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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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诗赏析《琵琶记》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由唐代文学家白居易所作。
这部诗以其优美的语言和深刻的内涵,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珍品。
本文将对《琵琶记》进行赏析,探讨其艺术魅力和文学价值。
首先,我们来看看《琵琶记》的背景和作者。
《琵琶记》是白居易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创作的一首长诗,全诗共60首,以叙事诗的形式,描写了唐代宫廷中的琵琶女李师师的生平遭遇和情感经历。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的诗歌以清新、明快、朴实的风格著称,对后世影响深远。
《琵琶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琵琶记》以其优美的语言和深刻的内涵,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珍品。
首先,从艺术魅力来看,《琵琶记》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情感描写,展现了唐代宫廷中琵琶女的生活和情感世界。
诗中对李师师的描绘细腻入微,如“纤纤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金井梧桐,玉鸭雕梁,醉里且歌且笑,无人知是何年”等句,都展现了她的美丽和才情。
同时,诗中还描写了她与君王的爱情纠葛,展现了她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这些描写都展现了白居易对人物形象的深刻把握和生动表现,使得整个诗篇充满了魅力和张力。
其次,从文学价值来看,《琵琶记》以其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意蕴,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诗中通过对李师师的描写,展现了唐代宫廷中的生活风貌和人物形象,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同时,诗中对爱情、人生、命运等主题的探讨,也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例如,“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长安城里头,万户送秋雁”等句,都展现了白居易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命运的思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
综上所述,《琵琶记》以其优美的语言和深刻的内涵,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珍品。
它不仅在艺术魅力上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而且在文学价值上也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思想意义。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琵琶记》将会一直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成为后人学习和赏析的经典之作。
善与善的冲突:《琵琶记》的伦理世界《琵琶记》是一部在中国戏剧史上有着特殊重要地位的作品,不仅对明清时期的戏剧文学创作和舞台演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戏剧批评史上,也很少有一部作品像《琵琶记》那样长期成为争论的焦点。
尤其是关于它的情节疏漏和风化之旨,历代论者聚讼纷纭,毁誉褒贬之间,相去不啻霄壤。
笔者注意到,在批评《琵琶记》中明显的情节疏漏时,论者多将之视为一个剧作学上的缺陷,作者对此或缺乏意识,或无力为之;而关于《琵琶记》的主旨或高明的思想倾向,一般论者评价的基础都是剧中“副末开场”时所说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本文尝试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如果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很容易发现刻意宣扬的风化之旨与剧中实际表达相去甚远,几近于虚饰之辞;而看似无力为之的情节疏漏却指向更深层的主题,或出于有心之举。
《琵琶记》是高明对早期民间戏文《赵贞女》的再创作。
《赵贞女》讲述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故事,和《王魁》、《张协》等戏文一样,都反映了封建时代书生发迹负心这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高明的改写使《琵琶记》成为一个全新的剧本,它和《赵贞女》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蔡伯喈的形象和故事的结局:蔡伯喈不再是负心汉,而成为一心奉养双亲的孝子;赵五娘也改变了被马踏而死的悲惨下场,最终寻到丈夫归乡庐墓,是一个“一夫二妇,一门旌表”的“大团圆”结局。
《琵琶记》的出现使“士夫罕有留意”的民间戏文正式登上大雅之堂,《南词叙录》极誉高明的创作“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
但是,赵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于民间,既要保留蔡伯喈赶考不回、双亲冻饿而死、赵五娘琵琶寻夫等大关目,又要重塑蔡伯喈的形象和改写故事的结局,这个翻案文章并不容易作。
