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与哈工大——“哈工大精神”探源中国教育报（顾寅生）在20世纪50年代哈尔滨工业大学扩建初期，学校汇聚了立志为共和国工业化献身的大批青年才俊，培养出平均年龄在27.5岁的800多位年轻教师。
这支队伍艰苦创业，硕果累累，积淀了哈工大人坚持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坚持科学精神的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对国家、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心这些大学精神的深厚底蕴。
这支队伍被老校长李昌昵称为“八百壮士”。
在祖国的东北名城哈尔滨市坐落着哈尔滨工业大学。
多年来，哈工大以学科全面、人才济济、成果丰盛而享誉海内外。
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苏“蜜月期”结束后，哈尔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地域优势逐渐消退。
尽管多年来地方政府在办学上给哈工大以很大的支持，但是位置偏远、气候寒冷、地方经济在转制过程中遭遇困难等不利条件客观存在。
然而，多年来哈工大却在以稳健的势头持续发展。
哈工大1984年入选国家“七五”、“八五”期间重点建设的15所院校，1996年成为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的13所院校之一，1999年位列国家“985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9所大学之一。
几十年来，出自哈工大的两院院士有70余位，各地高校领导第一把手一百多位，副校长、副书记一百多位。
在国人引以为豪的祖国航天事业中，有哈工大毕业生近万人。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神五”发射时任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的李继耐，副总指挥胡世祥、栾恩杰，“神五”飞船系统总指挥袁家军，曾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三垂一远”模式的提出者李元正和试验大队大队长许达哲，长征二号F火箭的总设计师刘竹生，KM6工程总设计师黄本诚，“神六”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神六”飞船系统总指挥尚志，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空间光学分系统主任设计师王家骐，“神六”副着陆场总指挥吴年生，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探月工程副总指挥马兴瑞，“神舟”飞船分系统指挥于登云，火箭发动机和工程热物理专家庄逢辰，“长征四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孙敬良……都是哈工大的校友。
每当有人问询哈工大发展的动因时，学校领导的回答都是：“哈工大的发展主要靠‘人和’，靠我们内部薪火相传的强劲的凝聚力、旺盛的生命力与蓬勃向上的奋进力，我们称之为‘哈工大精神’。
只要‘哈工大精神’世代相传，哈工大就会永葆青春。
”提起“哈工大精神”，还要从20世纪50年代哈工大第一代“八百壮士”说起。
一“壮士”，在人们的印象里一般理解为在战场上以一当十，奋勇杀敌的勇士。
“壮士”与大学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在20世纪50年代哈尔滨工业大学扩建初期，学校汇聚了立志为共和国工业化献身的大批青年才俊，培养出平均年龄在27.5岁的800多位年轻教师。
这支队伍艰苦创业，硕果累累，积淀了哈工大人坚持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坚持科学精神的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对国家、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心这些大学精神的深厚底蕴。
这支队伍被老校长李昌昵称为“八百壮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是1920年由苏联创办的中东铁路（1945年改为中长铁路）学校。
1950年移交给中国政府时，学校仅有师生近800人，多数是苏联侨民。
当时苏联政府表示，如果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苏联愿意派出专家支援学校建设。
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兼任哈工大校长的冯仲云立即把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建议接受苏方提议。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首肯。
20世纪50年代，哈工大从苏联26所著名高校相继聘请了70多名专家来校工作。
当初的哈工大像磁场一样，吸引着大批满怀理想的热血青年。
来哈工大向前苏联专家学习，“相当于不出国留学苏联”！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踊跃报考、应聘来到哈工大求学、工作。
来自浙江的吴满山教授回忆说，当时甚至有已考取国内其他名牌大学的学生，上了一年学以后退学重新报考哈工大。
一批从全国各高校选送来的优秀青年讲师、助教是这支队伍的“晶核”。
这些年轻人是当年哈工大“八百壮士”的主要来源。
当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政府把向苏联学习作为基本战略方针。
哈工大传统上用俄文教材、俄语授课，自然成为学习苏联的试点。
党中央、政务院为哈工大规定了办学方针和任务：“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办法，培养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和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
”二“壮士”们怀着实现祖国工业化的理想和向苏联专家学习的憧憬聚集到哈工大，勤奋学习，艰苦创业，使哈工大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和工业化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创造哈工大历史辉煌的同时，也培育了“与祖国共命运，勇于担当重任”的爱国精神。
当时受聘于哈工大的70多位苏联专家，都具有很好的理论功底、实际能力和敬业精神，来校后勤奋努力地工作。
1949年由清华大学来哈工大任教的陈雨波教授回忆说，当时苏联教育制度的优点一是基础扎实，数理化、力学基础课的学时较多，开设面也较广；二是专业培养较深化，由于按专业培养人才，专业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时较多；三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四是培养过程的高度计划性……国内各院校在那一个时期学习苏联，培养出一大批到工作岗位很快顶用的学生。
