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的法制——《诗经》与汉代法制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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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瑰宝,其不仅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开山之作,也是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窗口。
《诗经》记录了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社会现实,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婚姻等各个方面。
通过阅读《诗经》,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和发展。
Body1. 《诗经》与政治生活1.1. 《国风》反映的封建制度《国风》是《诗经》中的一篇篇章,主要描述诸侯国的政治生活。
通过《国风》,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制度在古代社会的影响。
诗中记录了君王的权威、贵族的生活、国家的繁荣等等。
这些诗歌描绘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
1.2. 《周颂》体现的君主理念《周颂》是《诗经》中的另一篇篇章,主要表达了古代中国君主的理念和责任。
诗中强调君主应该具备仁德、聪明、能力等品质,同时也要关心人民的疾苦和福祉。
通过阅读《周颂》,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君主的责任意识以及他们对于社会稳定和民众福祉的追求。
2. 《诗经》与经济生活2.1. 《商颂》揭示的商业活动《商颂》是《诗经》中的一篇篇章,描述了商代的经济生活。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现文字的朝代。
《商颂》中描绘了商代人民的劳动方式、经济活动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
通过阅读《商颂》,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商代社会的经济结构、贸易往来以及农业发展状况。
2.2. 《鲁颂》反映的农业社会《鲁颂》是《诗经》中的另一篇篇章,主要描述了鲁国的农业生活。
农业在古代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古代经济的基础。
通过《鲁颂》,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农业社会的农作物种植方式、农村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这些诗歌反映了古代农民对于丰收的期望、农业劳动的辛苦以及农业产品的重要性。
3. 《诗经》与军事生活3.1. 《邶风》反映的战争经历《邶风》是《诗经》中的一篇篇章,记录了古代战争的经历。
作者: 杨永林[1,2]
作者机构: [1]嘉应学院政法学院,广东梅州514015;[2]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出版物刊名: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07-110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2期
主题词:�诗经》;文化背景;立法;司法
摘要:�诗经》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对汉代的法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诗经》之所以对汉代法制产生重要影响,与先秦儒家对《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的高扬、《诗经》在汉代的广泛流传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汉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儒家化的开始阶段,《诗经》在汉代法制儒家化的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汉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均引用《诗经》,在寻求儒家经义与封建法制紧密结合的过程中,《诗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诗经与汉代思乡题材诗歌比较》《诗经与汉代思乡题材诗歌比较》摘要思乡作为一个亘古不变的文学主题,历来被文人所青睐。
先秦时期有脍炙人口的《采薇》,两汉时期有令人为之动容的《明月何皎皎》,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思乡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到现当代有余光中先生《乡愁》里“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的低吟。
本文试图从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来进行比较,探讨先秦《诗经》与两汉时期思乡题材诗歌的异同。
与此同时,通过比较来研究先秦两汉时期先民的思想。
一、《诗经》与汉代思乡诗概论中华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异彩纷呈,诗歌文化更是源远流长。
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这一时期就有先民创造的诗歌财富—《诗经》。
它不仅重现了先民生活的衣食住行,更能体现出先民情感的喜怒哀乐,也真实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
其中体现的一些思想情感,价值观念与人文智慧等对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之相承接的汉代虽然在诗歌上没有大放异彩,但其诗歌内容却也是丰富多彩。
今天我们通过对思乡诗歌主题的研究探索先民的精神世界、窥探先民的心灵、追溯先民的心路历程、寻找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源地。
(一)《诗经》与汉诗中的思乡诗1.《诗经》中的思乡诗早在汉代时就有先哲对《诗经》进行研究,其中《毛诗传笺》和《毛诗正义》是影响最大的。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独尊儒术”的政治观点,《诗经》作为经典的儒家大作成为了一时的风尚。
《毛诗序》中确切指明的思乡恋国诗歌有六篇:《邶风·泉水》、《王风·黍离》、《卫风·竹竿》、《鄘风·载驰》、《王风·扬之水》、《邶风·式微》。
到了宋代,朱熹的《诗经传》中直接表现思乡主题的诗歌增加到了十二篇,在《毛诗序》的基础上增加了《小雅·我行其野》、《小雅·黄鸟》、《王风·葛蘲》、《小雅·小明》、《小雅·何草不黄》、《小雅·祈父》。
关于《诗经》的研究从两汉时期开始就变得“愈演愈烈”,各个时期都不乏杰出的研究著作,就不在这一一赘述了。
汉代《诗经》历史化解读的诗学意义一真正体现《诗》史结合,对《诗》进行全面的历史化解读的是《毛诗》。
而在《毛诗》系统中,它又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中。
二以《诗》为史,对《诗经》作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学一个基本倾向,对这一点,学术界多不否定。
但怎样评价这一倾向,则多有争议。
学术界有一种常见的观点,那就是认为汉人以《诗》为史、以史证《诗》,没有什么历史根据,只是一种违反《诗》的本义的穿凿附会,掩盖了《诗经》的真实面目。
这一观点早在古史辨学者那里就已经提出。
比如,顾颉刚在《论诗序附会史实的方法书》中就认为汉儒是用“无中生有”的方法随意解释诗意。
郑振铎在谈到《毛诗序》的这一特点是,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到:“《毛诗序》是没有根据的,是后汉人杂采经传以附会诗文的。
”⑦同时,这一看法,也得到现代《诗经》研究学者的广泛赞同。
比如,夏传才就这样评价《毛诗序》的“以史证诗”:“小序,即属于三百零五篇诗的题解,它所说的世次、故事,绝大多数是附会史传、杂说,用的是‘以史证《诗》的穿凿方法,提示的各诗的题旨,有许许多多谬误,歪曲了诗的原义。
”又说,“小序的那些穿凿附会的曲解,像瓦砾和迷雾,掩盖了《诗经》的真面目,必须彻底抛开它们,用新的观点和方法作出正确的题解。
”⑧这一观点当然并非全无道理。
汉儒“以《诗》为史”的确存在着穿凿附会的弊端。
而汉儒试图建立一个按照时代排列来解释诗的完整体系,将《诗经》中的人物、事件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完全对应起来,作历史的还原,这在事实上也不可能。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儒这种解《诗》方法就完全不可信,就背离了汉代乃至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实际。
