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国际环境法对现代国际法的发展秦天宝*内容摘要：随着国际社会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国际环境法也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并在诸多方面推动了现代国际法的发展。
国际环境法扩大了国际法主体的范围；发展了条约和习惯法等国际法渊源；对国家主权的内容进行了扩展，但同时也施加了必要的限制；丰富和补充了国际责任制度；推动了专门解决国际环境争端的制度和机制。
这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国际法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环境保护国际法国际环境法发展国际环境法是最近三四十年来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国际法为了应对人类环境问题对国际法的挑战而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最新发展，它构成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分支。
它是指国际法主体在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发生的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体现它们之间由其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调整国际环境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1〕作为现代国际法的最新分支，国际环境法在很多方面推动了现代国际法的发展。
一、国际环境法对国际法主体的发展传统观点一般都把能够独立参与国际（法律）关系作为国际法主体的一个有效构成要件。
这就预先把那些虽不能独立参加国际关系、但能直接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且有独立国际求偿能力者（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也就是说，持该观点者只是否认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的国际法以及国际环境法主体的地位的。
但从国际社会的现实情况与国际环境法的产生发展来看，这种理论及其指导的实践已经无法真实地反映国际关系了。
国内早已有学者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作出了较为科学的探讨。
如李浩培认为，国际法的主体（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应是其行动直接由国际法加以规定，因而其权利义务直接从国际法那里发生的那些实体。
〔2〕这个定义既包括了传统的国际法主体，如主权国家，又能容纳二战后逐步确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地位，同时也不排除直接由国际法所调整的某些特别关于个人的法律关系中个人成*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王曦：《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2〕李浩培：《国际法的概念与渊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浅论国际环境法对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认为，国家是国际环境法的基本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际环境法的重要主体，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和范围内也可以是国际环境法的主体。
国际环境法中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是指，各国民间的团体、联盟或个人，为了促进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建立的一种非官方、非营利性国际机构。
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构成国际环境法的主体。
首先，非政府组织能够而且实际上已经独立参与到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关系中去。
有许多重要的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经常单独或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共同制定或通过一些重要的国际文件，或就一些重大的问题提出建议，它们往往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比如，在国际环境法中具有—世界自然保护同盟重要影响的《世界自然宪章》就是首先由世界上最大的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IUCN）起草，而后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非政府组织还通过科学研究、收集并传播信息、提交报告、提出议案等途径监督国际环境条约的实施。
其次，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1条规定，经社理事会可以与非政府组织就与其有关并且属经社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征询非政府组织的意见，而环境保护显然属于经社理事会的职权范围之列。
为此，—非政府组经社理事会还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并成立专门处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辅助机关——织委员会。
据此，各国和各地区的（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都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在经社理事会发表意见；享有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利用观察员身份提交议案，影响决策程序直至决策的实质内容。
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环境）法主体地位已经为有的国际法文件所确认，如欧洲国家于1986年4月签订的《关于承认非政府间组织的法律人格的公约》。
西方学者早就承认了个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目前，在西方环境保护领域，个人已经可以直接享有国际环境法上的权利，承受国际环境法的义务，并享有与其他国际法主体近乎相同的诉讼资格。
首先，有关的国际实践和国际条约都已承认个人可以直接享有国际环境法的权利。
个人可以直接依据有关的国际环境条约享有权利和利益。
如，欧洲国家于1998年在丹麦奥胡斯签订的《在环境领域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与诉诸司法的奥胡斯公约》就以国际环境条约的形式直接为公众创设了在环境方面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和诉诸司法权等权利，这些权利都是公民环境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与实现途径。
其次，个人能够承担国际环境法上的义务甚至法律责任。
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立了“个人应该为其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重要国际法原则。
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继承了这一原则，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对自然人具有管辖权，个人可以承担国际法上的刑事责任。
