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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坛格局正悄然演变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韩国民主工党的和平集会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以选举为标志的台湾民主化发展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会精英形成，并形成一定程度的整合与默契，在社会心理文化层面上出现和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的时候，多元体制转型才能成功，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元体制，即开放权力并不会导致社会的分配性激励与混乱。
应当说，新社会结构形成、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以及新的社会保守意识形成，是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三大条件。
第一，新型社会结构形成。
所谓新型社会结构形成，即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改变，逐步稳定、固化新的利益关系，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形成新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
这种新结构一旦形成，政治参与乃至政治权力对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社会身份、地位改变的作用便大大降低。
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的努力，对于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而言，至多带来某种利益的改善，而不会改变基本的利益格局，更不会带来身份、地位的改变。
在这种基础性因素改变的泰国反独裁民主联盟阵线“红衫军”新社会结构形成、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以及新的社会保守意识形成，是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三大条件。
的精英消失或转型，新的精英出现，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建立新联系，形成新的关系，并最终达成一定的共识与默契。
这种共识与默契意味着，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就基本社会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某些政治、社会理念达成一致；在共识与默契的基础上，不同的精英集团对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群众有所引导和约束。
不同精英集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群众的引导与约束，是权力开放和竞争体制下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和政治参与的有序性的重要保障。
与此同时，由于精英阶层中不同集团的整合与协调关系形成，也有利于政治参与和政治过程的有效性。
论亚洲式民主近几十年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在寻找一种既能使自己具有现代性，又要保留传统精华的政治体制。
日本、菲律宾、南韩，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台湾等经常宣扬自己的“民主”，确实，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有自由民主的某些特点。
日本、菲律宾和南韩基本上都有了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以及广泛的公民权；公民的私生活一般不受政府的干涉和监督；传媒也几乎不受检查了；多党政治初步形成；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东亚的经济“奇迹”使一些人似乎看到了东亚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提出了“亚洲式民主”的概念。
因为亚洲的情况很不相同，民主的因素主要在东亚，因此，它们实际上指的是“东亚式民主”。
虽然东亚的情况也存在着差异，但在与民主有关的文化、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体制上的确存在着某些基本的共同点。
李光耀是提倡东亚民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180多个国家中，推行英美式以社会自由、经济放任发展为主轴的民主法制国家，不过20多个。
其余大多数国家仍挣扎在创业、救贫、治安、教育和免于饥饿的基本生活线上。
对于这些国家的百姓而言，如何获取生存权、劳动权等，比言论自由权、政治参与权还重要。
因此，软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更能体现群体的和谐与安乐，更能使政治与社会秩序显出和平景象，成为个人落实其权利之场域。
另一位代表人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1年他在联合国对美国式民主和人权进行了批评：“如果民主意味着可以携带武器、夸耀同性恋、漠视婚姻法规、以保护个人的人权为名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特殊的信仰，给出版以神圣的特权，使其滥用这种特权——如果这些就是民主的具体内容，那么不能有一种与之不同的信仰吗?”他还说：“许多专制政府都是按照人民的意愿选举产生的，人民希望有一个强有力而严谨的政府。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盛赞协调一致的重要性。
在印尼，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公开的审议，然而一旦领导人作出决定，每个人都要支持，因为这个决定是在“充分讨论和集体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
抗战胜利后中国如何实现民主的转型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实现民主转型的艰巨任务。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需要从多个方面共同努力，才能逐步走向民主、和平与繁荣。
首先，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是实现民主转型的基础。
在抗战胜利后，中国需要制定一系列符合民主原则的法律法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这些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选举权等民主权利，使人民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意愿。
同时，法律还应当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和规范，防止权力滥用，确保政府的行为合法、公正、透明。
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对于民主转型至关重要。
只有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民主意识，才能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坚实的基础。
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普及基础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具有民主观念和参与能力的新一代公民。
