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涵义新解［摘要］“话语”到底是什么，学界仍存在理解或表述上不一致的情形。
涵义不确定不统一，必会影响研究的深入发展。
本文从词源学的角度对“话语”一词进行溯源，并重点梳理其在哲学、语言学学科中的涵义及发展，并对“话语”、“语言”和“言语”的内涵进行辨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话语”的一些思考和见解。
［关键词］话语；语言学；言语什么是“话语”？这是各学科专家学者一直在探寻，力争达成一致意见的重大问题。
但是，到现在为止，学界对于何为“话语”还没有取得一致性的意见。
内涵不确定不统一，必然会导致研究成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从而影响研究的深入发展。
因此，要正确界定这一概念，就需要考证“话语”的来源，梳理“话语”理论的来龙去脉。
一、“话语”溯源汉语中的“话语”是从英语discourse翻译而来，而discourse又是从古法语、拉丁文的discours、discursus等词逐渐演变而来的。
“在法语语境中，话语非常接近于‘聊天’、‘自由交谈’、‘即席谈话’、‘陈述’、‘高谈阔论’、‘语言’或‘言语’。
”［1］224总之，法语中discours 都是与言语的表达有关，属于动词。
再往前溯源，法语discours又来自于拉丁文“discursus”，是动词“discurrere”的过去分词，由“dis”和“currere”构成。
“dis”的意思是“穿越、分离、对衬”，“currere”意思是“跑”（to run），因此，“话语”的词源意义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来回跑动。
后来”discursus”被名词化，意思是“东跑西颠的动作”，和动作的结果——“一段熟路”［2］3。
因此，从词意演变过程来看，discourse既表示动态的过程，又表示过程的结果。
20世纪初，“discourse”一词被运用到语言学中，成为语言学的概念，最开始的时候指长于一个句子的语言单位，即语段。
在话语理论产生前，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学理论主导着语言学研究，他在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能指”和“所指”范畴、区分了“语言”和“言语”等重要观点，对语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在该书中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话语”，但字里行间却谈到了“话语”，他认为：“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
”“在话语之外，各个有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
”［3］170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索绪尔所使用的“话语”就是词的组合。
但是，由于索绪尔没有将我们所谓的“话语”独立于“语言”和“言语”之外，以致内涵有点混乱，他将语言等同于话语，把言语也等同于话语，如“语言可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3］158，“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3］42。
由此可见，索绪尔没有明确提出“话语”，但是有关“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却为后来探讨“话语”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在《现代语言学词典》中也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话语”这样定义：“语言学用此术语指一段大于句子的连续语言（特别是口语）。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一段话语是语言学中具有前理论地位的一个行为单位：它是一些话段的集合，构成各种可识别的言语事件，例如一次会话，一个笑话，一次布道，一次采访等。
”［4］148这里的discourse不仅仅指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还指由这些语言单位构成的言语事件。
回顾我国词汇史，笔者发现，早在晚唐时期，“话语”就已经出现在了古代文献中，最早指说话的行为，与“言语”意义相近，如晚唐时期日本高僧圆仁撰写的、口语化程度极高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就已经出现了“话语”：“守岛一人、兼武州太守家捉鹰二人来船上话语，云：国家安，泰，今有唐敕使上下五百馀人在京城……”①，这里的”话语”是说话、言说之意。
到了元明时期，“话语”意义演变成戴维·克里斯特尔所说的“一次会话”，如《二刻拍案惊奇》里所言：“话语缠绵，恩爱万状”②，《西游记》里的“絮絮叨叨话语多，捻捻掐掐风情有”③。
这些“话语”的意义与discourse意义几乎相同，这使discourse 翻译为现代汉语成为可能。
20世纪80年代，我国俄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界和汉语语言学界引入话语理论，用“话语”二字对译discourse，开始研究“话语”理论，取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成果。
最早的一本著作为1981年王福祥出版的《俄语话语结构分析》。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既有学者把“话语”看作语言学中的语言单位，也有学者将其看作言语交际形成的言语成品。
这与西方语言学对“话语”的内涵界定是一致的。
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对“话语”的定义是：“言语交际中运用语言成分建构而成的具有传递信息效用的言语作品。
现代语言学中的话语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等学科，主要研究从对话片断到完整语篇的超句语言结构。
”［5］778可以看出，《辞海》也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话语”进行定义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话语”的概念发端于西方语言学，后引进到我国语言学界，被广泛应用于语言学教学与实践活动中。
在我国语言学研究领域，“话语”既指语言单位，也指言语成品。
