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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冷战中，多边主义外交政策虽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传统的以孤立主义为基础的单边主义却依然不时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首先，纵观整个冷战时期，美国虽然十分强调多边合作的作用，并且主动建立起一系列多边合作的机制，但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美国却仅仅只是将多边合作机制作为实现自身霸权的工具。
如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利用联合国组建联合国军赴朝作战，其实质完全是为了美国自身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而并非为实现联合国这一多边国际合作组织的崇高目标——维护世界和平。
其次，美国在冷战中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仅仅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将多边主义和多边合作放在一边，肆意地单边行动，造成国际局势动荡不宁。
如为了全面遏止共产主义，美国不惜在60年代单枪匹马地发动越南战争，以致不仅造成冷战中的又一场热战，而且与自己的盟国间的多边合作也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再次，即使在经济领域，虽然美国是战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倡导者，但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往往通过运用国内的立法来保护本国的贸易利益，其中1974年和1988年的两个贸易法就都具有非常浓厚的单边保护主义色彩，如1988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要求美国总统对外国的“不公平贸易”实施单方面的报复，对违反“美国知识产权”的国家采取单边的制裁行动等。
实际上，美国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表现得最为充分的时期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十年。
20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因冷战的骤然结束而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
面对失去了对手苏联威胁的全新国际环境，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其中尤其是后者，坚持通过推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来确立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世界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演变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不变的目标是谋求“世界领导地位”和“按照美国的构想塑造世界”。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是阻碍美国实现上述两大目标的因素。
因此，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主要围绕反共和争霸展开。
但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和美国自身实力消长，美国反共和争霸世界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
⑴杜鲁门政府(1945-1953年)的“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是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变，表明美苏已由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对立和对抗，它奠定了战后几十年美国称霸世界战略的基础。
遏制战略的主要内容有：①推行杜鲁门主义，对苏联实行冷战。
②实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日本推行扶植、援助和控制政策。
③推行第四点计划，疯狂镇压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推行新殖民主义。
帮助蒋介石在中国打内战，发动侵朝战争，企图在亚洲建立美国控制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发展。
④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外交上不予承认的政策，妄图扼杀新生政权。
⑤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把西欧、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
这个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是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主要目标是在亚、非、拉扩张和控制西欧、日本。
⑵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年)的“解放”战略和“艾森豪威尔主义”朝鲜战争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了美国全球战略：①提出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战略，其核心是力图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共产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纳入到西方“自由世界”中。
军事上，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
②在亚非拉地区，加紧扩张。
针对东南亚和中东局势，先后提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和“艾森豪威尔主义”。
⑶肯尼迪、约翰逊政府(1961-1969年)的“和平战略”“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和平战略”，其实质就是运用和平与战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
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一、引言中美贸易战是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话题，中国“入世”后，随着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摩擦出现的频率也有所增加，其中美国成为了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
美国公司对海外竞争对手提出的倾销指控中，有20%以上涉及中国。
美国为什么要紧盯着中国不放呢？这与美国一直以来奉行的外交政策有关。
不只是针对中国，二战之后，美国的目标是谋求“世界领导地位”和“按照美国的构想塑造世界”。
从“杜鲁门主义”到战略扩张和“单边主义”，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以全球战略为基调，企望在侵略与进攻中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并以世界警察的身份自居。
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渊源丹尼斯·博斯特德罗夫曾指出：“美国的使命神话起源于我们的清教徒祖先，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
根据这种神话，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最早来到美国大陆的移民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清教徒，他们给这片土地带来的不只是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有宗教文化。
“上帝的选民”是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所给予的思想，第一批横渡美洲大陆的移民以“上帝的选民”自持，因此他们在建造完成这座“山巅之城”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复兴世界的使命感。
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中的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责任。
他们自称为上帝的选民，拯救世人的使命感扎根在他们的心底。
这一“使命”观是美国人所笃信的宿命论在美国文化中的反映。
深深影响着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
此外，美利坚共和国成立与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为“使命”观提供了现实条件，使美国对于自身的“独特性”的认识具体化了。
美国在封建君主制占主流的世界建立了民主共和制，而通过民主解放处于君主压迫下的世界，救赎苦难中的人民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宗教“使命”观的世俗表达。
当一个种族的社会发展高于其他种族时，优越感将油然而生，对于古代的先进民族是这样，对于建国后的美国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