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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和规范国家权利的案例第一部分国家权力运行知识要点：1、法的渊源与效力等级2、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运行3、法院的宪法地位案例1:洛阳种子案2001年，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委托伊川县种子公司代为繁育杂交玉米种子20万斤，约定收购价以当地玉米市场价的2、2至2、5倍计算。
后来，伊川县种子公司未能如期交种子，2002年底被汝阳县种子公司诉至洛阳市中级法院。
2003年初，洛阳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双方没有分歧，而在赔偿数额上各执一词。
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的立法精神，以“市场价”计算，请求判决赔偿损失70万元；而被告主张适用《河南省种子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必须严格执行省内统一价格，不得随意提价。
”即按照“政府指导价”计算，赔偿原告损失2万元。
对法律法规之间的不同理解使两者的赔偿数额相差了几十万元。
2003年5月27日，洛阳中院依据上位法作出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9万余元。
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审判长李慧娟，其在判决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
”。
正是这样一段表述，引起了后来的风波。
在这个案件宣告判决后的7月份，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向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就该种子案经营价格问题发出一份请示。
10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室发文明确答复表示，《河南种子条例》第三十六条关于种子经营价格的规定与《种子法》没有抵触，继续适用。
同时，该答复重点指出：“（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中宣告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该答复还责成洛阳市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权，纠正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对直接负责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
宪法案例分析题、材料分析题及基本法条理解：2013级法学班一、宪法案例分析题、材料分析题(一)案例分析题：1997年7月1日以后，大批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中国内地所生子女，要求享有在港居住权。
在面临偷渡和人口的巨大压力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于1997年7月9日修改了《1997年人民入境条例》。
根据此条例，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有权立即遣返无证儿童。
因此，部分无证儿童向法院提起诉讼。
1998年1月2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对此案做出裁决。
终审法院的判决主要包括：（1）特区法院审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如果认为不符合基本法，特区法院具有司法管辖权并可以宣布其无效。
我们认为，如果发现有不符合基本法之处，特区法院确有管辖权和责任，去宣布其为无效，我们毫不含糊的申明此点是正确的。
（2）特区法院审理它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这种管辖权来自主权国家。
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依照中国《宪法》第31条为特区通过基本法，基本法已成为全国性法律，也是特区宪法。
问题：1、请简要评述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的判词。
2、谁有权审查香港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答案要点：1、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判词中有错误。
判词中提出的特别行政区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法理基础，与“一国两制”背道而驰。
特别行政区是我国的地方行政区域，因而决定了特别行政区法院无权审查和宣布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立法行为的无效。
2、特别行政区法院只能执行法律而不能对法律提出质疑。
审查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而不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的权力.（二）案例分析题：某市著名民营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李某，在全国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会上，论及政府有关民营经济的一些政策和管理措施时，对其所在市领导的某些做法大加批评，言辞颇为激烈。
该市领导获悉后极为不满，并安排其秘书对李某的通讯往来密切监控。
一个月后，该市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宣布将李某逮捕。
宪法学、法理学部分案例分析目录齐玉玲案——宪法的司法化 (1)河南种子案——中央与地方、人大与法院 (8)宪法上的平等 (12)最牛钉子户事件——什么是公共利益、合理补偿 (16)《秋菊打官司》的官司——科斯定理与权利保护 (22)河南郑州中原区法院的判例法——判例法在中国 (32)齐玉玲案——宪法的司法化宪法实施的新探索——齐玉苓案的几个宪法问题王磊如果说齐玉苓案是2001年的中国第一大案，其实也并不为过。
