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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各级党组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指导，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结合上海的实际，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上海党的基层组织自身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推动了党的基层建设的发展和创新。
一、深入开展“凝聚力工程”，走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路子凝聚力是执政党的生命力，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的前提。
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是全党凝聚力的基础，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始终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1993年以来，上海市各级党组织根据世情和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着眼于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了以“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为主要内容的“凝聚力工程”，初步回答了基层党组织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关心群众入手，卓有成效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路子。
15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凝聚力工程”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有效载体，是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性工程，必须常抓不懈、持之以恒。
二、“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形成了抓好国有企业党建的新方法国有（含国有控股）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国家政权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是拥有雄厚国企基础的上海这一特大型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要改革企业的领导制度，到80年代末明确了党在企业的组织处于政治核心的地位。
企业党委要参与讨论企业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上海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办法，从组织结构上解决了党组织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关系，明确了企业党组织的定位。
按照法定程序，推荐符合条件的党委成员进入法人治理结构的领导层；把符合条件的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中的党员，按照有关规定吸收进党委会。
全国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优秀作品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全国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优秀作品评选活动自举办以来，已经成为国内公共管理领域的一项重要赛事。
该赛事旨在为各界公共管理人才提供一个磨炼自身能力、展示才华的平台，同时也为全社会提供了解公共管理领域最新动态、分享最佳案例经验的机会。
每年参赛作品数千件，经过层层筛选，最终评选出一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凝聚了参赛者的心血和智慧，展示了公共管理领域的创新与成果。
一、案例背景某次全国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中，有一份名为《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务效率》的作品脱颖而出，成为评选委员会高度评价的优秀作品。
该案例以一家地方政府实施数字化转型为背景，展示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二、案例分析1.挑战与机遇并存该地方政府在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技术设备更新、人才培养、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困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转型也为政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政府逐渐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积极引入新技术、完善相关政策，推动政务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
2.重点案例分析该案例中，政府依托互联网技术，建设了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政务信息的数字化、集约化管理。
通过建设统一的政务数据平台，政府实现了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提高了政务服务效率和质量。
政府还开展了相关培训和推广工作，提高了政府工作人员的数字化水平，增强了政府的数字化管理能力。
3.取得显著成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该地方政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更加顺畅，工作效率明显提升，政务服务也更加便捷高效。
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些成果不仅为政府工作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也为全社会提供了更为高效、便捷的服务。
三、结语《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务效率》是一份令人瞩目的优秀作品，它充分展示了数字化转型对政府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一、案例背景及问题描述某市A社区是一个人口密集、资源有限的城市社区。
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社区居民数量不断增加，社区管理压力日益加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管理部门面临着许多问题，例如居民投诉频繁、社区服务不足、基础设施老化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社区管理部门决定进行一次综合性的公共管理改革。
二、目标设定1. 提升社区管理效能：通过优化管理体制和流程，提高社区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减少居民投诉次数。
2. 提供优质社区服务：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社区服务，满足居民的需求。
