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湖南近代藏书家刘康的藏书、刻书、刻帖活动考略李坤坪（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长沙 410005）〔摘 要〕刘康，字春禧，湖南宁乡人，清代末年知名藏书家，好收藏历代名人墨迹书本，编纂有《红豆山房法帖》。
但由于年代久远及藏书多毁，刘康事迹已久不为人所知。
文章通过对刘康藏书、刻帖、刻书活动的发掘、考证及参考湖湘近代名人对其评价，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刘康的藏书其事。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刘氏广于收藏, 勤于校勘, 其收藏曾获近代省内外达宦名流赞许，故研究刘康对完善湖南近代私人藏书史和保存传播文献古籍有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藏书家 刘康 私人藏书〔中图法分类号〕K82〔引用本文格式〕李坤坪.湖南近代藏书家刘康的藏书、刻书、刻帖活动考略[J].图书馆，2021（4）：103—106，111.湖南藏书文化及藏书活动源远流长。
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有儒生冒死从咸阳偷运出书简千余卷，辗转跋涉，藏于湖南湘西沅陵二酉山洞中。
“二酉藏书”虽不一定确有其人其事，却是湖南最早的藏书典故，体现了人们对文献的敬畏之心。
1972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献，尤以帛书居多，后经学者整理，共50多种、10万多字。
3号墓主人也成为了湖南历史上最早的藏书人物。
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完善，图书产生方式变得简易，图书数量增多，湖南藏书活动也日趋繁荣。
宋末长沙管军总管张用道（字梦卿）藏书甚富，建万卷楼贮之，庐陵刘将孙为其撰《长沙万卷楼记》。
明代时期的湖南没有出现过知名藏书人物。
清代前中朝，考据学成为当时学术主流，尤以江浙皖赣地区为盛。
由于考据学家需要大量掌握文献以资引用，因此这段时期江浙皖赣地区产生了大量的藏书家。
而在清代，湖南学术一直以理学为主，藏书风气并不兴盛。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原为文献渊薮的江浙皖赣地区经济、文化活动受到极大摧残，而湖南仅为太平军过境之地，反而偏安一方。
之后湘军兴起，湖南人才之盛远迈前代。
战后湘军人物挟巨资从事文化活动，风气丕变，此时及其后，湖南也出现了一些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藏书人物。
ＦＵＪＩＡＮＳＨＩＺＨＩ浅谈建安余氏家族与古代通俗小说刊刻□陈佳利纵观中国古代刻书史与中国通俗小说史，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书坊刻印与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紧密相关，民间书坊刻印书籍最辉煌的时候，正是中国通俗小说兴起之期。
中国通俗小说创作兴盛时期始于明朝中叶的万历皇帝在位期间，在此之前，鲜有优秀的通俗小说问世，除了元末明初流传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历史演义小说外，其他题材的通俗小说无人问津更无人创作。
万历朝之后，在全国各大书坊主努力经营下，通俗小说在民间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与普及，涌现出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神魔小说、公案小说等通俗小说，对后世通俗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余象斗时期的建安余氏刻书情况来探讨余氏家族刻书与古代通俗小说的关系。
一、建安余氏与余象斗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宋代刻书业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呈现官刻、私刻、坊刻三足鼎立的状态，坊刻当中建安余氏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建安余氏指的是如今的福建建阳余氏，古代建阳隶属于建安郡，所以余氏刻书常刻上古称“建安”。
又因为所刻书籍多在位于今建阳区３５公里处的麻沙出售，所以“建本”又有“麻沙本”之称。
余氏家族的书坊兴盛数百年，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南宋以余仁仲的万卷堂为代表，元代以余志安的勤有堂最活跃，明末以双峰堂、三台馆主人余象斗为代表，清代以余郁生的永庆堂为代表。
