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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外销瓷故事
宋元时期，中国瓷器出口繁荣，外销瓷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符号。
以下是两个关于宋元外销瓷的故事：
- 德化窑：德化窑址位于泉州，是宋元中国东南的外销瓷基地之一。
当时各类窑场遍布泉州城内外，德化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海上丝绸之路把德化瓷带到世界各地，它也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符号。
- 磁灶窑：磁灶窑位于晋江，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出口商品生产的代表性遗产要素。
其生产体系和生产规模，展现了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强大的基础产业能力和贸易输出能力。
畅销国际市场的古代德化外销瓷器畅销国际市场的叶文程徐本章瓷器是我国古代发明之一，远在唐代即以新兴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东销日本，西销印度，波斯乃到于埃及。
历代以来，瓷器一直是我国对外的输出品，与丝、茶并誉于世界，在国际贸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福建省德化县是我国古代南方著名的产瓷地区之一，瓷器外销有着悠久的历史，近年来，根据国外调查、发掘出土的有关资料，德化窑的产品，自宋代以来，就已大销往国外，销售范围遍及亚洲东部、南部、西部各国以及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
“在怯尼亚以南的坦噶尼喀境内，就出土了德化窑青花瓷器。
”“1964年以来，在菲律宾遗址与墓葬中就发现了数千件较完整或能够复原的德化窑瓷器。
其中以马尼拉圣安娜、贝湖西端的内湖(离马尼拉约五十英里)、民都洛的加莱拉港等遗坦最为集中。
”而在“印度尼西亚全境内都发现有中国的青白瓷影青)，……从景德镇影青瓷器到德化瓷器都有。
德化瓷器在西里伯斯和爪哇就出土过不少。
……位于加坦克曼丹岛北部的东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方，也曾经发现过大是的德化窑瓷器”①目前，全县发现的宋至清古瓷窑址一百八十五处，其中五十八处发现有外销瓷产品，可见德化瓷器外销之旺盛及在我国陶瓷外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研究古代德化瓷器的外销对探索我国特别是泉州港和南方几个重要港口的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古代德化窑外销的主要产品宋元时期：(一)军持(或称军持壶、净瓶，是一种专供外销的特殊器物。
)发现于碗坪仑、屈斗宫、后坑垅、后垅仔等宋元时代的窑址中，其出土的军持标本，有的与韩槐准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中所介绿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院陈列的相同①。
有的与在东爪硅出土的一样，②。
在菲律宾马尼拉圣安娜，贝湖西端的内湖，民都洛的加莱拉等遗址也有发现。
③(二)盒(或称粉盒)。
宋元时代的德化窑已大量生产，在屈斗宫、碗坪仑、后垅仔、家春岭、内坂、大垅口、尾林、太平宫、墙坪山、湖枫林、潭仔边等窑址均有大量发现。
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外销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外销孟原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泉州地区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为戴云山余脉,逐渐向东南过渡到泉州平原,一直延伸到东部海湾川。
这一地区陶瓷原料丰富,取用方便〔味另一方面,瓷器产品可随晋江顺流而下,到达泉州港。
宋元时期泉州港贸易发达,海上交通便利〔?〕,可达澎湖、日本、东南亚等地。
因此,这一地区具备了陶瓷生产的两大基本要素—原料和交通、,经过南朝至隋唐五代制瓷手工业的发展,到了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的制瓷手工业极为兴盛「?」。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分布于泉州沿海地区的许多窑址得以发现,部分做了科学发掘〔 , 为我们了解泉州沿海地区制瓷手工业面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通过我们对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的综合分析考察〔〕,可知这一时期泉州陶瓷大量生产,表明其具有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