虽然该案没有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没有多大的标的，但它却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对中国宪法的一些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为宪法司法化开辟了一条道路，是宪法实施的一种新探索。
对于这个案件，褒贬不一。
但总的说来，学界还是肯定的多。
本文将该案涉及的有争议的宪法问题归纳为六个大的方面分别加以讨论。
宪法是否调整私法关系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宪法是公法，公法不可以调整私法关系。
齐玉苓与陈晓琪之间的纠纷是私人之间的纠纷，因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山东省高院的判决是用公法来调整私法关系，违反了公法私法划分的理论。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那种认为宪法仅仅是公法的时代早已结束”。
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公法、私法的划分都是事实。
宪法属于公法范畴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第一，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也是发展变化的，它们的界限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在19世纪，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个人，即使国家要参加经济活动，也不是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而只是像个人一样，是民事平等关系的一方。
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活动日益扩张，在法律领域中出现了“法律社会化”的现象，结果促使公法和私法之间相互渗透，两者的界限有时模糊不清。
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除了个人，还有国家机关，以及无数拥有强大经济、政治势力的，介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团体、组织——其中最典型的是各种企业组织以及工会。
经济活动主体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公、私法划分的基础。
经济法案例分析河南种子案2001年5月，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该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由伊川县种子公司代为培育玉米种子。
2003年年初，汝阳县种子公司以伊川县种子公司没有履约为由诉至洛阳市中级法院，请求赔偿。
伊川县种子公司同意赔偿，但在赔多少钱上，双方争执不下。
该案承办法官发现，原被告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是：种子价格是适用市场价还是政府指导价——根据河南省人大常委会1989年出台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应该适用政府指导价，大概需要赔偿2万元；但根据1998年的《价格法》和2001年的《种子法》，应该适用市场价，应当赔偿损失70万元。
本案审判长李慧娟，女，30岁，刑法学硕士，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5月27日，洛阳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最后赔偿各种经济损失近60万元。
判决书认为：“《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
法官判令伊川县种子公司按市场价进行赔偿。
伊川县种子公司不服判决，遂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
洛阳中院判决书的这一表述激起河南省人大的强烈反响，河南省人大认为“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中宣告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违法宣告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问题的通报》，要求河南省高院对洛阳市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
洛阳市中院党组根据要求作出决定，撤销判决书签发人民事庭赵广云的副庭长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该决定最终未履行。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请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3月30日作出《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指出《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
处罚经营不在审定区域的种子案适用法律分析一、基本案情：2015年3月中旬某日，江苏省A县农委在种子市场检查时，发现某经营户门市出售中玉9号玉米种。
该玉米种标注的审定情况是：国审玉2004006、豫引玉2005007、冀审玉2004001、鲁审玉2003001；标注的适宜区域是“吉林南部，北京及陕西省延安地区春播，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南部地区夏播。
经查询中玉9号的审定情况是：甘审玉2012004、宁审玉2006003、国审玉2004006、冀审玉2004001号。
国审玉2004006审定结果是：品种名称：费玉3号（中玉9号）；审定意见：经审核，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准，通过审定，适宜在辽宁北部、吉林中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北京、天津及陕西省延安地区春播，山东夏播，丝黑穗病发生区慎用。
在案件调查期间，执法人员要求经营户提供该品种全部的审定意见，无果。
由此认定为江苏不在该品种审定适宜种植区域内。
