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的错误在党的问题上1.合理划分党政职能无可非议，然而戈尔巴乔夫却错误地套用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从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的极端走到放弃党的领导的另一个极端。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确定，凡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部重大问题，都由国家机关去研究解决，党不再对国家机关直接下达指示。
继199。
年2月苏共宣布放弃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之后，苏共二十八大更加明确规定，要“彻底完成将全部政权交给各级苏维埃的工作”。
苏共二十八大产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除戈尔巴乔夫外，所有人均未担任重要的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
同时，党不再管干部工作，使苏共失去了执政地位的组织保证。
加之党内各派斗争激烈，党的纪律松弛，国家和政府机关中的党员不执行党的决议，结果，党的总的领导作用和通过党员在国家和政府机关执行党的决议来体现党的具体领导均无法实现。
2.1989年12月前，戈尔巴乔夫并不同意在苏联实行多党制，但在党内右翼和非正式团体的压力下，199。
年1月他在立陶宛发表讲话，接受了多党制现实。
接着，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的苏联宪法、1990年10月通过的《社会团体法》，以及苏共二十八大纲领性声明，以宪法、法律和党纲的形式把多党制固定下来。
在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未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匆忙实行多党制，其结果必然是“政治家们”利用各种政党、组织争权夺利，政治斗争陷入混乱，在党内和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无法控制的政治局面。
3.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戈尔巴乔夫在5lt调发展党内民主、提倡“意见多元化”的同时，把开展正常的党内思想争论等同于放弃党的纪律约束，允许各种思潮自由发展。
苏共二十八大把党的指一导思想改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成果”，党的奋斗日标变成了“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党的指导思想和口奋斗I l标的多元化和含混不清，必然影响到党的政治思想统一。
在党内生活方面取消民主集11，制原则，允许党内不同意见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造成党内派别存在，威胁了党的组织上的统一。
到苏共二一}一八大时，苏共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战斗力丧失殆尽，根本无法发挥团结和联系各民族人民的作用，无法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苏维埃问题上1.“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导致苏共丧失对国家的领导权。
戈尔巴乔夫没有充分考虑苏联70年形成的实际，即苏共作为权力的核心，实际上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机关转移的任务。
根据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苏共撤销了领导经济的机构，却没有在苏维埃中建立起新的机构。
苏共丧失了权力，苏维埃也没有掌握“全权”，执行机关被反复多变的决策搞得无所适从，苏联国家管理体系逐渐陷入全面素乱。
戈尔巴乔夫曾设想通过选举使共产党人继续掌权，但由于他一方面把苏共看作是影响改革的“阻碍机制”，另一方面又扶持各种社会团休与苏共竞争。
其结果是各种社会组织利用苏共历史上的错误和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自贬大造声势，抢夺苏共让出的苏维埃权力。
由于国家权力机构的改组以及人民代表的选举都是在政治多元化和舆论对苏共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致使一批苏共的反对派人物被选进国家权力机关。
议会中派别林立，成为政治角斗场，大多数议员醉心于政治斗争，对经济并不关心，使经济改革无法正常进行。
同时各加盟共和国自行其是，严重地威胁了苏联的国家权威。
2.从苏维埃制到三权分立—国家管理体制的根本变化。
在“恢复苏维埃全权”的过程中形成了国家失控的局面，当新的苏维埃权力体系不能正常发挥其管理国家的职能时，戈尔巴乔夫便把目光转向西方国家政体模式，幻想采用西方国家治理国家的办V;来摆脱困境。
这时他不再考虑从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角度来完善苏维埃制，而转向从权力制衡学说寻找出路了。
于是，西方国家的现成东西便成了他学习的样板。
这就是他在1990年3月在苏联改行总统制并出任总统的思想背景。
在国家政体转换过程中，由于缺乏明确的计划，具体操作过程混乱，国家最高管理系统处于频繁的变动中，国家管理机构不能正常行使其管理职能。
1988年以后先后四次修改、补充宪法，每一次都涉及国家权力结构这个重大问题，这不能不对国家管理工作产生消极影响。
随着苏共的衰弱，国家权力系统处于各种政治派别争夺的中心。
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都陷入混乱之中。
立法权的拥有者—议会仍然是空谈家们角逐和各派政治力量亮相、斗争的场所，重大问题议而不决。
在各共和国闹独立，宣布本共和国的法律高于一切的情况下，苏联的立法机关实际上已无权可言。
行政权的拥有者—苏联总统由于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苏共，而变得无足轻重了。
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总统后，拥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后来还掌握了一部分立法权。
但由于他在改革指导思想上与党内外反对派逐步趋于一致，因此，很难与他们进行斗争。
司法系统则遇到了各共和国挑起的“法律战”、“主权战”，根本无法正常行使护宪职责。
在处理联盟与加盟共和国关系问题上1.思想反复多变，缺乏始终如一的标准。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对改革联盟与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考虑不够，戈尔巴乔夫只是笼统地说“各加盟共和国在完成对全苏的义务之后”可以自行发展以满足其需要。
此后，他提出了“建立强大的联盟，强大的共和国”的设想。
这一提法遭到一些人的批评之后，在《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行动纲领中修改为“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共和国也就没有强大的联盟”。
这意味着把突出联盟地位变成了联盟与加盟共和国平分秋色。
199。
年2月，戈尔巴乔夫又提出联邦联系多样化问题。
