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鲜诗人丁若镛寓言诗创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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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朝鲜文人对辛弃疾的评述--兼勘正朴现圭所做相关研究袁成【摘要】Before the middle period of Joseon Dynasty, XIN-ji's works and his life story had been spread into Korea. Joseon scholars mentioned XIN many times in their personal letters and literary criticism.They made comments on XIN's literary works, his patriotic ideas and the achievements in his official career.As a representative poet of Song Ci, Xin had a significant place in literary circles of the Joseon Dynasty.His works of happiness and unhappiness are both closely followed by Joseon scholars.Besides, his well-known achievements in his official career won him a great reputation and enlightened Joseon scholars, especially in the respect of famine-relief, in which XIN showed great fore-sight and sagacity.In fact, XIN's patriotism and his indignation for the unrealized aspiration moved many Joseon scholars so deeply that they resonated with XIN beyond the limits of time and space.From the comments by Joseon scholars, 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Joseon Dynasty maintained close contact with that of China.%辛弃疾的作品及其事迹最晚在朝鲜时代的中期已经传入了朝鲜半岛,朝鲜文人在私下和答与文学评论中频频提到辛弃疾,对其文学成就、为官政绩以及爱国思想均有所评述。
广西2024年高考语文模拟试卷及答案35分)现代文阅读I材料一:虚与实,既是一个哲学宇宙观问题,又是一种艺术实践的尺度。
宋人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中说:“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
”以虚为虚,就会陷入纯粹的虚无主义;以实为实,就会机械僵化,全无生气;唯有化实为虚,才能产生无穷的意味。
虚实相生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段,这种“诗笔”移植到唐传奇的写作中,首要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唐传奇在塑造人物时,通常是截取人物的几个重要生活片段,而把另外一些内容、事件省略,留下大量空白,让读者通过想象自己去填充。
化实为虚,由虚入实。
如沈既济《任氏传》描写任氏,仅有“容色姝丽”四字正面叙写任氏之美,并无具体的描摹刻画,但其美貌却如在目前,原因就在于作者全从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写郑六一见钟情、不能自己,“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
更为精彩的是,韦崟派遣家僮秘密察看之后两人的一段对话,先问之“容若何”,家僮答之“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
简单的一问一答,任氏的绝美之姿已经跃然纸上。