通过教育，人们能够了解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学会理性思考和表达，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推动民主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和公平分配也是实现民主转型的重要条件。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需要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时，要注重经济成果的公平分配，减少贫富差距，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和公平的社会环境，能够增强人民对民主制度的支持和信任，为民主转型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
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实现民主转型的核心环节。
需要建立一个权力制衡、决策民主、政务公开的政治体制。
加强各级政府的民主决策机制，广泛听取民意，让人民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同时，要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防止腐败和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也是实现民主转型的重要途径。
在抗战胜利后，各党派应当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为国家的发展和民主建设出谋划策。
通过政治协商，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形成共识，推动民主进程。
此外，媒体的自由和独立对于民主转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东亚威权政体的分析及启示随着东亚国家的崛起和发展，东亚威权政体的存在和影响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东亚威权政体进行分析，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和启示。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威权政体的定义和特点。
威权政体是指全部或部分政治权力被集中在一个人或集团手中的政治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元首或政治领袖经常利用宣传机器来塑造公众的舆论，同时镇压反对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的行为，并通过权力手段来维持统治。
东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威权政体当属中国、朝鲜和越南。
在这些国家中，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领导人手中，而且政党对决策的影响力较低。
这些政体在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也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中国、韩国和台湾（在过去曾经是威权政体）都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强国，而且政治联盟的形成也对整个地区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而在政治方面，东亚威权政体通常采用的手段包括加强宣传力度、推行红色教育、打压异见和社会团体、实施封锁和审查等。
这些措施不仅限制了人们的言论自由和团结行动，而且也令这些国家的公共领域缺少批判性的讨论和社会动员。
然而，东亚威权政体的存在也带来了一些启示。
首先，东亚威权政体的崛起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在中国和朝鲜这类国家中，强权统治的观念历史悠久，而且在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强调权力的思想。
这些特点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这些国家在威权政体方面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其次，东亚威权政体也显示了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和不足之处。
威权政体通常由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掌握政治权力，而且政府机构往往缺乏独立性。
这种政治结构的缺点在于，政府的决策垄断和领导人的权力集中容易导致腐败、重大错误和政治危机。
因此，一个政治制度合理、公正和透明将更有助于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和嫡赢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最后，东亚威权政体也提醒我们要关注自由和人权的保护。
虽然东亚威权政体在经济和发展领域有很大的表现，但是这些国家民主和人权方面的进展却相对滞后。
民主行政的现代化转型研究在当代社会中，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近年来，随着民主政治的普及，民主行政成为一种趋势。
民主行政是一种基于公民参与和政府透明度的行政体制，它把民主原则应用于公共管理中，可以有效地提高行政效率，优化行政服务，增强公共参与的机会和对政府的监督作用。
民主行政的现代化转型研究成为了学术界和政策界热点的话题。
一、民主行政理念与基本原则民主行政是民主政治的延伸和深化，其核心是公开、透明、参与和责任。
其理念源于人权、公正、市民参与和政治伦理等方面，强调政府应该是公民的代表，而不是统治者。
在具体实践中，民主行政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权力制衡、信息公开、公民参与和问责制。
权力制衡是民主行政的基础，它通过机构、程序和程序的制定来确保行政机关的权力不被滥用。
权力制衡也涉及到司法机关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以确保政府在行使权力时，不会损害公民和社会利益。
信息公开是民主行政的重点，它涉及到政府的透明度和公民的知情权。
信息公开包括政府的各种决策、行政程序和政策文件都应该公开，这样可以促进政策的透明度和社会公正。
公民参与是民主行政的核心，其主要目的是让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
公民参与是公民权利的重要体现，可以促进民主决策和政府的合法性。
问责制是民主行政的支撑，它指的是政府应该对公民对其行为的质疑和批评进行回答和解释。
问责制与公民参与紧密相连，如果公民无法获得回应，就无法获得有效的公民参与。
二、民主行政的现代化转型民主行政的现代化转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简政放权，二是信息化。
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简政放权和信息化，达到优化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政府透明度和公民参与度的目的。
简政放权是民主行政的必要手段，它可以缩小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增加市场活力和竞争力。
同时，简政放权还可以减少政府的干预和管制，鼓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效率。
信息化是现代化民主行政的核心，主要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政务服务、在线办理和电子政务等。
论公共政策中的民众参与学生姓名：学号： 学 院：专指导教师：张月 030111485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论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摘要：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本质属性——公共性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民主化、行政民主化发展的需要，公民参与可以弥补政府决策的有限理性。
