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体书法之编钟

中华国宝重器：晋侯稣编钟（西周·晋）晋侯稣（sū）钟，也简写“苏钟”，全称晋侯苏编钟，是西周晋国的一套打击乐器，全套共16枚，因随葬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第七代晋侯稣的墓中而得名。

全套编钟16件，其中14件于1992年被盗出境，由上海博物馆于1992年12月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收回入藏，其余两件在清理发掘晋侯墓地8号墓时出土（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博物馆联合发掘），藏于山西博物院。

为中国禁止出国的64件国宝之一。

晋侯稣钟高25.9厘米，铣间距14.9厘米。

晋侯稣（sū）钟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谐和的编钟。

有刻款铭文355字，首尾相连刻凿在16件钟上。

这种在铸造好的青铜器上刻凿铭文的方法，在西周十分罕见。

铭文记载了在西周晚期某王三十三年，晋侯苏奉王命讨伐山东的夙夷，折首执讯，大获全胜，周王劳师，并两次嘉奖赏赐晋侯的史实。

铭文除记载了这次重要的史书无载的战争之外，还为我们留下了两项难得的记录：一是记录了“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五个记时词语。

在一件器上有这么完整的时间记录，前所未有，是我们探讨西周历法的重要材料。

二是全篇铭文用利器刻出，且笔划流畅规正，为我们研究西周晚期的冶金工艺提供了一个新的材料。

总之此编钟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

此外铭文中多种记时历日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无愧于国之重器。

晋侯稣（sū）编钟鉴赏编钟分两组，每组8件，三种式样。

钟非铸于同时，测音却和谐，是标准配律。

第一组为大钟，纹饰浅而细，第二组为中小型钟，纹饰深而阔。

并且从造型上来讲两组也有细微的差异，研究者认为它们虽并非同时铸造，但音律却非常和谐。

钟上铭文为利器刻凿而成，笔画转折处要分四五刀或是五六刀的接连刻凿，笔道才能连起来，刀痕至今非常明显。

更重要的是，经过除锈处理后，刻凿在这16枚钟上的文字竟然可以连读！355个字的铭文完整地记录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兵随周王巡视东土、征讨叛乱部落，并立功受赏的事。

编钟说明文中小学作文5篇编钟说明文1在古代，世界各地都有钟，但它们都没有成为乐器，这是因为这些钟的截面是正圆形的，声音持续时间太长。

唯独中国的编钟，它的截面像两片瓦合在一起，因为钟体扁圆，边角有棱，声音的衰减较快，所以能编列成组，作为旋律乐器使用。

在湖北省随州市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共有65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一套编钟。

曾侯乙墓编钟铸造于两千五百前的战国时代，它气势恢弘，总重量达到两千五百多公斤，加上横梁、立柱等构件，用铜量达五吨之多，这在世界乐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更神奇的是，每一个编钟都能发出两个乐音，这两个音恰好是三度关系。

曾侯乙墓编钟的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而且十二个半音齐备，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的乐器。

编钟的发声原理大体是，编钟的钟体小，音调就高，音量也小;钟体大，音调就低，音量也大，所以铸造时的尺寸和形状，对编钟有重要的影响。

即使在今天，铸钟仍不是一件易事。

有的编钟形体很大，高度超过一米五，制造时需要用136块陶制的模子组合成一个铸模，灌注摄氏近1000度的铜水才能得到。

从出土的编钟来看，它们不仅音调准确，而且纹饰极为精细，这说明商周时期青铜模具的制造技术运用得极为熟练。

编钟在铸造时，除了考虑钟的美观，还要注意它的声学特点。

编钟表面被称为“枚”的突出部分，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它还能加快声音的衰减。

青铜是一种合金，主要成分是铜，又加进了少量的锡和铅，各种金属成分的微妙的比例变化，对钟的声学性能、机械性能有重大的影响。

青铜中锡含量的增加，能提高青铜的硬度。

但含量过多，青铜就会变脆，不耐敲击。

铜中加铅，可降低熔点，增加青铜熔铸时的流动性，还可以减弱因加锡导致的脆性，使所铸的钟耐击经用。

但是含铅量过高，钟的音色又会干涩无韵。

而曾侯乙编钟里，铜、锡、铅的含量达到了最合理的比例，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对合金成分与乐钟性能的关系有了精确的认识，正因为如此，铸出的钟才音色优美，经久耐用。