接着又不厌其烦地拿出其他佳丽进行对比,特别是吴王之第六女,“秾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但即便如此美貌,与任氏比起来,仍“非其伦也”。
所有这些铺叙,没有一处正面描摹,全从虚处落笔,由虚入实,这正是诗歌意象创造中的虚实相生之法。
再比如裴铏的《昆仑奴》,虽然磨勒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是读者读完全篇,对其所知仍然甚少,他究竟从哪里来,如何具有这样超常的本领,最后又怎样生活等等,这些问题小说中都没有交代,但人物的形象却因此而具有了巨大的张力,那些空白点召唤着读者的参与,每一个读者都可以用自己的审美经验来填补这些空白,而正是阅读接受过程中审美意象的再生成,赋予了小说更深沉的审美意蕴。
像《柳毅传》《莺莺传》《无双传》《虬髯客传》等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都充分运用了虚实相生之法,使人物形象生动饱满,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丁若镛对苏东坡的接受研究作者:金孝镇来源:《新校园·上旬刊》2014年第12期摘要:在韩国古代文学史上,苏东坡的地位不亚于唐朝诗人李白和杜甫,他对韩国古代文学、文化和政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论述了朝鲜时期的苏东坡接受,主要关注《朝鲜王朝实录》中苏东坡的地位和角色,并且结合其个人诗集和生平,对朝鲜后期丁若镛对苏东坡的接受状况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关键词:苏东坡;丁若镛;诗文;接受研究苏东坡热在高丽中期达到顶峰,并持续盛行直至朝鲜前期。
朝鲜中期,受到朱熹理学思想的冲击,苏东坡热潮渐趋衰弱。
但是到了朝鲜后期,由于文坛及政坛对朝鲜王朝所支持的理学思想进行反省,加上受清朝文学思潮的影响,苏东坡热再次兴起。
丁若镛是朝鲜王朝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深受苏东坡文学影响的朝鲜文人。
丁若镛人生经历与苏东坡相似,学问和才能天下无双,但是仕途坎坷,经历了很多磨难。
要把握苏东坡对朝鲜后期文人的影响,研究丁若镛文学中的苏东坡是非常有必要的。
丁若镛英祖三十八年(1762)出生于京畿道,字美镛,号茶山。
自幼聪明而且好学,到二十二岁(1783)时成为生员,二十八岁以甲科第二的成绩及第。
后担任过艺文馆检阅﹑成均馆直讲﹑兵曹参议。
朝鲜王朝的贤君正祖在位期间,其仕途一直一帆风顺,直到正祖驾崩。
纯祖元年(1801),因为信奉基督教,他与他的两个哥哥一起下狱,哥哥遭难,丁若镛被贬谪到南方偏僻之地长鬐县。
不久之后又被贬谪到当时最偏远的地方康津县,他在那里整整待了十八年。
苏东坡人生中被贬谪的时间为十二年左右,而丁若镛的被贬谪时间远远超过苏东坡。
中国有句俗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丁若镛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呕心沥血编撰了很多书籍,创作了数目庞大的诗文。
宪宗二年(1836),他从贬谪地回到故乡后,将所有时间都投入到编撰书籍的事宜中。
其著作有《与犹堂全书》《牧民心书》等。
丁若镛是一位伟大的实学家,为改革社会弊端而努力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
山东省日照市届高三一模考试语文试题及答案解析山东省日照市2023届高三一模考试语文试题及答案解析(2023.02)_格律_形式_诗歌材料一: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化经历了长期的探索。
上古时人们已有意识地追求诗歌的语音美,但汉语表意文字的性质掩盖了语音因素,增加了探索语音组合美的难度。
韵律的探索在《诗经》中已可见,而对声律的探索却较迟。
汉代人们对声调的平仄似乎有所意识,五言诗中,不少诗句第二、第四字平仄相异;到了晋代,人们开始注意到一句之内平仄相间、两句之间平仄相对的语音组合之美。
齐梁时期,诗歌格律的探索进入了与音韵学结合的自觉阶段。
受到来华传教的印度僧人以梵文字母拼注汉字语音的启发,中国的音韵学产生。
随着韵部的分析和四声的辨定,人们对诗歌语音美的摸索有了理论的指导。
沈约首先把音韵学的成果运用于说明诗歌的语音组合,他论述“四声”“八病”之著虽不传,却无疑是关于诗歌语音的理论探讨。
齐、梁、陈、隋的诗歌,虽然还未能称之为“律诗”,但已有不少合律之作。
完成格律定型化任务的是唐代的宋之问、沈佺期。
元稹指出:“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
由是之后,文体之变极焉。