根据肖东发教授的考证，“余氏定居书林及其开始刻书的时间上限只能是北宋。
”①在宋代，建安余氏的刻书就已经声名在外，近代著名目录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记载：“至宋则建阳，麻沙之书林、书堂，南宋临安之书棚、书铺，风行一时。
”②又见于岳飞孙子岳珂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以兴国于氏本及建阳余氏本为最善。
”③宋朝时期雕版印刷上官刻为主导，作为北宋都城的汴京在当时居于领导地位，建本能排得上善本，与官刻媲美，可见建安余氏当时已初具实力。
到了明朝，福建刻书突飞猛进，刻书的数量超越传统刻书中心四川、浙江、江西，大有超越官刻之势。
清代四堡书坊刻书
位于福建长汀（今属连城）的四堡，清代以刻书业而著称。
四堡书坊刻书在当时非常繁荣，相关的研究书籍有《清代四堡书坊刻书》，作者在多次深入四堡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各种历史文献撰写而成。
全书共五章，分别为四堡刻书综述、四堡刻书世家及书坊人物、书坊业主与堂号、书坊的生产经营、书坊的书版与书籍遗存，附录族谱所载四堡外出书商名录、翠云堂书目清单等。
该书注重以出版史角度进行研究，考察了四堡书坊早、中、晚三个时期的生产经营状况，并通过个案研究，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经营特点，分析四堡书坊客观存在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进而揭示四堡书坊持续繁荣300年的原因。
关于古籍刻工的小常识带刻工的古籍刻工又称“镌手”、“雕字”、“刊字”、“雕印人”、“匠人”等等，是雕刻书版的工匠手。
不少古籍，在每版的中缝下方(即下书口)都记有刻工的名字。
这些名字，对一般图书来说，当初可能是为了计酬所留，同时也便于主事者追究责任;对特殊的图书，如佛经、佛像等来说，可能是为了积功德，故大都留下了刊刻匠人的名字。
这些名字虽然都很简单，但是，因为一个人的技艺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再参以记名，就很容易区别;同时，一个人的艺龄，如果从二十岁开始计算的话，一般的大约不会超过五十年，或者说，大体应在四十年左右。
这样，我们凭藉刻工这两方面的因素，就不难从已知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刻工，推论出不明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大体刊刻时间。
这对辨别伪本亦大有益处。
如商务印书馆所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所收《南史》，题为元大德间刊本，但据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考，“乃其刻工十八九同于明初所刻《北史》”(见《中国善本书提要》)，可证此书并非元刻本，更非元大德年间刻本。
北京图书馆藏有另一部《南史》残存二十六卷，即《本纪》四至七、《列传》一至五、二十八至三十、三十四至四十四、五十八至六十。
王重民先生说：(此本)下书口记刻工，大都为朱敬之、徐进卿、何甫三数人所刻。
敬之或署朱苟，或单署敬字(草书似秀字);进卿单署徐字，徐又省作余;何甫或署何，或署甫，何又省作可。
又有张(或作弓)、杨(或作木易)、翁、董、章、郑、陈、方、于、洪、良等单字，与明初补版署双名者，其风格迥乎不同。
(《中国善本书提要。
史部。
纪传类》)可证这个本子是“真为元刻元印”。
(同上)看得出，这里考订的依据主要就是刻工。
刻工的重要可见一斑。
就目前而论，我国可考的最早刻工是雷延美，他曾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为曹元忠雕刻观世菩萨像，此像上图下文，末署“匠人雷延美”。
原物出敦煌，可惜已被法人伯希和窃走。
由于后世所存宋版书大都是南宋刻本，故关于北宋的刻工所知寥寥，而南宋刻工所知较多。
刻书技术探析摘要：明清时期徽州是中国四大刻书地区之一,徽州刻书首创彩色套印,采用饾版拱花印刷;木活字和泥活字刷印;图文混排,插图精美;大量刻印谱牒。
徽州刻书首创彩色套印技术推动了我国印刷业的发展。
徽州刻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化成果,是当今我们研究明清时期徽州刻书业的重要资料,对我们研究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史料价值。
关键词：徽州刻书彩色套印“饾版” “拱花”印刷“木活字” “泥活字”刷印徽州,地处皖南山区,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包括: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等县。