关于泉州地区瓷器消费市场,许多学者一般认定为“外销” , 其中以晋江磁灶窑〔?。
〕、南安南坑窑” 为代表,近年一些学者比较系统地从陶瓷生产” 、消费市场〔” 、水下考古发现〔?…〕、产业模式〔”」等角度论证了泉州陶瓷的外销。
本文将从市场的角度分析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瓷器生产与销售中的外销性质、品种、地区、原因等问题。
一、外销性质的论证中国古代瓷器使用十分普遍,并且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作为商品输往国外〔?“〕。
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瓷器的消费市场一直是该地制瓷遗存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对其比较关注并做出了外销的判断” 。
这可以通过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存的发现情况两个角度来论证,具体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古代文献的记载。
这在当时外国人的游记以及宋元人在东南亚等地见闻中都有所体姗?…〕有的还明确指出是泉州所产瓷器。
这就表明,泉州沿海地区所产瓷器存在着海外市场边疆考古研究第辑第二,除了窑址废弃物之外,国内考古发现的资料较少。
建国后,泉州各地墓葬、城市遗迹的考古工作有了较大进展…。
［摘 要］2022年3月，“南海一号”发掘阶段在广东阳江结束，出水了大数量多品种的陶瓷文物，这些汇集宋代七大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作为重要的海外贸易商品，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史研究中最突出、最具说服力的实物资料。
以经济学供给—需求模型为视角，在解读“南海一号”出水文物基础上，从时代背景、供给侧、需求侧、政策支持、造船航海技术等方面对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贸易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南海一号”［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556（2022）31-0090-04 本文文献著录格式：张晓琴.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贸易：以“南海一号”为中心［J］.天工，2022（31）：90-93.张晓琴 广东财经大学古代中国瓷器在汉代时已传入邻近国家，但“陶瓷以商品面目出现则始于唐代”。
［1］9世纪初，瓷器即成为唐朝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通过陆、海丝绸之路远播亚非各地。
“陶瓷之路”由此而来。
［2］1987年8月，“南海一号”沉船在广东台山、阳江交界海域打捞出水，沉船的主要货物均为瓷器，即是明证。
“南海一号”原是南宋时一艘装满瓷器的远洋商船，其船身历经800多年没有腐烂，沉船上文物也得到了比较完好的保存，数量和种类都不胜枚举，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贸易提供了最翔实、最具有说服力的实物资料。
“南海一号”沉船于阳江绝非偶然，与阳江在“陶瓷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这要先从阳江的海洋文化优势谈起。
一、阳江的海洋文化优势（一）阳江市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阳江原是汉武帝时在岭南合浦郡新设高凉郡的一部分。
至唐代晚期，高凉郡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虽然高凉郡版图历代续有变迁沿革，但其州、郡、县治都位于今阳江市境内。
阳江地处珠江三角洲以西的山海之间，属于粤西的一部分，地理中心为漠阳江流域的“两阳”（阳江、阳春）地区。
［3］从生产生活类型的角度，阳江文化或高凉文化蕴含五种文化要素，分别是海洋文化、海外文化、农耕文化、山川文化和渔猎文化。
中国瓷器外销与“海上瓷器之路”发展的历史轨迹何志标;吕锡鹏【摘要】中国瓷器在唐代中期开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运销海外,在宋、元时代,随着中国瓷器生产和贸易的飞跃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步拓展为航程更远、船舶更先进、影响更大的＂海上瓷器之路＂,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达到鼎盛状态。