”唐代近体诗的形成,既是对前人长期摸索尝试的总结,又是后代诗歌形式流变的契机,中国诗史自此进入格律化阶段。
在发掘本民族语音组合形式美方面,近体诗将对仗与声律结合,体现了追求和谐的古典审美理想。
格律包括声律和韵律两要素。
基于汉语以声调表义的语音特征,近体诗找到了“平”和“仄”。
如何组合平、仄这对语音因素?近体诗结合对仗构成两两相对的基本形式,平仄相间而形成律句,以“对”的形式连结两律句而成“联”,以“粘”的形式连结“联”而组成全诗音响整体。
于是一扬一抑,回环往复,节奏鲜明而不呆板,富于变化。
声律“以异为显”的节奏美和韵律“以同为和”的循环美相配合,声调在起伏抑扬中互相呼应,体现着和谐、整一的古典审美理想,成为古代中国诗美的一种范式。
近体诗在意象组合上也体现了古代中国人追求对称美的古典审美理想。
辽宁省大连市滨城高中2023-2024学年高二上学期11月期中考试语文试卷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材料一: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朝气蓬勃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
盛唐气象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
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
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
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
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
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
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
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生活和平繁荣发展的时代。
它不同于战国时代。
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情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
《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与《国风》更为接近。
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
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山东省部分名校2025届高三12月校际联合检测语文试题注意事项:1. 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等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位置,并在答题卡规定位置贴条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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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用0.5mm黑色签字笔将答案写在答题卡对应的答题区域内。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 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 (35分)(一) 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中国古代诗论,都在统一的、有延续性的理论思维中发生。
从文论史的角度来看,它缺少系统的、具有现代视野的理论观照。
事实上,和古人的生存和哲学基础相关,以时空意识来统领古代诗论的相关范畴,是上承中国数千年诗学的审美内涵,下启传统诗学的转折。
在理论方法运用上,传统诗论表现出对时空化的理论方法的不自觉采用。
古人论诗,与西方追求严谨的逻辑体系和学术方法不同,大多缺乏非显的方法论意识。
因此,或随想感悟、即兴点评,或附庸风雅、闲笔清谈,都成为古人论诗劰重要方式。
“除了《典论·论文》、《文心雕龙》等少数著作,古文论的材料大多零散、片断”或见之于友朋书信、史传碑志,或围炉夜话,或哲人隽语,“因其暗合艺术心理、审美规律,为后世所重;偶有所感,随文批点,看似零散,实存系统观念。