笔者认为,汉人以《诗》为史,对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诗学理论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说来,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见出:第一,汉人以《诗》为史,将历史上的具体人物和事件与《诗》中的诗篇对应起来,赋予《诗》的本事,虽不能复原《诗》的本事,但其中许多诗篇的解读,却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为读者更好地了解《诗》与作者、时代的关系,了解《诗》的文本意义提供了可能。
论《诗经》与东汉赋在句法上的关
系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文学的一部典范作品,汉赋是中国古代文学赋体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经》和东汉赋在句法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在结构上,《诗经》和东汉赋都采用了五言或七言的句式。
在《诗经》中,五言诗句大多为“平仄相间”的格律,也就是说如果前句是平仄相间的,那么后句也会是平仄相间的;而在东汉赋中,五言律诗通常是以“平仄平仄”的格式来表达,即前句与后句都是平仄平仄的。
其次,在词汇和句法上,《诗经》和东汉赋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诗经》中使用的词汇大多都是古代汉语,而东汉赋中使用的词汇也大都在古代汉语范畴内,这使得它们在词汇上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联。
此外,在句法上,《诗经》和东汉赋也有着明显的关系,例如,《诗经》中使用的“倒装”和“反问”等句式,也在东汉赋中被广泛使用。
最后,从语言艺术形式上看,《诗经》和东汉赋也有着特殊的联系。
《诗经》除了采用押韵的方式来表达语言艺术之外,还使用了“夸张”、“拟人”、“比喻”等手法来表达语言艺术;而东汉赋中也有大量的押韵、夸张、拟人、比喻等此类语言艺术形式的使用。
综上所述,《诗经》和东汉赋在句法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结构上,两者都采用了五言或七言的句式;在词汇和句法上,两者都使用古代汉语,并使用了“倒装”和“反问”等句式;在语言艺术形式上,两者都使用了押韵、夸张、拟人、比喻等语言艺术形式。
因此,可以认为《诗经》和东汉赋在句法上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和交集。
《诗经》蕴含的法制思想《诗经》蕴含的法制思想《诗经》蕴含的法制思想有哪些呢?具体体现在哪里呢?下面一起来看看!《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诗经》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可谓“真金美玉,字字可信”。
可《诗经》蕴含的法制思想很少有人谈及。
最先提出“宪法”的思想。
宪法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历史后才出现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然而,在我国周代就出现了宪法的雏形,如《周礼》中的《天官冢宰》、《地官司徒》等,对国家的相关权力及其管理部门进行了具体分工,同时还明确了官员的职权和职责,规定了机构的编制人数、司法审判的级别管辖等。
《诗经·小雅·桑扈之什·桑扈》曰:“之屏之翰,百辟为宪。
”这里“宪”的意思就是法章、法宪。
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实现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尚书》就有记载: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说尧帝、舜帝处事公道,执法公平,注重平等,因而人人归服。
而在《诗经》里,追求人人平等的思想早有体现。
如《诗经·国风·魏风·伐檀》曰:“坎坑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穑,胡瞻尔庭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在《诗经·国风·魏风·硕鼠》里,同样表达了人们崇尚平等、反对剥削的思想。
追求案件公正审判。
《诗经》首先指出了刑罚不公,执法不严,法律废弛的严峻现实。
如《诗经·小雅·祈父之什·雨无正》曰:“旻天疾威,弗虑弗图。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
若此无罪,沦胥以铺。
”其意思是:官府竟然放纵有罪之人,而追究无罪之人。
而《诗经·小雅·小旻之什·小宛》所说的“哀我填寡,宜岸宜狱”及《诗经·大雅·荡之什·瞻罙》所讲的“此宜无罪,女反收之。
《诗经》是中国诗学的“万法之源”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而《诗经》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万法之源”。
明代学者杨慎说“《三百篇》为后世诗人之祖”,稍后的胡应麟也说《诗经》“文义蔚然,为万世法”。
因此,要想深刻理解中国文学,就非得对《诗经》下一番功夫不可;同样,要想理解《诗经》,也必须将它放在中国古典诗歌“万法之源”的地位上去理解。
脱离了《诗经》,我们对后世诗词的认识必然是浅薄的;脱离了中国的诗歌传统,我们对《诗经》的理解也是孤立的。
可以说,《诗经》是中国诗学理想的最高典范,也是中国诗学的源头。
经学还是文学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法中,其他诗文集都属于“集部”,而《诗经》却属于“经部”,这足以看出《诗经》地位之尊崇,古人阅读《诗经》也基本上是以“经学”的眼光而非“文学”的眼光。
比如,《诗经》的开篇就是《关雎》,现在大多认为是一首恋爱诗,从内容来看的确如此。
但古人是如何理解这首诗呢?他们说:“《关雎》,后妃之德也。
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也就是说,《关雎》这首诗表彰了周文王后妃的德行,她忠贞贤淑,能给君王举荐贤才,还让妃嫔和睦相处。
在我们看来,这简直匪夷所思,从《关雎》的文字之中也很难看出这些东西。
但是,这种看法至少从西汉初期就产生了,而且在两千年时间里一直是主流,被绝大多数人反复讽诵,深信不疑,说《关雎》是恋爱诗的反而是另类。
由此,我们对《诗经》似乎可以采用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经学的,一种是文学的。
如果认为《关雎》是“后妃之德也”,那就是经学;如果认为是恋爱诗,那就是文学。
我们可能还会形成一种印象:经学荒谬迂腐,文学清新脱俗,应该完全抛弃经学的立场,将《诗经》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读就可以了。
但是,《诗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万法之源”,如果采用文学的视角,仅仅将它当成一部普通的诗集来研读,那么它除了年代比较早之外,与其他的诗集还有什么区别呢?从纯粹的艺术水准上来讲,难道《诗经》就一定比《楚辞》《文选》或者唐诗宋词高明吗?更为关键的一点,两千多年来的学者、诗人正是在将《诗经》当作一部经典的前提下,才从中发展出精微奥妙的诗学理论,才创造出辉煌灿烂的诗歌文化。
诗经的法律史阐释一、从经学到文学诗经的研究,从古到今一直很兴盛。
虽然流派众多,但无外乎经学和文学,前者从政治的立场解读诗经,而后者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反对以诗比附政治。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记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而“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这种简单的说法没有任何定性和说明,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发挥和争论空间,而对赋比兴的看法,实际上标志着持论者对《诗》的基本立场。
汉朝是《诗》和其他儒家典籍被经化的时代。
汉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
由于只立今文博士,齐、鲁、韩三家顿时显赫起来(这三家《诗》是今文经学);西汉时期受压抑的古文经学,东汉时得到了重视,毛《诗》也立了学官。
《毛诗大序》将六诗变为六义。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毛诗序只解释风雅颂,未解释赋比兴。
郑玄在《周礼注》:“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
赋之言铺也,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
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魏晋时期,《诗》已经开始了从经学向文学的转变。
《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段故事:“谢公(安)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
’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①谢安与谢玄两人解《诗》的角度截然不同,谢安仍是从“经”的立场看《诗》的,而谢玄已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欣赏《诗》了。
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