论曾侯乙墓编钟与编磬摘要：曾侯乙墓编钟与编磬的出土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

在2000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恢弘的乐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曾侯乙墓编钟与编磐的铸成，说明很早以前我国的青铜铸造工艺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更表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

它是我国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关键词：曾侯乙墓；编钟；编磐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

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并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

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令发出不同的乐音。

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为三枚一套。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数量也不断增加。

古代的编钟多用于宫廷演奏，民间很少流传，每逢征战、朝觐或祭祀等活动时，都要演奏编钟。

编钟是西周时代祭祀、朝聘、宴享、歌伎的主要和声乐器。

尤其适合于伴奏．富有中国古乐的独特风貌。

西周时还以此礼乐制度规定名位、等级．是王公贵族权势的标志。

此时的编钟已由三枚或五枚发展为八枚一组，能发出相隔一个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的两个音级。

我们的祖先不但越过了钻木取火的时代．而且已迈入了能用火冶炼青铜铸造编钟的先进时代，它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晶。

1978年春夏之交。

在地下深埋了2400余年的国宝编钟随着曾侯乙墓的发掘而闪亮问世，重放异彩。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

出土时．整套编钟耸立如故。

在曾侯乙墓中有着惊人的发掘。

墓的东室有琴(十弦)、筝、五弦各一件，瑟五件，笙两件，悬鼓一具。

沿北墙放有编磬，靠东南角放着巨大的建鼓。

此外。

还有篪两件、排萧两管、瑟七件和袍鼓等。

其中最为辉煌、堪称“国之瑰宝”的要数庞大的乐器组合——编钟。

编钟共有65枚，全部为青铜铸造，制作精美。

钟架呈曲尺形，铜木结构。

钟列在钟架上，分上、中、下三层。

论叶家⼭曾国编钟及有关问题2013年发掘的湖北随州叶家⼭曾国墓地，于M111曾侯墓出⼟青铜乐器编钟五件，计有甬钟四、镈⼀，时代属于西周早期①。

这是继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墓出⼟编钟之后，曾国乐器的⼜⼀重要发现。

有关资料发布后，迅即受到学界的瞩⽬。

2013年底，叶家⼭西周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已有论⽂涉及M111出⼟编钟②。

次年初，湖北省博物馆⽅勤先⽣发表编钟的测⾳结果，并做出很好的分析研究③。

2014年7⽉，承⽅勤和张翔先⽣邀请，我赴随州考察叶家⼭和⽂峰塔两处墓地出⼟的曾国编钟。

今在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就叶家⼭编钟及有关问题再做补充讨论，向⼤家请教。

⼀⾸先讨论M111曾墓出⼟的四件甬钟。

甬钟的形制都是侈铣、凹⼝，甬中空与体相通，内壁光平。

钟的舞、篆、⿎皆饰云纹，唯钲、篆四边的界格略有差异，其中两件（M111：7、11）以双阳线夹⼩乳钉为界，另两件（M111：8、13）以双阳线夹联珠纹为界，后者可视为乳钉纹界格的平⾯化变体。

这样的形制和纹饰，与⽬前发现的西周早期云纹编钟⼤体相同。

如陕西宝鸡⽵园沟M7和茹家庄M1⼄⼸鱼国墓葬出⼟的编钟④，以及长安普渡村长甶墓所出编钟⑤，除三件组合不同于叶家⼭编钟的四件之外，其余形制和纹饰基本⼀致。

但是，叶家⼭编钟有⼀点与上述西周早期编钟殊为不同，即出现了第⼆基⾳标志——编钟右侧⿎部位的X形纹饰。

叶家⼭编钟有两件（M111：7、11）具有这样的纹饰，在编次上属于第三和第四钟。

不过，这种纹饰由较浅的细阳线构成，通过出版印刷的照⽚，不容易看得清楚，但⽬验原器，可以确定这就是侧⿎⾳部位的装饰纹样。

类似于叶家⼭编钟的侧⿎部纹饰，可以参考1984年陕西扶风官务吊庄西周窖藏出⼟的⼀件甬钟，纹饰拓本见《中国⾳乐⽂物⼤系·陕西卷》图□⽅建军论叶家⼭曾国编钟及有关问题摘　要：2013年湖北随州叶家⼭M111曾侯墓出⼟西周早期编钟五件，计有甬钟四、镈⼀。