二、“话语”在哲学中的涵义我们将目光投向哲学研究领域，看看哲学界是如何界定“话语”的。
在“话语”理论快速发展的年代，正是哲学上发生“语言学转向”的时代，学者们不再将“语言”作为研究的工具，而是实现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将“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语词的运用，探讨陈述语词的方式。
这时，话语研究已经由“你在说话”的观念转向了“话在说你”的状态。
苏联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话语研究领域可谓卓有建树，他从文学入手研究交往和对话，并建构了他的“对话主义”话语理论。
与索绪尔将静态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不同，巴赫金把动态的言语交际行为作为研究的对象。
他认为，语言的生命在于话语，语言只存在对话中，离开了对话，情感的交流、思想的交锋都是不可能的。
在巴赫金的视域中，话语就是人类的一切言语行为及其结果，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话语。
他指出：“任何现实的已说出的话语(或者有意写就的词语)而不是在辞典中沉睡的词汇，都是说者(作者)、听众(读者)和被议论者或事件(主角)这三者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表现和产物。
话语是一种社会事件，它不满足于充当某个抽象的语言学的因素，也不可能是孤立地从说话者的主观意识中引出的心理因素。
”［6］92因此，任何话语都有说话者和对话者，话语是说话者和对话者的相互作用的产物。
巴赫金的“话语”理论为西方话语思想的发展拓宽了思维的视角，实现了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后继者络绎不绝，蔚为大观。
其中，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话语研究影响最大的学者，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使用了“话语”这一术语，他对话语的形成、话语的单位、话语与权力、话语与知识等方面都进行了较深刻的剖析，但是没有明确界定“话语”这一术语的内涵。
我们只能在他的叙述文本里寻找一些只言片语来理解他的观点，如在《词与物》中，他把话语看作展示出一定外在功能的符号体系。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将陈述视为话语的原子，因此，福柯将“话语称为陈述的整体，因为它们隶属于同一个话语形成；这个语句的整体不形成某个修辞的，或者形式的，可无限重复的单位和我们能够指出它在历史中的出现或者被使用的单位；它是由有限的陈述构成的，我们能够为这些陈述确定存在条件的整体。
”［7］129而对于属于什么样的陈述，福柯的说法较为含混，他自己都认为：“时而是所有陈述的整体范围，时而是可个体化的陈述群，时而又是阐述一些陈述的被调节的实践”［7］85。
有时福柯也把话语看作是由连续事件构成的，“话语也许同语言不同，它基本上是历史的，它不是由可拥有的成分构成，而是由人们不能在话语展开的时间范围以外对它进行分析的真实和连续的事件构成。
”［7］221很明显，福柯对“话语”的解读不是从语言学研究领域出发，而是从哲学或思想史的角度来谈论话语的，已经实现了语言学转向。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话语理论也是十分令人瞩目的。
但他的“话语”概念是在一个独特的层面上使用的，即话语并不是单纯的语言运用，而是通过理论论证达到共识的知识形式。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也注重话语研究，试图通过对具体语词的运用和表述方式的分析来研究理论观点，在《哲学研究》中，他主张“不分析现象（例如思想），而分析概念（例如思想的概念），因而就是分析语词的运用”［8］138，我们不探究现象，而“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8］49。
与福柯将知识作为话语的一部分类似，哈贝马斯和维特根斯坦都将话语或具体的语词作为知识的表现形式，对话语或具体语词的研究就是对知识或理论的探讨。
这一观点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后，赋予“话语”的新的内涵。
三、“话语”在语言学中的涵义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在比较窄的意义上使用“话语”，他把语言使用当做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因此，话语就被用来指称”口头语言或书写语言的使用”。
［9］58“在语言学中，‘话语’有时用来指口头对话的延伸部分，以便与书写‘文本’相对照。
”“不过，更为常见的是，‘话语’之被用在语言学中，要么是涉及口头语言的延伸部分，要么是涉及书写语言的延伸部分。
”［9］3诺曼·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并不是把语言分析限定为句子或更小的语法单位，而是侧重于对话的高级结构属性，如轮流回话，或谈话的开始语和结束语的结构，还侧重于书写文本的高级结构属性，如某份报纸的一篇犯罪报道的结构。
除此之外，他认为，语言学的“话语”理论还重p虽然学界往往从索绪尔、从结构主义开始梳理现代“话语”理论，但“话语”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正式落实成术语并不仅是语言学这个学科自身带来的，因为发展到那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本身并不企图研究超出句子的语义。
“结构主义者认为话语是语言的单元，是比句子长，比段落短的语言单位；功能主义者认为话语即是指语言的用法。
前者更像索绪尔传统的语言学，后者却是将语义、语境的因素引入到语言学研究中。
”［10］74必须要强调的是，尽管语言学是这样的，但20世纪60年代人文科学的“科学化”的作用于文学界却产生另外的学术视野：同时集结于结构主义大旗下的文学研究——同样地出于对科学性的追求——转向封闭的文本研究时，需要一个词来提领他们的研究单位——大于句子小于或等于文本的“一段连贯的表达”(discourse)，discourse由此获得语言研究单位的含义，语言学本来句子之上就是“篇章”或“文本”(text)，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text”和“discourse”可以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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