3. 加强社区居民参预：通过建立居民参预机制，增加居民对社区管理的参预度，形成共治共建的良好局面。
三、解决方案1. 优化管理体制：建立社区管理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形成多部门协同工作的格局，提高管理效能。
2. 强化培训与人员配备：加强社区管理部门人员的培训，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意识。
同时，增加社区管理人员的数量，确保社区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3. 改善社区服务设施：加大对社区服务设施的投入，提升服务设施的质量和数量。
例如，修缮社区公园、建设健身设施、增加公共停车场等。
4. 推动信息化建设：建立社区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和管理的便捷化。
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社区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5. 加强居民参预：建立居民代表会议和居民建议箱制度，鼓励居民积极参预社区管理。
同时，定期组织社区居民活动，增强居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四、实施过程及效果评估1. 实施过程：社区管理部门根据解决方案，逐步推进改革措施的实施。
在实施过程中，要加强对各项措施的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
2. 效果评估：通过对改革后的社区管理进行评估，可以评估改革的效果。
可以从居民满意度、居民投诉次数、社区服务设施利用率等方面进行评估，以了解改革的成效和不足之处。
五、经验总结与启示1. 多部门协同工作：公共管理改革需要多部门的支持和协作，惟独形成合力，才干取得更好的效果。
《城市公共管理学》课程论文参考题目(说明：林教授15日回家后就加班整理出了大量的参考题目，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对待，集中精力完成论文。
选题仅供参考，同学们选题完成后还必须消化课本知识并收集大量相关资料以确定论文的框架)一、城市战略管理1．支撑泉州中心城市地位的城市功能体系2．构建与泉州中心城市功能相适应的大城市框架(空间结构)3．泉州的历史机遇与战略抉择4．泉州在两岸交流合作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5．泉州建设宜居城市的条件与效益分析6．泉州与周边城市的战略合作模式创新二、城市建设管理1．泉州新市中心开发模式探讨(与青岛、贵阳等城市比较)2．新城区建设中多方共赢机制的构建3．泉州湾区域的开发模式探讨(借鉴天津、厦门经验)4．泉州建设大型港口城市的途径------构建港口、工业区与新市区的良性互动机制5．泉州旧城区保护与开发的特殊模式______与苏州、杭州比较6．大学与高科技园区的共生结构及其在泉州的发展途径7．城市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政策设计______大连、厦门的经验对泉州的启示8．宜居城市的房地产开发政策9．围头湾空间开发模式探讨10．湄州湾南岸空间开发模式探讨三、城市经济管理1．泉州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______完善中心城市功能与强化产业集聚效益的一致性2．泉州石化产业集群发展策略3．泉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策略4．提升泉州传统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举措5．泉州旅游产业集群化的途径6．城市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_______政府、学术界、企业界的伙伴关系7．城市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人力资源结构协同变革______以泉州为例四、城市文化管理1．城市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创新______新泉州人的品格塑造2．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化的政策环境3．泉州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与政策导向4．文化旅游节的多重效益及策划艺术5．泉州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的有效途径6．成功的大学城建设需要两种创新______政府政策创新与高校管理模式创新五、城市社区管理1．城市竞争力中的社区因素2．城市社区政策的价值取向3．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新途径______“议行分开”、专业化与民主化相结合4．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新模式______百步亭经验对泉州的启示5．城市传统社区建设与管理模式创新6．城市新社区建设与管理模式创新7．城市特殊社区建设与管理模式创新六、城市公共关系管理1．城市形象塑造的科学与艺术2．品牌管理方法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应用3．泉州城市形象塑造的关键环节4．城市公共沟通制度建设5．城市公共沟通机制创新6．城市公共沟通的现代形式______城市论坛七、城市公共安全管理1．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战略远见2．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战略协同3．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战略控制4．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公众参与。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创新与发展研究1.引言1.1 概述概述：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创新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随着社会变革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不断适应、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
本文将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和治理能力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压力。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和改革。
通过强调科学决策、依法治国、民主参与和有效管理等原则，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在不断完善和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的治理能力也在快速提升。
中国政府通过加强人才培养、提高行政效能、建立现代化的政府机构等方面，不断提升治理能力。
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变革背景下，中国需要具备更加开放、灵活、高效的治理能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
本文将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和治理能力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分析。