虽然《赵贞女》的剧本早已失传(恐怕未必有定本),但是从剧情梗概来看,情节和人物并没有明显的疏漏和矛盾之处,而《琵琶记》在这一点上却似经不起推敲。
《琵琶记》多重内涵探析——《琵琶记》主题之我见班级:汉语言101班姓名:陆欢学号:10011117 就文学作品的主题而论,我们应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其主题的历史变换,而不是一般地以当代眼光作为单纯的价值判断。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亦是如此。
而种种不同的理解和接受,同时也丰富了伟大作品的内涵。
由于《琵琶记》剧作人物的复杂性和情节的悲剧性,所以自问世以来其主题就一直众说纷纭。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一、“说教”说这种说法是明清时代正统的解说,以高明的思想为切入点,认为《琵琶记》的主题就是“想通过对封建纲常的说教来拯救社会”。
《琵琶记》写了孝子贤妇的故事,因而有助于世教。
封建统治阶级重视它,认为它可以“为朝廷广教化,美风俗,功莫大焉。
”(毛声山评本《琵琶记·总论》)结合作者生活经历,高明出生在书香世家,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是一位有着强烈人世之心和浓厚封建思想的文人。
面对元末封建伦理道德的崩溃和政治的腐败,他试图用儒家的伦理纲常来净化世风对元末社会的动乱以及封建伦理道德所受到的破坏,作者希望通过恢复纲纪来达到社会的安定。
《琵琶记》的再创作正表现了作者希望从儒家经典原始本义来达到追求完善伦理道德的目的。
二、“揭露黑暗”说这种说法从忠孝两个方面入手,认为其主旨为“揭露封建礼教制度、科举制度及仕官旅程的罪恶与黑暗”。
有人曾这样评论这部作品:“《琵琶记》是一出因科举制度的利绾名索而造成的家庭悲剧。
”在正常社会条件下,追求功名本身并不一定导致悲剧。
悲剧的形成,正在于吏治的腐败,导致饥荒遍野;在于一入宦海,身不由已。
另外,以《琵琶记》的具体描写,其中正深刻地揭示了礼教制度下的家庭生活,如实地展示出了试图以合乎礼教方式行动的男女主人公,因礼教本身的矛盾而招致灾难。
这在明清人看来是“忠孝”两难的矛盾,本质上却正显示出礼教制度本身的巨大缺陷,昭示出了这种伦理社会之中人们行事的软弱,以及他们无可奈何的处境;只要礼教制度不加以改变,夹缝中两难的处境便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命运。
简议琵琶记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琵琶记是一部古代戏曲剧目,被誉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它通过展现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和艺术表达,呈现出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特色。
本文将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简要论述琵琶记的魅力。
一、思想内容琵琶记作为一种戏曲形式,以古代社会的人物命运和情感为出发点,通过对人性、社会问题和人际关系的探索,传递出深刻的思想内涵。
首先,琵琶记关注人性的善恶和复杂性。
剧中的主要人物杜丽娘以其悲惨的命运和深情的爱情展现了她纯真善良的一面。
而她父亲杜夫人则展示了一个虚伪、自私的人物形象。
通过这些人物的对比,揭示了人性中的善恶之争,从而引发读者对人性本质的思考。
其次,琵琶记关注了社会问题的反思。
剧中通过对吏治腐败、官宦权势、官宦子弟横行乡里等问题的揭示,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
琵琶记展现了一个以小人物为中心的社会画卷,从中反映出社会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呼唤人们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改革。
最后,琵琶记关注了人际关系的纷繁复杂。
剧中的李贵与杜丽娘的爱情故事,展示了两个人在命运的摆布下,面对亲情、爱情和友情时的挣扎和抉择。
这些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历经无穷的磨难和考验后,尤为凸显出人性的脆弱和无奈。
二、艺术特色除了思想内容的丰富外,琵琶记还有独特的艺术特色,表现在音乐、唱腔、表演和舞美等多个方面。
首先,琵琶记以琵琶曲为独特的音乐形式,贯穿剧目始终,给人以视听的双重享受。
琵琶曲以弦声悠扬、音调自由的特点,将戏曲的情节、人物和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增添了剧目的魅力。
其次,琵琶记以腔调纯正、表演技巧独特的京剧唱腔为基础,塑造了琵琶记独特的表演风格。
唱腔中的高亢激昂和悲切细腻,将人物的情感转化为声音和节奏,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听冲击。
再次,琵琶记的表演艺术也是其独特的魅力所在。
演员们通过细腻而精确的动作和表情,展现出人物形象的特点和情感的变化。
他们在舞台上的精彩演绎,让观众对剧中人物的命运和心路历程产生共鸣和感动。
《琵琶记》在中国戏剧史上的意义
摘要:
一、引言
二、《琵琶记》的创作背景
三、《琵琶记》的艺术价值
四、《琵琶记》在中国戏剧史上的意义
五、结论
正文:
一、引言
《琵琶记》是我国古代著名剧作家高明所创作的一出悲剧,自问世以来,便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本文旨在探讨《琵琶记》在中国戏剧史上的意义。
二、《琵琶记》的创作背景
《琵琶记》创作于元末明初,这是一个社会动荡、文化繁荣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戏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艺形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而《琵琶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继承了元曲的艺术特色,同时又有所创新,为我国戏剧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琵琶记》的艺术价值