据1949年来自云南大学的李家宝教授回忆，30多岁的苏联金相专家奥尔洛夫在哈工大工作期间，因公出差不幸患病不治，为中国人民的高教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古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由于长期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写博士论文，牺牲了自己获得学位的机会。
年长的机械工艺专家布兹列克每天上午教完4堂课后，坐在教室为研究生答疑，指导教研室工作，回应工厂的咨询，常常忙到下午3点以后才能回家吃饭。
由于长时间积劳成疾，他罹患阑尾炎、肺炎，卧床3个多月，生命几致垂危，在病中他仍不忘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
50年代前后至60年代期间哈工大的四任校长都特别爱惜人才。
身为省长的冯仲云校长的做法是请内地来的教师到家中吃顿便饭。
陈康白校长专注于引进人才，国内著名专家马大猷、李酉山等都被借聘来校工作。
时任副校长的高铁为单身教师找对象，主持集体婚礼。
爱才如命的李昌校长更是唯才是举，主张“打着灯笼找人才”。
1961年，26岁的数学助教吴从炘品学兼优，学校破格晋升他为副教授，但是他曾被原单位“开除团籍”。
这事被东北局领导质询，李昌派人去“答辩”，说服了上级。
“选苗子、拔尖子、摘桃子、压担子”，是20世纪50年代哈工大培养青年教师的典型做法。
这里讲讲“摘桃子”和“压担子”。
“摘桃子”的意思是，让高个子站在大家肩上把高处的桃子摘下来，再由大家分享。
意即强调团队支持一个人先突上去，再带动整体水平提高。
“一个人上去，全教研室光荣”，“一群人上去，全校光荣”，在哈工大逐渐形成了主体价值观。
“压担子”就是让青年教师挑重担，尽快成才。
其一是领先全国为青年教师评高级职称。
1957年哈工大晋升首批13名副教授，其中年龄最大的37岁，最年轻的李家宝只有31岁。
其二是让青年教师尽早“唱主角”。
当年哈工大把接替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主持新课题的研究等工作，都交给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
其三是大胆提拔。
当时许多20多岁、30岁出头的青年人就担任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
“八百壮士”的领军人李昌，1953年来哈工大做校长时才38岁，与他的队伍同属“少壮派”。
老教授们回忆，“那时候不分节假日，我们在李校长的办公室研讨教学和发展问题，经常是谈到凌晨。
”李昌来学校后恶补高等数学，连续四年请人每周六晚上给他上课，还能挤出时间按时完成作业。
这种拼命精神感染着多数比他年轻的“壮士”们，很多人经常“开辟第四单元”（上、下午和晚饭后各为一个时间单元），看书、备课、搞研究直至深夜。
1957年，随着以机、电、仪、土木、工程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教学体系的基本建成，哈工大当时共有教师856名，平均年龄27.5岁，在当时全国重点高校中是一支最年轻的教师队伍，被李昌校长誉为“八百壮士”。
“八百壮士”开创的“第一波”的业绩包括创办新专业、编译新教材、培养大批工程师，以及自身成长为专门人才。
哈工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办了24个新专业，焊接等一些新专业成为国内各工科院校兴办新专业的策源地。
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许多理工科院校都曾派教师来哈工大焊接专业进修。
新专业的建立，为当时快速发展的国家工业化建设解了燃眉之急。
当时高校理工科教材缺乏，哈工大组织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翻译了约2 000万字的俄文教材出版发行，解了国家的急难。
哈工大在全国理工科院校中率先实行了五年学制，学生毕业后授予“工程师”称号。
这使得哈工大以“工程师的摇篮”享誉全国。
1960年前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苏联撤回全部专家，国家和学校的发展都遇到了困难。
哈工大的“八百壮士”们与苏联师友依依惜别后，毅然担当起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重任，学校仍然稳健地向前发展。
三“八百壮士”在学校的辉煌时期做出了骄人的业绩。
在遭受挫折的逆境里状态如何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动心忍性”，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凸显出这一群体的风骨。
在商业大潮面前，“八百壮士”和弟子们也能耐得寂寞、守得清贫，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搞科研、做学问。
队伍得以稳步提高，学校得以持续发展。
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八百壮士”中的许多人都经历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磨难。
他们人到中年，不是拖家带口去农村插队，便是随校南迁重庆，学校已是七零八落。
不少人头顶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白天干重活，晚上还要挨批斗。
但是多数人没有放弃对科学、专业的追求，没有放弃一代学人对国家、社会的责任。
比起“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磨难，时间更长的是物质生活的窘迫。
孩子大了，一家人仍旧挤在筒子楼里。
商品短缺时期，东北三省的情况尤甚，就连米面等“细粮”都很缺乏。
走后门托人弄吃的，套购紧缺商品成为居民们的生存手段。
可是在哈工大，仍有一批教授不为所动，安贫乐道，执著地追求着事业上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初，马祖光教授接受了筹办激光专业的任务，当时是人、财、资料皆无。
他就每天到省图书馆去查阅、摘抄外文资料，用透明纸把图描下来，常常是边啃干粮边看书，直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去。
工作人员被感动，也只能悄悄地递上一杯开水。
几年下来，马祖光摘抄了厚厚的几十本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教研组。
筹办实验室没钱没设备，他们从垃圾堆里拣了台报废的示波器，从很远的一个废品收购站推回了一手推车旧的蒸馏器皿。
后来马祖光在德国汉诺威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新光谱。
取得成绩之时，他在托人捎给家人的录音带中说：“人家的条件再好，也不如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我们现在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困难越要使出最大的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滚滚商潮冲击着校园，社会分配“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教授的收入甚至不如大宾馆的服务员。
在这种情况下，哈工大没有人去乱办班、乱收费，也不降分录取高价学生。
“八百壮士”此时都成了老教授，仍然坚守着自己的责任和信念，一门心思搞研究、育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