西汉用《诗》研究《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西汉时期,人们对《诗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西汉时期,儒家思想盛行,儒家学者们对《诗经》格外关注。
他们认为《诗经》是古代圣贤留下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道德教育意义,可以用来教育人民。
于是,西汉时期的儒家学者们开始对《诗经》进行详细的解读和研究。
首先,他们注重《诗经》的文字研究。
西汉时期的学者们通过对《诗经》中文字的解读,深入剖析了每一首诗的内涵和意义。
他们注重诗句的用词和语态,探究其中蕴含的情感和思想,进而理解古代人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通过这种研究方法,西汉学者们使人们对《诗经》的理解更加深入,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他们强调《诗经》的教育功能。
儒家学者们认为,《诗经》中的诗歌是一种优秀的文化传承方式,可以用来教育人民,传播道德观念。
他们通过研究《诗经》,总结了其中蕴含的道德教育内容,提炼出了一些经典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念。
这些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念在西汉时期被广泛传播,对于塑造人们的品德和思想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他们重视《诗经》的音乐研究。
《诗经》原本是一部歌谣集,每首诗都有自己的曲调。
西汉时期的学者们发现这些诗歌曲调的特点,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他们通过对曲调的分析和比较,还原了古代音乐的风貌,丰富了古代音乐的研究成果。
西汉用《诗》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代文化的了解,还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这种研究方法以《诗经》为例,对于其他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具有普适性。
通过文字研究、教育研究和音乐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古代文化,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
西汉时期的《诗经》研究不仅为后世学者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对《诗经》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当代。
汉代《诗经》阐释研究
汉代《诗经》作为中华文化的宝库,其中所囊括的文字和语句可谓极为丰富,可以有多种解释和阐释,从而激发新的思想。
本文旨在从汉代《诗经》的角度出发,探究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及文化传统,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贡献力量。
首先,对汉代《诗经》进行语言研究,梳理其中所含有的词语以及古代汉语的本质,旨在重构古代的历史人文概念。
然后,对作品的语义进行论究,可以发现其中所潜藏的文化精神,从而更好地理解诗歌的特殊含义和传统的历史价值。
此外,还可以对作品的叙事、抒情和传统文化的表现进行分析,重新诠释古之拨乱反正的文脉,提升古典诗学的学术价值。
另外,还可以通过比较分析法,分析古代诗歌与哲学、伦理或宗教等背景之间的关系,例如运用比较手段探究儒家、道家、墨家等古代学说思想与《诗经》民歌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出更深刻的隐秘,旨在更好地发掘古代诗歌所蕴含的哲思以及文明价值。
以上,即从汉代《诗经》的角度出发,进行阐释研究,旨在揭示诗歌的历史意义,从而传承古代文化的精髓,实现中国文化的发展。
诗与法,严谨与自由,在诗经中他们并不对立有这样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很多诗人都是法学院逃逸的学生。
」法学与文学,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一个严肃谨慎,一个自由奔放。
但在威严的法袍之下,每一个法律人都有自己汪洋恣肆的想象。
在我国最古老的《诗经》中,就能找到很多法律思维,颇为耐人寻味。
宪法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历史后才出现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但在《诗经》成书的周朝,我国就出现了宪法的雏形,比如《周礼》中的《天官冢宰》、《地官司徒》等,都对国家的相关权力及其管理部门进行了具体分工。
《小雅·桑扈》中「之屏之翰,百辟为宪」中的「宪」就是指法章、宪法的意思。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硕鼠》是诗经中最脍炙人口的篇目之一,通篇看似讲的是「硕鼠」,实际上却表达了当时人们追求公平平等、远离剥削压迫的梦想,这也是现代法律所追求的。
只有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才能看见希望,才不会「适彼乐土」。
-------------------------《南山》是讽刺齐襄公「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并用以提醒、讽刺鲁桓公的名篇。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
鲁道有荡,齐子由归」可谓说的很隐晦了。
同时,「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匪媒不得」也交代了当时礼法规定的结婚的过程,可以看成是当年的《婚姻法》,而私下缔结的婚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被世人所承认的。
-------------------------入选过中学课本的《氓》就讲述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憨厚的小伙子借着卖布的名义向中意的姑娘表白,对小伙子也充满爱慕之情的姑娘却因「子无良媒」而拒绝了他。
从中不难看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非我们理解的只是象征性的流程或习俗,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法律效力的,和今天结婚证的重要程度是相同的。
-------------------------《诗经》中的「雅」是周朝直辖地区的音乐,所谓「正声雅乐」。
两汉帝王诏令引《诗经》考察——基于《两汉书》记载的研究2009年第11期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牵1'1月'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VOL.7.No.1lN0V.2oo9两汉帝王诏令引《诗经》考察——基于《两汉书》记载的研究欧阳艳玉,郝丽艺[摘要]《两汉书》所载帝王诏令引《诗经》的频率很高,但是不同帝王在位时期所下诏令引《诗经》的次数不尽相同,而且差异较大.文章从两汉帝王引《诗经》次数的不同出发来考察《诗经》在汉代地位的变化以及经学的发展历程.[关键词]诏令;《诗经》;《两汉书》[作者简介]欧阳艳玉,广西人大杂志社副社长,广西南宁530022;郝丽艺,北京市巨人教育集团硕士,中国北京100086[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1—0153—04汉代社会的特点是"以经治国",两汉帝王为了使其诏令更具神圣性,权威性和不可置疑性,往往征引儒家经典为自己的活动寻求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两汉社会更加彰显儒学化."《诗》是经学的基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那么当时恐怕就没有不通《诗》的了"uJ,因而两汉帝王在其诏令中征引《诗经》的频率很高,而从这些诏令引《诗经》的次数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诗经》在汉代地位的变化,进而探讨经学在汉代的发展历程.关于两汉帝王诏书征引经典的次数,孟祥才先生统计为西汉帝王(包括王莽)征引儒家经典共58 次,其中征引《涛经》l0次,东汉帝王征引经典62 次,《诗经》17次.刘厚琴统计,《汉书》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0篇,其中征引经文约35次,《后汉书》帝纪中保存东汉诏书约120篇,征引经文约50次儿,没有专门统计征引《诗经》的次数.据笔者统计,《汉书》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5 篇,征引《诗经》15次,其中直接引用9次,间接引用6次.《后汉书》帝纪中保存东汉诏书约140篇,引《诗经》30次,其中直接引用约l6次,间接引用约14次.就《两汉书》而言,两汉皇帝在其诏书中引用《诗经》共89处,其中《汉书》引用29次,直接引用20次,间接引用9次;《后汉书》引用60次, 直接引用24次,间接引用36次.两汉的皇帝在诏,告,命,令,制,敕使用《诗经》来作为理论论据开始于文帝时期.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文帝在颁布《除肉刑诏》中便征引了《诗经?洞酌》中的章句:"恺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在诏令中征引经典,是到武帝时期才形成习惯.