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从“说”到“做”作者：尹衍桐刘晓丽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4期[摘要]以翻译基本观念的演变为线索，简要梳理了西方译论的历史进程。
西方译论从以原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说”，到以译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做”，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历程。
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翻译价值的重估，也意味着研究模式从“翻译是什么”转向“翻译为什么”。
然而，目前的模式还不足以全面揭示翻译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层内涵和意义。
为此，翻译研究应该坚持翻译的实践本质，把翻译看作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考察翻译与人类存在的多维关系。
[关键词]翻译观念；“说”；“做”；理想；现实[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4-0089-05一、引言翻译观念，指特定时代的人们对于翻译生产和接受过程的属性及其哲学本质的原则界定与理解，也就是“翻译是什么性质的活动”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有关翻译的基本问题和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仅影响到如何看待翻译在文学乃至文化系统中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影响甚至决定着某一时期翻译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形态。
历史表明，虽然翻译是人类古老的实践活动，而且有关翻译理论的记载历史悠久，但这个问题却一直众说纷纭。
瑟尔(sou)曾经指出，翻译理论的历史可以看作是讨论“翻译”一词的多义性的历史。
…因此，通过考察翻译基本观念的演变可以梳理翻译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评价种种理论流派的利弊得失，并探寻翻译研究继续发展的方向和出路。
二、翻译作为“说”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一书中认为，在现代语言学出现之前两千多年，“所有的翻译理论，无论是着眼哥形式的，应用的，还是着眼于时间先后的，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
怎样才能或才应该达到忠实?原语中的A 文本和译语中的B文本之间最理想的关系是什么?”斯坦纳的评论看似过于简单，却一语中的，即两千多年的西方翻译观一直建立在忠实的基础上。
翻译因而被看作“一种‘说(saying)’，用目的语或多或少地准确重述原语作者用原语所说的话”。
这种翻译观充分体现在历来有关翻译的定义和话语中。
公元前一世纪的西塞罗(Cicero)和贺拉斯(Horace)认为翻译是对理想原文的模仿。
西塞罗提出翻译“要保留同样的思想和形式”，“保持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
四世纪后期至五世纪前期的哲罗姆(JeroIne)谈及《圣经》翻译时宣称自己采取“意义对意义”的翻译，因为这样能把原文的意思和内容翻译出来。
1100多年之后的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Martin Luther)在翻译《圣经》时也认为翻译要能传达与原文相同的意义。
16世纪的多雷(Etienne Dolet)强调译者必须“完全把握所译作品的意义和作者的动机。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的查普曼(George Chapman)宣称“要保留作者的句子，修辞以及语言形式，作者的真义和高度”，要求译者“要尽力达致原文的精神”。
17世纪的考利(A.Cowley)称自己的自由翻译为“模仿”，提出翻译“不是忠实于原文的字词，而是忠实于原文说话的方式和手段”。
18世纪的约翰逊(samue]Johnson)提出翻译既要忠实又要取悦读者，要能以同样的优雅传达同样的思想。
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在其著名的三原则中提出，翻译不仅要完全复写原作的思想，采取相同的风格和手法，而且要如原作一样通顺、畅达。
19世纪的施莱尔马赫谈及自己的翻译策略时认为要“能使读者得到和读原作一样的感受”。
这些重复性的话语强调着诸如“模仿，保留，同样的，复写”等词语，把原文／原作者作为翻译的标杆。
受此影响，历来的翻译理论虽然关注的维度和视点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围绕忠实于什么以及如何达到忠实、围绕内容和形式的对立，探讨翻译的方法和类别，坚持一种非常理想的翻译要求。
如公元前一世纪西塞罗和贺拉斯的“词对词”和“意义对意义”，17世纪后期德莱顿(John Dryden)的逐字译、意译和拟作，再到19世纪施莱尔马赫的“让作者安居不动”和“让读者安居不动”等等。
20世纪后半叶，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理论进入了科学系统的阶段，但是翻译观念依然以原文为标杆。
所不同的是，表征译3c／原文关系的中心词从“忠实”换成了“对等”。
雅克布森在《翻译的语言学方面》一文中宣称，“不同语符中的对等是语言的基本问题，是语言学关注的中心”。
卡特福德认为，翻译的中心问题是寻求译人语对等。
与传统的忠实翻译观一样，对等翻译观也强调必须在译入语文本中保留原语文本的特征。
科勒(Wemer Koller)总结说：“对等的要求……具有以下表现：原语文本的x品质必须保留。
这意味着原语的内容、形式、风格、功能等等必须保留，或者至少应该尽量保留。
”例如，卡特福德重视语言材料的对等，认为“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替换成另一种语言中的文本材料”。
而奈达则重视读者对原语信息的接受，将翻译定义为“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再现原语信息”。
由于在译文中同时保留原文所有的特征是非常困难的，与忠实翻译观划分翻译类别一样，语言学翻译理论划分了对等的类别。