瓷器大量外销是中国航海和造船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内在规律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Chinese porcelain starts to be exported in bulk to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marine silk road" from Tang Dynasty.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rcelain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Song and Yuan Dynasty,"marine silk road" developed gradually into more influential "marine porcelain road" on which there are more advanced ships with much longer range.Until Ming Dynasty when Zhen He stared sailing in Western Ocean,"marine porcelain road" reached its development peak.Chinese porcelain export is the motive power of Chinese sailing and shipbuilding technology,and their interac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be studied.【期刊名称】《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11)005【总页数】6页(P21-25,35)【关键词】中国瓷器外销;海上瓷器之路;航海和造船技术【作者】何志标;吕锡鹏【作者单位】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50;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75.3我国素有“瓷国”之称，瓷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发明之一，在世界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绝不亚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等四大发明。
德化陶瓷历史德化的瓷业，历代烧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确实壮观，从人口密集的城关到偏僻的山村，从田野到丛山密林，经常可以发现古瓷片和古瓷窑的遗址，白莹莹、花艳艳的瓷片，象颗颗星斗撒在人间，似片片白玉镶织大地，把青翠翠、绿葱葱的山乡点缀到更加美丽。
全县目前已发现的唐、宋、元、明、清至民国的窑址达238处，全县十八个乡镇都有古窑址分布，其中“屈斗宫德化窑址”，1988年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德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后期即开始生产和使用隐患。
至唐代后期，德化三班、泗滨一带制瓷业已开始发展。
唐末五代出现陶瓷专著《陶瓷法》、《绘梅岭图》。
宋元时代，德化瓷器随着泉州港商业的系统工程海外贸易的发展而畅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瓷之路”的重要商品。
北宋时代德化以碗砰仑窑为代表的窑场，其制瓷工艺已彩轮制、模制和胎接成型的技术。
以龙窑大量烧制青瓷、青白瓷、白瓷、器形以碗、盘、杯、碟、瓶、罐、壶、盒、洗、花瓶为主，少量烧制黑釉茶碗等。
装饰方法以刻花、划花和印花为主，于瓷器表面饰以莲瓣、牡丹、云水、蕉叶、缠枝花卉以及篾纹、菊瓣、葵纹、麦穗、卷草等纹饰，这些产品在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都有发现。
到南宋时，瓷窑烧制技术又月新发展，烧制的白瓷，器型大、胎体薄、釉色滋润、白度高、透光度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末元初，德化瓷窑有很大的改进，出现了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焰的“鸡笼窑”。
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新技术阶段。
1976年考古发掘的屈斗宫宋元窑炉遗址，坡长达57.1米，共有17间窑室，出土了800多件生产工具和6790多件完、残瓷器标本。
这座窑的发现，特别是大量外销瓷器的出土, 对研究德化穴元时代的烧造规模、烧制工艺、窑炉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填补了过去德化龙窑的空白。
明代，德化瓷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福建省德化县陶瓷外贸出口问题及对策分析德化县，曾与江西省的景德镇、湖南省的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瓷都。