”正因为文论方式的分散、杂糅,使得传统诗论缺乏宏观的理论构架,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研究方法。
自然,站在今人的立场,以现代学科的视角来如此评价中国传统诗学的学理性质,是不够公允的。
但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了中国古代传统诗论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以其分散杂糅、随性感悟而能数千年传承不息,在当今新的历史语境下,愈发彰显其魅力和价值。
日久而弥新,且不因其缺乏现代意义的学术形态而失色,反而更具民族特色和艺术魅力。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诗论者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理论自觉,没有以特定的方法来建构自己的诗学理论,但从中国古代诗学所呈现的整体特色及其所彰显出来的民族特色来看,它隐在的、一以贯之的诗学方法论一直潜藏于诗论者的各种交织着理性光辉与灵感火花的诗论文本之中。
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同意与批评【内容提要】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明诗之评为其重要内容。
有关批评大略经历了三个进展时期:朝鲜中宗至仁祖初为发轫期,仁祖中至肃宗间为进展期,英祖中至哲宗间为兴盛期。
由于七子诗话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的东传,朝鲜诗人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成明诗之衰,批评“明调”,以为远逊于唐宋,同时反思复古之弊,指出其各类短处。
流派之评以复古派为重心,有关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袁中郎及明使之诗的评说,颇具新意。
朝鲜诗话论明诗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整体来讲,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
【关键词】朝鲜;诗话;明诗;批评;同意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大量诗话涉及明诗之评。
因此,朝鲜诗话对明代诗歌与诗学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咱们从更广漠的角度去凝视解读明诗的意蕴。
一、朝鲜明诗学进展概况明诗的东传受到诸多因素制约,朝鲜诗人论明诗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中原复古兴起数十年,朝鲜诗家始知有七子派;公安派兴起半个世纪,始有论及者。
明中叶迄于清末,明诗在朝鲜的同意与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发轫期,约中宗至仁祖初,相当于嘉靖、万历时期。
徐居正《东人诗话》撰于成宗五年(1474),是朝鲜第一部以“诗话”为名的高作。
居正曾与明诏使相唱和,但诗话未谈及明诗。
随着中朝使节交流日趋紧密,明诗东传,显现了“学明诗”一派,如尹根寿等,诗评渐多。
宣祖时,尹根寿《月汀漫笔》说:“登第后,通官高彦明谓余曰:‘昔年曾见李堂和宗那么,言辛巳年嘉靖登极,诏使唐修撰皋出来时,远接使容斋李公问于天使曰:现今天下文章谁为第一?唐答曰:天下文章以李梦阳为第一。
’其时崆峒致仕,家居汴梁,而名动天下。
我国不知,虽闻此言,亦不访问于中原,可叹!近世始得《崆峒集》者,而始知诗文两极为至。
王、李诸公极为推尊,我国之知崆峒子矣。
”其时后七子已衰落,公安派提倡反复古,朝鲜诗人渐知王、李,得读李梦阳之集。
万历中叶后,随着复古派大量诗话东传,明诗引发了朝鲜诗人浓厚的爱好。
2024-2025学年上学期东北师大附中(语文)科试卷高(二)年级期中考试注意事项:1.答题前,考生需将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场/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上,并粘贴条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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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文阅读(33分)(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4小题,1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材料一:孟郊最重要的朋友和知音,非韩愈莫属。
