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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治道●方朝晖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 1921-2008）认为，中国人公共领域真正信得过的并不是公共权威，而是自己的私人关系，一个在政府没有私人关系的人会感到孤立无助。
他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日本人虽同样重视和依赖关系，但他们公开地承认关系（on-giri），明确提倡将这种关系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
而在中国，私人关系一直被执政者视为公共利益的敌人，认为对党、国忠诚的人就不会拉关系。
然而，这不等于私人关系就不发挥作用，相反人人仍时刻争相利用它为己服务。
为了达到私人需要，人们拼命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甚至瓦解公共权威，毁坏正式制度。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90-191, 291-299）正因如此，白鲁恂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公共立场与私人关系、国家利益与小团体利益之间的对立和消长，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典型的“公私矛盾”。
公私矛盾实际上就是文化心理学上常常讲到的“自己人”（in-group）与“外人”（out-group）的区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帮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倾向。
此外，这种矛盾还在政治上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在官场上表现为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的矛盾，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君子与小人的矛盾。
国家是公，社会团体是私；中央是公，地方是私；唯贤是公，唯亲是私；君子公正公平，小人自私自利。
在我看来，上述中国文化的一系列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特征所导致的。
这是因为，中国人倾向于在自己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安全感和人生价值；由于一个人不可能与所有人感情同样深，他们对不同人的方式也自然发生呈现费孝通所谓“差序格局”的方式。
五位学者在华东师大“首届思勉人文思想节”对谈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东方早报，2011年10月19日记者田波澜对话人物●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历史系教授（中，论坛主持人）●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左一）●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左二）钱永祥，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副研究员(右二）●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右一）“儒家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一个代表中国的过去，一个代表1980年代的现实。
今天运用的很多观念都和自由主义传统有关，比如权利、法治、各种各样的自由、平等观念。
而这些自由主义话语也被宪法吸纳，成为我们价值正当性的来源。
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外来传统，能够成为中国未来文化的主流吗？能把原来的儒家传统轻轻地放在一边吗？”10月17日，华东师范大学“首届思勉人文思想节”上，围绕自由主义与儒家在当代中国能否在分歧中寻求共识的问题，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的副研究员钱永祥，复旦大学哲学院白彤东教授，和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刘擎、哲学系教授陈赟，在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教授的主持下，就自由主义与儒家在政治秩序的重建、心灵秩序的建设等问题，展开了持续三个小时的对话。
这也是国内知识界少见的不同思想流派坐在一起如此“推心置腹”地交流。
自由主义是面，儒家文明是体？许纪霖:今日中国有个说法“通三统”，即要建立未来的中国文化，要通儒家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
这三种传统都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思想中发挥了作用，在走向未来的时候，这“三统”是你死我活的搏斗，还是相互理解、对话，寻找最基本的共识点，共同走向未来？儒家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一个代表中国的过去，一个代表1980年代的现实。
儒家传统在两千年中国历史当中是中流砥柱，“五四”以后被边缘化；自由主义作为一个西方启蒙的传统、外来的思想进入中国，在“五四”以后和1980年代以后两度复兴。
今天运用的很多观念都和自由主义传统有关，比如权利、法治、各种各样的自由、平等观念。
外国人眼里的中国“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我们的祖先真英明。
连老外都逃不脱背后说人的宿命。
我们且看这些老外，是怎样谈论我们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的：1．没有哲学，只有恐惧黑格尔：没有意志自由，只有主奴关系。
“意志的有限性是东方人的性格，因为他们意志活动是被认作有限的，尚没有认识到意志的普遍性。
在东方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这是专制的阶段。
在这阶段里，恐怖一般地是主要的范畴。
意志还没有从这种有限性里解放出来，因为思维本身也还不是自由的；因此意志可被认作是有限的，而有限的就可被假定为否定的。
这种否定之感——感觉着某种东西不能长久下去——这就是恐怖。
……人或是在恐怖中，或是用恐怖来统治人；二者是处在同一阶段。
”“他们性格也可以是那样不确定、自由、独立。
……既没有良心、也没有内心道德，只是一种[僵化了的]自然秩序，让最高尚的东西与最恶劣的东西并存着。
由此得到结论：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
”孔子的<论语>只不过是些道德常识。
“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
”（《哲学史讲演录》）2．神圣的权贵孟德斯鸠：在权贵面前,百姓的生命不值钱。
“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
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
”（《论法的精神》）费正清：中国的统治者将权力和真理全都垄断。
“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一般都是把教会和国家的职能集为一身，他是军事的也是精神的领袖，是行为的楷模和正义的主宰。
他的全能总括了国家的一切主要职能，包括国家对于皇帝在大自然力量面前代表全人类的尊崇。
他是天下一人，是社会政治殿堂前的帅旗，历代王室把天子的形象供奉在人世间的顶峰，学会了怎样把权力的缰绳集中在自己手中，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保证在人民中间维持和平、安宁与繁荣的方法。
”（《伟大的中国革命》）伏尔泰：中国“除现职贵族外没有其他贵族”（《论风俗》）。