该县位于闽中屋脊的戴云山麓，境内山多，水足，水力资源和矿产资源较丰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该县拥有丰富的上等土矿作为陶瓷生产的原材料，主要用于生产日用陶瓷和工艺陶瓷。
近年来，德化县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陶瓷业，而且，该县的陶瓷外贸出口总额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由于陶瓷企业面临着企业内部存在问题和外部环境的威胁，导致该县的陶瓷出口额在我国陶瓷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多，为了能在我国陶瓷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德化县的陶瓷业需要针对陶瓷外贸出口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采取合理有效、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促进本县陶瓷外贸出口的可持续发展。
一、德化县陶瓷出口现状陶瓷业是德化县的支柱产业，该县凭借着悠久的陶瓷外贸出口历史，近年来，该县的陶瓷产品仍然倾向于外贸出口，并且在陶瓷出口总额上呈现出较好的增长趋势。
2007年至2013年，该县的陶瓷出口总额从61832万美元增加到169500万美元，但是在中国陶瓷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只占到8%左右，并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该比重并未有明显的增长。
德化县的陶瓷产品主要分为四大类：一是陶瓷小工艺品，二是日用陶瓷，三是传统瓷雕，四是茶具，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陶瓷小工艺品和日用陶瓷，占到总出口量的80%以上，而传统的瓷雕和茶具主要是内销。
该县陶瓷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是欧盟国家、美国和日本等，由于这些国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导致市场对陶瓷产品的需求量急剧减少，该县在这些国家的陶瓷出口量远远小于往年的出口量，该县只能通过开拓新市场来增加陶瓷出口量，但仅仅依靠出口量的增加并不能弥补该县在我国陶瓷出口中的比重问题。
二、德化陶瓷业外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陶瓷企业内部问题分析1.生产规模小，生产能力弱。
德化县拥有上千家陶瓷企业，但大企业仅有10家左右，大部分是中小型的陶瓷企业。
从“华光礁I号”沉船看南宋德化外销瓷研究作者：刘超来源：《收藏与投资》2024年第06期摘要：瓷器一直被看作中国文化的象征，而外销瓷则是中国陶瓷的核心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刻的艺术和历史文化内涵。
在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开放，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得到了全方位发展。
宋代是中国瓷器的繁荣时期，它在中国陶瓷历史上，特别是销售方面，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
尤其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陶瓷窑业蓬勃发展，生产的瓷器大多为出口而制。
南宋时期，德化外销瓷成为研究的焦点。
许多瓷器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就沉入海底，而沉船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物。
“华光礁I号”是我国在远海海域发现的第一艘古代沉船，是一项宝贵的水下文化遗产。
大量南宋瓷器从水中被打捞出来，其中，德化窑的产品是外销瓷的重要代表。
这些器物丰富多样，造型精美，对研究南宋德化外销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外销瓷；南宋德化瓷；华光礁华光礁，曾被称为觅出礁，坐落在西沙群岛的中部南部。
礁石露出形成了一个东西向长16海里、南北向宽5海里的湖泊，深度为20米，当地渔民通常称之为“大筐”。
礁的背面设有一个狭窄的出水道，而南面则有两条较宽的水道，为船舶提供了一个避风的进出通道。
华光礁北侧的水道非常狭窄，稍大一些的船舶难以通过，而南侧的两个水道则相对较浅，而且曲折蜿蜒。
对于那些没有机械驱动，完全依赖人力和风帆的南行古代帆船而言，在南海冬季，逆风穿越南侧的曲折水道进入华光礁躲避风暴是相当困难的。
“华光礁Ⅰ号”的沉船位置位于礁盘内，靠近礁盘的西北方向，离礁盘外围最近的地方约为50米。
在高潮时，礁盘上的珊瑚群部分会浮出水面，而在低潮时则隐藏在水下。