在苏共二一}‘八大上，他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认为“联盟的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扩大，即使是大幅度地扩大各共和国和自治地区的权利。
那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的联盟”。
戈尔巴乔夫在分权问题上反复多变，固然同国内形势变化有关，同时也反映出他在这一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缺乏深思熟虑。
2.分权是在不利条件下进行的。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形势对苏共越来越不利，苏共的执政地位开始动摇。
1990年3月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在共和国大选中均告失利。
此后，苏共在其他一些共和国里也左右不了形势。
统一的苏联所以能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统一的苏联共产党0 1989年以后，苏共从思想分裂发展到组织分裂。
由于缺乏统一的意志，民族主义在一些共和国中急剧膨胀。
在这种形势下搞分权，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等于剪断维系联盟存在的纽带，加速了联盟解体进程。
3.分权的方式不当。
戈尔巴乔夫的分权基本上是沿着破除条条专政即部门专政、扩大块块专政即加盟共和国专政的思路搞的，而不是把权力尽可能地放到企业。
由于经济改革并没有认真搞下去，企业本身没有成为享有经济自主权的实体。
因此，在联盟将权力下放给共和国时，势必壮大加盟共和国的实力，而当民族主义分子掌权并把握共和国经济命脉之后，民族共和国便会朝谋求政治独立的方向发展。
4。
对违宪者斗争不力。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加盟共和国的某些人利用宪法中有关“加盟共和国主权”的规定，以恢复“加盟共和国主权”的名义提出若千要求，实际上是在搞分立活动。
1988年9月，波罗的海三国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聚会里加，利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提出扩大加盟共和国自主权之机，搞了一个名为《共和国经济核算协商基本原则》的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明显分立主义倾向的要求。
针对这种情况，苏联当局本应根据联盟宪法规定采取果断措施，可是戈尔巴乔夫竟然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致使分立主义者得寸进尺，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199。
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人代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称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在本国境内高于一切。
此后其他一些共和国也搞出了类似的东西，从而引发了“法律战”和“主权战”。
戈尔巴乔夫虽然意识到这一宣言的危害性，但他又不愿意采取强硬措施加以制止，致使无政府主义进一步泛滥，最终导致联盟权力的丧失。
在民主与法制问题上苏联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后引发的混乱，与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一面猛烈抨击苏联几十年来“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却是独断专行”，一面讲“给人提供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意见机会的政治自由”。
这种“民主”口号加剧了舆论界否定社会主义、否定苏共的倾向。
社会上出现了声讨“兵营式的社会主义”一边倒的情况。
相反，1988年波罗的海地区出现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只是由于它们口头上“支持”“改革”，立刻博得戈尔巴乔夫的青睐。
显然，这种“民主化”、u公开性”是有鲜明政治倾向的。
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的文章和言论也正是以“民主化”、“公开性”的名义出笼的。
从1938年开始苏联的民主化逐渐超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界定，滑向“大民主”。
在民主问题上出现混乱的同时，法制建设中出现了偏差。
这表现在，(1)修改宪法第6 条，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使苏共沦为一般性的政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大为削弱，(2)抹杀法律的阶级性。
修改后的苏联宪法第7条意味着，只要不使用暴力便可建立各种政党、团体，可以改变宪法制度。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选举法、大众新闻媒介法、社会团体法都有类似的规定。
这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珊上政治舞台开了绿灯。
(3)忽视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统一性。
戈尔巴乔夫时期制定的一系列法规与以1977年宪法为依据制定的各种法规反差过大。
1977年宪法规定的是一党制、苏维埃制、议行合一制、等额选举制、苏共领导下的统一集中的司法体制和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戈尔巴乔夫领导制定的法律体系则表现为:多党制、议行分开、差额竞选制、总统制、三权分立制、司法独立和以私有化、市场经济为方向的经济体制。
在短hi19儿年间法律发生如此巨大变化，势必引起混乱。
一些法律由于频繁修改，失去相对稳定性。
由于民族问题的出现，各加盟共和国不再以苏联宪法和立祛纲要作为规范本共和国法律的依据。
所有这些导致全国性的进退失据。
(4)政治动荡、执法机制遭到破坏、法律失去强制性和威严。
由于各共和国、各地区自行其是，无政府主义泛滥，联盟法律不起作用，执法机关纵向联系中断，执法机关对“民主化”理解不一，步伐不一致，影响了同违宪、违法活动和犯罪行为做斗争。
在对待群众团体问题上1.苏共领导人片面强调个人、集团、群休的利益，放弃了无产阶级代表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这一原则，为某些人谋求私利开了绿灯。
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上涌现出的大最“非正式团体”倍加欣赏，当一些组织已经大肆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时，仍要求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学会与它们打交道，进行“有益的对话、合作”。
相反，对工会、共青团等原有的社会团体，苏共领导人却批评它们不能反映自己成员的利益，指责它们行动缓慢，跟不卜“改革”步伐，从而加速了这些组织分裂和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