孟郊与韩愈是贞元八年(公元792)进士科的同年友,但本次科考,韩愈及第,老诗人孟郊却名落孙山。
韩愈来看望孟郊,他没有因自己及第就觉得高人一等,反而为孟郊的淹蹇落魄而感伤,为他的被黜落而感到不平。
他在诗中宽慰这位前辈,不要因一时的挫折就愤郁愁闷,贫富荣悴,各有各的活法,没有高下贤愚之分。
无论你的处境如何,我们都永远支持你,敬重你。
韩愈之所以如此看重孟郊,除了因为孟郊是诗坛前辈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韩愈被孟郊鬼惊神哭的诗艺折服。
孟郊比韩愈年长十七岁,而登第却比韩愈足足晚了四年。
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其为人也。
孤高自许,向来不惮以人师自居,然在孟郊面前,却折节侍坐,甘心执弟子礼。
没有什么比韩文公的拜伏,更能说明孟郊诗歌的魅力了。
韩愈是中唐诗坛的领袖,而在某种程度上,孟郊之于韩愈,是友而兼师,孟郊在当时诗坛的地位之高崇,可想而知。
孟、韩诗歌的奇思奥句,造就了贞元、元和诗歌新貌。
白居易说“诗到元和体变新”,李肇《唐国史补》对其内涵做了具体的阐释:“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
”平心而论,“流荡”“浅切”都谈不上“新”、“元和体”的“新”,是以怪、奇、丑、险在诗苑的竞相绽放而呈现新境的,即“元和之风尚怪”也。
韩国留学信息韩国名人介绍之丁若镛基本简介朝鲜李朝哲学家,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字美镛,号茶山、舆犹堂、三眉、俟庵。
祖籍全罗道罗卅。
朝鲜京畿道广州人,被认为是韩国“汉字出现以来留下最多著作”的大学者,共留下五百余部著作,在宗教典籍、政治、经济、法律、医学、农事、筑城等方面都有所涉及,是一个各方面皆通的全能型人才,因此也被称为“韩国的达芬奇”。
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位学者。
虽然身为贵族,丁若镛仍然胸怀改造现实的想法。
他主张对政治机构和地方行政制度进行全面革新,并且希望在土地均分的基础上按照劳动力去分配收获的成果。
另外,他曾任京畿道的“暗行御史”,大力打击了铲除祸害百姓的贪官污吏。
他凭借“东方筑城术”被认为是朝鲜王朝最杰出的工程师。
人物生平丁若镛出生于京畿道马岘,是“晋州牡史”丁载远的第四个儿子,可以说,他在出生之前就已经与改革结下了不解之缘。
丁若镛出生的那年发生了朝鲜王朝最大惨剧之一的“壬午事件”,英祖认为太子无能,就将其儿子困于米缸中杀死。
丁载远对于这一事件十分气愤,一怒之下辞去官职回乡休养,而丁若镛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
他自小聪明伶俐,4岁时便可熟读千字文,7岁时就能作诗,小小年纪就对不合理的身份制度抱有怀疑的态度,并对脱离现实的儒教经典感到困惑。
这样,他在16岁的时候,受到实学家李瀷先生深入朝鲜王朝现实与百姓生活的文学作品感染,决心追求对实际生活有帮助的学问。
22岁时,他进入成均馆学习,28岁时考中科举,走上了为官之路。
他的官场之路可谓是顺利平坦,最初的官职是“禧陵直长”,“从七品”,陆续升为“正六品”的“司谏院正言”和“正五品”的“司宪府持平”。
在1792年,他身任“修撰”,开始编写书籍,也正是此时,他以西方的筑城之法为基础,设计出“城制”与“起重架”,为修筑水原城作出了贡献。
另外,在1794年,他任京畿道的“暗行御史”,惩治贪官污吏,不仅得到了正祖的信任,还受到了百姓的爱戴。
然而1800年正祖突然去世,丁若镛从此踏上了受难之途。
朝鲜诗家李睟光诗论的审美意蕴王成【摘要】朝鲜诗家李睟光以性情、气骨论诗歌的本质,以崇尚唐诗论诗歌的批评标准,以自然论诗歌的表现手法,以摘句评注论诗歌的批评方式,建构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通过对这一理论批评体系的整体把握与研究,能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期刊名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12)003【总页数】4页(P66-69)【关键词】李睟光;性情、气骨;尚唐;自然手法;摘句评注【作者】王成【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朝鲜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8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103研究文学不能不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理论不能不研究诗论。