基于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推测“华光礁Ⅰ号”是在这里触礁并沉没的。
“华光礁Ⅰ号”这艘沉船被浅埋在珊瑚砂中，仅有其木制船体的底部结构还残存于水下，未发现任何上层甲板的踪迹，所有文物都集中在一起。
考古专家根据这一情况推断，沉没的船只不太可能是在礁盘内遭遇事故或被风浪冲入浅水区域的。
2022北京重点校初三（上）期末历史汇编宋代经济的发展一、选择题1．（2022秋·北京昌平·九年级统考期末）下列四种货币按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A ．①②③④B ．①②④③C ．②①③④D ．②①④③2．（2022秋·北京海淀·九年级统考期末）宋代城市街道的两边可开设店铺。
由于店铺开设越来越多，有的店铺要扩大营业面积，连通衢大街也要侵占，以至到宋徽宗时官府不得不征收“侵街房廊钱”。
这种现象可以说明（ ）A ．城市商业日益繁盛B ．乡村出现了草市C ．各族政权交流频繁D ．经济重心已南移 3．（2022秋·北京海淀·九年级统考期末）以下四幅图片反映的共同主题是（ ）A ．耕作技术进步B ．灌溉工具改进C ．国家统一发展D ．农业技术进步4．（2022秋·北京石景山·九年级统考期末）小钱币，大历史。
以下关于北宋时期货币使用情况的材料可以用于说明当时（ ）市罗一匹，为钱二万。
——《宋史·食货志》注：1．钱：铁钱2.二万：约130斤 北宋纸币铜版拓片A ．纺织业发展迅速且种类齐全B ．纸币产生适应经济发展需求C．政府鼓励发展海外贸易D．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5．（2022秋·北京丰台·九年级统考期末）宋朝时的泉州、广州等地都设有“蕃坊”，专供外国商人居住。
蕃坊的管理者由外商中有德望的人充任，由朝廷任命。
此外还为外商子弟设立学校“蕃学”。
材料表明（）A．纸币的出现方便了货币流通B．宋朝重视海外贸易发展C．两宋时期民族政权的并立D．闭关锁国政策逐步推行二、综合题6．（2022秋·北京海淀·九年级统考期末）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项世界遗产。
材料一在中国的古港中，泉州港是一个后起之秀。
福建古代沿海港口与陶瓷的外销述略德化县陶瓷博物馆徐本章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海岸线长而曲折。
海岸各河流的入海处多呈三角湾或三角港，形成天然的良港。
由于地理条件的优越、使福建港口具有开辟时代早、延续时间长、对外交往广和贸易数额大等特点。
其中最著名的古港有汉唐的福州港，宋元的泉州港、明代的月港与清代的厦门港。
这四大海港对促进我国古代海上交通、发展中外贸易特别是陶瓷的外销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陶瓷外销的兴盛又推动海港走向繁荣。
本文着重就鸦片战争以前福建四大古港与陶瓷外销的情况以及与陶瓷外销有密切联系的澎湖航线作概括的记述。
一福州港是福建四大古港较早开拓的一个港口。
据史料记载，福州最早的港口为东冶港，汉代，东冶港和东洋、南洋已有交通往来。
三国吴永安三年(260)，曾在福州设置“典船校尉”，监造船只。
当时福州港同夷州(今台湾)、亶州(今菲律宾)已有海上交通。
隋朝，福州港海上交通已扩大到琉球、林邑(今越南南方)、赤土(马来半岛)、真腊(柬埔寨)、婆利(峇厘岛)等地。
(见《隋书》外国传)唐代，中国陶瓷开始大量销往日本，盛唐时以三彩器居多，从公元838年前后至唐末五十多年间，随着民间海上贸易的兴起，出口的陶瓷已由三彩器发展到大量的越窑青瓷、长沙铜官窑黄绿釉彩纹瓷和白瓷等。
从日本出土的文物可证，如奈良、京都、福冈这些较大的城市，到偏远的种子岛、西表岛均有此类古瓷发现。
(见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虽然这些陶瓷不一定都由福州港起运，但从当时福州港与日本有频繁的交通往来的情况看，大部份从福州运销日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宋元时代福州港地位虽被泉州港所取代，但对外贸易并未中止。
明初，瓷器仍是销往日本的珍贵物品，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郑和率领航洋巨舶，七次出使西洋都携带着大量的丝织品和瓷器。
每次都经过福州门户的闽江口五虎门，在闽江口的长乐县太平港停泊，福州港再度出现繁荣，陶瓷的外销又盛极一时。
《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都有详细的记载，如《瀛涯胜览》提到：“中国宝船到彼(指到达国家)，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取紵丝、瓷器等物。
”明成化十年(1474)，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置福州，奠定了明代福州港在海外贸易上的地位，时还在闽江内河今福州南台岛北岸设立外轮码头，该地俗称“番船浦”。
外国商品、贡品入港后，由此上岸，回航时在这里购买中国的土特产品，瓷器等运销国外。
“明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由中国福州输出日本瓷器，有二万七千件”(傅振伦《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