二、处理意见分歧：对待销售该案的中玉9号玉米种违法行为如何定性处罚，主要产生如下几点意见：一是经营应当审定而未审定的种子。
理由是：中玉9号是经过国家审定，但审定结论不包括江苏，并且江苏省没有对该品种的审定，在江苏省经营推广，应该认定为：在审定公告的适宜生态区域外推广，且未经过该区域省级农业部门同意引种。
但是，《种子法》并未明确该行为应当认定为“经营、推广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种子”行为。
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种子法第六十四条如何适用的答复意见》（法工办复﹝2007﹞4号）和《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种子法有关条款适用的函》（农办政函【2006】8号）的内容理解，这个行为就是经营应当审定而未审定的种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应当根据《种子法》第六十四条处罚，本条文的处罚内容为：“责令停止种子的经营、推广，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河南省金冠种业有限公司、许昌五谷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由】民事侵权责任纠纷侵权责任纠纷产品责任纠纷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审理法院】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日期】2020.09.14【案件字号】(2020)豫10民终1555号【审理程序】二审【审理法官】李杰蔡文慧张靖【审理法官】李杰蔡文慧张靖【文书类型】判决书【当事人】河南省金冠种业有限公司;许昌五谷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当事人】河南省金冠种业有限公司许昌五谷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当事人-公司】河南省金冠种业有限公司许昌五谷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代理律师/律所】陈嘉琨河南君志合律师事务所;王晓文、丁茹茹河南先利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律所】陈嘉琨河南君志合律师事务所王晓文、丁茹茹河南先利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陈嘉琨王晓文、丁茹茹【代理律所】河南君志合律师事务所河南先利律师事务所【法院级别】中级人民法院【字号名称】民终字【原告】河南省金冠种业有限公司【被告】许昌五谷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观点】根据双方诉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上诉人金冠种业赔偿被上诉人五谷香公司财产损失161380元是否适当。
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条》所对应的部分签名者，已在一审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是否系其本人签名，上诉人完成可以通过一审庭审调查查明该事实，而且一审已对双方的质证意见进行了分析阐明，核实了《协议》、《收条》、《证明》的真实性，排除了其中未收到补偿款的《收条》。
【权责关键词】催告撤销实际履行过错第三人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证明力证据不足自认新证据质证拘传罚款拘留诉讼请求简易程序驳回起诉维持原判迟延履行金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指导案例标记】0【指导案例排序】0【本院查明】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上诉人金冠种业赔偿被上诉人五谷香公司财产损失161380元是否适当。
案例28 种子案 2001年5月22日，河南汝阳县种子公司（下称汝阳公司）与伊川县种子公司（下称伊川公司）签定合同，约定由伊川公司为其代繁玉米种子。
合同约定：汝阳公司给伊川公司提供亲本玉米种子2437.5公斤，伊川公司为汝阳公司代繁农大108玉米杂交种子10万公斤。
合同履行期限止2002年10月31日止。
同时，双方约定，汝阳公司接受玉米种子的价格为基地收购价加代繁费，基地种子收购价的确定按移交种子时当地市场商品玉米单价的2.2至2.5倍计算。
但伊川公司未能履约，为赚取更大利润，将所育种子高价卖与了他人。
2003年初，汝阳公司以伊川公司不履约为由，将其诉至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伊川公司合同违约并对汝阳公司做出经济赔偿。
伊川公司同意做出赔偿，但在赔偿损失的计算方法上与汝阳公司发生争议。
汝阳公司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的立法精神，赔偿损失的计算方法应按市场价格定，伊川公司之所以将代繁的种子转卖他人，也是因为当时市场价格较高。
汝阳公司按市场利润3.4~3.9元1公斤价格计算，扣除其它因素损失为70余万元。
而伊川公司认为，赔偿应当依据《河南省农作物管理条理》及省物价局、农业厅据此制定的《河南省主要农作物种子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即政府指导价来确定赔偿数额，因为按此计算，伊川公司只需赔偿2万元左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经审理后，于2003年5月27日做出（2003）洛民初字第26号判决书，判决书认定：《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理》作为法律价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而河南省物价局、农业厅联合下发的《通知》又是根据该《条例》制定的一般性规范性文件，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亦为“无效”条款，遂判令伊川公司按市场价格赔偿汝阳公司经济损失59.7万余元。
但伊川公司则提出，《种子法》并没有对种子的销售价格做出任何规定，《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对农作物种子经营价格做出的具体规定没有与《种子法》、《价格法》相抵触，法庭不应视之“无效”。