诗话作为东方诗论最有特色的载体,并且作为论诗的主要形式,在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朝鲜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发展的,同时又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和美学价值,朝鲜诗家李睟光的诗论就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
李睟光,字润卿,号芝峰,朝鲜李朝著名诗论家,其诗论集中体现在《芝峰类说·文章部》中。
诗歌是以感情为纽带的,情感是诗歌的艺术生命。
诗歌的性情理论历史久远,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宋代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吟咏情性,总合而言志,谓之诗。
”严羽《沧浪诗话》:“诗者,吟咏情性也。
”清代王夫之《明诗评选》:“诗以道性情。
”朝鲜徐居正《东人诗话》:“观其辞,虽互有工拙;要其归,皆本于性情。
”朝鲜柳梦寅《於于野谈》:“诗者,出自性情屋灵之俯。
”凡此种种论述,说明中朝历代诗家认识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在于“吟咏性情”。
李睟光也高度重视诗歌的性情本质,他说:“叶梦得曰:‘诗本触物寓兴,吟咏性情,而世多役于组织雕镂。
故言语虽工,淡然无味,与人意子不相关。
’此言是!”[1]615“文中子曰:‘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刘孝绰,鄙人也,其文淫……’即此观之,文出于人之性情,审矣。
论朝鲜诗人丁若镛寓言诗的创作特点摘要朝鲜实学派代表文人、汉诗大家丁若镛在其诗歌创作中采用寓言的手法,阐述了自己的实学思想与改革主张,拓展了寓言诗创作的传统主题模式。
诗人以熟稔的艺术笔法,运用细腻生动的描写塑造了一个个漫画式的“人物形象”,并以对比突出的讽刺色彩,再辅以诗附议论的手法,将诗歌情感推向高潮,感人肺腑、发人深省,开创了丁若镛式寓言诗的独特风格,在韩国寓言文学的历史长廊里,树起一座引人瞩目的不朽丰碑。
关键词:朝鲜诗人丁若镛寓言诗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所谓寓言诗,即诗体的寓言,具有集感性、知性、理性于一体的特点。
正如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刘征先生在《谈寓言诗》一文中所言,寓言诗就好比“果品里的酸枣”,“蔬菜里的辣椒”,在花样繁多的诗体中地位虽不显赫,但别具风味,博人喜爱。
古往今来,寓言诗正是凭借其凝练而深富哲理、生动而警醒世人的独特魅力,博得了古今中外无数文人墨客的喜爱。
朝鲜汉诗大家丁若镛曾经创作多篇兼具时代色彩与民族元素的寓言汉诗作品,在韩国寓言文学的历史长廊里,树立起一座引人瞩目的不朽丰碑。
丁若镛(1762-1836),号茶山,生于朝鲜王朝后期,是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在文学创作上以汉诗见长,与朴趾源并称为朝鲜实学派文学的“双峰”。
丁若镛一生著述颇丰,汉诗作品数以千计。
其中《狸奴行》、《虫食松》、《海狼行》、《和崔斯文游猎篇》、《乌贼鱼行》、《憎蚊》等是其寓言诗中的代表作品。
诗人在这些诗歌中讽咏现实、批判邪恶,述改革理想、实学思考,并以冷峻的讽刺、形象生动的描写、犀利的笔锋、及诗附议论的表现方式,开创了丁若镛式寓言诗的独特风格。
一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朝鲜王朝,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危机,百姓的生存状态在”田政”、“军布”、“还上”等苛政压迫下惨不忍睹。
这一切都令出身“奉儒守官”之家的丁若镛痛心疾首。
他试图发起改革扭转时局,挽救这个病入膏肓的“旧邦”。
青年时期,丁若镛因博学多才深得朝鲜正祖王赏识,曾身居要职,力主改革。
然而,由于生性刚直,多次得罪权贵,在正祖王驾崩后的第二年(1801),丁若镛就被敌对派势力冠以“邪教徒”(天主教徒)的罪名贬谪流放。