《琵琶记》的艺术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剧本情节紧凑,人物性格鲜明,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故事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俗民情;其次,剧本运用了丰富的舞台表现手法,如唱腔、身段、道具等,使得舞台表演更具观赏
性;最后,剧本寓意深刻,表达了作者对家国命运、人民疾苦的关切之情。
四、《琵琶记》在中国戏剧史上的意义
《琵琶记》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标志着我国古代戏剧由杂剧向传奇剧的转型,对后世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它丰富了我国戏剧的人物画廊,为后世戏剧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最后,它展现了我国古代戏剧家的艺术才华和家国情怀,成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
五、结论
总之,《琵琶记》在我国戏剧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不仅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戏剧作品,更是一部承载着民族精神的文化瑰宝。
琵琶记艺术特色
《琵琶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的一部代表作,其艺术特色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音乐艺术特色:《琵琶记》的音乐风格独特,曲调柔美悠扬,含蓄内敛,凄婉动人。
其中,琵琶曲是该剧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形式,
其演奏技巧高超,音色优美,能够深刻地表现人物内心感情。
2. 表演艺术特色:《琵琶记》的表演以唱为主,兼有演和舞。
它将咏叹、音乐、舞蹈、戏剧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演员
用娴熟的技巧、优美的姿态和精湛的演技来表达各种情感和内涵。
3. 文学艺术特色:《琵琶记》的剧本结构严谨,篇幅短小精悍,语言简练,意蕴深邃。
特别是剧中芈月和班姬这两个女性角色的塑造,既有中国传统的女子柔弱、婉约之美,又有坚强、执着的个性特点,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4. 人文艺术特色:《琵琶记》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主题强调
了人性、情感、伦理等内容,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性的交融
和美好抒发。
它是一部传承了中国远古哲学和文化遗产的艺术珍品。
古代文学史—元明清部分论述题整理1.论关汉卿戏剧的艺术成就(1)戏剧具有很强的剧场性①关汉卿在创作剧本时,注意尽快入戏。
他往往用洗练的笔触交代戏剧情境和人物的关系把观众的目光聚焦到主要矛盾上。
②注意处理戏剧冲突的节奏,注意场面的冷热调剂,张弛交替。
③善于设置悬念,解决悬念的方式既出人意表,又在情理之中。
(2)本色当行的戏剧语言①关汉卿的戏剧语言本色当行,如王国维说“曲尽人情,字字本色。
”人物唱词在抒情中蕴含着鲜明的动作性,切合特定的戏剧情境。
②关汉卿的戏剧语言还注意因环境变化和人物心态的变化而变化,赋予人物个性,体现了作者的敏锐和细致的辨析能力。
2.简论窦娥的品格和反抗精神(1)窦娥是一位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她的性格是孝顺与抗争的对立统一,既有善良温顺的一面,又有刚强反抗的一面。
她的悲剧是张驴儿的横蛮行径与官府的颠倒黑白所造成的;她的悲剧性格,则是在与张驴儿等恶势力的斗争中呈现出来的。
(2)窦娥本来不想和现实生活作对,可是黑暗的现实却逼得她爆发出反抗的火花。
人间的不公,更使她怀疑天理的存在。
关汉卿通过描写窦娥含冤的惊天动地,希望唤醒世人的良知,激发世人对不平世道的愤慨,催促世人为争取公平合理的社会而抗争。
因此,《窦娥冤》所表现的反抗性,是时代的最强音。
3.比较分析《牡丹亭》与《西厢记》所表现爱情的异同?(1)《牡丹亭》在思想上与《西厢记》有类似之处,但是,《西厢记》是先情后欲,《牡丹亭》则是先欲后情。
(2)《西厢记》描述的是情感的自然发展,更多的是表达“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而《牡丹亭》则特别突出了情(欲)与理(礼)的冲突,强调了情的客观性与合理性。
这种不同,是时代的差异造成的(3)《牡丹亭》的爱情描写,具有过去一些爱情剧所无法比拟的思想高度和时代特色。
作者明确地把这种叛逆爱情当作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一个突破口来表现,不再是停留在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狭隘含义之内。
作者让剧中的青年男女为了爱情,出生入死,除了浓厚浪漫主义色彩之外,更重要的是赋予了爱情能战胜一切,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
《琵琶行》古诗解析唐代文学家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一首以描写女子音乐家为主题的古诗,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思考,展现了女子在封建社会中的无奈和苦闷。
本文将对《琵琶行》的主题、结构、语言运用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解析和探讨。
一、主题《琵琶行》的主题是表达女子在封建社会中的困境和无奈。
诗中通过描绘琵琶女的苦辣经历,抒发了作者对女子命运的关注和同情。
女子在封建社会地位低下,缺乏自由,甚至被束缚于琵琶的弦音之中,从而体现了作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二、结构与意境《琵琶行》由七言绝句组成,每一句都以响亮的句式开头,通过叙述琵琶女的境遇,引发读者的思考。