近年来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呈现出了广度上的参与形式多样化，深度上的参与阶梯深层化，强度上的参与功效上升化等特点。
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还存在着政府对公民参与不欢迎，社会对公民参与不适应，公民参与制度不完善等诸多问题。
提高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效能，必须提高政府主动性，减少公民参与阻力，大力培育公民社会，营造公民参与氛围，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供公民参与保障。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民参与；民主化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也是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得以实现的一种具体形式。
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面临各种问题。
因此，需要加强文化建设、健全制度机制、完善法律建设、畅通参与渠道，促进民主的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
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一）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本质属性——公共性的内在要求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
”公共政策是政府实现治理目标的重要工具，现代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正当性来自于它的公共性，政府公共政策应当以公共利益为目标。
政府掌握着国家权力，是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但是政府各个部门和单位却存在着自己的利益，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会追求自己的利益。
李景鹏教授详细地分析了政府部门和单位的小团体利益。
他认为这种小团体利益的特征是：第一，它以国家权力执行者的身份出现，因而是在国家利益的掩盖之下来追求部门利益的。
第二，它是对国家某一部分权力的垄断，通过这种垄断来强制地向社会索取利益。
第三，对外的封闭性，也就是说，其利益不仅对老百姓封闭，而且对其他部门也是封闭的。
东亚威权政体转型的现代化启示(一)摘要：东亚“威权政治加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东亚威权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在东亚国家内部威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壮大的内在民主化动力和外在国际民主化趋势的影响下，东亚威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推动经济与政治的适当分离，推动市民社会健康发展，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威权政体政治社会化民主政治一、对东亚威权政体的分析。
对“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
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威权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尔称其为“官僚威权主义”。
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
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
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
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威权主义是指统治者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意愿的一种权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规则之上和人们法定权力之上的权威，包括专制主义（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专制统治）和官僚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
“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其所以在当前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原因之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特别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给人一种感觉，认为东亚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下面是对东亚威权政体的简单分析：1，威权加发展的政体形式。
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一党政治、军人干政，又实行一系列具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政策，如议会民主政权形式、专家治国、重视法治、反对腐败等。
因此，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封建传统的专制极权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也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特征。
社会学视角下的民主化问题民主化是一个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等多个方面都涉及到的复杂社会现象。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转型，而是涉及到社会结构、文化和价值观等多个层面的变革。
一、政治制度转型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为了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往往需要对社会结构进行调整。
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原本拥有特权的群体面临着权力下放、权益受损的局面，这会引发他们的不满和反抗。
同时，政治体制的转型也可能会带来新的社会结构，比如议会、政党、民间组织等，这些组织可能会在社会结构中发挥新的作用，影响权力分配和社会进程。
二、政治制度对文化和价值观的挑战政治制度转型可能也会对文化和价值观产生影响。
一方面，由于政治制度转型往往涉及到人权、自由等课题，这些议题可能会促进某些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和普及，同时也可能会挑战某些主流的文化和价值观。
另一方面，政治制度转型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压力，导致一些人在面对政治转型的时候，出现质疑、抵制或者排斥等行为，这进一步破坏和影响了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民主化对社会的影响民主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制度的转型过程，它还可能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例如，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公民的参与度和信任度会得到提升，政治参与者和非政治参与者之间的边界也可能会得到明显的抬升。