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受案范围中，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与国际环境保护密切相关。
破坏对全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全球环境的国际罪行，显然属于危害人类罪；此外，违反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战争中使用被禁止的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和手段，当然构成战争罪。
凡是构成这两种罪行的个人，都有可能被国际刑事法庭宣判为有罪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第三，个人在与环境有关的国际司法活动及争端解决活动中享有与其他国际环境法主体平等的资格与权利。
目前明确规定个人享有一定的诉讼权的国际环境文件主要是1994年《北美环境合作协定》，该协定第14条规定了公民申诉制度，即“任何一个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可以对某一成员国未有效执行其环境法提起申诉（submission）”，从而引发正式的、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程序。
在欧洲，前面提到的《奥胡斯公约》也为个人平等地参与国际环境司法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授予个人国际环境法上的主体地位，使其本人或通过其代表组织对主权国家提起诉讼或类似于诉讼的一种国际程序。
这是国际环境法在突破一些传统主权观念的基础上对现代国际法的一大发展。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作为国际经济关系重要参与者的跨国公司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而也引发跨国公司能否作为国际环境法主体的争论。
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应具有国际环境法主体的地位。
首先，跨国公司作为被动主体一直处于国际环境法的调整之下。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制定的《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第3部分“跨国公司的活动和行为”中就有关于跨国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
其东方法学2008年第5期次，跨国公司作为能动主体在国际环境法上具有一定的准诉讼资格。
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设立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专门负责解决一缔约国与其他国家国民间“他国国民”既包括本国人，也包括本国或他国的跨国公司。
〔3〕而任何与投资有关的法律争端。
其中，“任何与投资有关的法律争端”显然包括跨国公司因环境保护问题与缔约国间发生的具有法律性质的争端。
在该中心，跨国公司与缔约国具有平等的准诉讼资格。
事实上，国际法主体的范围在历史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根据国际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扩展。
〔4〕国际法主体经历了从欧洲“文明国家”到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广大“非文明国家”，接着到美洲、大洋洲的非基督教国家，再到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又到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发展历程。
可见，国际法的主体一直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随着国际社会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国际法主体的范围必将随之逐渐扩大。
任何实体只要能够承担国际环境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实施法律行为，就应当在有限的范围内承认其国际环境主体资格。
除了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也是国际环境法的主体，它们同时构成国际法的有限主体地位，这是符合国际法主体的历史发展规律的。
二、国际环境法对国际法渊源的发展（一）国际环境条约对国际法的发展由于环境问题以及国际环境法的特殊性，国际环境条约具有一些传统条约所没有的新特点，这些特点也反映了条约对国际法渊源的新发展。
首先，在条约的形式方面，环境条约大多采用“框架公约+议定书+附件”的“框架公约”模式（简称“框架公约”模式）。
即，框架公约通常只对缔约国的权利义务作出原则性的规定，议定书规定缔约国具体的权利义务和保护措施，附件则提出更为详细的清单。
这是因为：第一，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国际社会需要就某些问题进行超前立法。
而超前立法的弊端就在于，在对某一环境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有更为科学的认识之前，不可能就此问题在框架公约内作出全面而具体的规定。
有时只能先对暴露出的问题及时进行国际立法，其他的留待科学更为确定时再在议定书甚至附件中加以规定。
第二，由于存在科学不确定性，各国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不同，超前立法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影响迥异，因此各国间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国际一致比较容易，但要划分具体的权利义务就非常困难。
而采用“框架公约”的模式就可以避免各国纠缠于一些具体的规则或条款，从而降低谈判成本和履约的难度，有利于各国的接受和该领域国际环境法的发展。
第三，由于框架公约中规定具体事项的是议定书和附件，在客观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对一些非重大原则性问题进行修改时，可以只修改议定书或附件，而不会只因为一些细节的变化而影响整个条约体系的效力。
“框架公约”模式可以维护该领域条约体系的完整性。
其次，在条约的内容上，程序事项的规定重于实体义务的规定。
环境条约的“框架公约”模式决定了在条约的内容上只能对缔约国的实体义务和应实现的环境目标作出笼统含混的规定。
但同时，为了使各国绕过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各国政治立场和社会经济利益的冲突造成的障碍，在该领域确立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给今后的国际合作奠定基础，框架条约一般对环境监测、信息交流、通知、报告、定期审查、协商等程序性的事项规定得相当详细和具体。
因此，也就出现了在环境主条约的内容上，程序事项的规定重于实体义务的规定的现象。
〔3〕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87页。
〔4〕国际法主体种类的演变，参见［英］詹宁斯、瓦特：《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分册）》（第9卷），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48-50页；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5-76页。
浅论国际环境法对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再次，环境条约效力的普遍性增强。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环境条约不允许保留。
如前所述，国际环境法具有公益性的特点，国际环境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全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基础，其宗旨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