在全诗中,作者以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描绘了琵琶女在封建社会中的命运坎坷。
通过诗人对琵琶声音的刻画,产生了一种悲壮而凄凉的意境,使读者对琵琶女的遭遇产生强烈的共鸣和感同身受之感。
三、语言运用作者在《琵琶行》中运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以突出主题和增强艺术感染力。
首先,通过对琵琶女婉转悠扬的琵琶音色的描绘,运用了音的比喻,使琵琶与女子情感相结合,增强了作品的音乐美感。
其次,通过对琵琶女丰富的手势形态的描写,运用了形的比喻,突出了琵琶女身体的动感与优美。
再次,通过对琵琶女命运坎坷的描绘,运用了寓意的手法,使琵琶女和整个封建社会形成强烈的反差,进而凸显出女子在封建社会中的命运困境。
四、艺术风格《琵琶行》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脱颖而出。
首先,作者通过丰富的细节描写和深刻的思考表达了自己对女子命运的关切与痛惜,体现了诗人的人文关怀。
其次,作者通过对琵琶音色的描绘,使整首诗具有了鲜明的音乐美感和节奏感。
最后,作者通过对琵琶女命运的描写,以及对封建礼教的批判,突出了作品的思想性和时代性。
总结一下,《琵琶行》是一首描写女子命运的优秀古诗,通过艺术的手法,展示了女子在封建社会中的苦闷与无奈。
通过对琵琶女的描写,诗中体现了作者对女子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同时也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批判。
整首诗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语言运用,将琵琶女的悲剧境遇表达得淋漓尽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 话题作文】第一篇、看《琵琶记》有感琵琶记读后感原因种种,迫得我不得不打起精神看一些有名的没名的古文,辛苦了一场,不说上一两句,总觉得吃亏了些《琵琶记》是高明元末的作品,据说是成就比较高,影响也比较大的一部作品,作品围绕陈留书生蔡伯喈新婚不久,迫于父命,上京赶考,中得状元,既而被牛府强行留于京城入赘,而蔡原妻赵五娘在家侍奉双亲,因家乡遭遇严重灾害,翁公婆双双饿死,不得已赵五娘弹唱琵琶词行乞到京城寻夫展开。
为的是宣扬贞烈和忠孝。
大道理我不懂,也不想谈论。
只是有些好笑,古人也挺有意思的。
从《西厢记》,到《牡丹亭》,到《琵琶记》从张生到柳梦梅到蔡伯喈,个个都是状元,让人不得不怀疑,状元当真就这么好中?我查证了一下,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到状元,从童试到乡试到会试到殿试,从县到省,从省到中央。
是真真正正地过三关斩六将,而最终结果是第一甲才限三名,头名才是状元。
据说科举考试并不是年年都有,换言之,状元是集全中国数年的第一名,其难度之高,可想而知。
故,历代状元,有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我特意留心了一下,鼎鼎大名如范仲淹,张先,苏轼,欧阳修都是进士。
而七岁能文,有神童之誉的晏殊,也只不过是赐同进士出身。
真正地狀元,我仅仅是在以上三部戏曲里才看到。
这和中国只一个李嘉诚,美国只一个比尔盖茨,而言情小说里处处都是李嘉诚和比尔盖茨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言情小說,以爱情为主,讲述的是现代版的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出发点有別,可手法上有什么不一样呢?再说,古人不也是擅说才(财)子佳人的故事么,你看那个祭伯喈,才新婚2个月就赴京赶考,高中后,又被人看中相貌文才,端的是青年俊才,其原妻五娘新婚时也是青春貌媚,可比桃李。
古代,男二十时,要行一个成年礼“束发戴冠”。
女,十四,就称为及笈之年,即可嫁人,蔡氏父母言称没有七子八婿,仅一独子,此等婚姻肯定不会是在蔡伯喈岁数太大时才办。
由此推算,蔡伯喈大婚时,顶多二十出头。
正是男俊女俏男才女貌的时候,可是,文中一再强调,蔡氏父母八十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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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琵琶记元末高明的《琵琶记》是在“宋、元旧篇”《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主观意图是表彰“子孝共妻贤”。
其与原作的最大不同之点,是将马踹五娘、雷打伯喈的结局改为“一夫二妇,旌表门闾”的结局,充分表现了蔡伯喈的内心矛盾、软弱性格和苦闷心情,塑造了赵五娘这个善良纯洁、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责任感的悲剧典型。
剧本的具体内容超越了的主观意图。
《琵琶记》采取强烈的对比手法表现现实生活,语言优美,曲辞富于表现力,是戏文中首屈一指的杰作。
徐渭《南词叙录》介绍的“宋、元旧篇”诸戏文,我们都无法确定它们的和产生的时间。
但关于高明的生平和他创作《琵琶记》的年代,我们却大略知道。
这对于了解这部重要的作品,是有帮助的。
一、高明的文化思想与创作主张据推断,这位作家生于1305五年左右,死于明朝初年,大约活了七十来岁①。
他的一生,主要的是在元帝国走向衰弱、崩溃和灭亡的时期中度过的。
在他四十岁以后,这个蒙古贵族和汉族大地主联合统治的帝国,已经由于农民的不断起义而陷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1348年方国珍的起义之后,刘福通、徐寿辉、郭子兴、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人所率领的农民武装相继出现。
经过群雄混战的局面,中国历史终于在1368年揭开了新的一页,由元朝变成了明朝。
在这几十年当中,突出的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用说,对于作家是一种非常生动的教育,给他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