宪法案例分析题、材料分析题及基本法条理解：2013级法学班一、宪法案例分析题、材料分析题(一)案例分析题：1997年7月1日以后，大批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中国内地所生子女，要求享有在港居住权。
在面临偷渡和人口的巨大压力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于1997年7月9日修改了《1997年人民入境条例》。
根据此条例，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有权立即遣返无证儿童。
因此，部分无证儿童向法院提起诉讼。
1998年1月2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对此案做出裁决。
终审法院的判决主要包括：（1）特区法院审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如果认为不符合基本法，特区法院具有司法管辖权并可以宣布其无效。
我们认为，如果发现有不符合基本法之处，特区法院确有管辖权和责任，去宣布其为无效，我们毫不含糊的申明此点是正确的。
（2）特区法院审理它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这种管辖权来自主权国家。
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依照中国《宪法》第31条为特区通过基本法，基本法已成为全国性法律，也是特区宪法。
问题：1、请简要评述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的判词。
2、谁有权审查香港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答案要点：1、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判词中有错误。
判词中提出的特别行政区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法理基础，与“一国两制”背道而驰。
特别行政区是我国的地方行政区域，因而决定了特别行政区法院无权审查和宣布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立法行为的无效。
2、特别行政区法院只能执行法律而不能对法律提出质疑。
审查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而不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的权力.（二）案例分析题：某市著名民营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李某，在全国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会上，论及政府有关民营经济的一些政策和管理措施时，对其所在市领导的某些做法大加批评，言辞颇为激烈。
该市领导获悉后极为不满，并安排其秘书对李某的通讯往来密切监控。
一个月后，该市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宣布将李某逮捕。
深圳涉黄人员当街示众，评析警察的做法11月3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29日下午，深圳市福田区警方召开两场公开处理大会，对近期“扫黄”专项行动中抓获的100名涉嫌操纵、容留、强迫妇女卖淫，路边招嫖卖淫嫖娼，派发色情卡片等违法犯罪人员进行公开处理。
在沙嘴社区公处现场，有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50名涉黄人员被全副武装的民警押解到现场后，福田公安分局副局长宣布处罚决定。
人权这一概念，从观念上的普及、法律上的界定，国内范围中，1991年我国发表了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2004年《宪法》第33条庄严写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明确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
”尽管该公约迄今对我国尚未生效、不能直接适用其规定，但结合我国积极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努力进程，特别是基于《宪法》中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规定，秉持基本人权理念，毫无疑问，我们应积极在思想上重视、行动上落实该标准在福田警方的举措中，涉嫌违法犯罪人员被强制带到公开场合，仅以口罩半遮面，且当众宣布对其的处理决定，不能不说是对其人格尊严的侵犯。
按照《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界定，绝大多数涉黄人员仅涉嫌违法，只须接受行政处罚，而只有极少数人涉嫌犯罪，应受到刑罚制裁；根据福田警方公布的数字，涉黄人员中刑事拘留17人，行政拘留142人，也证实了绝大多数人仅是轻微违法，并非触犯刑律。
而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的是“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不管其是违法还是犯罪，不管其被判处刑罚的种类和期限，换言之，即使是死刑犯，其得到人道及尊重人格待遇的权利也不容剥夺。
福田警方的公开处理，在目前的执法司法实践中绝非个例，在各类“严厉打击”、“专项行动”中的“公开处理”、“公捕”、“公判”中，人们不难窥见运动式执法不自觉地对法律原则和法制精神的某种程度的背离。
Post By：2009-12-19 13:01:00关于能动司法朱苏力（苏力*）在一篇论文中，我曾经对“能动司法”的提法表示某种程度的保留，但未能展开。
[1]在这里我想继续展开一些有关能动司法的思考。
一．为什么能动司法？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引进了抗辩制，中国司法制度运行通过“放权”，即把之前完全由法院和检察院掌握的调查权完全或部分放给了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这一改革本来是出于国家财政的考量，但带来司法风格的重大变化。
当法官不再独立搜集证据之际，抗辩制必然导致法官在司法中更多聆听，自然行为上显得消极，并且在听取证据时力求首先保持中立，而律师在司法过程中扮演了比之前更积极也更重要的角色，律师与法官互动导致了司法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更强调程序正义，而不是实体正义。
