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郁达夫小说的自叙传特色【摘要】本文将对郁达夫小说的自叙传特色进行探讨。
作者认为，郁达夫的小说具有浓厚的自叙传特色，强化夸大了自我；取材惊人，描写大胆，将性苦闷和生苦闷作为载体，强调自我，暴露自我，深刻剖析人物内心，表现一种自戕自残式的病态美。
他的小说以浪漫的主观抒情形式为主要文体特征，让作家的思想感情同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融成了一体，以忧郁哀婉的笔调、典型的抒情方式以及鲜明的现代色彩，使自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与世界对话的艺术形式；同时，他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和俄国现实主义批判文学的影响，吸收了20世纪初风行于日本的“私小说”的创作手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以此呈现自己及至身边的生活，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形象。
【关键词】郁达夫小说自叙传特色苦闷抒情在中国的文坛上，郁达夫无疑是个另类。
他以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在二十年代中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以自我暴露的笔触，很好印证了“文艺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读郁达夫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小说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联系，一脉相承。
翻开他的文集，就好像在阅读他的人生，仿佛他已跃入文中，向我们讲述他那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
郁达夫“作为小说家而与鲁迅比肩并称”，[1] 鲁迅“如深隐在幕后，满身铜盔铁甲的武士”，而郁达夫“则是裸露台上，任人欣赏的疯人”，“不惜捐身的武士固然是大勇之人，脱除一切隐饰，暴露自我也同样是大勇之人。
”[2]郁达夫崇尚天才，尊重自我，“是一个哀哀而泣，幽幽而说的‘零余者’”！[3]真诚的表白,超越自我的历程郁达夫开创了以记录个人生活为背景的“自叙传”抒情小说之先河。
通过他真诚的表白，小说体现出浓厚的自叙传特色，呈现了强化或夸大的自我特色。
郁达夫曾说过：“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我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
……所以我对于创作，抱的是这样一种态度，起初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大约也是不会变的。
我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
” [4]鲁迅先生在写到阿Ｑ被捉时，便做不下去了，也“曾经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
[5]而郁达夫论至此，更坚信不疑。
他认为：“没有这一宗经验的人，决不能凭空捏造，做关于这一宗事情的小说。
” [6]可见经验之重要。
从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家的生活轨迹。
郁达夫一直在外地颠沛流离，但他一直深深眷念自己的故乡，念念不忘“故里清晨”。
《纸币的跳跃》描写道：当我踏进故乡，从高楼上临江的那扇玻璃远望时，立刻“就看见了儿时见惯，但有多年不曾看到的”故里清晨的情景。
郁达夫在富阳老家时，住的是朝南靠西的二楼卧室兼书房，早晨从床上坐起来，即可见到江上的点点帆影。
幼时便与富春江朝夕为伴，让他对这“母亲河”怀有特殊的深情。
郁达夫生活中之点点滴滴，折射与小说中之朝朝暮暮。
他曾说，“写《沉沦》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时候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时间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用功。
” [7]于是我们马上联想到《怀乡病者》中于质夫与女孩子醉酒那一幕情景。
1921年，郁达夫回国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教书。
《茫茫夜》便是此时的生活写照。
无数的作品，无不证明作家“艺术紧抱生活”的信念始终不变。
然而，若有人认为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就等于他的自传，那不仅只是我，有多多少少郁达夫研究者是决计不同意的！郁达夫曾公开表白，只是想“赤裸裸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以便社会读者“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在人那里，我们不能把记忆说成是一个时间的简单复现，说成是以往印象的微弱印象或摹本。
它与其说只是在重复，不如说是往事的新生；它包含着一个创造性和构造性的过程。
” [8] 作为一项艺术创作，不但需要经验，更需要对生活的体验。
体验是主体经验情感性的复现，这中间既包括对过去经验的结构过程，也包括着新的构想的整合。
郁达夫的小说，并不谋求曲折离奇的情节、细致入微的构思，他只是注重表现个人情绪的曲折变化和心理流动，依靠激情和才气一路写去！因此，尽管郁达夫的小说强化紧贴生活，乃至淡化了艺术中的情节作用，但仍是对生活的提炼与升华。
在郁达夫很多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人物，他们的遭遇，他们的颓废的个性，似乎都有某种类似血缘的东西在里面，甚至他们的外貌也极其近似。
《南迁》中的伊人、《烟影》和《东梓关》中的文朴、《茫茫夜》、《秋柳》和《怀乡病者》中的于质夫、《落日》中的Ｙ和更多作品中的他或我，彼此之间都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在《南迁》中，郁达夫描写了这样一个人：“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身体也有五尺五寸多高……因为他那清瘦的面貌和纤长的身体，是在日本人中间寻不出来的。
……”在《采石矶》中，也有类似描写：“本来是纤长清瘦的他，又加以久病之余，穿了一件白夹春衫，立在人丛中间好象是怕被风吹去的样子。
”浓郁深刻的乡思，贫病交加的愁苦，伤时忧国的激愤，这个大家族中的人物，由于人性的张扬而探求生存的苦闷，铸成一颗敏感孤独的心灵。
这颗心灵，折射着作家的身影，使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自叙传特色，但同时又是对自己生活的提炼。
它超越着自叙传，具有时代、社会的典型意义。