素有“文献之邦”、“东南邹鲁”之称,徽学更是源远流长,徽州刻书是徽州文化重要特色之一。
明清时期,徽州是中国四大刻书地区之一,徽州刻书保存了我国古代典籍,传播了中华文化,推动了我国印刷业的发展。
目前全国各大图书馆都藏有徽州所刻古籍。
2007年,我国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加强对珍贵古籍的保护。
2008年至今,国务院已公布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泥版试印初编十一卷》、《仙屏书屋初集诗录十六卷后录二卷》、《新安程氏统宗谱三十卷》、《新安名族志》等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本文以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为例,对明清时期徽州刻书特色及其兴盛的原因作初步探究。
1、印刷技术先进徽州刻书首创彩色套印,饾版拱花印刷,木活字、泥活字刷印,印刷技术先进。
(1)彩色套印,就是用两块以上的版片,用不同的颜色,套印在同一的书页上,印出两种以上颜色的图书或图画的方法。
程君房首创彩色套印。
程君房,名大约,曾为制墨商人,刻书堂号为滋兰堂。
为提高其制墨商业竞争,他于万历三十四年编写制墨图谱《程氏墨苑》,后印本有五十多幅彩色插图,采用彩色套印方法印制而成。
五十幅彩图,多为四色、五色,先用颜色涂在版上,然后套印出。
1941年,郑振铎购得海内孤本彩图,赞为国宝,并题记云:“施彩色者近五十幅,多半为四色、五色印者。
……国人谈及彩色套版,每不知起源于何时,得此书,则此疑决矣。
【史学理论】Historical Theory034Vol.1851 刻书家凌濛初凌濛初（1580—1644），公讳濛初，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明末湖州的作家、刻书家。
凌濛初出身官宦世家，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他的祖父凌约言、父亲凌迪知均曾为官，皆文采斐然。
凌濛初也曾踏入仕途，据《别驾初成公墓志铭》记载，他十二岁考中生员，十八岁得补廪膳生，但此后仕途并不顺利，于是选择走向刻书这条道路。
凌濛初著有许多文学作品，颇有文采。
同时，他在明末刻书出版行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一生作为刻书家出版了许多书籍，数量约达25种。
所刻书籍类别从诗集、经书到戏曲等门类都有涉及，其中以集部为多。
同时，他所处的时代小说和戏曲的出版极为兴盛，因此他也出版了相关题材的书籍，在技法上以朱墨本为主。
不仅是他本人，凌氏家族在明末刻书行业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凌氏家族是湖州地区最大的刻书家族，印刻了大量的书籍，并将刻书处冠名“桂芝馆”。
凌濛初的代表作有《北红拂》《虬髯翁》《南音三籁》等，插图精美，质量较高，和当时一些粗制滥造的坊刻作品有很大的区别。
《北红拂》是凌濛初出版的杂剧，也是他刊刻书籍中唯一自撰、自刻并配有插图的作品，卷前有凌濛初自撰“红拂杂剧小引”，末尾署名“即空观主人”。
通俗小说方面，凌濛初著有《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是凌濛初写作、编辑并与商贾合作出版的通俗小说，出版于崇祯五年（1632），尚友堂刊，共四十卷，书中共配图78幅。
《二刻拍案惊奇》与出版于崇祯元年（1628）的《初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
这两本书都是在冯梦龙作品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与冯梦龙的“三言”合称“三言二拍”。
从内容上看，凌濛初“二拍”系列中的部分内容取自元、明杂剧和传奇等，但是“二拍”系列的水平较高，并非简单的内容搬运，而是根据时代有所变化修改。
“二拍”引人注目的是其版画插图，郑振铎称其“精美无暇”。
作为刻书家的凌濛初因为商业活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又再次走向为官的道路。
刻书世家略谈
在由唐至清一千余年的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中，出现了不少以刻书售书为业的家族，称之为坊刻。
他们子承父业，世代相沿，苦心经营，历久不衰，有的经历几个朝代、五六个世纪以上。
他们的聚居地，形成了历史上的刻书中心，不仅在刻书内容和版刻形式上具有独特的风格，而且为保存保存古代典籍、传播民族文化以及促进印刷术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出版家保留到今天的唐代印刷品已十分稀少、然而在有如凤毛麟角的几件实物中，仍可发现一个十分普遍，而且值得注意的现象；他们大都标有“某某家”的字样。