汉初,帝王均好黄老刑名之学,直到武帝时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才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此外,武帝以后的帝王在其诏令中征引经典还有一个原因,即武帝及以后的帝王都曾受到过儒家学说的熏陶.据史料记载,两汉皇帝均有研习儒学,尊崇《诗经》的传统.两汉皇帝研习儒学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作为太子时,由太子傅(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讲授;二是在成为帝王以后,延师人廷讲授.太子傅(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在太子的教育培养中起重要作用.太子傅是太子属官,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太子傅一职,据《通典》记载:"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逮于列国,秦亦有之.汉高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后亦有少傅."《汉书?百官公卿表》亦日:"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太子傅在两汉长期存在,担负着教育,培养皇太子的重任.据《汉官解沽》日:"太子太傅,日就月将,琢磨玉质,言太子有玉之质,琢磨以道也."又日:"少傅琢磨玉质,永承无疆.言太子者,硅玉也."①孟祥才先生说:"直到汉武帝时期,儒家经典的文句才出现在诏书中",这句话有待斟酌.见《从秦汉时期皇帝诏书称引儒家经典看儒学的发展》,《孔子研究)2004年第4期.l53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子与太子太傅及太子少傅的关系有如琏玉与工匠.两汉皇帝研习儒术是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汉初帝王之学以黄老之学为主,兼杂儒学,此时对皇太子的教育也以黄老刑名之学为主,但从景帝朝开始,皇太子教育中的儒学成分开始增多,而且开始由儒生来充当太子傅.《两汉书》记载,曾以《诗经》授太子的有王臧,萧望之,丙吉等人.具体情况见表1:两汉《诗经》学太子傅表帝王人物官职备注王臧太子少傅习《鲁诗》景帝卫绾太子太傅好儒术,通诗萧望之太子太傅习《齐诗》宣帝丙吉太子太傅习《诗》匡衡太子少傅习《齐诗》兀帝韦玄成太子太傅习《鲁诗》成帝师丹太子太傅习《齐诗》光武郅恽参封尉①习《韩诗》安帝杜乔太子太傅习《韩诗》由于资料有限,对两汉的《诗经》学太子傅不能作出完整的统计,但也可以看出《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景帝时期已成为太子教育的一部分. 汉景帝时期,虽然当时的统治思想是黄老之学,但是已有两位儒学家成为太子傅,汉武帝在作为太子时就接受了儒家学说的熏陶,这对他以后选择儒学为统治思想有直接的影响.武帝时,太子傅没有《诗经》学者,刘据为太子时,仅以学术上无太大建树的石庆和任安担任.同时武帝尊《公羊春秋》, "诏太子受《公羊春秋》"[4](P3617).昭帝幼年继位, 宣帝来自民间,都没有设立太子傅.宣帝继位后,开始选用《诗经》学大儒担当太子傅,萧望之便是其中一位.此后,以大儒充当太子傅便成为定制,元帝时有匡衡和韦玄成,成帝时有师丹等.东汉王朝继承了西汉的这一定制,仍以大儒为太子傅,郅恽就曾两任太子傅.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太子教育与西汉有不同之处,东汉的帝王,除明,章,和,顺外,其余都是诸侯旁系继承大统,没有接受系统的太子教育.延师人廷,两汉帝王都有这一习惯,如武帝曾召见擅长《诗》学的蔡义,昭帝幼年继位,由韦贤, 蔡义入授."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4](m610),伏理"以《诗》授成帝"L5],东汉后期,由于继位的帝王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因而延师人廷之制就显得更加重要,东汉将人廷侍讲视为大事,并有注籍记载之制](P….明帝,章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都曾诏儒师人讲经书.从上表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期,《诗经》学太子傅的人数不同,而且差异比较大.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资料的缺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诗经》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变.西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但是儒家各经典在两汉的政治地位不尽相同.武帝时期,《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成为"独尊",从宣,元帝以后,《诗经》的地位明显上升,从上表也可以看出,元帝时期,以《诗经》学而成为太子傅的人数增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元帝好《诗经》,史载"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蹦如",高嘉"以《鲁诗》授元帝"]',"孝元好《诗经》,而(匡横)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 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7J(P2689).因此成帝为太子时,太子傅均为《诗经》学大儒,成帝也具有较深的诗学功底,哀帝也通诗.另一方面,元帝时,社会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土地兼并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温柔敦厚"②的《诗经》正好符合了当时统治者麻痹人民需要,尤其是翼奉依据阴阳五行,结合律历,性情说对"齐诗"的改造,更加符合统治者麻痹人民的心理,所以这一时期"齐诗"代替了"公羊学"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到了东汉,"齐诗"的地位衰落,"鲁诗"的发展也不如西汉,但是"韩诗"却大为盛行,名家辈出,这一史实反映在太子傅上,就是光武帝时由习"韩诗"的郅恽,安帝时由杜乔担任太子傅.东汉以后,《诗经》的作用被《孝经》取代,因此东汉以后《诗经》学太子傅的人数明显减少,此不详述.两汉皇帝在其诏书中引用《诗经》次数较多,仅直接引用就有44次,其中文帝1次,武帝4次,①参封,县,属琅邪郡.郅恽因谏光武帝狩猎而被贬为参封尉.据《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后令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②《礼记-经解》:"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l54宣帝2次,元帝5次,成帝1次,哀帝2次,王莽5次,光武3次,明帝1次,章帝8次,和帝2次,殇帝1次,安帝2次,顺帝3次,桓帝4次,其余均为0次.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两汉帝王诏书引《诗经》的次数相差较大,西汉前期,诏书很少征引《诗经》,《汉书》所载汉初诸帝所颁的诏书有50~60则,只有文帝时的l则征引了《诗经》,而武帝以后的诏书征引《诗经》的次数明显增多,从征引次数的变化可以窥见《诗经》学在汉代地位的变化.汉高帝刘邦是以布衣之身提三尺剑创业的一代雄主,读书不多,与他共同创业的那个布衣将相群体也很少高文化素质之人.继位的惠帝和吕后,奉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的政策.文景时期,虽然学术氛围宽松,儒生可以在朝野发表自己的言论,但是当朝者钟情于"黄老学说",这使得"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半个世纪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黄老"思想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武帝在位期间,创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政策,开启了以经治国的先端.因而,武帝以后的帝王在其诏书中征引儒家经典成为习惯.东汉末期的帝王桓帝在位21年,仅征引《诗经》4处,灵帝在位21年,献帝在位31年,诏书中, 均无一处直接征引《诗经》.这与东汉末期经学衰落有直接关系.汉武帝时期,创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政策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政策,这些政策将儒学推向了"独尊",同时也使得儒学政治化趋势加强,也正是儒学的政治化导致在东汉后期儒学走向衰落. 究其原因:一是儒学政治化,开辟了通经致仕的吏途,经书成了儒生攫取禄利的敲门砖,儒生以禄利为目标,传经和学经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汉书? 儒林传赞》日:"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业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因此,经师及其弟子专守一经,文人士子也都把精力用于几部经书上,对其他知识不闻不问.缺乏务实进取的精神,只是刻意于学问.