甬钟的形制、纹饰、⾳阶和组合，均与中原地区西周编钟具有密切关系。

编钟描写作文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的一座战国早期墓葬——曾侯乙墓中.出土时，整套编钟耸立如故.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 13枚，战国时发展成 61 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曾侯乙编钟共 65 枚，其中1 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包括钮钟十九件，甬钟四十五件及一件镈钟，共六十五件，总重量达2.5吨.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六十五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无不惊叹.曾侯乙编钟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光辉成就，为今天古音律和编钟制造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最大的编钟一九七八年发掘的举世闻名的我国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乐器，它共六十四件，（计钮钟十九件，角钟四十五件），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每层的立柱是一个青铜佩剑武士.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中层次之，下层最大.最小的一件重二点四公斤，高二十点二厘米；最大的一件重二百零三点六公斤，高一百五十三点四厘米.它们的总重量在二千五百公斤以上.钟架通长十一点八三米；高达二点七三米.气魄宏大，场面相当壮观.这座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四三三年，距今二千四百一十余年.它的出土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楚王酓章钟“商商穆”试解方建军天津音乐学院1978年发掘的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一架65件，其中有一件楚王酓章为曾侯乙所作的镈钟，钲间纪事铭文如下（用通行字依原行款写出）：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

作器者楚王酓章即楚惠王，作器时间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1。

与楚王酓章镈同铭的编钟，北宋时在湖北安陆曾出土过两件，最早著录于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但只有编钟的铭文摹本，缺少铭文和纹饰拓本，也没有编钟的图形。

这两件楚王酓章钟，其中一件纪事铭文与曾侯乙墓所出楚王酓章镈完全相同，唯行款有异，铭文末尾尚有“商商穆”三字（图一）2。

另一件钟的纪事铭文为“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系全铭的后半。

此钟铭文的末尾又另起一行，直排书写“少羽反、宫反”五字。

图一楚王酓章钟铭文摹本薛书之后，宋代仍有其他金石学著作收录这两件楚王酓章钟，其中以王厚之的《钟鼎款识》所录最可参考。

此书收录具“商商穆”铭文的一件钟，并增印了这件钟的铭文和纹饰拓本（图二）3。

由拓本看出，“商商”二字分别位于此钟正鼓部花纹的上、下居中处，“穆”字则在编钟的右侧鼓部。

另一件钟的“少羽反”和“宫反”，虽无铭文和纹饰拓本，但据曾侯乙编钟标音铭文通例，应分别铸写于编钟的正鼓部和右侧鼓部。

图二楚王酓章钟铭文和纹饰拓本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后，宋代所出楚王酓章钟再度引发学者的讨论。

目前，各家对于铭文“少羽反”和“宫反”的解释基本一致，即“羽”、“宫”分别为编钟正、侧鼓音的阶名，其音程关系为小三度。

“少”指高音区，“反”乃高八度之意。

但是，对于“商商穆”的理解则仁智互见，异说纷呈。

杨树达先生认为，“穆”应为变徵4；黄翔鹏先生认为，“穆商商”为楚国穆钟律（音高位置在bB）的商调之商5；李纯一先生认为，“商”、“穆”为编钟的正、侧鼓音，音程关系为大三度6；吴钊先生认为，“穆”应为“变徵”，“商”、“穆”二音为大三度音程7；曾宪通先生认为，“穆商商”应为“穆音商”，“即曾国穆音律之商音”8；王德埙先生认为，“商商”应为商音之上方大三度（#F），“穆”为“商商”的上方大三度（#A或bB）9；王子初先生认为，“穆”应为“穆钟之徵”，其音高位置为F，“商”、“穆”二音为小三度关系10。

编钟的常识介绍及其演奏重点编钟的常识介绍及其演奏重点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下面和店铺一起来看编钟的常识介绍及其演奏重点，希望有所帮助！编钟，是大小相次的青铜钟组编而成的打击乐器，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木锤敲击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可以演奏各种美妙的乐曲。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礼乐重器，历史悠久，不仅用于祭祀天地，宴宾奉祖，祈安送福，而其用以育人、教乐。