例如，卡特福德提出了形式对应和文本对等，奈达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纽马克(Peter Newmark)区分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这种对等翻译观把翻译看作语言操作活动，一种符号转换过程，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或‘从一种话语到另一种对等话语’的转换，指的是从开始视听原文到最终产生译文的整体过程”。
翻译理论重视语言分析、逻辑分析、语言对比和转换技巧的研究。
从忠实翻译观到对等翻译观，正如根茨勒所言：“在本质上都是以原语为中心的，都认为原文中存在的某种结构和信息，能够在另一种语言中编码表现出来，对此，译者必须忠实。
”无论把翻译看作模仿、创造，还是看作技巧、符码转换、科学，“都倾向于一种先验的、乌托邦式的翻译观”。
这种翻译观主要特点如下：首先，这种翻译观是建立在译文和原文的关系上，而且除忠实／对等单一关系外，没有考虑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其他关系。
由于绝对的忠实和对等是不可实现的理想，这种翻译观对于现实中的翻译现象缺乏解释力。
以这种翻译观来衡量，“任何译语文本，只要和相应原文本没有(尽最大可能)对等，就是‘非翻译’”。
其次，这种翻译观否认了译者的个性和主体性，掩盖了译者的劳动。
韦努狄(Lawrence Venuti)将此状况描述为“译者的隐身”，而罗宾逊则指出，译者没有个性，没有自我彰显，是导致翻译地位低下的原因之一。
再次，这种翻译观把原文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原文是完美的，译文总有某些丢失的东西，是不及原文的，因此造成了两者的对立：原著是主，翻译是客。
原著是创造的、领导的、独立的、建设的、主动的、灵活的、阳刚的；翻译则是模仿的、次要的、从属的、破坏的、被动的、机械的、阴柔的。
最后，这种翻译观局限于译文与原文的单一关系，翻译理论研究视野非常狭窄，仅仅关注技巧分析、语言对比、忠实／对等的幅度，忽视了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翻译的功能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忽视了翻译主体性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翻译研究作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三、翻译作为“做”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目的论、多元系统论、文化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立足于各自的学科领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和维度。
以忠实和对等为中心的翻译观和翻译研究话语遭到了挑战。
首先，以忠实和对等为翻译标准来衡量翻译的质量和价值是否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有些理论家直接对这一翻译观提出质疑。
如斯奈尔·霍恩比直接认为，“对等”不适合作为翻译理论的基本概念。
在她看来，对等这个术语，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争论，不仅不准确，且定义欠周全，它呈现了一种语言间除模糊近似外几乎不存在的对称幻影，而且扭曲了翻译的基本问题。
女性主义从性别关系出发对有关翻译和女性的传统话语和观念提出了挑战。
他们首先重铸“忠实(fidelity)”，忠实既不是忠实于作者，也不是忠实于读者，而是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译者和作者都是这个方案的参与者。
其代表之一的戈达德(Babara Godard)对翻译研究的对等模式提出挑战，强调翻译中的差异是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
其次，既然翻译的质量不能以忠实和对等来衡量，那么翻译的任务就不是反映或再现原文，就不存在唯一的翻译，就不能忽视那些不忠实、不对等的翻译。
目的论认为，译文不是原文的对等，而是目的语文化中的一个新文本。
多元系统论和描写学派也认为，译文不是原文的一个对等语篇，而是目的语文化中的文化产品。
目的论的曼塔莉(Holz－ManttariJ.)用“翻译行为”一词泛指各种形式的跨文化转换，包括那些与原文或译文无涉的转换形式，这样就把那些从传统观点来看不忠实和不对等的文本都纳入了翻译范畴。
描写学派的图里(Gedeon Toury)也认为，翻译作品没有固定的身份，因为它们总是受到不同的社会一文学背景因素的制约，因此具有多重身份。
不仅忠实和对等概念受到质疑，其支撑理论如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适切性也遭到了挑战。
如目的论的代表人物弗米尔(Hans Vermeer)认为，翻译不是一种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词句转换过程，而是一种提供信息的复杂过程。
他由此认为，不能单靠语言学来研究翻译，语言学也还没有形成解决翻译的正确问题。
赫曼斯(Theo Hermans)也这样评价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局限性：就处理无标记的、非文学的语篇而言，语言学无疑曾经有益于我们对翻译的认识。
但是其应用范围已证明非常有限，不能普遍适用于文学研究——看看近年来种种建立篇章语言学的尝试——而且不能应对文学作品的多重复杂性，因此，很显然，语言学也不适合作为文学翻译研究的基础。
虽然这些理论流派的视角和出发点各异，但其翻译观表现出共同的特点，即强调翻译的施为度和实践性，翻译是“‘做’，是以言行事”。
目的论反对把翻译看作语言转换的观念，强调翻译概念的施为维度，把翻译看作一种人类行为。
翻译等同于写作，“是做事情”；如曼塔莉把翻译定义为“为达某种特定目的的复杂行为”。
多元系统论和描写学派虽然着眼于描写翻译产品，但其翻译观强调翻译在参与目的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翻译文化学派的巴斯奈特和列费威尔从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出发，把翻译看作“是对原文的重写，必然反映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并操控文学使其在某一既定的社会以一种既定方式发挥作用”，“是一种服务于权力的操控”，一种能够创造或颠覆文化身份的活动。
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同样强调翻译的“实践性”，甚至把翻译看作生产(production)，而不是再生产(repro-duction)。
梅兹(Kathy Mezei)把翻译过程描写为一种读和写的复合行为，消除了翻译和写作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