通过梳理相关理论、探讨成功案例和总结经验教训，旨在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下文中，我们将首先介绍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决策机制的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等方面。
接着，我们将重点探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发展，包括政府职能转变、信息化建设、社会参与和国际合作等方面。
最后，我们将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创新与发展进行总结，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通过本文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创新与发展，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1.2 文章结构本文主要围绕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创新与发展展开研究，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包括概述、文章结构和目的。
山东曲阜市：“四力驱动”筑基强体赋能城市社区治理近年来，山东省曲阜市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聚焦破解社区治理难题，开展城市党建“筑基工程”，完善四项机制，实施“四力驱动”，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居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持续提升。
一、背景起因曲阜地处山东省西南部，是鲁国故都、孔子故里、儒家文化发源地、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主城区居住人口约18万人，原辖26个城中村，管理服务老户居民3.2万人及其集体资产14.22亿元。
而后成立8个城市社区管理服务新增加的14.8万人。
在工作中，曲阜市26个城中村和8个城市社区对居民的管理服务两条线并行，新成立的城市社区建制规模大、管理人口多、服务权限少。
另外，受制于历史文化名城相关条件限制，主城区老旧小区众多且呈现“散、小、乱”特点，城市发展进程加快的同时，老旧小区治理已经成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和堵点，也是居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鉴于此，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曲阜市系统谋划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开展城中村改社区工作，突破社区治理体制机制障碍；采取街道领办“红色物业”的模式，成立公益物业服务企业，推行物业服务“110”，兜底管理老旧小区的物业服务，走出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党建引领老旧小区治理之路；建立“拉呱说事、说事必回”民意诉求表达平台，优化为民服务质效，为打造有温度高品质的宜居城市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主要做法（一）完善工作机制聚合力统筹协调推进。
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作为市委书记突破项目，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每年至少专题研究1次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先后印发《关于开展城市基层党建“筑基工程”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建立城市基层党建联席会议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城市基层治理重点难点问题。
构建五级架构。
按照资产改制、规模调整、规范运行“三步走”的工作思路，坚持依法依规、程序规范、群众认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将原8个城市社区、26个城中村优化整合为26个城市社区，成立26个城市社区居委会，实体化运作26个股份经济合作社，合理划分182个网格，创新推行“城市社区+经济合作社+网格（1+1+1）”全覆盖工作模式，构建起“一网统筹、多网融合”的网格化治理新体系。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研究1. 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现状、挑战及其改革路径。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在法律规范、登记注册、监管机制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
本文首先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进行回顾，分析现有管理体制的优势与不足。
随后，本文将聚焦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登记门槛过高、监管体系不完善等，并探讨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建议，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开放、高效、有序的社会组织管理环境，以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成长和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发挥。
通过本文的研究，期望能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2. 社会组织的概念与分类社会组织，又称为非政府组织（NGO），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由民间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具有一定组织形式和持续运作机制的团体或组织。
它们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为政府提供补充性的社会服务，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按照活动领域分类：社会组织可以根据其主要活动领域进行分类，如教育类、环保类、文化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等。
每一类社会组织都有其特定的服务对象和工作重点，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按照组织性质分类：社会组织还可以根据其性质进行分类，如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志愿者组织、宗教团体等。
这种分类有助于理解不同组织的宗旨和运作方式，以及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按照组织规模分类：根据组织的规模大小，社会组织可以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组织。
大型社会组织通常拥有较多的资源和影响力，而小型社会组织则更加灵活，能够快速响应社会需求和变化。
按照注册形式分类：社会组织根据其注册形式可以分为正式注册的合法组织和未注册的非正式组织。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与启示街道办事处作为城市管理体制架构中的重要一环，其制度规定和实际职能在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中面临着改革。