此外，民主化也可能会带来公共政策的改变，例如环保、反腐等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治理。
综上所述，民主化是一个涉及到多个社会层面的复杂现象，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转型，还涉及到社会结构、文化和价值观等多个层面的变革。
我们需要站在社会学的视角下，深入探究民主化的深层次内涵，以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民主化的各种挑战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中国与东亚民主——历史的多种模式弗朗西斯·福山福山是一位思想活跃、关注现实的学者。
自《历史的终结》一书出版后，他又先后出版了《后人类未来》、《信任》、《国家构建》等多部著作。
尽管他依然坚持其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所阐述的自由资本主义将是人类唯一的选择的观点，但是也在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中更多地关注了制度的多样性，尤其是更为理性地分析了东亚发展、中国发展对于西方发展模式产生的冲击和影响。
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他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
而在2012年1月号的《民主杂志》上，他以《中国与东亚民主：历史的多种模式》一文分析了西方理论在解释东亚模式和中国发展经验上的不足，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建立理解东亚模式的知识系统要理解东亚民主的本质，就必须理解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
在当前的东亚地区，要认识民主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国家，也是发展最快速、同时相对最成功的威权国家。
中国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外交政策方面的，更是发展模式意义上的。
要评价东亚其他国家的民主，参照的对象不是非洲或者中东的威权政体，而是中国。
比较政治学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完备的概念框架来对不同的威权政府进行分析，这与研究民主政体的概念之丰富形成了鲜明对比。
换句话说，我们缺乏一套描绘缺乏法治和问责制度的国家的语言。
因此，我们需要弥补这个缺陷，以理解该地区历史发展道路所决定的政府特征。
该地区民主政府与非民主政府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正如该地区民主政府与其他地区民主政府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一样。
这对于该地区未来的民主发展来说，既是一个优势，也是一种挑战。
近年来，斯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卢坎•威（Lucan Way）、安德里斯•谢德勒（Andreas Schedler）等人试图将充分民主体制的类型学研究成果扩展到威权型体制，提出了诸如“竞争性威权政体”或“选举型威权政体”等概念来描绘那些虽然举行了选举但是政权牢牢控制在威权型领导人手里的体制，比如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查韦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
东亚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文化转型东亚国家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之一，其现代化道路和文化转型备受关注。
本文将从日本、韩国和中国三个东亚国家的角度出发，探讨它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文化转型，分析其中的共性和差异，以及对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启示。
日本的现代化之路日本作为东亚国家中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其现代化道路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及二战后的重建。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吸收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随着二战后的经济奇迹，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在文化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动漫、电子游戏等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韩国的文化复兴与现代化韩国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这得益于政府对经济的大力扶持以及人民自身的努力奋斗。
与此同时，韩国也注重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国家形象并促进经济增长。
韩流作为一种全球文化现象，将韩国流行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使其成为东亚地区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输出国。
中国的文化自信与创新发展中国作为东亚国家中人口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和机遇。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文化自信”理念，倡导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相结合。
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崛起，更加强调软实力和文化输出，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推动自身文化对外输出的一个重要平台。
同时，中国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模式，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互融合中寻求新突破。
共性与差异：东亚国家的现代化与文化转型三个东亚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有着诸多共性和差异。
共性之处在于都吸收并融合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都注重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本土文化魅力。
而差异之处则在于各自历史背景、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因此在文化适应、表达方式上有所差异。
对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启示东亚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法团主义、公民社会以及中国民主转型作者：刘依平来源：《行政与法》2013年第01期摘要：在分析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诸多路径中，公民社会以多元主义假设为基础，强调社会之于国家的独立性并以此作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法团主义则关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二者之间制度化通道的建立。