这时的剧坛风习对《琵琶记》的产生也有推动作用。
在元代中叶以后,杂剧已经趋向衰落,到了顺帝时(1333—1368),戏剧界就有显著的“亲南而疏北”的倾向,这就逐渐地改变了只有北曲杂剧才“有名人题咏”的现象,一些有才情和修养的文士,也开始从事于戏文的创作了。
而高明,则正是由于写了像《琵琶记》这样杰出的戏文,才使他在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
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瑞安(今浙江省瑞安县)人。
他的祖父天锡、伯父彦,都是诗人。
在家庭的薰染之下,他从小就好学能文,后来从大儒黄潘学习。
南戏的兴起兴起:在元代,南方戏剧圈既有杂剧演出,又流行以南曲为唱腔的戏文,两种戏曲体裁相互辉映。
戏文,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发育成熟起来的。
它最早出现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称为“温州杂剧”、“永嘉戏曲”,亦称南词。
后人为有别于北曲杂剧,简称之为南戏。
在南戏作品中,《琵琶记》以其耀眼光辉,不仅影照着当时的剧坛,而且笼罩着整部戏曲的历史。
在元代,它是戏曲创作的殿军;对明清两代而言,它是传奇的开山之祖。
南戏的产生时间,实际上早于北曲杂剧。
明祝允明在《猥谈》中说:“南戏出于宣和(1129~1125)之后,南渡(1127)之际,谓之温州杂剧。
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
” 赵闳夫是宋光宗赵惇的同宗堂兄弟,他发榜文禁止南戏演出,说明当时南戏的影响已经较大了。
徐渭《南词叙录》则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5),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
……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
号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
”可见南戏大约在宣和之后即由温州的艺人创立,到宋光宗朝已流传到都成临安(今杭州),盛行于浙闽一带。
在咸淳四年(1268),更有太学生黄可道创作的《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
到南宋末年,南戏已扩展到江西南丰等处,元刘埙《水云村稿》卷四《词人吴用章传》说:“至咸淳(1265~1275),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
”可知当时戏文颇受民众的欢迎,但文人士大夫把它排斥在“正音”之外。
宋代城市繁荣,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勾栏瓦舍遍布,为众多民间伎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宋室自南渡之后,定都临安,宗室勋戚、文武百官纷纷南迁。
温州是南宋除杭州以外最繁华富庶的商业都市,宋高宗在南渡之初,为避金兵,曾浮海逃至温州,以“州治为行宫”(《温州府志》),甚至把太庙也迁来温州(见《宋史》)。
北方士绅平民,纷纷随之来到温州,温州人口在短期内骤增一半。
城市消费人口与日俱增,进一步推动了温州商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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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七言诗全文朗诵注音《琵琶记》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文学名著,在文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是描写唐代诗人和女子的爱情故事的一部文学巨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爱情文学经典。
它写出了古代闺阁女子的爱情故事,并把这种爱情故事写得优美动人。
《琵琶记》是一首情深义重的言志之作,作者用自己的情思以及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一位年轻女子因嫁给了权贵的子弟,而使自己命运发生转折与不幸人生结局的故事。
整首诗情真意切,读来荡气回肠;悲凉凄切;充满了人生哲理。
全文朗读:诗中表现了一个女子因追求理想而遭遇不幸的凄惨命运。
作者通过对其身世、婚姻、家庭以及爱情生活的描写和分析来抒发诗人追求理想不可割舍之情。
一、音节朗读1、前两句是重点,本句也是全文的重点。
2、前两句是转折句,也是整体表达主题的重要转折。
3、后两句为结语,主要是突出本句的主题。
4、第三句以描写环境为主,表现当时仕途不顺的诗人内心对理想前途的无奈绝望之情。
5、后两句是对最后时刻的描绘,突出了一个女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6、后两句与前两句形成呼应之势。
7、前三句均用两个不同语素的两个句式表达主人公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生活的困苦。
8、本句结尾二句是对整个故事的总结。
9、前两句均用了较多的比喻手法表达人物内心的感受。
1、《琵琶记》作者是唐代文学家张籍,他这首诗是写在他隐居江南的经历之中。
张籍(743—822),字子玉,号西园居士,祖籍长安(今陕西西安)。
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唐玄宗天宝年间进士,官至秘书监。
曾被召为郎官。
曾任左拾遗等职。
一生经历了安史之乱,元贞革新等重大事件影响下的政治黑暗和社会动荡中长大。
主要作品有《琵琶记》《张若虚评传》等。
2、《琵琶记》描述了作者年轻时在长安琵琶行和少年乐师李贺相识、相知,又两度邂逅,最后坠入爱河并在晚年有了儿女私情的故事。
作者以“少年时代”作为开头,用两个不同的句式写出自己年轻时和“少年乐师”的相遇和相知后的种种经历。
“少年时”既有“年轻时候”之意,又有“我”之意。
舞台天地 ┃ 总261期120《琵琶记》是元末戏剧家高明根据民间戏文所著的南戏,主要讲述了蔡伯喈和赵五娘的爱情故事。