古代统治者每逢盛世或重大庆典，都冶铸钟或鼎器，以严祥和，故而编钟又称和钟，钟鼓之乐成为帝王诸侯的特权。

工艺：钟的铸制采用精密铸造法。

精密铸造法又称为失蜡铸造法，它是采用一次性可熔失的蜡质材料作模型，然后在蜡模上反复涂盖耐火涂料制成型壳，型壳硬化后，在蒸汽和热水中将蜡模熔失得到壳型。

壳型经焙烧后趁热浇注，金属凝固后打碎型壳，得到铸件。

整个过程要经过设计、制模、作范、合金、浇铸、铸后加工（包括调音）多道工序。

钟体、挂钩以及钟架上的金属构件均为铜、锡、铅合金，配方因用途而异，合乎科学原理。

它用浑铸、分铸、铜焊、镴焊、铸镶、错金、磨砺等方法制作而成，工艺精湛。

它的装配、布局，在力学、美学、实用上，都处理得十分恰当。

音乐原理：编钟的发声原理大体是，编钟的钟体小，音调就高，音量也小；钟体大，音调就低，音量也大，铸造时的尺寸和形状对编钟有重要的影响。

在蜡模制好之前，必需对石膏模型进行调音，石膏有固定的频率，也有明显的双音关系，只是发声微弱短促。

石膏钟的声音和铸青铜钟的声音有一定的关系，它们的发声原理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调石膏钟，以减少青铜钟浇注后的调音工作量和可以准确的调出有明显的双音关系的钟。