较之公民社会，法团主义的路径选择从民主发生学、制度基础以及体制改革等方面与中国民主转型更为契合，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民社会；法团主义；民主转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探讨就从未停止过。
特别是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的多元分化调整和重塑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对民主转型的路径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为客观描述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的新特点，学界提出了诸多新的解释框架，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是其中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
研究中国政治问题需从现实逻辑出发。
作为有不同学术假设前提的理论模型，法团主义和公民社会哪一个更接近现实，哪一个对分析中国民主转型更可行，即是本文的关注所在。
一、法团主义的立场法团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也有学者将其译为合作主义、组合主义或统合主义）理论被认为是发端于近代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权威主义政体。
而作为制度结构的称谓，学界通常认为，法团主义思想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经由施密特系统概括，代表着不同于多元主义的另一种体制说明。
［１］（ｐ２２）法团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结构。
它最普遍的现代意义就是凸显国家与社会之间利益组织的协调作用。
它认为国家是影响利益的决定性力量，应当在利益团体和国家之间寻求建立制度化的联系通道。
为避免团体利益的斗争危及秩序，国家需要将它们吸纳到体制中，让他们在制定公共决策时发挥作用，同时接受国家的统一管理。
根据施密特的观点，关于法团主义的结构特征，主要包含以下几点：［２］（ｐ２４－２６）⑴国家具有重要地位，社会参与则以行业划分的功能团体形式存在。
辛亥革命对中国的公民参与和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标志性的一次革命，发生在清朝末期的1911年。
这次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其中之一便是对公民参与和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
在这场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也促进了中国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一、辛亥革命背景辛亥革命是由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清朝末期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萎靡，社会矛盾丛生，全面的社会危机有待解决。
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得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清政府对外无力，内部腐败，无能解决国内危机，使得人民对清政府失去信任。
二、辛亥革命的进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这次起义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开始。
此后，全国各省接连纷起革命浪潮，清朝政府的统治逐渐被击垮。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的政治生态改变了。
三、辛亥革命对公民参与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中，人民群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推进这次革命的一股重要力量。
革命爆发时，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众不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积极参与到反清革命斗争中。
特别是革命后期，广大农民群众也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
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参与具有多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人民群众的参与加深了他们对革命的认识，提升了他们的社会觉醒。
其次，人民群众的参与把革命的问题从政治和社会精英中推向了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的反清革命势头。
四、辛亥革命对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在整个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革命推翻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结束的是君主专制时代的统治模式。
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维新派逐渐崛起，民主政治呼声逐渐高涨。
辛亥革命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为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辛亥革命也促进了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改革。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开始有了民主议会和选举制度，也在政府机构和法律制度上进行了改革。
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的论文摘要:公共管理的有效运作需要公民的支持与配合。
成熟而广泛的公民参与不仅可以丰富和充实公共管理的内容，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而且还可以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推进和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因此，对于公民参与的研究己经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论文,公共管理的有效运作需要公民的支持与配合。
成熟而广泛的公民参与不仅可以丰富和充实公共管理的内容，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而且还可以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推进和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因此，对于公民参与的研究己经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公民资格与公民参与公民(Citizen)—词虽然由来己久，但随着政治体制的演变而有着不同的涵义。
从语义上看，Citizen是指一个政治单位中的合法居民，故有的学者将Citizen译为“市民”。
但自工业化后，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公民”的意涵产生改变，公民则用以指文明化的人，一个政治人或社会人，它是凭借国家和社会成员的身份而存在的。
所以，现在大多数的学者将Citizen诠释为“公民”，认为“公民”比‘市民”更具有道德性与主体性的意义。
如Cooper?认为“公民”为某特定社群中的成员，其权利和义务受该社群之法律与规范所限定，并由此衍生出“公民资格”(Citizen—ship)的概念。