汉中期以后,儒学很快走上了章句训诂的死路,日趋繁琐僵化.二是儒学政治化后,由于涉及到荣辱沉浮,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学内部的分裂和对立.自武帝实行"独尊"方针以后,立入学官的均为今文经.西汉后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系对立,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三是西汉末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统治阶级无力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把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天".于是,灾异谴告流行,神学思潮泛滥.今文经学也就逐渐向谶纬经学发展.谶纬经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隐语方式预言灾异.这种思想在东汉盛行,当时的儒生都以纬为内学,经为外学,统治者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用人施政都取决于谶,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学的地位,经学从此一撅不振,安帝时期甚至出现"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的颓废景象.四是从和,安朝以后,外戚,宦官交替掌权.由于宦官,外戚专权,垄断仕路,侵占了儒士官僚集团的权益,于是激起了后者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反宦官,外戚专权的斗争.而在这些斗争中,皇权总是站在外戚,宦官一方,于是从桓帝朝开始出现了"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使得儒士官僚集团受到严重打击,汉代经学元气伤残殆尽,随之迅速没落.儒学的没落,也使得帝王诏书也不再征引《诗经》作为其言论活动的理论支撑了.因此在上表中,桓帝以后的灵帝,献帝虽在位达半个世纪多,颁布的诏书也不少,但无征引《诗经》例子.总之,两汉帝王习经的传统确立以后,其文化素质大大地提高,不但在其诏令中每每引用经书,而且亲自拟诏,乃至出现"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的局面,帝王'frill经据典把握朝政,使得皇权进一步加强.帝王诏令引《诗经》次数在两汉各个帝王时期差异较大,体现了《诗经》与汉代政洽关系的远近,而这又取决与《诗经》符合当时社会政治需要和统治者需要的程度,汉初黄老之学盛行,《诗经》受抑,诏令中几无征引《诗经》的例子;汉武帝以后,《诗经》被立为官学,逐渐显出,诏令中引《诗经》的次数明显增加;元,成帝时期,《诗经》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盛行于世,这一时期,诏令中引《诗经》的次数最多;到东汉后期随着经学的逐渐"中衰"①,《诗经》也随之走向衰落,桓,灵,献三朝皇帝①按照清人皮锡瑞的观点,两汉经学主要经历了"流传时代…'昌明时代'极盛时代","中衰时代".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48—164页.l55诏令大大减少了对《诗经》的征引,正是透了此条消息.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m'汉代《诗经》地位的转移以及经学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参考文献][1]晋文.论《春秋》《诗》《孝经》《礼》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移[J].山东师大(社科版),1992,(3).[2]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M].山东:齐鲁书社,2002.[3]孟祥才.从秦汉时期皇帝诏书称引儒家经典看儒学的发展[J].孔子研究,2004,(4).[4]班固.汉书.卷88.儒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5]范晔.后汉书.卷26.伏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6]范晔.后汉书.卷54.杨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7]司马迁.史记.卷96.张丞相传[M]..[8]范晔.后汉书.卷79上.儒林传序[M].北京:中华书局,196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汤志钧.西汉经学与政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2]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M].济南:齐鲁书社.1984.[13]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4]刘泽华.汉代《五经》崇拜与经学思维方式[J].社会科学战线,1993,(1).[责任编辑:钟山](上接第134页)不许复制和下载,在教科书或者教学光碟中汇编其传播的网络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网络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2)除着作权人或网络传播者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网络传播者或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四,网络传播者的审查和监督义务《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向上网用户提供良好的服务,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合法.《解释》第五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传播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着作权的行为,或者经着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为确保网络作品和信息的合法性,结合《办法》和《解释》的相关规定,网络传播者对其传播的作品和信息应进行审查,对内容违法,不健康或者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作品,应禁止其在网络上传播.对于已经传播的作品,应定期查阅并进行监督.在发现或被告知其所传播的作品或者信息存在违法或侵犯了他人的着作权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撤下或阻挡材料的访问人口,从而停止侵权内容的继续传播¨引.对于提供BBS论坛,聊天室和个人网站服务的网络传播者,应过滤那些显然156有侮辱性,攻击性,反社会,反人民,反党,反政府的语言,提醒用户遵守法律法规,遵重他人的人身权,着作权等;否则,应承担连带责任.[参考文献][1]鲍永正.电子商务知识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2]应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现行着作权制度带来的新问题[J].知识产权,1994,(6).[3]李新辉.电子期刊与网络传播者权[EB/OL].http:// www.1aw—/1w/1w—view.asp?nO=2980,2005—12—2O.[4]张学兵.软件与网络侵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5]李艳,罗胜华.网络中不正当超链接行为的法律分析[N].人民法院报,2001一l1—08.[6]杨学群.论网络服务商在网络环境下之着作权及邻接权[EB/OL].http://www.zjga.corrt/fabian0310.htm,2oo5—12—2O.[7]张玉瑞.互联网上知识产权——诉讼与法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o1.[8]应明.全世界第一部网络单行法诞生[J].电子知识产权,1998,(2).[9]郑坤山.网络着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EB/OL].ht- tp://www.1aw—/1w/1w—view.asp?no:5492,20o5—12—2O.[10]刘华,王海燕.论信息网络传播者权——一种新的邻接权的确立[J].研究与探讨,2002,(2).[责任编辑:清泉]。
第一章夏、商、周的法律制度一、名词解释1、天讨天罚2、五刑3、汤刑4、炮烙5、颠越不恭7、脯8、兄终弟及二、简答题1、简述夏代天讨、天罚的神权政治律观。
2、简述商代的的罪名玉刑罚。
3、简述奴隶制五刑。
4、简述中国古代的法律起源的特点。
三、分析题请说明下面这句话的基本含义,并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
1、“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甘誓》2、“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已疑众,行伪而坚,学非而博,顺非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十巫以疑众,杀。
”——《礼记.王制》四、论述题与深度思考题1、试述商代的神权政治法律思想。
2、试述中国古代刑、法、律字的演变及含义。