清康熙年间，日本德川幕府对清舶进口作了限制，其中允许每年从福州港开往日本的船舶为十三艘，且仅限于在长崎港进行交易，但瓷器仍为外销的主要产品之一(见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1984年上海书店版)。
清乾隆八年(1743)以后，清廷严格实行广州一口对外通商的政策，但福州一口仍允许琉球贡船来往，随贡使来华的商人，将带来的国外商品出卖后购买中国的土特产(包括瓷器)运销日本。
至清光绪五年(1879)琉球为日本所占后，琉球贡舶和商舶方不来华。
泉州港南朝时与海外便有交往，唐代有进一步发展，五代时此港出口的“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帛而还，民甚称便”(见《泉州留氏族谱》“宋太师鄂国公传”)。
宋代，泉州已与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海外贸易，赵彦卫《云麓漫钞》中有详记。
南宋宝庆年间赵汝适担任泉州提举市舶司时，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至五十六个，其中用瓷器进行贸易的就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兰无里、细兰、阇婆、南庇、层拔、渤泥、西龙宫、麻逸、三屿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地方属今亚洲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和非洲的坦桑尼亚。
从国外发现的大量宋瓷来看，当时瓷器销往的国家和地区实际尚不只此。
据资料，宋末，即有荷兰人将福建瓷器贩运至欧洲的。
其时，亚非各国商人皆云集泉州，购运陶瓷，中国商人亦纷纷取道泉州港出洋做买卖。
福建的船只也经常行驶于朝鲜、日本之间。
仁宗天圣元年(1023)徐竞奉使高丽(今朝鲜)在其《高丽图经》一书记载，在开城居住的中国商人，大部份来自华南的福建省。
这里所说的来自福建省该是来自泉州。
有关史料证实，仅北宋期间，由泉州港开往高丽的船舶多达40多次。
在日本、朝鲜出土的大量宋代瓷器就足以证明。
泉州港的繁荣，给宋廷带来巨额的关税收入。
元祐二年(1087)泉州设市舶司，“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
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1128～1134)年间，泉州市舶司净得98万缗(《宋会要辑稿·职官》)。
绍兴三十二年(1162)。
“泉州、广州市舶司净入200万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同时期南宋王朝的全部收入“估计约4500万缗左右”(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泉州市舶的收入，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左右。
元代，中国版图广阔，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盛况空前，陶瓷外销范围更加扩大。
当时泉州港成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见《伊本巴都他游记》)。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盛赞德化瓷器，既美且廉。
1292年马氏回国时，“从福建带回中国白色瓷器与彩色小白瓶，存于威尔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沙善德著、吴乃聪译《福建——中国考古新富源》、《福建文化》第27期)。
1980年英国前驻华大使约翰·曼斯菲尔德·艾惕思到德化进行古陶瓷考察时，看到家春岭窑出土的印草纹白釉小花插，他认为该产品至今还保留一件在意大利博物馆，可能就是马氏当时带回的遗物。
元顺帝至正年间，我国商人汪大渊几次从泉州港出洋，他所著的《岛屿志略》曾记载当时陶瓷外销所至之处，有分别属于今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伊朗等国家的五十多个地区。
朝鲜也发现不少元代中国的外销瓷，1976～1981年，在南朝鲜全罗南道新安郡智岛邑防筑里道德岛前面海域中，发掘出一艘中国元代的沉船，出土6000多件中国瓷器。
其釉色有青瓷、处州青瓷、青花瓷和青白瓷。
器物品除一般瓷器和瓷珠外，还有粗碗、壶、瓶等日用器皿。
青白瓷中也有德化窑白釉高足杯和枢府洗等瓷物。
在印度尼西亚西里伯斯和爪哇就出土了不少德化窑的青白瓷，其中东爪哇出土的青白釉军持的形制和花纹特征与德化屈斗宫窑发掘物完全相同，应是当时德化窑通过泉州港外销该地的遗物。
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也提到当地陶瓷器物中有“泉州的青瓷器”。
至于青花瓷器，在日本镰仓海岸、冲绳胜连城址等都有发现，无疑是元代销往该地区保存下来的遗物。
进入明代，泉州港日趋衰落，明初泉州市舶司只限通琉球一地，泉州港已不再是国际贸易港。