儒学的政德观“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儒学的政德观王杰中华民族很早就确立了修身正己立德为人之大本的思想，并将其作为为官理政的根本。
比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东汉张衡：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唐罗隐：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宋王安石：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
这些都强调，修身正己立德对为官者的本根作用。
非常重视以政德要求约束官员的思想和行为中国古代为官入仕者首先得读“官箴书”。
官箴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国家系统中，官德修养的好坏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影响到社会风尚及民风的好坏。
所以，就最高统治者而言，希望通过官箴加强各级官员的道德自律，约束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就官员自身来说，可以从官箴书中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
《尚书·立政》中有“九德官人”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即选拔任用官员，要具备以上九种品德。
《周礼·天官》中有“六廉”说。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
这六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为官者所应具备的德行素养。
《论语》中有“五美”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秦汉以后，“官箴书”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规劝、劝诫君王，逐渐演变为文武百官的道德及行为准则。
秦《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中有“五善”说：中（忠）信敬上，精（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龚（恭）敬多让。
汉有“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说。
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
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节俭。
汉朝选拔官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的。
晋有“中正六条”说：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
唐有“四善”说：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
从“孝悌”到“举孝廉”———略论汉代政治与伦理的同构曹婉丰【摘要】西汉虽承秦的制度而立国，然而统治思想上却极力矫正秦政的流弊，从统治者自上而下对“孝”的推崇、践行到以此为基础和标准形成“举孝廉”制度正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这个过程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所谓的儒学“独尊”，更重要的是儒家政治观念与价值取向对国家政治的多方面渗透与引领。
“举孝廉”制度的推行，一方面成为政府选拔和储备人才、扩大政权基础与增加政治活力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朝廷推行儒家教化、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以孝治天下；孝悌；举孝廉；《孝经》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４２－０６作者简介：曹婉丰，黑龙江伊春人，哲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１４４）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重大规划项目“中国政治哲学通史”（１８ＸＮＬＧ０４）汉代尤重孝道，在西汉汉武帝年间形成重要的“举孝廉”制度。
对汉代孝道以及相关问题，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已然相当丰富，这里不准备对之做全面的介绍与论述，而着重从汉初重“孝悌”到“举孝廉”制度形成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秦的教训与汉的问题历来对秦政的批评抨击，多集中在其繁密的法网、严苛的刑罚上，通常认为秦因严刑酷法的推行导致覆亡。
这样的论述并非全无道理，但对秦法繁密严苛的强调，同时容易给人造成似乎秦只行法令而完全不讲伦理道德的错觉，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对此需要全面而深入的审视与考察。
在秦代，仁、义、礼、智、信、俭、贞节等道德得到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提倡，各地秦刻石的文字中多有记载，如“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禁止淫?，男女薭诚”①。
《史记·李斯列传》赵高夸奖胡亥，除“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②外，又有“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③等语。
而不孝在秦代就是罪名。
赵高、李斯在矫诏杀害太子扶苏与将军蒙恬时，罪名便是“为人子不孝”和“为人臣不忠”。
单元测试卷(十六)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1．(2019届福建南平二模)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15分)材料1917年2月，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攻击。
对此，中国政府以中立国的身份，从维护国际公法和遵守人类公理道义原则出发，对德国提出严正抗议。
1917年3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布告。
8月14日发布《大总统对德宣战布告》，并立即收回德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
至此，中国正式成为协约成员国并加入国际体系。
一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
西方学者白鲁恂评论说，北京外交官是中国最成功的文人领袖，他们巧妙地利用国际均势及当时的世界同情，达成与中国国力全不相称的成果。
——摘编自李志学《“一战”对德外交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期间中国对德外交取得的积极成果。
(8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一战期间中国对德外交取得成功的原因。
(7分)解析：第(1)问，依据材料“收回德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得出收回列强侵占的部分权益；依据材料“中国正式成为协约成员国并加入国际体系”得出主动加入国际体系；依据材料中“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得出参与国际事务；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根据所学知识得出民族认同。
第(2)问，依据材料“一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得出一战的契机(有利的国际形势)；根据所学知识得出爱国外交官的努力；群众运动(有识之士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依据材料“当时的世界同情”得出盟国的支持。