对于“公民资格”，不同类型的政体有着不同的意涵。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阐述城邦政治中指出，公民资格是城邦统治集团所拥有的特权地位。
而近代民主制民族国家所界定的公民资格，则是在选举过程中具有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法定资格。
所以，现在我们所说的公民资格己经从过去少数的特权人士或中产阶级，扩大到整个社会整体。
这也就意味着公民资格的普遍化，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例如，学者Turner?和Hamilton(1994)在其《公民资格之重要概念》一书中指出，公民资格为“集体的权利与义务”，[2个人即因此可获得其社会和政治成员的资格。
理论法前沿从公民参与看东亚民主转型3苗连营 吴礼宁 摘 要:西方演进型民主的发展历史,昭示出自下而上的力量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种力量表现在民主运动中便是公民以不同形式对民主政治的参与。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
民主参与不仅是一种政治活动,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参政权。
转型社会的参与类型较为复杂,主要包括制度性参与、合法的非制度性参与和非法的参与。
在权威政体松动、开始推行民主化之后,公民会逐渐远离非法的制度外参与。
关键词:权威主义;民主转型;民主参与;参与意识 中图分类号:D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09)04-0091-07或许有人会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成熟,是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主转型则多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这样一种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精英集团都有着天然的惰性,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形下很难设想其会主动放弃既得的利益,除非统治集团从内部分化。
统治集团能够在民主问题上做出让步,必然是因为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通常情形下,这两种力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其表现会有差异。
就内部而言,参与意识的觉醒与公民政治参与活动,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动力。
一、关于转型动力的两种争论20世纪最后几十年,众多拉美、东亚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断酝酿政治制度的民主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非但没有顺利实现政治的民主化,反而导致经济体的崩溃。
伴随着军人干政等现象,民主政治大幅度倒退。
相比较而言,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民主转型则较为成功,且代价较低。
它们的民主转型实践对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民主进程有着或多或少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此外,印尼在2004年实现了总统直选和政权的和平轮替,从此踏上民主化的正途。
当然印尼的民主化转型是否已经完成和能否得到巩固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以上几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转型有着很多共同的特点。
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学者认为威权体制下的推进型民主是它们共同的路径选择。
不过目前越来越多的质疑被提出来,并且是推进型民主理论本身所无法回答的。
推进型民主模式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合理性会受到进一步的质疑,并且这一模式选择也会给政权的合法性带来危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政府推进型民主模式及其理论基础本身存在着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9・(一)作为推进型民主模式理论基础的新权威主义在实践中遭遇困境。
新权威主义者认为,经济自由和政治集中相结合的模式,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早期必经之路。
但这是站在西方的历史角度分析的,对于有着经济组织、经济活动政治化,“经济———政治”高度一体化的东方社会,未必是适用的。
新权威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通过一个强大的政府来推行民主,甚至可以说是以专制的手段达至民主的诉求。
对于大多数西方自由主义工业社会来说,在其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威权主义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尤其在革命时代表现得更为明显。
但是在这些国家,威权主义在为民族国家构建做出贡献之时,也在极大程度上牺牲了对民主价值的追求,甚至一度演化为更可怖的专制。
在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也是如此,即便是情形较为乐观的东亚,在从威权主义走向民主的道路上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韩国之所以发生这一转变,是由于朴正熙被暗杀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工人和学生暴动及流血政变而引起的。
东亚的政治似乎总是与金钱纠缠不清,并且不知是否是一种巧合,东亚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似乎总是和收入分化的加剧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相伴随。
对于新权威主义政权来说,其与社会力量之间代理关系的非规范化导致新权威主义政权结构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这种缺陷随着社会变迁中社会问题的缓解、经济形势好转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和社会阶层格局的变化而日益显著,并发展为政治危机。
这种政治危机的结果表现为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全球范围向民主转型的重大历史运动。
所以,在通往民主的各种路径当中,威权主义是一个非常苦涩的选择,如果运用不慎反而会适得其反,并且威权主义毕竟不是最终的目的,充其量是由传统到现代、由专制到民主路途上的一个中转站。
(二)推进型民主自身的理论困境。
政府推进型民主是以权威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以权威主义政府为载体的。
就东亚的经验来看,不论韩国还是新加坡,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其有效性基础上的,所以,政府推进型民主也必然以其有效性为基础。
从新权威主义政权的现实来看,其在满足合法性需求的主要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困难,既不能保持制度的连续性,又以拒斥普遍的政治参与为特征。
更为不幸的是,新权威主义政权兴起的时期,与现代化发展初期民主政治意识的普遍社会化过程几乎是同步的,因而面临巨大的合法化危机就再正常不过了。
权威政体下,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进程随之加速发展,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系统自主性(主要表现为政府权力)的增强以及规范结构的变化。