自成化年间市舶司迁置福州后，官商贸易中心随之转移，泉州港对外贸易比宋元时期一落千丈。
但至清康熙廿七年(1688)后，日本德川幕府仍许可泉州港每年4艘夏船到长崎与日本贸易，瓷器仍为输出品之一。
月港，它的兴起是和民间私商贸易的发展分不开的。
明成化十年(1474)泉州港闭港后，私商纷纷涌向漳州、厦门一带与外商交易。
时月港“东连日本、西接暹罗、南通佛郎机、彭亨诸国”，很快就成为“闽南一大都会”(朱纨《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增设县治以安地方疏》)。
它不仅是明代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要地，同时在明代海外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是月港鼎盛时期。
福建商人出洋贸易和华侨集体出国皆由此出港，“豪门巨室，都有乘巨舰，贸易海外的。
”(张燮《东西洋考》)，许多商人也自己制造船舶出洋贸易。
嘉靖四年(1525)浙江巡按潘仿奏折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曾提到：“漳泉等府奸民私造大桅大舡下海”、“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返遇罗、佛郎机等国，贸易货物。
”瓷器亦占相当大的比重。
输往日本的陶瓷也有从月港出口的(见日本《宽永年中长崎写万国图》)。
万历年间(1573～1620)，每次由月港出海的商船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艘，满载瓷器、丝绸、布匹、茶叶……抵达东南亚诸国和地区，如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加里曼丹、日本和印度。
同时还通过马里拉这个中转站和南洋群岛其他地方，直接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商人和美洲的墨西哥进行贸易，我国外销的瓷器和生丝往往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等国的商人争购一空，转销到欧、美各国。
当时德化窑的象牙白瓷传到国外，在国际上获得很高的评价，称赞它是“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流传到欧洲，法国人称之为“中国白”、“中国瓷器之上品”；流传到日本，“日本富人不惜以万金争购之”(见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
“大约十六世纪起，这个白瓷偶然通过葡萄牙的东洋贸易船介绍到西欧以后，立刻得到全欧洲贵族阶层的欣赏和欢迎，并接受无限的定货。
”(日本上田恭辅《支那古陶器研究￠手引》和《支那陶器￠时代的研究》)。
可以设想这些深受国外欢迎的德化窑外销瓷器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漳州港出口的。
月港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兴盛时期，直到明末才日趋衰落，逐渐为厦门港所代替。
厦门港崛起于清代，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南方陶瓷的重要输出地。
明代厦门港原是和漳州月港配合的海港，洪武二十三年(1387)建立军事据点中左所。
泉州港封闭后，闽南一带私商汇集漳、厦，对外贸易随之兴起，西班牙、葡萄牙、日本和荷兰的商舶相继来到厦门。
明末，郑成功在厦门建立抗清收复台湾的根据地，这里成为郑氏海上贸易的中心。
从1650年到1662年，厦门一带每年前往日本的商船达60多艘，贸易额达120多万两；每年往南洋的亦有十几艘商船，贸易额120万至140万两，商船多载瓷器等货物。
据《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记载：“(1657)顺治十四年二月十八日，一贾舶由厦门至巴达维亚，载来35桶细瓷器”、“(1661)顺治十八年五月十四日麻六甲报告一中国贾舶航到，并载来粗瓷器，此种瓷器，最易销卖于亚齐”、“此年(指1661年)有几舶由柔佛到亚齐，载有大瓷器，此种瓷器是三只中国贾舶，由中国运来柔佛者”。
《闽海记要》载：“康熙二年(1663)英吉黎(即英国)、万丹(即荷兰)、暹罗(即泰国)、安南(即越南)诸国，常以贡款，求互市，许之，岛上(指厦门岛)人烟，辐辏如前。
”1673年(康熙十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厦门贸易，1676年(康熙十五年)在厦门设立商馆，1678年(康熙十七年)这个公司在厦门的“投资”有三万元现金和价值二万元的商品，厦门同荷兰、英国、西班牙、越南以及南洋各地经常有商船来往，以丝瓷等货输出南洋者皆通行无阻，闽舶也有以细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交易。
康熙廿三年(1684)清政府在厦门正式设立海关，厦门港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法定”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