对于《琵琶记》的研究文献有很多,但是目前研究《琵琶记》和《赵贞女蔡二郎》题材对比分析的文献较少,很少有学者对《琵琶记》题材流变做细致的研究。
刘叙武和刘赟的论文《从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到传奇〈琵琶记〉》认为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剧分别是文人之作和艺人之作,所以出现差异,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1]P107。
黄仕中的论文《从〈赵贞女〉到〈琵琶记〉》中提出两部文学作品的差异是因为社会背景的不同、文人地位的不同而出现的。
高明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和睦的大结局与他所推崇的儒学思想和时代风气是分不开的[2]P14。
与其他学者观点不同,李昕的论文《从〈赵贞女〉到〈琵琶记〉》认为《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改编不成功,脱离现实[3]P55。
学者们对于《琵琶记》和《赵贞女蔡二郎》这两个作品的优劣各有看法,对于《琵琶记》的改编行为也褒贬不一。
所以本文从社会背景、作者思想、角色形象和与其他相同题材作品对比这些不同的角度来深入研究这两个作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社会背景:文人地位的改变《赵贞女蔡二郎》是起源于宋代的民间南戏,剧作家想要让剧作叫好、叫座,就得贴近民众心理。
起源于民间决定了《赵贞女蔡二郎》的戏剧语言会比较粗糙,更贴近民间俗语,故事情节打磨也比较粗糙,情节中还出现了“雷劈蔡伯喈”这种天理报应的情节。
这种情节的出现体现出了民众对于书生发迹后负心的行为深深地唾弃和指责,这也是符合民众心理的。
宋代的科举制度让文人们拥有了进士之阶,不论门第出身,只要通过了科举考试,就可以当官。
在宋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一个常见的现象,书生们步入官场需要寻找靠山,与此同时朝中派系也需要新鲜血液。
所以当时有很多重臣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新科状元;有不少状元禁不住金钱权利的诱惑,抛弃糟糠之妻来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
论元杂剧《琵琶记》的忠孝观《琵琶记》要向观众传达忠、孝、仁、义的正确道德思想,教化功能非常强。
《琵琶记》是个人的忠孝,主要是集中于一个普通人的忠孝之矛盾。
《琵琶记》展示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
一位普通书生蔡伯喈,一心只想留在家乡侍奉双亲尽孝道,却被双亲逼到京城赶考。
考中之后,承受皇恩做了高官,又娶得佳人,却难以归家。
要留在京城里做君王的一位忠臣,就无法回老家做一个孝子,如同第十三出中所唱的一般:状元,你何须虑,不用焦,人世上离多欢会少。
大丈夫当万里封侯,肯守着故园空老?毕竟事君事亲一般道,人生怎全忠和孝?却不见母死王陵归汉朝。
在忠与孝中抉择,是多么困难。
蔡伯喈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挣脱这些道德信条的束缚的,他无法违背皇帝的命令,心里却始终无法忘记父母,忠孝实在难两全。
忠与孝,到底哪个更重要呢?自然是忠胜于孝,否则蔡伯喈也不会迟迟都不回老家。
最后,蔡伯喈双亲均去世,他和牛氏一同回去老家守孝,但守孝已结束,仍然是回京继续做官。
这不难看出,《琵琶记》中,孝道自然要尽,但忠是在首位的。
在忠孝至上的基础上,儿女情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赵五娘和蔡伯喈之间,更多是举案齐眉般的互相尊重,互相扶持,而非《牡丹亭》的缠绵爱恋。
蔡伯喈不愿上京赶考,是担心父母年老无人照顾,而不是顾念新婚的妻子,“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妻上挂牵”。
在第三十七出中,赵五娘与蔡伯喈终于相遇时,蔡伯喈第一句说的便是呀,我道是谁?原来是你啊,娘子,你怎的穿着破袄,衣衫尽是素缟,莫不是我双亲不保?”重点不是在问为什么穿着如此破烂,而是在于“双亲”上。
赵五娘所展现的是一个极其守孝道和遵守仁义的女子,她的行为正好与蔡伯喈的行为互补,将整部作品的忠孝仁义的思想空白全部补全。
《琵琶记》是元末戏曲作家高明(即高则诚)根据长期流传的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改编创作的一部南戏,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一部经典名著,被誉为“传奇之祖”。
《琵琶记》的悲剧意蕴从《赵贞女》到《琵琶记》时代的变迁与主题的变换悲剧意蕴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的剧目是元末高明所作的《琵琶记》。
高明(1307?~1359),字则庆,号菜根道人。
浙江瑞安人。
自少即以博学著称,求学于理学家黄溍门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做过多任地方官。
任职期间,颇有能声,也意欲有所作为。
至正十一年(1351),从军南征方国珍起义,因与统帅论事不合,兼之目睹时政日非,在对现实生活失望的同时,感悟“功名为忧患之始”(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庆归永嘉序》),萌生了隐遁的念头。
约在至正十六年(1356)之后,隐于浙东宁波的栎社,以词曲自娱,并创作了《琵琶记》。
此外,据徐渭《南词叙录》,他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今佚。
诗文集《柔克斋集》共20卷,亦散佚,今存五十馀篇。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
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
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
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