正所谓“诗穷而后工”。
仕途失败后的丁若镛不仅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实学著述《一表二书》,还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哀绝阳》、《耽津农歌》,以及“慕杜”之作——“三吏三别”等许多优秀的汉诗作品。
其寓言诗也大多属于该时期作品。
它们凝练而精湛、生动而形象,不仅向世人展现了当时朝鲜社会的人间百态与社会黑暗,更意味深长地讲述着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于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及其改革兴邦的社会理想。
丁若镛寓言诗中的凤凰、鲸鱼、松树、虫豸、狸猫等丰富多彩的形象都是当时活动于朝鲜社会的“朝鲜人”的折射。
诗人用这些形象,曲折、生动、客观地将当时朝鲜王朝的物态人情与腐败政治搬上了寓言诗的舞台。
在《虫食松》中,诗人以松树喻指百姓,以虫豸喻指贪官酷吏。
而那些”被万峰”、“郁苍劲”的松树正是爱国百姓的真实写照,诗人说它们“太室明堂若倾圮,与作修梁耸栋来朝宗”,“漆齿流求若隳突,与作艋艟巨舰摧前锋”。
诗人告诉世人,百姓才是真正的国之柱石,社稷之脊梁。
然而,那些“初生丑恶肌肉黑,渐出金毛赤斑滋顽凶”的松虫们,摧残起松树来却毫不手软,它们“始吸叶针竭津液,转啮肤革成疮痈”。
在松虫肆无忌惮的吸榨下,最终“松日枯槁不敢一枝动,直立而死何其恭。
”诗人形象而又客观地将官吏的凶残与暴虐和百姓的无辜与悲壮展示在世人面前,唤起了人们的反思。
丁若镛的寓言诗在客观展现社会现实、揭露社会丑恶的同时,还对其实学思想做出了生动的阐释。
《夏日对酒》是一首典型的议政诗,诗人在这首诗中借父子喻君民,寄托了自己改革“还上”弊政的政治理想。
“还上”本源自社仓制度,是兼具调节物价与赈恤的功能。
茶山在流放时期,曾经亲眼目睹“还上”之法的实施情况,并将之记录在《牧民心书》的《户典·谷簿》一文中。
他写道:“余家茶山,俯临仓路。
于今十年,未尝见有一个村民,负苫而过者也。
……而及至冬月,户出毂五六七石,输之官仓。
……”不借也要还,可见“还上”之法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种政府“仁政”口号下的赤裸裸的掠夺行径。
实学家的视野让茶山清醒地意识到,在这样的制度下,百姓生活只会更加困苦,国家体制也只能加速解体。
诗人将对改革的呼唤寄托在这首寓言诗中,希望“父亲”能把借粮的自由还给“子女”,让“还上”成为名符其实的“仁政”。
丁若镛的寓言诗甚至将触角伸到弊政的背后,直指造成政治紊乱、民不聊生恶果的分配制度。
在《和崔斯文游猎篇》中,诗人以鹰喻指正义的使者,以凤凰喻指智者或贤明的君主。
以雉喻指那些锦衣华服,却片布无所织、满口之乎者也、一辈子锦衣玉食的“斯文废物们”。
对于在鹰的利爪下惨死的“雉”,诗人说“呜呼雉罪诚难赦,鹰兮搏击真豪雄”。
在力主勤劳富国的茶山眼中,岂能容下如此百无一用之物?因此,茶山说它“罪难赦”,盛赞搏击它的鹰是“真豪雄”。
诗中的“鹰”是勇猛、强大的正义的使者,它要搏击的对象目标明确而具体,就是那些“斯文废物”,以及这些“斯文废物”的孵化器——极不公平的分配制度。
在这篇作品中,茶山借助“鹰”和“雉”的形象,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即除了直接从事生产和间接的辅助生产的人之外,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分享劳动成果。
从而,对前人在寓言诗中寄托作者对某一社会现象、心理状态,乃至行为模式的批评教训的传统主题模式做出了新的拓展与突破。
二丁若镛的寓言诗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诗人往往通过细腻生动的描写塑造一个个漫画式的“人物形象”,并充分使用对比夸张等手法增加诗歌的讽刺色彩,再辅以诗附议论手法,将诗歌情感推向高潮,达到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从而实现诗人揭露黑暗现实、呼唤改革的创作目的。
1 漫画式的人物形象丁若镛擅长在寓言诗中以细腻生动的描写构造活灵活现的漫画式的“人物”形象。
诗人往往利用各种花鸟鱼虫与生活中某些人的性格、作风相契合的特征,把它们放到寓言诗的舞台上,扮演人的角色,借以阐释自己的思想与主张。
比如《狸奴行》:南山村翁养狸奴,岁久妖凶学老狐。
夜夜草堂盗宿肉,翻覆瓿连觞壶。
……赐汝一双荧煌黄金眼,漆夜撮蚤如枭雏。
赐汝铁爪如秋隼,赐汝锯齿如于菟。
赐汝飞腾抟击骁勇气,鼠一见之凌兢俯伏恭献躯。
日杀百鼠谁禁止,但得观者啧啧称汝毛骨殊。
……丁若镛在这篇作品中塑造了一个“狸奴”形象。