北京鲁谷社区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打破原体制框架，在街道层面进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探索出一条社区改革的新思路，为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社区建设积累了经验，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种路径选择，具有积极的启示和示范意义。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发展、时代变迁提出的新课题。
相对于农村改革，我国城市社区改革远远落后，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街道办事处作为城市管理体制架构中的重要一环，其制度规定和实际职能在这种社会变迁中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日益突出。
一、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按照1954年出台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街道办事处作为区级政府的派出机关，代表政府办理有关居民事宜的组织，并不具有完全的行政机构性质，专职工作人员人数为3至7人，工作任务主要有三项：办理市、市辖区的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相对简单。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改制使原来由单位承担的诸多社会功能转移出来，归属于城市基层管理机构，最后落到街道办事处；庞大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实际居住人口剧增，加重了社会管理的任务，城市基层管理机构的工作对象、工作内容以及工作强度均发生了诸多变化。
当前街道办事处的工作职能远远超出《条例》规定的三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城市管理，民政福利，社区服务，人口(包括外来人口)管理，社会治安，街道党的建设，指导居委会、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等；街道内设机构一般在20个左右，人员编制也由最初的3至7人扩大到100人以上。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街道办事处已经成为一级准政府，主要面临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职能调整不到位目前，街道办事处的职能还没有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做充分的调整，职能多而乱。
首先，街居制的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街道作为一级政府，包揽了一切社会事务，权力体系过于集中，管理层次过多过滥，部门之间职能重叠；其次，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又承担了很多新职能，包括承接单位制解体后转移过来的单位职能、对无单位归属人员以及外来人口进行管理并提供服务、对老年人提供必要服务等；最后，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瘦身”而下移的各项任务。
由于街道办事处的职能调整不到位，使得街居制的负载量越来越重，政府缺位、越位现象时有发生。
(二)职责不对称街道在承担了大量繁重任务的同时，却没有独立的执法权和完全的行政管理权，在权限上受制于上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即街道作为政府的基层组织，承担了大量的责大权小甚至是有责无权的职责，致使政府部门与街道之间职责不清、条块关系混乱、运行机制不畅，阻碍了城市管理科学化的发展。
(三)行政方式不健全经过近10年的发展，北京市各街道办事处都引进了一些新的办事方式和手段，但总体来看，行政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转变。
如，网上办公速度较慢、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难保证、与辖区居民的沟通渠道不畅通、服务供给缺乏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使街道办事处的管理和服务信息化程度不够，不能真正了解和掌握辖区居民的需求和要求，影响服务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使管理成本上升而管理效率下降。
(四)队伍建设不完善由于职能繁多，直接导致街道办事处机构庞杂、人员膨胀、队伍素质有待提高，不仅使行政运行成本不断增加，而且人浮于事，部门间协调不畅，行政运转效率十分低下。
从理论上讲，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组织构架，但由于街道办事处“行政化”的工作思维和运作方式，使我国城市管理实际上形成了“三级政府，四级管理”的多行政层级的复杂局面。
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建立与现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现代街道办事处管理体制。
二、北京鲁谷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创新社区制是现代城市管理体制的主要形式，也是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但问题是，如何将我国传统的管理体制转向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是在原体制框架内修修补补，还是大刀阔斧从根本上变革社区管理体制?北京鲁谷社区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打破原体制框架，在街道层面进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探索出一条社区改革的新思路。
(一)北京鲁谷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市石景山区原八宝山地区的人口急剧膨胀，八宝山街道办事处的管理压力不断增大。
2003年7月18日，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的京民划[2002]475号文件批复精神，石景山区增设鲁谷街道办事处。
新成立的鲁谷社区辖区近7平方公里，4万余户，6万余人，社会单位300余家，其中中央部属及市属单位20家，是北京首家称为“社区”的街道办事处，也是北京市在街道层面上进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之一。
新街道直面现行街道管理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在街道层面进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
鲁谷社区行政管理新体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构建社区党的领导、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相结合的组织体系。