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
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
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
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
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
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
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
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
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
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倖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
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
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在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
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馀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
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
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
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
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
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
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
《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
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
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高明在《琵琶记》的开头,写了这么一段话: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
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
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眼儿看。
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
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
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
因此,明太祖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
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
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
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是围绕着“三不从”而展开的。
剧本第四出“强试” 是冲突的开端。
蔡伯喈考虑到父母年老,无人照顾,在面临科举考试的前夕,决意暂时放弃功名,谢绝了州司的推荐。
但其父蔡公却迫切期待儿子获得功名,强调只要儿子中举,改换门庭,他纵然死了,“一灵儿终是喜”。
甚至责备蔡伯喈以尽孝为借口,其实是贪恋新婚的妻子。
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伯喈,既不能违背孝道伦理原则,又不能违抗父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离开了家门,向悲剧的境地迈开了第一步。
蔡伯喈如期赴试,得中状元,便得到牛丞相的青睐。
牛相执意招他为婿,皇帝也玉成其事。
蔡伯喈倒不想滞留京师,他在辞婚的同时,上表辞官,希望皇帝任命他为乡官:“乡郡望安置。
庶使臣,忠心孝意,得全美。
”但朝廷的答复是:“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
”君命难违,蔡伯喈有苦难言,有家难归,不得已入赘牛府。
但荣华富贵的生活,始终无法消除他的内疚和痛苦。
另一方面,蔡伯喈家乡灾祸频仍,蔡公蔡婆衣食无着,最后家破人亡。
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纪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纪自身的矛盾,成为可怜可悲的牺牲品。
封建伦理,是统治者赖以维护封建秩序的支柱。
儒家以血缘为基础,推衍出一套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以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按伦理纲常行事,也即是要求人们通过礼教的自律,抑制个人的欲望,实现社会的和谐。
然而,伦理纲常本身是存在缺陷的。
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即是因为伦理纲常本身经常出现抵牾的局面。
蔡伯喈服从了皇帝朝廷,便照顾不了父母家庭;反过来,他要做“孝子”,便做不了“忠臣”。
至于个人的意愿,更遭到无情的践踏。