编钟的材质：编钟作为演奏乐器，材料的选择对声学的性能有重要的影响。

编钟的材料是青铜。

青铜是一种合金，主要成分是铜，又加进了少量的锡和铅，各种金属成分的微妙的比例变化，对钟的声学性能、机械性能有重大的影响。

子犯编钟铭文补释自张光远先生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发表了子犯编钟的着录情况后,引起了学者的激烈讨论.子犯编钟共有铭文132字,铭文内容与着名的城濮之战有关,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仅对其中几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试作以探讨.现综合各家意见,先将铭文释写如下(隶定皆用宽式):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博(搏)伐楚荆,孑L休大功,楚荆丧厥师,灭厥禹(渠).子犯佑晋公左右,燮诸侯,俾朝王,克奠王位.王易(赐)子犯辂车,四马,衣,裳,带,市,佩.诸侯羞元金于子犯之所,用为和钟九堵,孑L淑且硕,乃和且鸣,用燕用宁,用享用孝,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乐一,关于钟铭"朝王"的年代问题子犯编钟铭文时间没有系年,造成了学者认识的分歧,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张闻玉先生认为,钟铭实记子犯一生之大功,即所谓"晋公子复国","城濮之战","践土之盟"三件大事.张闻玉先生认为钟铭"五月初吉丁未"为鲁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年),子犯等人谋划灌醉安于享乐的重耳,乘醉去齐之时l1I.第二种观点,彭裕商先生认为"春秋器铭的历日基本上都是铸器之日,本器也不应例外."彭先生坚持初吉即是朔日的观点,因此他"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周历周襄王二十三年(前629年)五月戊申朔,与丁未只差一日",应即铸器的时间l2l.第三种观点,以冯时,陈双新先生为代表,认为"钟铭纪年明确反映的是子犯佑晋公归国的日期", 丁未是晋文公归国即位之日,即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31.第四种观点,张光远,李学勤,裘锡圭,武家璧,白光琦等先生认为,五月初吉丁未即僖公二十八口赵晓龙年."惟王五月初吉丁未",篇首纪时,自是彝铭通例. "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是说自己辅佐晋公成就霸业."来复其邦"指再现文侯之功,武公之业.开宗明义,道出了全文要旨.第二段,"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至"灭厥禹(渠)",讲城濮之战.第三段讲践土之盟.第四段回过头来讲自己,《左传》说:"丁未,献楚俘于王",子犯由此受到周王的赏赐,自然最值得纪念,因着其月日于篇,俾垂之百世.以上是诸家的观点.那么,"来复其邦"是不是张闻玉说的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重耳去齐返晋, 笔者以为大有问题.众所周知,重耳去齐后并未立即返回晋国,而是依次经过卫,曹,宋,郑,楚,秦,直到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才返回晋国.若依张先生的说法,那么"五月初吉丁未"与"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的事件在时问上隔三年之久,不符合一般叙事逻辑.实际上,张先生是囿于初吉即是朔日的传统说法,因为此年寅正五月丁未正是朔El,所以认为"五月初吉丁未"在此年.依彭裕商先生的说法,"五月初吉丁未"说得精确一些,是器主命人铸器之日.因为器铭是"唯王五月初吉丁未",所以铸器时间只能限定在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至三十三年(前619年)之间.但是彭先生并未找到假定"五月初吉丁未"是朔日的那一天,所以以与之相近的周历周襄王二十三年(前629 年)五月戊申朔作为铸器日期.彭先生所说确为春秋铸器的一般情况,但是忽视了铸器勒铭的功能, "彝器之来,嘉功之由"(《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铭其功烈,以示子孙"(《左传》襄公十九年).子犯随晋文公在外流亡多年,多方筹划,最终辅佐重耳回国即位.之后又以"求诸侯莫若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随公犯赏中又出谋划策,目襄王献俘,晋文霸"的目的,子而受到了周王的誉.铭文两次出文物世界Ⅳ2009.113现"子犯佑晋公左右",强调子犯的功劳,所以"唯王五月初吉丁未"不可能是随便的铸器的日子.而且, 如果是自己选择吉日铸器,东周铸器铭文中一般都会说明.冯时先生推算晋文公元年前后的历日后肯定了王韬《春秋朔闰日至考》提出的"《传》'二月甲午, 晋师军于卢柳.'二月无甲午,以下并差一月.前年之闰应移于此年岁终则合矣"的结论.只能得出重耳当于r二月丁未"朝于武宫".由于《左传》记载的历日与诸家历谱不合,转而从铭文加以推断.冯先生"认为子犯在佑助重耳归晋的过程中,其作用恐怕也远较他在城濮之战及践土之盟中所起的作用重要"[51. 冯时,陈双新先生认为:《左传》很多本之晋史,而晋史或当时之人以其所行夏历记载.钟铭"唯王五月"表明其纪年系用子正子犯钟铭考释周历,而晋用夏正,周正五月恰合晋夏历三月.如此,《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及《史记?晋世家》的记载重耳归晋即位的具体时间二月丁未与钟铭"唯王五月"其间3月之差便不存在问题了.实际上,《国语?晋语四》记载这件事时所用的是夏历,《春秋》与《左传》记载这件事都用的是周历,周历建子,夏历建寅,因而与《左传》此年的计时存在两个月的时间差就不存在问题,而钟铭"唯王五月初吉丁未"明显朋的是周历,故冯时,陈双新先生的说法不能成立.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以为钟铭"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就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丁未,献楚俘于王"的这天.不过"唯王五月初吉丁未"与"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应连为一句理解,其中的"复"应理解为向天子奏报."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的意思是,在周历(周襄王二十一年)五月丁未,子犯随晋公左右,向天子奏报.