学》 2010/6267期经济经纬 85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张全红, 并运用 1993-2004年的省际面,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要素替代弹性、二元经济引发的巨大就业压力和政府长期以来的重视资本忽视劳动的政策取向。

这些发现意味着 ,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 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可能进入上升通道 , 政府大力发展服务业、重视劳动者利益的政策调整则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

[关键词 ]劳动收入份额 ; 二元经济 ; 刘易斯拐点一、引言劳动收入份额是指国民收入在分配中由劳动取得的部分 , 在收入法国民生产总值中是劳动者报酬的份额 , 与国民收入中的资本收入份额相对应 , 两者统称为国民收入的要素收入份额 , 反映了社会的功能收入分配状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 :1978— 1990年 , 劳动收入份额明显提高 , 原因可能在于工资改革使得非工资收入逐渐被计入工资收入 , [1]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

[2]但 1996年以来 , 劳动收入份额开始持续下降。

1996年全国劳动报酬占 G DP 的比重是 5314%, 2007年降至 3917%, 11年间下降了 1317个百分点。

近期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 , 决策部门也高度重视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

[3]※本文获得 2009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城市贫困变动效应研究” 的资助。

作者简介 :张全红 (1970— , 男 , 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门 ,529000 ,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

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首先会导致社会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 , 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会进一步扩大普通职工与资方等高收入群体的差距。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1943年，Mc Culloch和Pitts提出的人工神经细胞模型（M-P 模型）被视为人工智能的开端，直到1956年，Mc Carthy在达特茅斯会议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正式诞生。

2016年，Alpha Go完胜世界围棋大师李世石，进一步将“人工智能”带入了大众视野。

随后，人工智能技术取得巨大突破，并向经济社会多个领域加速渗透融合，引起了国内外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人工智能的内涵，以及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劳动力就业、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

1.人工智能的内涵什么是人工智能？如何定义人工智能？学界和业界并没有形成普遍共识，Mc Carthy在1956年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时，将其定义为“让机器的行为看起来像是人所表现出的智能行为一样”。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更丰富的认识。

截止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将人工智能看作是一门学科。

如 Andrew （1987）认为人工智能研究的是怎样使机器去做那些本来应该由人来做的事情，并指出人工智能是一个随时间而发展的概念，随着计算机科学的不断发展，其内涵不断扩大。

Winston（2009）认为人工智能是研究和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以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蔡瑞英和李长河，2003；马少平和朱小燕，2014）。

另一种观点把人工智能视为一种自动化过程。

如Korinek & Stiglitz（2017）认为人工智能是长期、持续的自动化过程。

这一自动化过程便是用计算机实现人的头脑功能，即“通过计算机实现人的头脑思维所产生的效果”。

还有一种观点将人工智能理解为智能行为或能力。

如 Nielsen（2000）认为“人工智能是关于人造物的智能行为，而智能行为包括知觉、推理、学习、交流和在复杂环境中的行为”。

672017.3| SOCIAL SCIENCE DIGEST社会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不平等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有关中国社会不平等相关议题也早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是，对民众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认知与评价等议题却缺乏有效讨论。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而言，关注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感受和态度与关注事实的收入不平等一样重要。

这是因为，不平等的增加会导致社会信任的下降，进而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下降，影响到社会的整合。

截至目前，针对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认知与态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西方市场化国家。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些研究涉及到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相关问题，但针对中国的研究则非常少见。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国际比较的方式来认识中国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与态度，特别是将中国的情形与同样经历市场转型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比较。

文献回顾与课题的明确化以往的研究主要从个体层面和国家两个层面来分析收入不平等感知与态度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从个体层面而言，其一，人们的认知与态度被看作是受制于社会现实的，因此，人们对不平等的认知和态度也被看作或多或少是其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的不平等的一种反应；其二，个体在社会事实中的生活体验也会影响到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看法和态度，譬如，人们的社会流动经历和人们对社会流动机会的认知都会影响到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其三，人们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也会影响到人们的社会态度，自身的社会与经济状况越好，人们越倾向于对收入不平等持更宽容的态度，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者则更倾向于持有平均主义的经济观念；其四，很多经验研究则表明，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受到人们对收入不平等感知的影响，即人们对不平的容忍程度（legitimate inequality）受到人们感知到的收入不平等（perceived inequality）的影响，人们感知的收入不平等越高，则对收入不平等容忍程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