诗人让这只日久奸猾,不去尽捕鼠之职反而“夜夜草堂盗宿肉”的狸猫,扮演朝鲜朝手握实权的官员——监司。
监司在当时的朝鲜拥有对所辖县的行政、司法、税收等重大权力,并且直接负责惩治危害百姓的各级贪官污吏。
就像捕鼠除害是猫的天职一样,他们本身有义务保护百姓免遭守令、衙役等小官吏的盘剥。
饱受乡吏的欺诈和剥削的百姓常把希望寄托在监司身上。
然而监司们怎肯为百姓解忧呢?诗人借那只不肯捕鼠、监守自盗的“猫”,反映监司们不但枉食俸禄,还常常干些祸害乡里、鱼肉百姓的勾当。
诗中生动地描写了猫的形态特征: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黄金眼”,“秋隼”一般的利爪,“锯齿”一般的利齿和扑跳而起时的敏捷……这么健壮的身躯、如此敏捷勇猛的身手,如果用来捕鼠,必定所向披靡。
可遗憾的是,这只“猫”把它的能力都用在祸害百姓上了。
茶山越写猫的本领大,讽刺的意味也就越强烈。
朝鲜朝后期监司的奸猾形象通过这只“猫”,得到了客观生动的再现。
在《海狼行》中,诗人塑造了“海狼”与“长鲸”的形象,让他们分别扮成朝堂之上争权夺利的两个党派。
诗人动态地描述了海狼袭长鲸的场景:“一群卫鲸首,一群绕鲸后。
一群伺鲸左,一群犯鲸右。
一群沉水仰鲸腹,一群腾跃令鲸负。
上下四方齐发号,抓肤啮肌何残暴。
”在海狼的四面夹击之下,长鲸腹背受敌,难以支撑,最终“鲸吼如雷口喷水,海波鼎沸晴虹起。
虹光渐微波渐平,呜呼哀哉鲸以死。
”诗人借这场海狼与长鲸殊死搏斗的动态描写,形象地再现了朝堂上你死我活的党派之争,并明白地告知世人,党派间的争斗,不过是场“饮食之争”。
诗人还在《和崔斯文游猎篇》中,让改革者化身为勇猛无敌的“鹰”,并着重描写了它搏击雉的过程:“雉飞角角流山曲,鹰来如飘风。
力尽魂飞雉伏莽,鹰将下击还腾空。
霹火闪烁不可谛,苍茫独坐空山中。
”突显了改革者的威武气势与“斯文废物”的百无一用。
2 对比中突显讽刺的效果讽刺辛辣是丁若镛寓言诗的另一主要特点。
诚如韩国学者朴茂瑛所言:丁若镛在其寓言诗的创作中更注重的是诗歌的讽刺效果。
为了加强讽刺的辛辣程度,诗人常常使用对比手法,在对立事物的对比中,纤毫毕现地展现当时社会现象的怪谬残酷,及其“存在的不合理性”。
如《狸奴行》中,诗人把猫鼠这对自然界中的冤家一起送上了寓言的舞台:“自今群鼠无忌惮,出穴大笑掀其须。
聚其盗物重赂汝,泰然与汝行相俱。
吹螺击鼓为法部,树纛立旗为先驱。
汝乘大轿色夭矫,但喜群鼠争奔趋。
”老鼠用偷来的东西贿赂猫,从此可以无需顾忌地猖狂偷盗;猫有了老鼠们敲锣打鼓的簇拥、鞍前马后的效力,也更显八面威风。
讥讽的效果在猫与鼠的“精诚合作”与“各得其所”之间得以急剧放大,诗人犀利的笔法在此也可窥一斑。
同样的对比手法也见于《虫食松》中。
松的挺拔苍郁与虫的丑陋凶狠,松的为国尽忠与虫的自私贪婪,松的无奈而死与虫的茁壮成长……都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对照让读者在体会讽刺效果的同时,也清晰地意识到那个“无一不失当”的朝鲜社会是怎样的怪谬可笑,亟待改革。
3 诗附议论,推向情感的高潮诗附议论,且笔锋犀利是丁若镛式寓言诗的另一典型特点。
尽管在其他诗人的大部分寓言诗里,作者一般不直接出面,即使出面,也仅以故事讲述人的形式出现。
但丁若镛却常在其寓言诗的篇尾,甚至篇中加入议论,点名题旨,甚至高声疾呼。
如诗人在《海狼行》中论道:“汝辈血战胡至此,本意不过争饮食。
瀛海漭洋浩无岸,汝辈何不扬鳍掉尾相休息。
”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党派之争的本质,呼唤各个党派能停止争斗,免去征戮;诗人还在《狸奴行》篇尾高呼:“我今彤弓大箭手射汝,若鼠横行宁嗾卢。
”强烈地表达了诗人改革官吏制度的主张。
丁若镛的这种诗附议论、以点名主旨的创作特点固然是受到了宋诗诗风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创作动机,即用诗歌述实学救国之思,呼唤改革的创作初衷。
丁若镛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思想家。
其诗歌就像“一篇篇李朝末期社会问题的临床诊断书,揭示了社会问题的病灶与病情”,阐释了诗人实学救国的思想和呼唤改革的心声。
寓言诗中往往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凝练的语句、趣味的故事,以及警策的哲理,能在短小的篇幅中展现深长的寓意,具有巨大的感染力。
因此,丁若镛要通过诗歌述思,运用寓言诗体自然是不错的选择。
此外,丁若镛创作寓言诗,也彰显了其对民族文化及文学传统的高度重视与传扬。
寓言是朝鲜传统文学的重要构成,千百年来出现了《乌龟与兔子》、《责猫》、《鼠狱说》等多篇传世的寓言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