下面是奏报的具体内容,城濮之战的战绩.然后晋文公,子犯受到周王赏赐.诸侯进献上等好铜于子犯之所,子犯用它铸造和谐的编钟九堵.初吉一定是朔日吗?"唯王五月初吉丁未"是朔日吗?查张培瑜先生的《中国先秦史历表》,鲁僖公二十八周历五月是丁酉朔,丁未是该月十一日.其实,"初吉不一定是朔日,但必在一月之初"tI.冯时认,可孟义{日系统,而既死霸系统,这两个是并13,可以出现与历相不是同一系统,{14j乏物界20(79,吉属于吉属于月相择取的吉初吉和月第一旬",李学勤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I101.看来,认为初吉即是朔日的传统说法值得商榷,什么是初吉,仍须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李先生认为铭文"子犯佑晋公左右,燮诸侯,俾朝王,克奠王位"之事,在《春秋》经传该年(鲁僖公二十八年)四至七月间是没有记载,所以他在《子犯编钟的历日问题》第三篇论文中转而支持了彭裕商先生的说法.实际上,李先生忽略了《左传》僖公二十八(五月)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日:"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说明在城濮之战后的五月诸侯朝王,确有其事.所以,钟铭"唯王五月初吉丁未"朝王的年代应该是鲁僖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632年.二,钟铭"西之六师"试解学界关于"西之六师"的理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1.认为"西之六师"是周王六师2.认为"话之六师"是晋国三军和秦齐宋的军队【zl;3.认为"两之六师"是晋国军队【l31.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忽略了子犯编钟的时代.周王室的军队在西周文献和铭文中常叫做"西六师","西之六师",此种称呼却不见于东周铭文.从文献来看,东周王室的军队经常称为"王师".由于王室衰微,每当王室发生内战或受到外敌威胁时,就会向诸侯求救.从《左传》桓公五年周郑交战的军队组成看,王师只凑成中军,规模应该不是很大,而且战斗力弱.更重要的是从《左传》,《国语?晋语四》, 《史记?晋世家》的记载来看,城濮之战王师并没有参战.帝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显然是受到《春秋》僖公二十八年经文"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的误导,虽然凑足了六军的之数.但这里经文与传文记载互相矛盾,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左传研究》城濮之战与晋文霸业条业已辩明,得出结论:"城濮之战晋以自己七百乘独当楚(包括申息)陈蔡三国联军,以寡胜众.晋方之宋,齐, 秦,楚方之郑,许,皆未参战也."㈣可见经文不足为凭,故此说不能成立.李学勤先生认为"西之六师"晋国的"三军三行,就是六军,或称'六师'.看钟铭,可能城濮之战时已有j行的设置,后来不过加以固定罢了."{151为了便于讨论,先将文献中晋国军制沿革列表如下:(终晋文公世,晋襄公以前)晋缗公十二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鲁庄公元年晋侯晋献公十六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鲁闵公元年侄申生将下军鲁僖公二十晋文公四年苋于被庐作三军七年鲁僖公二十晋文公五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苟林父将年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鲁僖公三十一生晋文公八年秋,晋苋于清原,作五军御狄可见,终晋文公一世,晋军没有六师的编制.虽然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但是从《左传》来看,作三行应该在僖公二十七年城濮之战后,不可能参加城濮之战.另外,《国语?周语》上:"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内史兴归,以告王日:'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臣人晋境,四者不失,臣故日:'晋侯其能礼矣,王其善之!树于有礼,艾人必丰'."《国语?晋语四》对城濮之战的评价,君子日:"善以德劝."《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日:"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看来,晋文公应该没有僭越之举,遵循"成国不过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的规定.ll6J而且从钟铭来看,明显带有尊王的色彩. 李学勤先生依据《国语?郑语》,对铭文中的"西" 已做了解释,甚是.《左传》僖公九年: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日: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宰孔先归,遇晋侯日:"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晋侯乃还.《国语?晋语四》:冬,襄王避昭叔之难,居于郑地汜.使来告难,亦使告于秦.子犯日:"民亲而未知义也,君盍纳王以教之义.若不纳,秦将纳之,则失周矣,何以求诸侯?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将焉依? 继文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君其务之."公说,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可见,以成周作为天下中心,晋国在地理位置上处在成周之西.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人们多以"西" 来指代晋国,加上晋所灭之国多在西部,所以钟铭沿用了这一观念.笔者赞同张光远先生的看法,认为鲁僖公二十七年晋作三军,由上军将佐,中军将佐,下军将佐, "六员大将组成之'三军',是即钟铭之称'六师'甚明,应非有所僭越特仿周王六军之制而扩编".不过张先生未能加以论述,笔者在这里做以补充.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的记载来看,城濮之战时晋军的统帅为:中军将原轸,中军佐邰溱;上军将狐毛,上军佐狐偃;下军将栾枝,下军佐胥臣.