这一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基于利益驱动激发和促进了出庭律师的从业能力；而由于律师的能力提高，也大大推动了检察官和法官的职业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由于分工，也提高了司法解决纠纷的能力，主要是法官处理案件的数量，回应了社会对司法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使法律规则问题和程序问题成为司法中的核心关注。
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现状，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城乡差别，也给司法留下了一些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要理解这些问题，首先要看看抗辩制司法模式的前提假定：双方当事人在能力大致相当的律师的代理下通过法庭审理获得有关争议的基本真相，并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
但这个前提假定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无法满足。
第一，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基层社会，缺乏律师；[2]其次，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与实践者的天赋和经验有很大关系，而无论是法学院训练还是统一司法考试（或律师资格考试）均无法保证律师技能的统一和标准化；[3]以及第三，律师的不同能力有不同的市场价格，而不同当事人的支付律师服务的财政能力是不同的，更有理的一方当事人不会因自己有道理就能得到更好的、甚至同样能力的律师。
河南农业2024年第5期备案引种的数量快速增加，市场上新品种日益增多，品种名称五花八门，加大了农户选种难度。
安阳市的县区基层监管部门人员少，有的县农业综合执法队甚至只有3名工作人员，还要承担其他农村事务，执法检查任务重，专业素养不足，再加上检查经费缺失，不能满足属地全覆盖监管要求，加大了种子质量监管难度。
（二） 种子质量检测不够全面安阳市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以玉米、小麦、花生等种子监督检验为主要工作，检验项目有净度、水分、发芽率、纯度和生活力，但检验范围小，技术不够全面。
监督抽查以小麦、玉米、花生等作物种子为主，没有覆盖棉花、蔬菜、谷子、绿豆等作物种子。
受抽查经费所限，近年纯度项目采用本地田间种植鉴定方式，安阳市种子1 hm 2的种植鉴定由种业管理科牵头，代表性不够。
供技术支撑，加强县级执法队伍建设，优化人员编制，提高种子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
2.建立市、县两级种子监管部门的运行机制，做到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
建立同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的协同配合、信息共享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种子监管效率。
3.建立社会化种业监督机制及有奖举报与信息公开制度，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探索种子信用档案制度，引导种子企业、商户守法经营。
（二）改进种子质量监督抽查机制1.因地制宜，科学制订抽查方案。
结合各县（区）实际，制订和细化监督抽查方案，在全市主要以玉米、小麦为抽查作物的基础上，内黄县可以增加花生、西瓜、ZHILIANG ANQUAN质量安全辣椒等作物种子抽查，安阳市龙安区和殷都区西部丘陵旱地和林州市可增加谷子、绿豆等小杂粮种子抽查。
2.定期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
根据本地农时适时安排监督抽查，建立节假日轮休制度，保证假期不间断监督抽查工作，切实做到商户、企业全覆盖，品种全覆盖，按时完成抽查任务。
ZHILIANG ANQUAN质量安全。
全国行政执法实务培训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理论与实务研究背景资料：1、中国法律体系冲刺形成2011年全国两会上，官方高调向世人宣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为了配合这一论断的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座谈会，“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实际，适应改革改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2月21日25日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四篇评论员文章，阐述法律体系的意义，营造舆论。
这个体系是：自1982年通过现行宪法，先后四次修订，截止2011年2月底，现行有效法律共有240件，行政法规690件，地方性法规8600件，构成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法律体系四个阶段：1996年2月正式提出，2002年11月初步形成，2007年基本形成，2010年已经形成，四个阶段，形成不等于完成。
拍砖：问题：法律是妥协中庸的产物，不适应现实情况。
立法方面实行的是“多条腿走路的办法”，因而造成事实上形成了“摆设立法”“层级矮化”、“部门切割”、“庞杂破碎”、“缺乏体系”、“打架严重”。
宪法授权国务院及地方政府。
立而不备、备而不审，审而不决、决而不刚，主体繁多。
良法与恶法之争。
2005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司法解释审查备案工作程序》希望得到改观：法律界人世直言：对法治有信心、对法律无信仰。
今后需要注意的是：先改革后立法、着眼于新法，运动式清理，精力放在修改完善上下功夫。
目前：只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法治的路还很长，陕西国土厅会议决定形式否定法院生效判决，校园血案，法律血案，拆迁惨案，信访量大。
实务界存在的问题：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口头上讲法，实质上不讲法，而是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但经过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实现法律效果，必然同时实现了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