郁达夫认为“读者若以《五柳先生》的心情，来读我的小说，那未免太过分了。
” [9]因为郁达夫“平时作小说，虽极不爱架空的做作，但我的事实Wahrheit 之中，也有些虚构Dichtung在内，并不是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的生活。
” [10]自然的流露,夸大忧郁的自我在五四新时期，郁达夫崛起于文坛。
当时的他，极力推崇“个人主义”，充满热忱地投身于文学创作，在作品中呈现了感伤的性格与夸张的病态美。
郁达夫的小说与日本“私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
“私小说”始于大正时代，常以家庭、亲友为素材，描写人个身边琐事以及亲身体验之事，属于“告白”式小说；又因倾向于从日常实际生活中提取素材，表现个人心境，故又被称为“心境小说”。
其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就等于作者本人。
葛西善藏、佐藤春夫等私小说家，是郁达夫十分钦佩的。
留日期间，私小说为郁达夫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文学样式，并引起了他最初的美学情趣，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对具有忧郁气质的佐藤春夫的作品，郁达夫十分偏爱。
他曾说：“在日本现代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终于画虎不成。
”[11]郁达夫的自叙体小说吸取了日本私小说的叙事模式，注重自我的情绪。
他笔下的大多数主人公：于质夫、伊人、他、我……是以“夫子自道”而形成他小说结构的特色，并且清晰地刻印着郁达夫本人的思想与感情的潮涌。
关于这一点，郁达夫本人说：“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
[12]但是，郁达夫的作品并不是极端地局限于“自我”，而是将“自我”的感情宣泄汇入时代的潮流，这一点是与“私小说”有区别的。
所以他认为“他们的东西，局面太小，模仿太过，不能出新机杼” [13]。
而私小说作品“它的宿命观，它的没有进取的态度，不能令人痛快地发扬个性”。
[14]郁达夫把这个“自我”用最朴实的方式大胆地赤裸裸地揭示出来，表现他们的感情，表现他们的追求，表现他们的求生本能和欲望，有时候到了令人不敢正视的地步。
但是，在他这“自我”的形象身上，却也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侧面。
在他的作品中，有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胆叛逆，向往革命的激进精神，有着对腐败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同时，也存在着由于社会黑暗的挤压而在他那忧郁气质中孳生出来的灰暗色彩。
郁达夫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是一种卑微、夸张的病态美，所塑造的是生性孤傲，情感脆弱的我。
这些人生存于现实与幻想、异国与故土、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夹缝中，并痛苦思考着。
一方面，风气的大开，使他们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的个人理念；另一方面，国内社会的黑暗、腐败又使他们的抱负无处伸展。
他们远涉重洋寻求知识和真理，然而所在国的歧视和屈辱，常常使他们陷入压抑、苦闷之中。
郁达夫将主人公置身于一种自卑、扭曲的心灵状态中，以夸张的病态心理的描写，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痛苦。
因此，郁达夫陛下的人物都是有着严重忧郁症的“零余者”！《茑萝行》的主人公就曾说过，自己不过是“一个生则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
” [15]这立刻让我们联想到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贵族青年的一种典型。
他们受欧洲启蒙思想、国内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对庸俗的上流社会感到不满，但又无法摆脱贵族社会的习惯和偏见。
他们自视清高，不甘与庸俗的贵族青年为伍，但又脱离人民。
他们不满足他人，也不满意自己，整日苦闷忧愁，终于成为一事无成的“多余人”。
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对郁达夫的影响尤为深刻，他曾在日记中记载道：“读屠格涅夫的The of a superfluous man ,这是第三次了，大作家的作品，像嚼橄榄，愈嚼愈有回味。
”郁达夫是旧世界的一个反叛者，又与广大人民有着一定的距离。
他所塑造的零余者形象是入世的。
在新旧文化的冲击中，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愤世嫉俗，颓唐浪荡，但自我的精神却不因之而淡化。
“自我就是一切，一切就是自我”，当时，郁达夫成为一个最狂热的“个人主义者”！哀切的悲鸣,承载无限的苦闷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 最早涉及性意识、性道德、性心理的, 是“五四”文学元老郁达夫。
他以惊世骇俗的“自我暴露”小说而文明遐迩，《沉沦》让他蜚声文坛。
小说对主人公性心理的大胆暴露，对传统道德构成了猛烈的攻击。
而这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无疑是受到了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
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不断吸收西方思潮，弗洛伊德理论被引进以后，对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在“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热点。
弗洛依德认为性欲是人身上一种与生俱来的强劲的生命活力，是一切心理活动的“驱策力”。
郁达夫在留日期间，从厨川白村等人的著作中接受了弗氏的思想。
他认为“性欲和死，是人生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理会更大”， [16]而“在情欲中间，最强有力，直接动我们的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
诸本中，对我们的生命最危险而同时又最重要的是性的本能。
” [17]于是，他在《沉沦》里狂热地呼喊：“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在小说《迷羊》中，“我”又是如是说：“当我出京以前，还有几个医生，将我的脑病，归咎在性欲不调，劝我多交几个朋友，可以消散胸中堆积着的忧闷。
”然而，弗洛伊德的学说并非能轻易造就郁达夫的性苦闷小说的话。