即，社区党工委，作为区委的派出机构，在新体制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对辖区内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工作负全责，下辖20个居民党组织；社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对辖区城市管理、社区建设及社会事务实施管理、协调、指导、监督和服务，下辖20个居民委员会；社区代表会议及其委员会，作为代表鲁谷社区广大居民和社会单位利益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接政府剥离出来的部分社会事务，监督政府依法行政。
其中，社区委员会是这次体制改革的重点，该委员会是社区各居委会、驻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推选代表，通过召开社区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社区自治组织，是社区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
社区委员会与社区内20个居民委员会、各中介组织和群众团体，构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区群众自治工作体系。
2.形成“三部二室一厅”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
与社区三个组织体系相对应，鲁谷社区在机构设置上改革了街道办事处传统的自上而下“一对一”的模式，将街道17个科室精简合并为“三部二室一厅”，即党群工作部(主要负责社区相关党务工作)、城市管理部(主要承担城建管理和综合治理等城市管理职能)、社会事务部(主要承担民政、计生、劳动、文教等社区行政职能)、综合办公室(主要承担原街道行政办和财政科职能)、社区委员会办公室(是社区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承担社区代表会议闭会期间有关地区性、群众性的日常自治事务)和居民事务服务大厅。
3.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七项运行机制。
即，以社区党建为龙头的主导机制；搭建社区民主平台形成居民广泛参与的民主机制；以“民生、民心、民服、民安”工程为重点的社区建设服务机制；社会化、市场化运作的城市长效管理机制；以发挥“四自功能”为主要内容的居委会建设机制；传播先进文化的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社区各类中介服务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
(二)北京鲁谷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创新鲁谷社区新体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机构设置新。
新机构取消“街道”二字，冠名“社区”，成立了街道级的大社区，下辖20个居委会，是北京市第一个称之为“社区”的街道。
同时将街道办事处原有的按政府对应序列设置的各科室，依据社区发展需要，实行“大部制”，重新组合，优化了城市基层管理机构设置，实行了灵活的用人机制，“少养人、多办事”，促进了政府工作人员素质的改进和提升，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2.管理理念新。
传统街道管理体制是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思维惯性使得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习惯了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
所以说，创新管理体制首先就是要转变管理观念。
鲁谷新体制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转变观念，不断更新管理理念的过程。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鲁谷新体制不再延续“以行政为中心”的思想，而是坚持“三由四从”的理念。
即：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由单一行政管理向社会化公共服务管理转变；从政府主导的理念转变到还政于民的理念，从政府单一的管理主体理念转变到社会多元合作的理念，从无限责任政府的理念转变到科学、民主、依法行政的有限责任政府的理念，从政府管理成本过高转变到精心计算管理成本的理念。
3.组织体系新。
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组织方面实施了“三驾马车”体系：社区党工委、社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和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委员会)。
特别是在全市率先设立了群众自治组织——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委员会)，并通过社区代表巡视制度、议政听政制度、建议议案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切实保障社区代表和委员参与社区管理、决策、监督权利。
“三驾马车”的组织体系体现了党的领导、依法行政和居民自治的高度一致，为加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方面提供了组织保障。
鲁谷社区新机构建立和运行的实践已历经7年，运行态势总体良好。
首先，通过改革进一步明确了职能，将街道承担的168大项368小项职能进行梳理，按照政社、政事分开的原则，将28项管理职能从“街道”剥离出来，分别由政府相应职能部门、社会自治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承担。
其次，梳理了“条块关系”，将区政府职能部门在鲁谷社区的派出机构公安派出所、城市管理监察分队、统计所、司法所，以及交通安全、消防部门派驻的专业工作人员，均实行职能部门垂直领导，鲁谷社区为其提供相关保障服务。
“条专到底”使街道的组织协调、服务管理、监督检查等基本职能得到充分发挥。
再次，精简了机构和人员，提高了行政效能。
鲁谷社区内设机构由北京市同类街道的17个科室精简为“三部一室”，精简了73%；公务员编制由同类街道的90人减少到39人，减少了57%。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鲁谷社区在改革实践中也逐渐暴露出如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社区自治新体系定位不够明确、社区工作者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需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完善。
三、鲁谷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启示自从社区概念引进我国后，人们对社区的概念、社区的范围、社区的定位等诸多问题都存在争议。
从实践看，大多数地区都是将社区与居民委员会联系起来，通过对原居民委员会的改组来构建社区。
但鲁谷地区另辟蹊径，利用街道成立契机，将社区概念定位在街道层面，对现行街道管理体制进行深层次改革，从而为我国社区建设积累了创新实践。
如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鲁谷社区新体制也有一个发生、发展到逐步完善的渐进过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乐观地认定这种新体制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街道管理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它在社区定位、社区职能、社区自治、机构设置、组织体系建设、运行机制创建等方面的探索，无疑为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社区建设积累了经验，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种路径选择，具有积极的启示和示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