答案：(1)成果：收回列强侵占的部分权益；主动加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事务；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民族认同。
(2)原因：一战的契机(有利的国际形势)；爱国外交官的努力；群众运动(有识之士和社会舆论的支持)；盟国的支持。
2．(2019届安徽黄山二模)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儒林外史中的道德观念与伦理思考李汝珍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以明末士人为背景，揭示当时社会风气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幽默讽刺的手法，刻画出了各色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展示了儒家的道德观念与对伦理问题的思考。
本文将从几个主要人物的角度出发，探讨《儒林外史》中的道德观念与伦理思考。
一、儒家道德观念的体现1.1.书香门第：主人公孔尚任出身书香门第，家教严谨，他的一切行为都受到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
他忠厚善良，有克己奉公的精神，时刻将礼义廉耻放在首位。
他对待父母、妻儿和同事都体现出儒家伦理道德的要求。
1.2.忠诚与奉献：在小说中，孔尚任与其他一些士人都有着一定的政治抱负。
他们以忠诚、奉献的精神为人处世，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他们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努力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才华。
1.3.德行塑造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多种多样，但无一例外地受到儒家的道德观念塑造：忠厚善良、仁义礼智的理想形象，或贪婪自私、道德败坏的丑恶形象。
这种对德行的塑造，既是对现实社会的讽刺，也是对传统儒家道德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二、伦理思考的反思2.1.家庭伦理：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家庭伦理观念有很大的差异。
有的人忠诚守信、尽职尽责，把家庭责任看得很重，有的人则放纵自己、不担当，对家庭缺乏责任感。
这种差异的描绘，提醒人们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相应的责任。
2.2.友谊与人情：小说中描绘了许多友谊的故事。
在友谊关系中，某些人能够义无反顾、真诚相待，而另一些人却因私利得失而背叛、出卖友情。
通过对这些故事的叙述，小说思考了友谊的真谛以及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
2.3.权力与道德：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展示了权力与道德的矛盾。
有些人为了追求权力地位，不择手段，背离了儒家的道德准则，而另一些人则能够始终坚守道德原则，不受诱惑。
这种对权力与道德的反思，使人们意识到权力的使用应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
三、儒林外史中的启示与反思3.1.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小说中对儒家道德观念的继承与反思，表明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热爱。
论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之关系——兼论欧美社会科学论著中的中国意象及其问题黄俊杰【作者简介】黄俊杰，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关键词】社会科学理论/汉学研究/紧张性/互为主体性【参考文献】[1]Tsuen-hsiun Tsien.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s[J].Far Eastern Quarterly，XIII：3（May，1954），pp.305～327.[2]梁启超.戊戌变记[M].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5.[3]李国祁.清末国人对甲午战争及日本的看法[A].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1994.[4]熊十力.读经示要[M].台北：广文书局，1970.[5]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M].上海：中国学术研究所，1948.[6]张光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J].香港：亚洲周刊，1994—07—10：（64）.[7]黄光国.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三部曲”[N].台北：聊合报，1994—09—11.[8]傅斯年.答书[A].顾颉刚编著.古史辨[C].香港：太平书局，1962.[9]法兰西斯·福山著，李永炽译.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3.[10]刘述先编.儒家思想与现代世界·导言[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11]李明辉.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12]S N Eisenstadt.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Empire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3，1969.（中译本：S.N.艾森斯培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系统.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3]Eisenstadt，op.cit.[14]黄俊杰.埃森西塔对帝国的政治系统之研究及其对中国历史之解释[A].黄俊杰编译.史学方法论论丛[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7，1981.[15]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M].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16]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A].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7]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M].Boston：Beacon Press，1966.[18]石之瑜.政治学的知识脉络[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顾炎武.原抄本日知录[Z].台北：明伦出版社，1970.[21]吕亚力.政治学方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1979.[22]邹文海.政治学[M].台北：作者自印本.[2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附录：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1983.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不可分割性，但在方法论上又有其紧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