与新型现代化发展相应的主要社会阶层、集团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将政治系统的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区别开来,于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发生分离。
①这种情况下,有效性已经不能承担起论证权威主义政权合法性的重担。
同时,新权威主义政权满足有效性要求的程度与社会成员对政权的认同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所呈现出来的却是逆相关关系。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权的有效性会明显减弱,于是进一步削弱了该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在新权威主义的合法性基础逐渐丧失的同时,建立在该理论基础之上的政府推进型民主模式也同样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事实上也是如此。
东亚后发现代化国家走上政府推进型民主道路的主要原因来自内外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尤其是早期发达国家提供的范例与本国之间的巨大反差。
虽然凭借权威政体下的高效率,这些后发现代化国家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民主程度上,都大大缩小了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减缓,政府推进型民主模式的有效性亦大大降低,其合法性也就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
同时,由于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缩小,社会发展的紧迫感与焦灼感明显下降,民众开始更为清醒地思考政府力量同法治之间的关系,新兴的社会阶层也开始将推进型法治模式的有效性同合法性区分开来,从而使该模式的合法性基础逐渐被瓦解。
鉴于推进型民主理论的缺陷,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熟、公民参与意识的高涨,自下而上的力量才是推动上述社会民主转型的真正力量。
西方演进型民主的发展历史,更是昭示出自下而上的力量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演进型民主并非西方人的专利,虽然后发现代化国家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即便我们认为西方的经验与东方的历史有抵牾,但一些・29・北方法学 第3卷总第16期基本的民主事实仍然有其共性,民主本身的普世价值决定了在民主生成模式上不可能另辟蹊径。
人类的历史经验总是有限的,但有限的经验足以证明,要实行民主必须要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过激的行动可以凭借强力暂时树起民主的旗帜,却不能靠强力培育出民主所需的社会基础。
不少学者在探讨中国近现代以来民主构建过程中屡屡遭遇挫折的原因时提出,长期以来,中国并不具备推行民主的文化土壤、社会结构和经济条件。
虽然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制度之间是否是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这一问题,仍然值得商榷,但该论断本身便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文化土壤、社会结构和经济条件的成熟,是推行民主制度的前提。
而这几方面条件成熟的结果必然是民间力量的壮大和市民社会的成熟,其结果仍然印证了自下而上的民主路径。
自下而上的力量表现在民主运动中,便是公民以不同形式对民主政治的参与。
这一点同样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
由于东亚各政府的行为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如中国台湾地区的解严和韩国的民主化宣言),并且往往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而掩盖了公民参与的价值与光芒。
于是,不仅一般的公众认为政府是民主转型的真正旗手,不少学者也把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把政府看成是威权社会的救世主。
这种认识的结果忽视了民主化的真正动力,忽视了政府背后公民参与的力量。
就拿新加坡来说,由于其经济的高度发达,使政府的合法性获得稳固的基础,于是自下而上的推动民主进程的社会力量显得相对弱小,政府自身非但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威,反而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强化或维系其权威。
最典型的就是在众多民主或正在进行民主转型的社会中,网络都是推动民主的重要力量,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极其有效的途径。
而在新加坡,却成为巩固政府权威的工具,从而使其作为民主媒介的角色被淡化了。
②从此个案也可以看出,政府自身是不会主动放弃其权威的,而经济发展本身也不必然带来民间力量的觉醒。
反观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其参与意识之所以在短期内得到极大的释放,确实受到了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
然而吊诡的是,这些偶然因素的发生,仿佛仍是民间力量推动的结果。
说到底,自下而上的力量是推进民主转型的最终动力,而这种力量推进民主的主要途径便是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给权威政体带来民主化的压力。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民主参与本身进行一些检讨。
二、民主参与、参与意识及其功能在现代社会中,民主构成了各国政治生活的总原则,也是众多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孜孜不倦的追求。
民主制的本质在于由人民做出事关全体的决定。
从理论上说,行使民主权利的主体是全体人民,每个合格的成员都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并且每个人代表的权利份额相等,无论其身份、地位、种族如何,即主体参与和主体权利的平等性。
民主权利的范围包括从利益的分配到国家的管理,从国内制度到对外关系,举凡一切国家大事,均由人民做出裁决,即民主范围的广泛性。
统治和管理国家是一个客观真实的过程,只有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统治权,而这样一个具体的过程便是政治参与或民主参与的过程。
民主参与不仅是一种政治活动,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参政权。
参政权不是一项单独的权利,而是一类或一组相关的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等。
在论及参政权时,也可将自由权中的某些内容,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罢工的自由等看作参政权,有时也被称作民主权。
鉴于民主参与对于民主价值实现的重要性,现代各国宪法一般都对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即参政权加以明确规定。
如韩国宪法第21条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和集会、结社的自由;第24、25条,分别规定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26条规定了公民的请求权;第33条规定了结社权。
在宪法上对参政权加以规定,有利于确保公民政治参与的常态化。
不过民主参与的意义不在参与本身,而在于这一过程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表达其利益诉求和主张的渠道,为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