第二章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一、名词解释1、五听2、五过3、三刺4、七出三不去5、六礼6、《吕刑》7、刑罚世轻世重8、九刑9、五礼10、乞鞠11、质剂、傅别二、简答题1、简述西周时期实行的同姓不婚原则。
2、简述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
3、简述西周时期的法律形式。
4、简述西周时期的法律知道思想。
三、分析题请说明下面这些话的基本含义,并从中国穿透法律文化的角度加以评析。
1、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
——《论语》2、五罚不服,正于五过。
3、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三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礼记.曲庙》4、悼与耄,虽有死罪不加刑焉。
——《礼记.5、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有厥罪小,乃不可杀。
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时乃不可杀。
——《尚书.康诰》6、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
7、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可。
——《诗经》8、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礼记》9、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资额哦民听。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四、论述题与深度思考题1、试述西周时期的“礼”。
论《诗经》在汉代的文化影响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在汉代的文化影响深远。
首先,《诗经》在汉代的文学影响非常巨大。
汉代的文学家们研究《诗经》,把它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把它的艺术手法、文学形式等纳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使汉代文学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其次,《诗经》在汉代的文化影响也很大。
汉代的儒家学者们把《诗经》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参考,把它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在儒家伦理观念中大量引用《诗经》的内容,使汉代文化得到了深入发展。
最后,《诗经》在汉代的宗教影响也很大。
汉代的道家学者们把《诗经》作为道家思想的重要参考,把它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在道家伦理观念中大量引用《诗经》的内容,使汉代宗教思想得到了深入发展。
总之,《诗经》在汉代的文化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汉代文学艺术,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汉代文化、宗教思想的发展。
汉朝的法制建设与法治思想汉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治思想也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和演变。
本文将从汉朝法制建设的背景、法律制定的方式、法律内容以及法治思想的变迁等方面来探讨汉朝的法律制度。
一、汉朝法制建设的背景在汉朝之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以部落联盟的形式组织,没有完整的较为统一的中央政权,因此法律规范也比较简单。
但到了秦朝时期,秦始皇通过一系列改革,将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推向了一个高峰。
在法制上,秦始皇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范,例如《律令》、《留书法名》等。
但这些法律规范过于严苛,不顾民心,被贵族和民众所反对,因此在秦朝末年,随着秦朝的灭亡,这些法律制度也随之消失。
汉朝建立后,刘邦发动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措施,充分调动了民众积极性,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同时为法制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汉武帝时期又设立了丞相、大司空等一系列官职,统一了行政机构,为法律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二、法律制定的方式汉朝时期的法律制定,主要是通过朝廷的议定和法律家的撰写实现的。
在汉武帝时期,朝廷设立了太常、太史等机构,负责编纂一系列法律规范,例如《太初法律》,这些规范都是由天子进行批准的。
同时,汉代也有一些著名的法律家,例如韩非子、商君、司马迁等,他们通过撰写《韩非子》、《商君书》等法律著作,为汉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三、法律内容汉朝时期,法律规范十分严谨,笼统地分为刑法、律法、礼法三个方面。
其中,刑法主要是说到各种罪行的惩罚,包括盗窃、伤人、谋杀、叛逆等。
这些罪行的惩罚主要是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来判决,例如盗窃物品金额较小的罪犯,只需要受到一定的罚金惩罚;而若是盗窃物品较大,则需要进行鞭打、远放等刑罚。
此外,汉朝还针对一些特殊情况进行了惩罚,例如毒害、鞭讼等。
律法则是指汉朝时期的刑法规定和审判程序等。
汉朝的律法主要是基于秦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改进的。
诗经 法律文化略探赵科学诗经 不仅是中国韵文的源头,诗歌的起点,而且是西周和春秋时代的人们给后人留下的一部全面反映当时社会情景的伟大史诗。
它形式多样,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
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统治与制度,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
而且,有许多诗文还与法律制度有关,以下对 诗经 中有关周代法制方面的内容试作初步探析。
一、 诗经 中的法律概念!!!∀辟#∀辟#出自 诗经∃大雅∃板 :∀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民之多辟#的∀辟#为∀邪僻#、不老实之意。
左传 昭公六年:∀叔向曰:%楚辟,我衷,何若效辟?&#杜预注∀辟,邪也。
衷,正也。
#∀无自立辟#的∀辟#为法律、法度之意。
尔雅∃释诂一 :∀辟,法也。
#甲骨卜辞中∀辟#用作∀法#字之例甚多,诸如,∀惠王又作辟#,∀王国惟辟#。
∀民之多辟,无自立辟#的大意是:国人(广大平民)心中已经充满邪僻,大王(周厉王)不要再制定更多的不合情理的法去逼迫他们了。
国语∃周语上 :∀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
#也就是说,周厉王为了贪财,通过立辟(立法)把山林川泽之利收归王室所有,不准平民利用,这就触犯了平民的利益,引起平民极大的不满。
据 史记∃周本纪 记载,为了压制舆论,厉王竟然又要立辟∀以告,则杀之#。
这必然引起大规模的平民反抗暴动,所以周厉王的老臣凡伯作这首 板 诗以讽谏厉王,警告厉王不要纵情妄为。
诗经 其他篇章也有很多有关法律的概念、思想和内容。
二、 诗经 所反映的神权法思想诗经∃商颂∃玄鸟 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这首诗是借助神话传说来美化商王的祖先。
史记∃殷本纪 载:∀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因此,商的始祖是感天而生,商王于是成了∀天子#。
这种血统源流的拟制,使君王的权威巧妙地与∀天#直接联系起来,据此,他们便能代天恭行治理,可以代天行罚,其立法也具有了∀天意#。
汉朝的文化繁荣诗经缜密的韵律之美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灿烂时代,也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时期。
在这个时代,诸多文化元素得以迅速发展和繁衍。
其中,诗经作为当时文学的代表,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韵味和繁密的韵律之美。
一、汉朝文化繁荣的背景汉朝自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至公元220年刘备称帝为汉,历经两百多年。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汉朝积极倡导文化发展,奖励文人墨客,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
二、诗经在汉朝的地位与影响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是汉朝文化中的一颗明珠。
在汉朝以前的战国时期,诗经已经获得广泛的流传和发扬。
在此基础上,汉朝时期进一步扩大了诗经的影响力,使其成为当时文人雅士学习的典范。