战略部署是这样的,作战时"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狐毛设二旆而退之. 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邵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将与佐显然是将(相当于帅)与佐(相当于副帅) 关系,在作战过程将佐可以分别领军作战.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毅佐之.士会将上军,邵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苟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 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中军帅苟林父)欲还……彘子(即中军佐先毅)日:'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 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韩献子谓桓子日:'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 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师遂济.中军佐彘子拒绝服从中军帅苟林父,也就是这次战役的行军统帅的命令.成公二年:"邵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公会晋师于上郧,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考证佐.成公四年:晋栾书将中军,荀军,以救许伐郑,取汜,祭.可见,上军佐士燮也可脱离领士燮当时任上军佐之,士燮佐上他的上军帅,独文物世界wwsj2009.115自带兵出征.成公十六年:"晋侯将伐郑……栾书将中军,士燮佐之.邰镝将上军,苟偃佐之.韩厥将下军,邰至佐新军.苟警居守".襄公十四年:"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萄偃令日:'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栾魇日:'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乃归.下军从之.左史谓魏庄子日:'不待中行伯乎?' 庄子日:'夫子命从帅.栾伯,吾帅也,吾将从之.从帅,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日:'吾令实过,悔之何及,多遗秦禽.'乃命大还.晋人谓之'迁延之役'."在此役中,下军帅栾餍不欲继续作战,不听行军主帅苟偃(即中行伯)下令带兵先归.下军佐魏庄子亦班师.只对他的直接上司下军帅栾摩负责,而无须听从主帅苟偃的命令,这是晋国军事领导方式的独特之处.也反映了晋国军队中,帅与佐各带领一部分军队,佐并非像现在人们想的仅仅是协助决策,当时的佐也有领兵的权利.以上史料虽然晚于城濮之战,但通过长时段的比较可以明确看出晋军军制的特点.晋三军中的帅佐都可以称为帅,佐不仅仅是协助帅决策,作战,佐也可以脱离将,独立带兵出征.如上引成公二年,上军佐士燮独立带兵出征.在一般情况下,佐服从帅的命令,但帅佐意见相违时,佐可以不听帅的命令.如上引宣公十二年,中军佐先毂与中军帅荀林父意见相左,违令出战.甚至,将佐可以违抗行军主帅(中军帅,又可称为大政)的命令.如上引襄公十四年迁延之役时,下军将栾餍违抗行军主帅荀林父的命令,率领其所属的下军提前回国.下军佐魏庄子服从其所属下军帅栾魇的命令,亦率军回国.在帅佐意见不一致时,佐不听直接领导他的帅,甚至行军主帅(中军帅)的命令.由此可见,帅佐具有相对的军事独立性.另外,从迁延之役时,下军将栾餍违抗主帅命令,率领其所属的下军提前回国,其下属魏庄子随后亦率军回国的情况来看,下军佐魏庄子也应该领有下军的部分军队.由此可以推知,中军帅,佐与下军帅,佐也应当各自领有军队,所以笔者以月/,911J克上军佐,下军帅,1也就是晋圉上中_f上军佐,下军帅,]为其所统帅的军16文物世界w2009.1[1】张闻玉《子犯和钟"五月初吉丁未"解》,《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7日.I2】彭裕商《也谈子犯编钟的"五月初吉丁未"》,《中国文物报》,1996年2月11日.【31a.冯时《春秋子犯编钟纪年研究——晋重耳归国考》,《文物世界))1997年第4期;b.陈双新《子犯钟铭考释》,《安徽教育学院))2ooo年第1期.[4】a.张光远《春秋晋文称霸"子犯和钟"初释》,台湾《故宫文物月~J}1995年第4期;h.李学勤《补论子犯编钟》,《中国文物报》,1995年5月28日;c.裘锡圭《关于子犯编钟的排次及其他问题》,《中国文物报》,1995年10月8日;d.武家璧《子犯钟钟铭考释》,《中原文物}1998年第2 期;e.白光琦《子犯编钟的年份问题》,《文物世界))1997年第2期.【5]冯时《春秋子犯编钟纪年研究——晋重耳归国考》, 《文物世界))1997年第4期.[61陈双新《子犯钟铭考释》,《安徽教育学院》2000年第1期.[7】李学勤《由蔡侯墓青铜器看"初吉"和"吉日"》,《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 页.『8Ia.冯时《春秋子犯编钟纪年研究——晋重耳归国考》,《文物世界))1997年第4期.b.冯时《中国古文字研究五十年》,《考古))1999年第9期.[9]李学勤《子犯编钟的历日问题》,《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101a.黄锡全《新出晋"搏伐楚荆"编钟铭文述考》,《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333 页.}1.江林昌《新出子犯编钟铭文史料价值初探》,《文献》, 1997年第3期.f11】何树环《谈"子犯编钟"铭文中的"西之六师"》,台湾《故宫文物月刊)12001年第7期(总220期).f12lfl,李学勤《补论子犯编钟》,《中国文物报》,1995年5月28日;b.张光远《春秋晋文称霸"子犯和钟"初释》,台湾《故宫文物月刊))1995年第4期(总145期).fl3】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53页.『l4】李学勤《补论子犯编钟》,《中国文物报》,1995年5月28日.(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文字与先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