如国内现存早最的印刷品实物是1944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一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印本中央刻一菩萨像，周围是梵文经咒正文，右边首题汉字一行可认出“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等字，字体圆活秀劲，饶具唐人书法风格。
敦煌遗书中也有几件唐代印刷品实物。
其一为《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此卷虽仅残留三行上半断片，但却保存上述书名及“中和二年（882）具注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之题记，刻印时间、地点、刻印家姓名俱全，此外还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历日，也仅存下半一小条，为我们保留了刻书家题名。
还有一些敦煌汉字写本中有关于民间刻书家的间接记录，如法国所存的一卷“阴阳书”，背后写的是《新集备炙经一卷》。
书下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
时间为咸通二年（861），在伦敦、巴黎、北京等地图书馆，保存着十多份带有“西川守家真印本”的字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都是写在尾题经名之下，并有年月日明确题记。
这些充分说明早在唐代我国就有印刷品广泛流传于民间。
以上所记的“龙池坊卞家”“京中李家”“西川过家”等，是一批以印售历书、诗文集、字书，阴阳杂著为业的手工业者，他们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出版家。
西川成都地区是我国最早的刻书中心。
临安陈氏和建安余氏到了宋代，我国印刷业进入了黄金时代，继四川之后，又出现了浙江和福建两个刻书中心。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些地区聚居了许多刻书世家。
如南宋行都临安（今杭州）的中瓦子南街和众安桥一带，就有不少以家族命名的“经坊”“书籍铺”，有尹家、郭家、荣六郎家、贾官人、张家等。
仅陈姓书铺就有四家之多，以陈起父子最为有名。
陈起，字宗之，称陈道人，又称武林陈学士。
他在文学艺术上有较深的造诣，好刻唐人诗集，有“字书堪称晋，诗刊欲遍唐”之誉。
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陈氏刻的20余部唐人诗集，书后大都刻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牌记。
陈宅所刻之书，雕印精良，为历代藏书家所珍重。
应该说，后人所以能见到较多的唐宋之人诗词是与陈起等书坊刻书家的功绩分不开的。
福建的刻书世家，主要集中在闽北建阳县的麻沙和书坊二镇。
宋代祝穆在《方舆胜览》中曾说：“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
”《福建通志》中也提到，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早在宋代就称为“书林”，后改称“书坊”，至今仍称书坊乡。
我国雕版印刷史上著名的“建安余氏”一族就世居在书坊镇。
建安是建阳的古代郡名。
《书林清话》曾说：“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
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
”早在12世纪，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的经书就为余氏赢得声誉，岳飞的子孙在《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评价当时的经书说：“世所传本，互有得失，难以取正，前辈谓兴国于氏本及建安余氏本为最善。
”由于余氏刻本流传广远，清代乾隆皇帝还敕令福建巡抚钟音派人专门查访余氏家族刻书的兴衰始末。
宋代余氏刻书家，除余仁仲外，还有余唐卿、余恭礼、余腾夫、余彦国等。
元代余氏书坊有双桂堂、勤德堂、勤有堂等。
其中尤以余志安“勤有堂”刻书最多，影响最大，至今仍可知见的刻本有30余种。
明代余氏刻书家达数十人之多，著名的有余彰德、余泗泉等，余氏三台馆、永庆堂直至清代仍有刻书活动。
后来居上的苏刻本除四川、浙江、福建外，到了明代苏州、常熟、南京为代表的江苏刻书跃居首位。
例如在南京的三山街、夫子庙、太学前集中了数十家刻书坊，其中以唐姓为最多，有唐谦、唐琳、唐贞予、唐晟、唐少桥、唐少村、唐锦池、唐惠畴、唐廷扬、唐廷仁、唐龙泉、唐金魁、唐鲤耀、唐鲤飞、唐振吾、唐国达、唐宇、唐建元、唐绣谷、唐富春等十余家。
其次为周姓，有周曰校万卷楼、周近泉大有堂、周对峰、周如泉、周昆冈、周氏嘉宾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