三、诗经的文学价值与特点1. 文学价值:诗经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展现了战国时期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
2. 特点:诗经的韵律独特,通过对音调、节奏和押韵的巧妙应用,打造了一种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给读者带来美的愉悦和思考。
四、诗经运用在汉朝文化中的例子1. 教育领域:汉朝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诗经被广泛用于教育教学中。
例如,教师可以利用诗经中的经典诗歌进行诵读、理解和讨论,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
2. 诗歌创作:汉朝时期的文人墨客们纷纷推崇诗经,并受其启发进行诗歌创作。
他们研习诗经的韵律之美,将其应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丰富了当时文学的内涵和形式。
3. 游戏娱乐:在宴会和社交场合,人们常常通过吟诵和赋诗的方式,以诗经作为创作素材,进行文学游戏和娱乐活动。
这不仅增添了社交的乐趣,也为人们建立了更紧密的人际关系。
五、诗经韵律的现代意义与传承诗经独特的韵律之美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对于现代文学仍有着重要的影响。
现代的诗歌创作中,仍有许多诗人受到诗经的启发,将其经典的韵律应用到现代诗歌中,传承着古人的智慧与思想。
综上所述,汉朝的文化繁荣使得诗经得以广泛传承与发扬,展现了其缜密的韵律之美。
诗经在当时的教育、文学创作和社交娱乐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对现代文学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汉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一、《诗经》中的美刺传统《诗经》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它是“讽谏传统、文学功能之体现的开始”?譹?訛。
美刺诗是《诗经》中的一个重要类别。
美刺之篇,说的便是内容为颂美、讽谏的作品,它表现出颂美政通人和之状,抒发渴慕贤才之意,或是哀民生之艰,指刺当世的昏庸无道、奸臣弄朝之象。
纵观《诗经》的主题与内容:(1)宴飨诗。
以君臣、亲朋欢聚为主要内容,反映了上层社会欢乐与和谐的场景,赞美周王,肯定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同时也赞美贵族阶级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君子,以诗歌的形式,对周初社会尚德崇礼、繁荣和谐的景象进行褒扬。
(2)战争诗。
比如《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等,都是从正面来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歌颂王师的威力、军容的盛况。
再如《无衣》《小戎》等,则是赞叹了将士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乐观情绪。
以上周初的宴飨诗和战争诗表现了《诗经》的颂美之意,是为“美”之传统。
而到西周中叶之后,特别是末期,周王室衰微,纲纪废弛,政治黑暗,怨刺诗便以针砭时弊、反映丧乱的面貌出现了。
这类诗歌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在二《雅》中,或痛斥黑暗的统治,在忧国忧民之际,加以抒发自身的遭遇,或辛辣犀利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如在《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桑柔》《瞻仰》,《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巷伯》等,反映了厉王和幽王时期赋税繁重、昏庸无道、民不聊生的现实;在《国风》中,比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静女》《齐风·相鼠》《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统治者,或揭露政治黑暗,表达强烈的怨恨和不满。
这些便是表现诗歌的讽刺意味,是为“刺”之传统。
二、汉赋中的颂讽意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指出汉赋既可以“通讽谕”,又能“宣上德”,从而具有“颂扬圣德”与“讽谏帝失”两方面的内容,这正与《诗经》中的美刺传统如出一辙。
Vol.33No.2Feb.2012第33卷第2期2012年2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内容包罗万象,深刻地反映了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
作为一部儒家经典,《诗经》被列入中国古代士子的必读书目,因此,《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诗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一途,其对中国古代法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在中国法制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统治者渐渐感觉到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黄老思想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经过董仲舒等人重新改造的儒家思想逐渐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但是,汉初所制定的《九章律》等法典基本上是沿袭秦代的法律,而秦代的法律又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存在轻罪重罚,过分强调犯罪的客观方面等弊端,这与儒家思想是不相适应的,于是,法律的儒家化便成了汉代统治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因此,汉代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而《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诗经》对汉代的立法活动、司法活动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诗经》影响汉代法制的文化背景《诗经》之所以对汉代法制产生重要影响,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的。
首先,《诗经》自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功能。
《诗经》产生于春秋中叶,在其产生之初,就被用于各种典礼仪式,如祭祀、朝会、宴会等场合。
《诗经》还被应用于社会政治交往方面,成为社会交往中表情达意的工具,《诗经》还是春秋时期贵族学习的教材,正如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
”掌握诗还是贵族从政的必要条件。
其次,先秦儒家对《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的高扬进一步提升了《诗经》的社会地位。
五经之中,孔子最注重的是《诗经》,《论语》之中,涉及《尚书》者3处,涉及《易经》者两处,涉及《诗经》者有20条,为最多。
孔子大力提倡《诗经》的教化功能,认为学诗关键在于用诗,要将《诗经》用于政事。
一次孔子在批评他的弟子樊迟“请学稼”之后,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孟子》中涉及《诗经》39处,引《诗》35五次,论《诗》4次。
《荀子》书中涉及《诗经》共96次,引诗82次,其中转述孔子所引5次,荀子弟子所引1次,荀子本人引诗76次。
《荀子》还具体分析了《诗经》各部分的作用:“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天下之道毕是矣。
”荀子认为,《国风》可以用来节制情欲,《小雅》具有文采,《大雅》可以广大先王之德,《颂》可以到达道德的顶点。
经过孔子、孟子、荀子对《诗经》的大力弘扬,《诗经》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再次,《诗经》在西汉初期的流传也为《诗经》在汉代社会的影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经过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之后,汉代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开始重视文化。
汉惠帝时期废除了挟书律,并由朝廷出面搜求和写录古籍,包括《诗经》在内的一些先秦古籍得以重见天日,《诗经》因是韵文,便于吟诵和记忆,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汉代传诗的有鲁、韩、齐、毛四家,汉代初年学鲁诗的很多,各地投学的弟子有一千多人,后来为博士官职的就有十几个。