这一来,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的蔡伯喈,只能陷入两难的境地之中。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
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
《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第三节《琵琶记》的艺术成就蔡伯喈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赵五娘与礼教制度下的女性生活双线结构流传与影响《琵琶记》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人物心理刻划方面尤为突出。
蔡伯喈形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这种软弱性格与他恪守礼教伦理观念紧密相关。
他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但封建伦理本身难周全的矛盾却使他无所适从。
从君从父的伦理要求,使他难以违抗;家庭的灾难,又使他难辞其咎。
所以他始终处于夹缝之中,难以两全。
另外,蔡伯喈也是有情有欲的。
入赘相府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流露出“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的喜悦;但他也确实思念前妻,牵挂父母,经常彷徨苦闷,忐忑难安。
他想过弃官而归,又怕与“炙手可热”的牛相发生冲突,招来不测,只想等待三年任满,趁牛相“不提防”,‘双双两个归昼锦“。
以为熬过一段时间,便可以既遂功名之愿,又可忠孝两全。
其实,当他苦苦做着团聚终养之梦的时候,家中早已是支离破碎。
可以说,正是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软弱性格,造成了蔡伯喈的人生悲剧。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敢直面人生,不敢坚持意愿,不敢与不合理的现实作斗争,他们总是在压力面前回避退让,或是采取驼鸟式的方法自我安慰,或是在统治势力与封建伦理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调和的办法,结果往往陷于悲剧的境地而难以自解。
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
赵五娘形象的刻划也比较成功。
她善良朴素、刻苦耐劳,在饥荒年岁,典尽衣衫,自食糟糠,独力奉养公婆,后又营葬筑坟,忍受了常人无法承爱的磨难。
在她身上,体现了古代中国妇女的优秀品德。
《琵琶记》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揭示出赵五娘的不幸,其实也是礼教纲常所造成的。
赵五娘的初愿,是“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甘守清贫的生活。
但这位封建时代的小媳妇,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
像丈夫赴试这样的大事,她根本不得参与;她曾埋怨蔡公逼试,要拉伯喈去向蔡公劝说,但欲行又止,深怕被责“不贤”,被说要将丈夫“迷恋”。
伯喈被迫赴试后,照看公婆的责任全部落在她的身上,使她落到了不得不做孝贤媳妇的境地:“也不索气苦,也不索气苦,既受托了蘋蘩,有甚推辞?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省了些闲凄楚!”礼教的熏陶,家庭的责任,使她不得不咬紧牙关,只能干脆以做个“孝妇”自解,“索性”两字,充分说明了她的无奈。
然而,她的尽心尽力、自食糟糠的行为,如果公婆能够理解,犹可忍受;最不堪的是还要受到婆母的猜忌。
蔡婆说:“亲的到底只是亲,亲生孩儿不留在家,今日着这媳妇供养你呵,前番骨自有些鲑菜,这几番只得些淡饭,教我怎的捱?更过几日,和惚也没有。
”并对赵五娘诸多责备,甚至怀疑她独自在背地里偷吃过好食。
面对内外交困的悲剧命运,赵五娘心力交瘁,苦不堪言。
徐文长评云:“唉糟吃糠不难,吃婆怨气更难。
”(引自《三先生合评本琵琶记》)因为礼法规定媳妇不得与婆母顶嘴,赵五娘纵然心中不平,“便埋冤杀了,也不敢分说”。
她怨肠百结,只能对糟糠倾诉:〔孝顺歌〕哎得我肚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嘎住。
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探持。
悄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
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出。
(吃吐介)〔前腔〕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贵与一贱,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
丈夫,你便是米么,米在他方没寻处。
奴便是糠么,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给得公婆甘旨?是朝廷“皇榜招贤”和公公逼试,将她与夫婿“簸扬作两处飞”;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小媳妇的处境,使她“遭砻被舂杵”,“吃尽控持”。
这两支曲子,把赵五娘的苦楚表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在《琵琶记》里,作者歌颂了赵五娘的“有贞有烈”,守礼行孝,但以更多的笔墨,揭露了封建社会和伦理纲常给予女性的隐痛。
这些也正是作者期待“知音君子另做眼儿看”的“动人”内涵。
《琵琶记》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很值得我们注意。
蔡伯喈和赵五娘形象的出现,说明在元代后期,戏剧舞台逐步摆脱了单线平涂的类型化的写法,注意多角度地展示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在形象创作史上揭开了新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