韩诗的传承人韩婴在汉文帝时诗化的法制———《诗经》与汉代法制的关系研究杨永林(1.嘉应学院政法学院,广东梅州514015;2.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摘要:《诗经》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对汉代的法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诗经》之所以对汉代法制产生重要影响,与先秦儒家对《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的高扬、《诗经》在汉代的广泛流传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汉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儒家化的开始阶段,《诗经》在汉代法制儒家化的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汉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均引用《诗经》,在寻求儒家经义与封建法制紧密结合的过程中,《诗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诗经》;文化背景;立法;司法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2-0107-04107--期为博士,齐诗的传承人辕固在汉景帝时期被立为博士,这些均表明了《诗经》在汉代的广泛影响,而这种影响为《诗经》对汉代法制的影响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最后,汉武帝奉行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更是为《诗经》在汉代法制中的运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以后,汉代的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统治思想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诗经》作为儒家经典,进一步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汉代统治者的治国法典。
正如董仲舒所说:“以《诗》为天下法矣,何谓不法哉?”(《春秋繁露·祭义》)在汉代,统治者引《诗》、用《诗》的记载比比皆是,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均引用《诗经》里的诗句,《诗经》对汉代的立法活动和司法活动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引《诗》立法———《诗经》对汉代立法的影响汉代法律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律、令、科、比,律是汉代的基本法典。
汉代的律渊源于秦律,秦朝专任法家,在法律方面,统治者奉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因此,《诗经》对汉代律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小的。
汉代的令是皇帝针对具体事件发布的政令,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可以对律起到增补、修改的作用。
《诗经》对汉代立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皇帝的诏令方面。
这里从一些史料的角度来探索《诗经》与汉代立法的关系。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诗经》对汉代立法的影响始于汉文帝,汉文帝最早在诏令中引用《诗经》里的诗句。
据《汉书·刑法志》记载,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诏令押解长安,其幼女缇萦随父到长安,上书文帝,表示愿意“没为官婢”。
奏书传到文帝手中,文帝深受触动,下诏说: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
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
”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
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具为令。
(《汉书·刑法志》)肉刑的改革是汉代法制史乃至中国法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肉刑是汉代及汉代以前普遍适用的刑罚,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残损人的肢体、残害人的肌肤和机能来惩治犯罪,是非常残酷的刑罚。
汉代前期的肉刑主要有黥刑、劓刑、斩左右趾和宫刑。
缇萦的上书使汉文帝认识到了肉刑的残忍,开始着手改革肉刑,废除了一些残酷的肉刑。
汉文帝在诏令中引用《大雅·生民之什·泂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立法主张。
关于“恺弟君子,民之父母”,孔颖达说:“然则为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徳而作民父母?故言此以戒。
”①《诗经》里的诗句为其制定废除肉刑的法令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
对于酿酒和饮酒的禁止和限制在中国古已有之,古代禁酒的原因很多,其中灾荒是主要原因。
对于酒的禁止与解禁,一直交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
汉宣帝在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八月,就颁布过一个允许民间婚礼中饮酒的诏令,其中就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诗句: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
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
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
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
《诗》不云乎?“民之失德,乾糇以愆。
勿行苛政”。
《汉书·宣帝纪》)针对地方官吏擅自禁止百姓在婚宴中饮酒的行为,汉宣帝认为这与婚宴的目的不相符合。
婚宴的目的就是行婚姻之礼乐,若擅自禁止,就无法引导百姓遵守礼乐。
因此,宣帝下诏允许民间婚宴饮酒相贺。
在诏令中,他引用《小雅·鹿鸣之什·伐木》中的诗句。
《伐木》是一篇宴饮诗,宴饮就离不开饮酒,而“民之失德,乾糇以愆。
勿行苛政”实际上是从反面告诫统治者,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往往是由饮食细故引起的,要创造和平的局面,就要处理好饮食之类的小事。
禁止婚礼饮酒,不仅与婚宴的目的不符,与《诗经》的精神相悖,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其实,汉代地方官吏禁止婚宴中饮酒并非没有法律依据,汉代就有禁止群饮的规定。
出于强化社会治安、防范民众聚众造反的需要,汉代法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地方官吏为了不触犯这条法律,也是出于维护本地社会治安的需要,禁止百姓婚宴中饮酒。
而具有教化职能,被汉代统治者当作政治《圣经》的《诗经》中就有宴会中饮酒的记载,因此,汉宣帝下诏要求地方官吏解除酒禁。
实际上,汉宣帝在这里是引《诗》破律。
《诗经》里有一些谏诗,这些诗的主要内容对统治者进行规谏,是告诫统治者要实行仁政,爱民惠民。
这些具有告诫功能的诗句,对后世的统治者起到了很好的教化作用,因此,后世的国君也经常在诏令中引用这些诗句。
如汉元帝在永光四年下诏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
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
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
《诗》不云乎?“民亦劳止,108--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
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汉书·元帝纪》)针对地方官吏奏请迁徙百姓来侍奉园陵的建议,宣帝认为这样会导致百姓背弃祖先和家乡,无法安居乐业,因此,下诏禁止迁徙百姓来侍奉园陵,以使百姓过上稳定的生活。
这里引用《大雅·生民之什·民劳》中的诗句。
《民劳》是一首安民防奸的谏诗,“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乃该诗的开头四句,诗人告诫统治者:人民已经很劳苦悲伤,亦不能求得暂时的安康,统治者要对国人施以恩惠,然后再安抚四方。
宣帝引用此诗,一方面是为自己的诏令寻求经典上的依据,同时也是为了标榜自己的仁爱之心。
《诗经》里有一些怨刺诗,这些怨刺诗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些怨刺诗对后世的统治者同样具有教化功能,因而也常常被统治者引用于诏令,如汉成帝在永始四年颁布的诏书中就引用了《小雅·祈父之什·节南山》中的诗句: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
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
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